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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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后面我们可以给出证据。所以商汤又送牛又送羊又助农给葛国，然后以葛国的无理，来激怒商人。当商族小孩最终被石头砍死，商族人终于像公牛见了红布，群情激昂地愿意跟着商汤去大举灭葛了。
所以，这个战争借口，不单是给被打的国家看的，更是给自己的民众看的。为了调动民众支持自己的扩张野心，合理的战争借口，对于雄心勃勃的君王，是不可或缺的了。　
战争借口，同时也是给自己的盟友们看的。以商汤七十里面积的小小封国，和葛国单打独斗，胜负参半，唯一赢人的办法是拉几国联军。而几国联军兴兵伐向某一诸侯，是非得有一个看上去比较像样的理由不可。这就是美国联络了几国打伊拉克，需要有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做借口一样。
实在找不出发兵的理由，就说对方“侮辱了金木水火土”，也是可以呵！
从打葛伯这件事，看得出来汤先生是个很有征服欲的雄心家，为了达到目标而处心积虑，煽动民众跟着他出去搞兼并侵掠，也许有点向希特勒吧。
汤先生的翦夏事业，合计十一次征伐，从葛国开始是第一次。据孟子说，汤向东征讨，西夷就埋怨，怎么不打我啊；向南征讨，北狄就埋怨，为什么偏偏到我们这里来得这么迟呢？老百姓期待着他来打，如大旱之望云霓。汤先生诛杀了他们的国君，老百姓就如同下雨一样爽。汤于是无敌于天下。
当然这是孟子为了推销他“仁者无敌”的论调而臆想出来的故事，事实恰好相反，无敌于天下的绝对不会是痴仁者流，诸侯老百姓也不会贱得盼着别人发兵来打他。虽然后代文献记载中的汤讲求仁义，被学者们美化成了一个圣王，“网开三面”、“汤德至矣”，但从商朝的实际情况推测，商人仍然是一个“先罚后赏”、不重文教而崇任刑罚的部族。汤先生把“猪啊羊啊送给葛伯去”的学雷锋行动不能隐藏他故意制造战争借口和制造冲突杀戮的意图。
商族人作为东夷的一支，一旦被商汤煽动起来了，其人性残忍的一面，就非常突出了。考古发现，商族的对外进攻非常残酷，商的战斗英雄们以猎取敌人的头颅作为荣耀，头盖骨是他们的最爱。把敌人的脑壳齐着眉弓经耳际到后枕锯下来，做成饮酒的酒杯，样子有点像北京人非典时期戴的“猪嘴”口罩，是荣誉的象征，给商族的英雄使用。考古出土的头盖骨上往往留有砍偏了的痕迹，表明被砍者尚在挣扎，使得施暴者砍得不够齐整。　
所谓儒者的理想，毕竟掩盖了不了血淋淋的事实，葛国被汤先生灭了。奔逃着的亡国者，被纷纷追上刺倒，又用石斧在脑后制造斧痕。国破人亡、流血浮尸的呼号之声，经过历史的漫漫屏障，已微弱无闻。
葛伯之族在亡国之后流离失所，成为葛姓的先人。很多很多年以后，一些葛姓的人被安置在山东诸城，诸城葛氏为了区别开其它的葛姓，就叫“诸葛”。这是诸葛亮先生的姓氏来源。葛国的位置，在今河南省西部的宁陵县。我去网上查了一下，葛伯当初最缺的牛羊，现在宁陵县已经不缺了。羊的存栏数是55万只，牛存栏7。3万头，猪就不用说了，28万头，还有三河、柳河两个养牛场供应出口，是畜牧大县了，呵呵。被污蔑为贪吃馋鬼的葛伯在天之灵，睹此，不知该作何想也。
希望宁陵人也经常祭祀喂养一下他罢。
汤的策略是先弱后强，由远及近，逐个翦除夏桀的羽翼，削弱孤立夏桀。汤的工作从葛国开始，然后进一步向西推进到韦、顾、昆吾三国，这是夏桀在河南东部地区的三大防御支柱。夏桀不敢怠慢，动员人马补充支持前线三国，可是韦、顾已经陷落，勉强保住了昆吾。
夏桀一方面加兵昆吾，巩固东方防线，一方面传令山东东夷诸族从后面攻袭商汤。看来，东夷族不是团结一致的群体（这也是他们与华夏族竞争一贯占下风的原因）。一些东夷部族接受了夏桀指挥，从背后攻击商汤。商汤看到自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赶紧向夏桀谢罪，请求投降，发誓效忠夏桀，恢复纳贡。
