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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无疆-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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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更引人注意的不是富裕发达，而是在这个基础上推行了比较彻底的社会福利政策。开始是为了在世界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救济失业工人，扶持农村经济，解决劳资纠纷，便以政府的力量扩展公共工程，管制对外贸易，广泛发行公债，提高税收幅度，增加人民福利。这些政策居然全部奏效，不仅躲开了普遍萧条的阴影，而且奇迹般地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发展，社会的空前安定，于是全国上下、各派政党都首肯了这个社会经济模式。
顺着这条道路，瑞典渐渐建立起了一个被称之为“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全程福利保障系统。既实现了古往今来很多社会改革家梦寐以求的目标，又没有付出社会动荡和极权专制的惨重代价。这不仅把邻近的东欧、苏联比得十分狼狈，而且也超越了自由资本主义，于是引起世界瞩目。北欧的邻国如丹麦、挪威则竞相仿效，一时蔚成气候。
但是，问题终究冒出来了。
就像一个家庭，家长认真治家，家产平均分配，人人无须担忧，看似敦睦祥和，令人羡慕，却滋长了内在的惰性，减损了对外的活力，可谓合家安康而家道不振。
大凡平均主义常常掩盖着某种根本性的不公平，例如一九七O年到一九七一年瑞典国营企业里的高薪阶层曾为抗议政府的平均主义政策而举行了长达六星期的罢工。高福利、高税收所带来的生产成本提高、竞争能力降低、大批资金外流则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在天天发生。更严重的是，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了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最后连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奖委员会主席阿·林德贝克先生都叹息了：福利国家的体制带来的是低效率。
除此之外，与现代高新科技脱节的传统工业，本是瑞典的世纪性骄傲，却转眼成了它的世纪性包袱。传统工业的生产费用越来越高，国营企业的无效开支越来越大，结果效益倒退、失业增加。失业有福利保证，但福利却无法阻止颓势。应该有一批富有冒险精神的闯将来重整局面，但平均主义的体制又压抑了这种可能。
于是，一场静悄悄的衰退，暴露了瑞典社会经济体制骨子里的毛病。
几十年前西方新闻界和经济学界喜欢把瑞典的社会经济体制说成是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现在世界局势发生变化，人们不再认为有设定这种中间道路的必要，但奇怪的是，瑞典仍然是一个坐标，大家企图在它和美国之间找一条新的中间道路。
我想其间原因，就在于瑞典的社会经济结构体现了一种对理性秩序、社会公平和公共道义的追求，而这一切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很容易失落。瑞典做得过头了，尝到了苦果，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这种追求，面临的危机更大，而且这种危机将属于整个西方世界，对此很多西方智者已有担忧。
偶尔读到美国《外交政策》季刊上一位叫阿塔利的学者写的文章，很能代表这种思路。他说，不管人们如何把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至今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愿意在司法、国防、教育和通信业上全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也没有一个正常的西方人愿意生活在一个可以用金钱买卖法院判决、私人护照、无线电波、生化技术、饮用水源、核武器和毒品的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固然是西方文明的支柱，但它与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支柱民主政治体制就有很尖锐的矛盾。例如市场经济重在人与人的差距，民主政治重在人与人的平等；市场经济重在人的使用价值，民主政治重在人的人格权利；市场经济重在流浪者，民主政治重在定居者；市场经济重在个体自由行为，民主政治重在少数服从多数；……阿塔利悲观地预言，在这两者的矛盾中，胜利的一方一定是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专制终究会取代民主政治，因此社会公平、公共道义将难于留存。但这样一来，等于一个重要的支柱倒塌，西方文明的大厦也有可能因此而崩溃。瑞典模式的衰微，更增加了这种悲观情绪。
我觉得这位阿塔利显然是把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磨削得过于尖锐、对应得过于整齐了。但是他对自由市场经济所包含的内在悖论，表现出了一种清醒。其实，自由市场经济的危机并不在于遇到了民主政治，而在于它在今天必然导致全球经济一体化，从而造成对各种弱势群落的不公，引发严重的冲突。
