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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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灯光转亮，演出开始了，娉娉婷婷出来三个年轻女郎，一个温和，一个辛辣，一个略略倾向另类，都极其美丽，估计是这个家庭的女儿和小媳妇。她们上场一派端庄，像刚刚参加过开学典礼，或结伴去做礼拜。突然，其中一个如旋风初起，云翼惊展，舞起来了，别的两位便让到一边。舞者完全不看四周，只是低头敛目，如深沉自省，却把手臂和身体展动成了九天魔魅，风驰电掣。但恰恰在怎么也想不到的瞬间，她骤然停止，提裙鹤立。应该有一丝笑容露脸，却没有，只以超常的肃静抵赖刚才的一切，使全场观众眨着眼睛怀疑自己：这样雅淑懦弱的女郎怎么会去急速旋转呢？瘦削的男子一脸愁楚，一出场就把自己的脚步加速成夏季的雨点，像要把一身烫热霎时泻光。他应该是这个家庭的小儿子，家庭遗传使他有了如此矫健的腿脚。如果是，那么我要修改刚刚作出的判断了，他不会是三位女郎中任何一位的丈夫，做了她们的丈夫就不会如此激愤和悲苦。当然也许反过来，这夏季的雨点是骑者的节奏、勇士的步数，他正以祭拜式的感动来酬谢上天赐予的幸福静静地，仪态万方，一个中年女子上场，她应该是这家的大媳妇。同样的奔放在她这儿归结为圣洁，同样的激越在她这儿转化为思考，她比年轻的舞者闪现出更多怀疑的目光。那么干净利落的一个停顿让人惊叹，但她却在怀疑这样的停顿是否有必要。最后她终于笑了，与年轻的舞者结束时谁也不笑不同，只有她敢笑，但笑容里分明有三分嘲讽隐藏。她是嘲讽别人还是在嘲讽自己？她是在嘲讽世界还是在嘲讽舞蹈？不知道。只知道有这三分嘲讽，这舞蹈便超尘脱俗，进入了可以平视千山的成熟之道。

舞台边上一直站着一个胖老汉，一看便知是家长，家长理应监督演出的全过程。没想到大媳妇刚退场，他老人家却走到了舞台中央。以为要发表讲话，却没有，只见他突然提起西服下摆，轻轻舞动起来。身体过于肥硕，难于快速转动，但他有一股气凝结得非常厚重，略略施展只觉得举手投足连带千钧，却又毫无躁烈，悠悠地旋动出了男人的妩媚、老人的幽默。此刻我终于明白，对于这么一位老年舞者，表达正常的衰弱是幽默，表达不太正常的健康是幽默，表达惊人的娴熟是幽默，表达一时的生疏是幽默。这位最不像舞者的舞者怎么着都行，年岁让他的一举一动全都成了生命的古典魔术。

高潮是老太太的出场。这是真正的台柱、今晚的灵魂，尽管她过于肥胖又过于苍老。老太太一出场便不怒自威，台上所有的演员都虔诚地站在一边注视着她，包括那位胖老汉，她的夫君。连后台几个工作人员也齐刷刷地端立台角，一看便知这是他们家庭的最高仪式。刚才的满台舞姿全由老太太一点一点传授，此刻宗师出马，万籁俱静。老太太脸上，没有女儿式的平静，没有儿子似的愁楚，没有大媳妇的嘲讽，也没有胖老汉的幽默，她只是微微蹙眉又毫无表情，任何表情对她都显得有点世俗。她几十年在家里张罗一切，已经穿越彻底的世俗。因此一到舞台上太明白应该摆脱的是什么。台上四周端立着各色舞者如饥似渴地注视着她的一招一式，这是他们天天面对的经典，却又似乎永远不可企及。她是不是在为后辈们的一步之差而蹙眉或者，竟是为自己还未传授到家却已老迈而惶愧？耳边有真正懂行的本城观众在轻声喝彩，还听到有人在说：整个西班牙已经很少有人能像她这样，下肢如此剧烈地舞动而上身没有半点摇摆。