夏桀没有看过鲁迅的书，不知道“打落水狗”的可贵论点，所以表现出妇人之仁，放掉了商汤。这与夏桀“残暴”的恶名声颇不一致，使得我们不得不怀疑史书上对他众口一词的指责或许有人为捏造的成分。
不过，汤的行动毕竟给夏桀敲了警钟，使他意识到诸侯已有二心，为了控制事态，夏桀下令在山东济宁会见诸侯，告诉大家他是天子，仍有威力。就像公狮子咆哮几声，宣布自己仍然雄壮，尚不会退休。
夏桀把咆哮地点之所以选在山东，是为了专门给东夷诸族看的。不料东夷之中有个“有缗国”牛气烘烘，故意不等散会就先行退席回国，不给夏桀留面子。夏桀为了杀一儆百，就率领参加会议的各路诸侯联合出兵征伐有缗。有缗国地小力弱，当然无法抵御，被灭国了事。　　
夏桀灭有缗是为了吓唬东夷，结果非但未能加强自己的权威，反倒搞得东夷人人人自危，与夏离心离德。从此战事向对夏桀不利的态势的转折。等商汤再度兴兵伐桀的时候，这些东夷诸族不再响应夏桀调遣。夏桀处理东夷事务的失算，在于他一味借助威吓而忘记了拉拢。
商汤招集人马、训练军队，在接下来的十来年时间里，进一步拆除夏的屏障，终于摆出了决战的态势，以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进攻夏桀。所谓“必死”，就是形容商族战士视死如归，如火烈烈。尽管如此，商汤觉得还是有必要再给大家讲几句话。他接过副官的大斧子，站在战车顶上，取出嘴里石球，扯开喉咙说道：“诸位，我听到一些议论，说我商汤不够怜悯你们，耽误了你们干农活，去打什么鬼仗！不过，不是我偏要犯上作乱，实在是夏桀罪恶太多，上帝命我征伐之。你们又要问了：‘夏桀到底有什么罪，值得我们这样兴师动众？’夏桀贪婪，耗费民力，害苦了夏朝人，普天之下谁人都知道。人们一致怠工，不跟他合作，诅咒他这个太阳早点灭掉，宁可与他同归于尽。夏朝烂到这种情形，我能不管吗？现在我要求，你们顺着我的意志去实现上帝的心愿，我就会重赏你们，决不食言。否则，死了死了地！”　
商汤的发言，再次证明商族人本无侵掠之心，是在他的煽动兼恐吓下，战士们才都举起拳发誓：“我志愿跟随商汤，放弃家里的农活，去打狗日的夏桀。”商汤先生很高兴，刚要整军进发，就看见伊尹风尘仆仆跑来了。
伊尹喊道：“人马停下，大事不好了！”
这些年来，伊尹没少往夏朝那边跑，他刚从妹喜那里套到了一个绝密情报。“司令，你听我说！”伊尹对商汤讲道，“这次我从妹喜嘴里套到可靠消息——光着一条情报就顶一个师。妹喜告诉我说，夏桀刚刚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有两个太阳。西边一个太阳，东边一个太阳。两个太阳搏斗，结果西方日胜，东方日败了。
“啊？什么意思，东方日败！东方的输了吗？”汤司令无比沮丧，“你没记反吧？东方的就是我们啊，明明应该是我们嬴啊。”
“梦就是这样的啊。不过我有好办法，司令，如果我们出其不意绕到夏都西边，从西边发动攻势，我们岂不就成了西边的太阳，夏桀成了东边的太阳。西边的太阳必胜，不就是我们一战而王吗？”
这个调换赛场的建议得到了汤先生的采纳，事实上，伊尹这一招歪打正着，落得高妙。众所周知，夏桀的防御重心都是针对东夷人的，所以重兵布署在国都巩义（洛阳地区）以东。商汤的六千子弟兵改从南边迂回穿插绕到夏都以西，发起强大迅猛的冲锋，属于军事学上的避实就虚，出其不意。这使人联想起希特勒绕开法国人钢筋混凝土垒筑的马其顿防线，向北迂回而攻入法国，活活把人气死。
夏桀对于国都西侧突然冒出地平线的商族部队大为惊恐，他的主力部队都集结在国都以东两百公里的昆吾（河南许昌）一线。史书上说两军未经接刃夏桀就主动撤退，飞也似地向东线昆吾靠拢，寻找友军救援，并且在狂奔的过程中士卒离散，形成溃乱局面。（未经接刃就跑，这可能有点夸张，大约也是为了衬托商汤的“仁者之师”所向无敌吧）。