并非危言耸听，现在，人类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面临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险处境，一系列全球性法规的制订已不可拖延。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最终驱动的发展活力，以民主政治体制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制，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协调并一起面对危机？时至今日，各国热衷的仍然是自身的发展速度，掩盖了一系列潜在的全球性灾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慢吞吞、暖洋洋的瑞典模式更值得我们关注。
更值得我们留心的，是经济背后的文化理念。北欧和德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以人类尊严和社会公平的标准来评价经济关系原则，令人感动。他们很有说服力地展现出这样一系列逻辑关系：社会的安全靠人民的福利来实现，人民的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正常秩序靠社会保障来实现，社会保障靠公民义务来实现。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于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于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其实，这已触及到人类的终极关怀。
历史的诚实
奥斯陆的海盗博物馆建在比德半岛上，与中心市区隔着一个峡湾。
主要是一栋楼，不大，但一进门就见到那艘把船梢翘到半天上的海盗船，立即精神一振。这栋楼从外面看应该有两三层吧，但里边就是这么一个让海盗船嚣张其势的大厅，而且仔细一看还委屈了那艘船，它当年在北国的海天间该是如何狂放舒展。
海盗就是海盗，以此命名不是为了幽默。多少抢掠烧杀的坏事都干了，长长的年月间地球的很大一部分都为之而惊恐万状、闻风丧胆。挪威人对自己祖先的这段历史既不感到羞愧又不感到光荣，而是诚实记述、平正展现。这种心态很令人佩服，但对我们来说却有点陌生。
我在三艘海盗船的前前后后反复观看，很想更深入地领悟挪威人的心态。进门时听他们馆长说了，挪威总人口四百万，每年到这个博物馆来参观的却有四十万，占了整整十分之一，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从种种文字看，他们丝毫没有为海盗招魂的意思，也未曾为祖先的暴行而向受害各国道歉，这种不作道德价值取向的立场是凭什么建立的呢想起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一个说法。他说人类分成三个阶段演进，一是蒙昧时期，二是野蛮时期，三是文明时期。此间值得我们注意的学术关节是：野蛮相对于蒙昧是一种进步，且又是文明的前身。
你看挪威，古代也就是有人在海边捕点鱼，打点猎，采点野果，后来又学会了种植和造船，生活形态非常落后，应付不了气候变化和人口增多。八世纪后期开始海盗活动，对被劫掠的地区和居民犯了大罪，但从远距离看过去，客观上又推动了航海，促进了贸易，扩大了移民，加强了交流。这便是从蒙昧走向了野蛮，又以不文明的方式为文明创造了条件。
从博物馆的展出来看，海盗的活动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群落比较强蛮，有的群落则比较平和。而且不同的路线也有不同的重点，例如对于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以抢掠为主；而对于俄罗斯一带，更多的是贸易；有些群落则由于挪威难以为生，到冰岛、格陵兰这样的冰天雪地中定居去了。但即便是抢劫和贸易，也都有人在当地定居下来。
定居是对一种文明的进入，不管开始时的身份和态度如何，迟早会受到当地文明的同化。从他们的行为规律来看，越是到富裕的地区，越是到与自己原来的生态拉开了很大差距的地区，态度越蛮横，但正是这样的地区，文明浓度也越高，日后对他们的同化力量也越大。因此，武力上的失败者不久又成了文明上的战胜者。这便是由野蛮阶段向文明阶段过渡的环境原因。
与环境同时起作用的是时间。有些劣迹累累的海盗终其一生无法真正皈附文明生态，但他只要在文明的环境里定居下来，子孙们却会变成另外一种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样的奇迹不见得会在一个人身上集中发生，但在生命繁衍过程中却是必然。
这么说来，难道一切恶习都迟早能转化成正面力量不对。
为什么后世的战争狂人、独夫民贼、法西斯分子都没有像挪威海盗那样完成转化这就像说人由猿猴进化过来，为什么现在世上的猿猴不再进入这个进化过程我想正是这种深刻的区别，使现代挪威人没有把“海盗时代”看成“罪恶时代”，没有为祖先的恶行而羞愧，每年愿意一再地到这里来看看。
这种深刻的区别，在于挪威海盗的出现有一种“历史的诚实”。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无以为生，又不知道其他谋生方法，更未曾经受起码的精神启迪，他们就手持刀剑上了船。换言之，他们彻彻底底地站在蒙昧和野蛮的荒原上，几乎是别无选择地走向了恶。
正是这种“历史的诚实”，正是这种粗砺的单纯，使他们具有最大的被救赎的可能。文明的秩序对他们来说是蓦然初见，如醍醐灌顶。