老太太终于舞毕，在满场的掌声中，台上所有的端立者全都进入舞蹈状态，来为今晚的演出收尾。但与其他舞蹈的收尾不同，场面虽然热闹，每个舞者并不互相交流呼应，也不在乎台下观众，各自如入无人之境，因此找不到预料中的欢乐、甜媚、感谢和道别，有的只是炽烈的高傲、流动的孤独、忧郁的奔放。

观众至此，已经意识不到这是沉沉黑夜中一条小巷中的家庭舞会，只觉得满屋闪闪的烛影，已全然变成安达卢西亚著名的阳光。

在西班牙南部，阳光、夜色、晨曦、暮霭，大半从舞者的身体迸出，留下小半才是自然天象。

　我的窗下

里斯本往西去有危崖临海，大西洋冷雾迷茫。这里的正式地名叫罗卡角，俗称欧洲之角，因为这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点。在人们还不知道地球形状的古代，这里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天涯海角。

风很大，从大西洋吹来，几乎噎得人不能呼吸。海边树立着一座石碑，上有十字架，碑文是葡萄牙古代诗人卡蒙斯写的句子：

大地在此结束，

沧海由此开始。

我在石碑背风的一面躲了一会儿风，眯眼看着大西洋，身心立即移到五百年前，全然理解了当年葡萄牙航海家们的心思。海的诱惑太大了，对“结束”和“开始”说法的怀疑太大了，对破解怀疑的渴望太大了。

据我过去的阅读所留下的粗浅印象，对于近代航海事业，葡萄牙觉悟最早。那时德国、意大利还在封建割据，英国、法国还无心问鼎新的航道，而葡萄牙、西班牙的三桅帆船和其他航海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我相信葡萄牙王室的航海专家们曾一次次来到罗卡角，在这海风雨雾间思考着远行的路线。作为“热身赛”，他们已经亲自率队航行过非洲。他们的最终目标，与当时绝大多数欧洲航海家一样，都是《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的中国。

今天我在这里又找到了新的证据，罗卡角南方不远处，正是古代王室居住地。一代王朝就在这大西洋的山崖上思念着海那边的东方。海的哪一边呢葡萄牙王室中的航海专家已有初步的判断。他们认为，应该从罗卡角向南，到达非洲海域后仍然向南，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后再折向东。显然，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遇到了哥伦布。哥伦布决定横渡大西洋去寻找马可·波罗的脚印，希望获得葡萄牙王室的资助。葡萄牙王室太内行了，一听就觉得方向有误，未予支持。哥伦布转而向西班牙王室求援，伊莎贝尔女王支持了他。结果，葡萄牙由于太内行而失去了哥伦布，而哥伦布也因为没有理会葡萄牙王室的意见而失去了马可·波罗。他横渡大西洋果然没有找到东方，却歪打正着地找到了美洲。

哥伦布由错误的航线而导致的巨大成功，使葡萄牙王室心里发酸。所谓错误，都是一定坐标下的产物；按马可·波罗的目标，哥伦布没有走对，但新大陆的发现已使哥伦布的盛名超过了马可·波罗，他已自成坐标，那还何错之有但葡萄牙王室暗想，尽管哥伦布已经名动天下，东方，还应该是一个目标。

于是，五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果然按照南下折东的路线，准确地找到了印度。他回来时，葡萄牙人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他带回来的财富，是远征队全部费用的六十倍，其中宝石和香料让欧洲人眼花缭乱，一时的影响，超过了哥伦布。二十年后，葡萄牙人麦哲伦奉西班牙政府之命干脆把地球绕了一圈，但他没有回来。