昆吾之君接住夏桀，与尾随而至的商汤仓促迎战，被汤司令击破，昆吾之君战死。在汤司令的压迫之下，夏桀残军不得不继续向东撤退，跑了一百多公里才收住脚步。从这里再往东跑，就是山东东夷的地盘了。东夷诸族自从“有缗国”事件以后，纷纷背离夏桀，夏桀没有再往东的退路了。于是他就转过身来，与追击而至的汤司令做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搏，这就是著名的“鸣条之战”，发生在鸣条（今河南开封地区）。
东夷族一贯拥有优秀的武器装备，箭利矛强，从蚩尤时代就占着优势，一直使华夏族惴惴不安。从前“夏后杼”改进皮甲，目的就在防御东夷的利刃。夏的皮甲虽好，但夏桀的战士一路奔命，估计早把皮甲这样的重装备半路丢弃了，以求跑得轻快一点。于是，鸣条之战中，商族的六千子弟兵从士气到武器都占上风，附近诸侯国友军的支持也使他们春风得意。而夏桀在这一地区的铁杆属国早被商汤翦去。失去羽翼的夏天子只好孤身作战，逞其匹夫之勇。夏桀一手持矛，一手扬斧，双手挥动如轮，只身冲陷敌阵。四野的天云沉凝欲堕。
夏桀颇以勇力著称，据说能双手拉直铜钩，两臂生擒犀兕（兕是母犀牛），神力冠于华夷。虽然商族战士以骁勇犀利见称，但在夏桀的劈打之下，也纷纷倒毙，头破胸穿。夏桀身后还豢养着一班勇士，都能手裂虎豹。凭着他们出色的单兵作战能力，夏桀硬是在几千人的围追堵截之下血战突围，裹带着一部分亲属（据说包括妹喜女士）冲出险恶的矛林箭雨。这一场景使人联想起项羽的垓下之战，以二十八骑突围而去。
这时，鸣条西边有汤司令拦截，东边是东夷之地，夏桀只好往南方逃窜，深入了非典病毒多多的荒障之地。他渡江来到长江以南的安徽巢县地区（有巢氏的老家，他发明了巢。在战争年代，燧人氏发明的火，经常烧掉那有巢氏发明的巢——鲁迅语）。巢地的人待在自己的巢里没招谁也没惹谁地过日子，不料战火烧到他们这里来了。夏桀在巢地，终于捂着伤口，死掉了。他临死对妹喜说：“我后悔当年没有把商汤杀死在夏台监狱，结果自己成了这个样子。”（当初夏桀曾以威胁公共安全罪逮捕商汤，由于心慈面软又释放了他，跟项羽鸿门宴放掉刘邦差不多吧。那些历史上的最终胜利者往往属于狠角色，而不是我们儒家号称的仁者。当然这些狠角色在获得胜利以后，会有意识地希望别人把他们打扮成“德至矣”的仁者。所以，不是他们是仁者而使得他们胜利，而是他们胜利才使得他们变成了“仁者”。）
在经历了十七位君主统治之后，夏朝终于灭亡了。如果包括中间有穷朝（Jr。后羿、寒浞）的四十多年，夏朝从禹至桀，共享国四百多年左右（前2070－前1600）。
夏桀在临死前没有反省自己的错误，他只是懊悔从前疏于防范、过于仁义，两度放过了商汤。看来，鲁迅打落水狗的观点，还是值得夏桀学习借鉴的。对敌人仁义，是愚蠢的。“仁者无敌”这话，是骗人的。我想，项羽自刎乌江岸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感慨吧，鸿门宴的失算，遂使刘邦竖子成名。　
商汤成了商朝的第一任王，“王”字就是战斧之形，象征着他的武力和权威。他把纯白色的衣服定为最高等级，伊尹、仲虺作相，把取代夏朝的过程称为“革命”，就是革去夏朝之命的意思，后来此词被孙中山借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牵动了亿万人的一生。
商汤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经验，在于能用“非己之民”，也就是联合其它诸侯共同颠覆夏朝。这给他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坏处，使他不能独享新的王朝。交通、通讯等技术手段的落后，也要求庞大的国土必须分国而治。商汤被迫或不被迫地分封那些劳苦功高的合作者，在一次诸侯大会上把他的“帝国”分封给三千诸侯来承包。这一数字已经明显少于大禹时代的万国诸侯，体现着整个中国统一化的进程。他把相国的位子就给了“革命”时的盟友薛国的国君仲虺。