相比之下，后世的许多邪恶就失去了这种“历史的诚实”。那些战争狂人、独夫民贼、法西斯分子往往很有文化，甚至还为自己的暴行编造出一套套堂皇的理由，这就不是文明演进长途中的自然顺序了，因此只能是再也变不了人的猿猴，永无疗救希望的盗贼。
这使我联想起一件小事。这些年中国大陆文化市场上盗版猖獗，盗版最早就叫“海盗版”，因此在名称上与挪威海盗有一些关联。我一度曾宽心痴想，这些人的行径也许能冲击一下出版体制上的“蒙昧时代”，然后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吧，因此曾在报纸上对他们好言相劝，说如果及早改邪归正，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生龙活虎的出版家。但事实证明我想错了，他们不存在挪威海盗那样的“历史的诚实”，而是熟知文明规范，还要连篇累牍地证明被害者是如何地该杀该盗。既然文明已经被搓捏在他们手上，他们也就不会再向文明进化了。
与他们相反，挪威海盗不大为自己申辩，因此那个时代变得沉默和神秘，差一点让后代茫然于它的存在。千百年来这样的群落一定还有许多，由于无法以文字语言进入历史，历史也就把它们删除了。幸好挪威海盗一个小小的习惯不经意地给历史留下了确切的痕迹，那就是当时小王国的统治者去世时常常以船载棺来埋葬，使一些漂亮的海船埋进了沙土深层，获得了真空保存。海盗博物馆里的三条船，就是从沙土中挖出来的。因为其他材料不多，这个海盗博物馆的正式名称应该多加一个字，叫海盗船博物馆。
挖掘出来后立即引起了高层学术界的广泛兴趣，这不是猎奇，而是因为获得了解读历史的一个新鲜角度。正统的历史往往过于矫饰，而另外的角度又缺少实际材料的佐证。佐证一来，当然欣喜莫名。对这种兴趣我非常理解，多年来我在实地踏访中国历史脚印时深感许多文字记载之外的鲜活历史被人们搁置、遗忘了。当时我就想搜集草莽文化、青楼文化、乞丐文化的材料，认为那是一片特别珍贵的文化边缘地带。后来由于工作繁忙，抽不出时间研究这个地带，至今还恨恨不已。
挪威的海盗文化却有一批学者在认真研究，陪我参观的馆长迈克尔逊ＥｇｉｌＭｉｋｋｅｌｓｅｎ博士就是奥斯陆大学的教授，他说他周围专门研究海盗时代的学者就有十余名。我问他最近研究的兴趣点，他居然说是在研究那个时代的北欧与佛教的关系。这当然让我兴奋，问他有什么起点性的依据，他说在斯德哥尔摩郊外出土一尊佛像，据测定是海盗时代从东方运来的。另外，还在海盗船和地下发现贝类串成的项链，很可能是佛珠。我建议他不要对后一项研究花费太多精力，因为佛教反对杀生，一般不会用贝类来串佛珠，而在其他原始部落的遗物中，我也经常看到这种贝类项链。
他又说，海盗时代与伊斯兰教的交流，已有大量证据。
我知道，馆长先生一直着眼于宗教，是想进一步解析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外来精神条件。
这种研究，既属于历史学和考古学，更属于人类学和哲学。
于是，海盗这个狰狞的名词，在这里产生了深厚而斯文的内涵。这个小小的博物馆支撑起了超越人们常规思维模式的文化反差，因此很有精神力度，虎虎有生气地屹立在海边。
恬然隐者
终于要去冰岛了。
中文对外国地名历来用音译，只有极少数例外，冰岛是一个。冰岛———仅仅两个字，把寒冷、孤僻、遥远全然付诸人们的直觉。但这种例外的译法也会带来麻烦，如果读者根据意译所产生的文字直觉向那些音译的地名推衍，会造成很多误会。要是德国、法国被误会成了以道德和法律治国的楷模，那么西班牙、葡萄牙可真要咬“牙”切齿了。
当初那个叫红色埃里克的人因杀人而被冰岛放逐，渡海找到了格陵兰，格陵兰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这个地名就是他起的，意为绿岛，与冰岛对着干，想以一个对比性的名字把冰岛人吸引过去。但在中国翻译者手里，格陵兰还是用了音译，只让冰岛单个儿冷着。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冰岛实在太不重要，又比格陵兰小了许多，几乎不会进入国际视听，开头随口叫了一声也就不去更改了。
对于这种永远被忽略的边角地位，冰岛人并不气恼。我读到过一本由冰岛学者写的小册子，开篇就是这样一段话：
一个被遗忘的岛国，有时甚至被一些简易地图所省略。连新闻媒体也很少提到，除非发生了重大自然灾害，或碰巧来了别国元首。
它的历史开始于九世纪，由于海盗。它自从接受了来自挪威的移民之后，长期与欧洲隔离，以至今天的冰岛人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古挪威文字，而挪威人自己却已经完全无法做到。
它不可能受到外国攻击，因此也没有军队，形不成集权。它一直处于世界发展之外，有人说，如果冰岛从来没有存在过，人类历史也不会受到丝毫影响。
用这样的语言来谈论自己的国家，有一种我们很少领受的凉爽。我当时就想，隐者的恬淡总是让人动心。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和多少事能影响人类历史好人还是坏人好事还是坏事远离热闹，有何不好不仅保全了一个纯净的自我，还替别人保全了祖先的语言，冰岛，像是一口远山老井，一座荒地冰窖。
世上不少故意的恬淡往往是一种掩饰性的表演，但冰岛不是。这次我们出发前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欧洲各国都有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前来参加，而冰岛来的是大使本人。奥拉夫·埃吉尔松大使是一位学者，在发布会结束后找到我，话不多，很诚恳，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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