然而无论是达·伽马还是麦哲伦，都还没有进入《马可·波罗游记》里描写的世界，这总于心不甘，于是，葡萄牙还是一心要从海上寻找中国。

我在这里看到一份资料，提及葡萄牙国王在一五Ｏ八年二月派出一个叫塞夸拉的人率领船队到马六甲，要他在那里打听：中国有多大中国人长多高勇敢还是怯懦信什么宗教用什么兵器有趣的是，当时葡萄牙远征船队在东方胡作非为，但国王却特别下令，不准向中国人挑衅，不准夺取中国人的战利品。显然，他对神秘的中国保留着太多的敬畏。

几年后又派出一个叫皮莱斯的人来侦探，皮莱斯的情报抄本现在已经发现，他说中国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夺取全中国。

即使情报如此荒唐，葡萄牙人与中国人打交道之初还是比较恭顺有度的，中国地方官员没有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互相都在小心翼翼地窥探。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后要借住，借住后也缴税缴租；中国官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做坏事，特地在他们的借住地外面筑了一道城墙，把握关闸大权，定期开闸卖一点食物给他们。这种情景，居然也维持了几百年，说明双方心气都比较平和。

我对这种尚未发展成恶性事件时的对峙，很感兴趣，因为这里边最容易看出文化差异。葡萄牙人当然以欧洲文明为本，把自己当作是发现者，而又认为发现者便是特权的拥有者，甚至是占领者，只不过一时慑于中华帝国的宏大，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嚣张罢了；中国官员开始好像没有把他们的来到太当一回事，这与传统观念对“番夷”的惯性理解有关。后来发生一些事，也处处表现出因妄自尊大和闭塞无知所造成的可笑。

但是历史终于朝着恶性的方向走去了。葡萄牙突然对中国张狂起来，是鸦片战争之后。看到中国在英国的炮火前一败涂地，便趁火打劫，单方面宣布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跃而成为西方列强欺侮中国的浪潮中的一员。其实它与中国已打了几百年交道，而当时国势也已衰落，竟然一变而成为这个形象，有点不大光彩。

在资料中，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细节是，葡萄牙人最早抵达中国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达的地点是屯门外的伶仃岛，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对面；第二个细节是，他们正式与中国的行政机构取得联系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点在南头关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既然你们那么早就来到我的窗下，那么，我也理应来看看你们出发的码头，以及你们的家乡。

他们的麻烦

葡萄牙人喜欢用白色的小石块铺城市的人行道。里斯本老城人行道的石块，已被岁月磨成陈年骨牌。沿骨牌走去，是陡坡盘绕的山道，这样的山道上居然还在行驶有轨电车。

山道很窄，有轨电车几乎从路边民房的门口擦过，民房陈旧而简陋，门开处伸出一头，是一位老者，黑发黄肤，恰似中国早年的账房先生，但细看并非中国人。

骨牌铺成的盘山道很滑，亏得那些电车没有滑下来，陈旧的民房没有滑下来。我们已经爬得气喘吁吁，终于到了山顶，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古城堡，以圣乔治王子命名。

古城堡气势雄伟，居高临海，显然是守扼要地。罗马时代就在了，后来一再成为兵家必争的目标。它最近一次辉煌纪录，就是圣乔治王子一五八Ｏ年在这里领导抗击西班牙入侵者。抗击很英勇，在其他地方已经失守的情况下，这个城堡还固守了半年之久。

一算年代，那时明代正在澳门筑墙限制岛上的葡萄牙人活动，而葡萄牙人又已开始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当时中国并不衰弱，但与这些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地方官员完全不知道，葡萄牙人自己的国家主权已成为严重问题。

我顺着城堡的石梯上上下下，一次次鸟瞰着里斯本，心想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如果只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葡萄牙人是有阴谋地一步步要吞食澳门，但是联想到里斯本的历史，就会知道他们未必如此从容。巨大的灾难一次次降临在他们头上，有的来自自然，有的出于人为，只是中国地处遥远，全然不知。

你看，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印度后返回里斯本才六年，葡萄牙人刚刚在享受发现东方的荣耀，一场大瘟疫笼罩了里斯本。他们在马六甲的远航船队开始探询中国的情报，但更焦急的是探询远方亲友的安危。据我们现在知道的当时里斯本疫情，可知船队成员探询到的亲友消息一定凶多吉少。