我们仍然不能高估商汤对“帝国”的控制力度。我们可以称当时的古埃及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是一个帝国，因为它们都是帝国的统治者在兼并了很多周边城邦诸侯以后，形成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统一机体。而把商朝称作帝国还需慎重。当时天下有很多（三千个）诸侯，这些诸侯一直是历来独自存在的，是原始各个部族的自然延伸。所谓商分封他们，只是商汤再次确认他们的既有地位罢了。商王不能直接管理到各个诸侯的内部事务。商王直接控制的区域，不过是五百公里直径的一个圆，所谓“邦畿（念击）千里”，对应于地图上就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是华夏族与东夷族的结合部。这个圆圈以外的土地，成为诸侯们的舞台。
诸侯们眼中的商，其实更像是一个头号的大诸侯。这个大诸侯，因为相对地最大也最有功绩，故被众诸侯奉为盟主。诸侯们对商保持名义上的推尊，象征性地纳贡。他们对商的态度，随着商这个“大诸侯”的军事经济兴衰而变换，时而趋炎附势、亦步亦趋，时而将会落井下石、趁火打劫。
三千诸侯与商有疏有亲，为了防御三千中某些野心不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诸侯，他干脆把自己锁在一座严丝合缝的城里——叫做亳，是商汤的都城。
建造这样的城，意味着需要砍伐林障、加工木材、堆砌土料、制造工具、设计器械，这些东西刺激了青铜工具的发展。在施工过程中人们还需要缜密沟通，促进了文字的发展。于是，修城这种出于战争防卫目的的行为，给人类文明直接带来了好处。这是战争的积极历史推动力。（两河流域、埃及文明之所以发达，也是由于那里的城邦国家之间不停打架，迫使大家挖空心思发展经济、革新技术。）
商汤的都城亳，准确位置历来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商汤及其继承者先后修筑了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当时的城邑，都非常狭小，每边长才几百米，像个土围子，跟一两个足球场大小差不多。唯独商汤新修建的偃师商城，规模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准——相当于五个天安门广场大（长1。7公里，宽1。2公里）。
偃师商城现已发现七个城门遗迹，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把内外切成棋盘形制。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现今还有一到两米高的残迹留在地面，经风受雨。但不要把它想象成外包有城砖，只是裸露着坚硬的黄土罢了。城墙也不是垂直的，需要借助斜坡来支撑，所以上窄下宽，底下最厚的地方确实可以形容某一些人的脸皮，达到二十米之厚。城墙在城门处还设有“马道”，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士兵可顺马道直登城头。护城河在当时还没有出现。一般有城墙就没有城外壕沟，有壕沟就不用修城墙，二者有一个就足够保家卫国了——因为当时的攻城设备还很不完善，这又进一步要归咎于青铜的匮乏，没有青铜工具就无从制作大型攻城器械。
即使这样一个用现今眼光来看很小的城，在当时已显得颇为宽绰，以至于人们把墓地、大垃圾坑、制陶场都搬到了城里。这两样脏乱差的窝点在很多很多年后，才习惯被移出城外去。把制陶场，以及随后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青铜铸造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