疫情刚过不久，里斯本又发生大地震，第一次，正是他们的船队要求停泊于澳门的时候；第二次，则是他们要求上岸搭棚暂住的五十年代。

说得再近一点，十八世纪中期的里斯本更大的地震至今仍保持欧洲最大地震的纪录，里斯本数万个建筑只剩下几千。就算他们在澳门问题上嚣张起来的十九世纪，里斯本也更是一刻不宁。英国欺侮中国是后来的事，对葡萄牙的欺侮却长久得多了，而法国又来插一脚，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攻入里斯本，葡萄牙王室整个儿逃到了巴西，此时这个航海国家留给世间的只是一个最可怜的逃难景象，处境远比当时的中国朝廷狼狈。后来一再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又一次地陷于失败，整个葡萄牙在外侮内乱中一步步衰竭。

中国人哪里晓得眼前的“葡夷”身后发生了那么多灾难，我们在为澳门的主权与他们磨擦，而他们自己却一次次差点成了亡国奴，欲哭无泪。可能少数接近他们的中国官员会稍稍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他们一会儿态度强蛮，一会儿又脆弱可怜，一会儿忙乱不堪，一会儿又在那里长吁短叹……在信息远未畅通的年代，遥远的距离是一层厚厚的遮盖。现在遮盖揭开了，才发现远年的账本竟如此怪诞。怪诞中也包含着常理：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很可能正在承受着远比别人严重的灾难，但人们总习惯把麻烦的制造者看得过于强悍。

　古本江先生

半个世纪前，里斯本的一家老旅馆里住进了一位神秘的外国老人。他深居简出，拒绝拍照，不接受采访，只过着纯粹而孤独的老年人的日子。

老人走过很多地方，偶尔落脚这里。他在厚厚的窗帘后面观察街道，他在与极少的朋友交往中体察市情，他一路都在准备做一个决定。没有人知道这个决定的内容，而他，则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发布这个决定。

葡萄牙，里斯本，老旅馆，对这位老人而言都没有根脉维系，也没有情缘牵扯。他本该悠然而过，无印无迹，但他终于住下了，再也舍不得离开。

他知道，自己已经慢慢地走近那个决定。

连他自己也惊讶，怎么会是这里。

直到他去世人们才知道，一个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世界级文化基金会，将在这里成立，纯资产十八亿美金。他的名字，就叫古本江。

从此，在文化版图上，葡萄牙将不再是原来的葡萄牙，里斯本也将不再是原来的里斯本。

古本江先生哪里来那么多钱呢？原来，他是波斯湾石油开采的早期推动者。他探明波斯湾石油贮藏丰富，又深知石油在二十世纪的重大意义，便风尘仆仆地周游列国，苦口婆心地动员他们开采。如果动员有效，他又帮助设计开采规模，联系国际市场。作为对他积极推动的报酬，每项开采计划中都让他占有百分之五的股份。后来干脆成为定例，大家都叫他“百分之五先生。”

百分之五的比例乍看不大，但试想波斯湾的石油有多少，二十世纪对石油的需求有多少，在如此庞大的财富洪流中把百分之五归入一个人门下，如何了得。

古本江先生面对自己的巨额资产想做几件事，一是推动教育事业，二是推动艺术事业，三是推动科学事业，四是推动慈善事业。原来他当初推动石油开采只是浅层目的，背后还隐藏着这四项事业。这四项事业已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要实行这四项事业必须设立一个基金会，论方便和影响力，葡萄牙的里斯本并不具备设立的资格，但古本江先生看中了这里的朴实、安宁和好客。

有了古本江基金会，素来贫困的葡萄牙不仅自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大笔文化教育经费，而且也成了国际文化交流和文化资助的重心。在世界很多城市，都有古本江基金会的办事处、科研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