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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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样脏乱差的窝点在很多很多年后，才习惯被移出城外去。把制陶场，以及随后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青铜铸造场放在城里，特现了当时财富的匮乏，以至于这两样价值不菲的行当要保护在城里。
如果商汤在他的这个新城里游走，他可以看见数十口水井出现在房屋拐角，他的脚下还踩着浩繁的排水网络，可以泄走城里的雨水和人们的小便。不过这种排水系统只对王室居住区铺设。也就是说，在整个城的南半部里边又建了一个小城，是王室居住区，叫做宫城，只有一个足球场大小，四周筑有两米厚的夯土城墙，于是使得整个偃师商城具备内外两重城墙——外面是大城城墙，里边是商汤的宫城城墙，这和老北京的建构一般无二，只不过北京的宫城（紫禁城）在大城区内的北半部，而商汤的宫城在其大城去内南半部。商汤的宫城里边建有正殿、中庭、庑室、门道。宫城的旁边还有两座与之等大的拱卫小城，都是正方形，据说是储藏粮食军需的仓库或驻军的营房。
商汤的王宫是当时的帝国大厦，因为它有两重屋顶，类似紫禁城里的大殿，叫做四坡重檐式，只不过屋顶上没有琉璃瓦，而是白茅和灰泥。它建造在几百平米的夯土高台上。而圆木的柱子，就在每个宫殿的前脸立着，协助支撑着巨大的屋顶。
显然，商汤的这个舒适的老窝已经与后代的城池相去无几，只是迷你一些，而且它可以分成uptown和downtown两部分——就像现在的纽约一样。商汤的宫城是Downtown，在南城里，庄严优美，是贵族游乐居住上班之所。平民区则在uptown，北城，往往是些半地穴式的坑屋，里边是低矮的土床，还保留着神农氏时代的习俗一直没变。坑屋的主人一般都是在手工业场上班的平民，可怜的上班族，居住卫生条件也并不很好，以至于商汤要求，谁敢在大街上乱倒炉灰，就砍断谁的手。这条严苛的刑罚，在商朝灭亡后，还被后来的楚国一定程度保留着。也有一些居民，居住条件较好，是耸立地面上的小房子，方形或长方形的，比坑屋阔气。有的房门口还埋着人殉的骨头和脑袋，这就像停放着一辆辆私家车，是有钱人的奢侈表现——能弄点“人殉”装点门庭的，必是手头宽裕之人，这是平民中的白领。
商汤立在自己的宫殿前柱子之间，无聊地张望着。他右侧有一小片宫殿群，那里是祖先的宿舍，商汤叫它作“宗庙”。宗庙是个恐怖神圣的地方，门廊柱子下面和殿门内外，都埋着人殉者的尸骨，以及牛羊的牺牲，多的情况下，一座房子下面总计十几个家伙。这是国家神职人员——贞人的主意。贞人特别在殿门内埋了几个武士。武士们在地下依旧左手执盾，右手持戈，头戴羽饰，屈身而跪，身后带犬，人犬相守，长短兵器交加，仿佛门禁森严，保护着祖先们于阴间的宿舍。
旱灾还在继续，号称“煎沙烂石”。夏桀虽然亡了，但是旱灾并没有因为人间的改朝换代而终止。宫殿的柱子石础闪闪发光，耀眼刺目，反射到商汤的眼里。
“可惜没有人给祖先打扇子，在这样的热天里。”商汤自言自语地说。
贞人走过来，对商汤说：“按照我们神职人员的学术观点，对付从这场旷日持久的旱灾，燎祭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人作为牺牲，架在柴禾上烧了，烟火慢慢飘上天空，香味献给上帝享用。上帝一高兴，就会降下我们苦苦期待的雨水。”　
“这事不要麻烦别人了。我的职责就是事奉上帝鬼神和祖宗，由于我的愚蠢，上帝降下干旱，导致万民受难。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拿我自己做牺牲好了。”于是商汤把自己泡在水里洗洗干净，剪发、断爪（爪是指甲，不是手，剪掉指甲，免得上帝吃我的时候恶心）。商汤素车、白马、身披白茅，脱光外衣，躺在台子上，和其它牛羊祭品杂成一排，伴着咩咩、闷闷的叫唤声，被一齐抬到了祭坛上，周围架起了柴禾。为了方便上帝品尝，人们给商汤的肚子上放了一盘作料。
贞人从兜里掏出打火机，商汤委屈地闭上了老眼。贞人又拿出面具戴上（作法事要戴上面具，好像外科医生要戴口罩一样），贞人蹦了一段儿古典摇滚，然后说“点吧！”——当柴禾劈劈啪啪愉快地燃烧起来的时候，商汤有了烤鸭的感觉。但他一动不动，眼睛像一朵孤独的窗口，挤着重重迭迭的忧愁＋快乐的情绪，如此真诚的视死如归的感人场面，终于振动了鬼神。晴天一个霹雳，哗哗拉拉下起普天同庆的一千里喜雨来了。
商汤在位十三年后，驾崩了，死后不知葬在哪里。如果你要去缅怀商汤革命的伟业，建议去河南偃师商城旅游。这片沉睡底下的遗迹似乎仍然可以找到汤先生游动的身影，他嘴里含过的石球，也许还丢弃在某个土坑角落。偃师这片废墟，清晰地鉴定着早商的历史，使她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据可查的朝代。而这时候，埃及帝国法老胡夫的金字塔，已经在地球上矗立了一千年了。
“上帝”这个词在中国早就有了，具体开始于商朝。
在商人名目繁多的祭祀中，“上帝”是级别最高的神，排在第一位，代表着虚无世界的最大力量。
在商朝的甲骨文里，以及后来的《尚书》、《诗经》、《史记》里，“上帝”一词屡见不鲜。商汤先生焚身求雨，也是朝着上帝来的，他说：“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所以，“上帝”是一个完全国产的词，后来明朝的传教士汤若望先生，为了让基督教在“顽固”的中国人之间流行，就从古书里翻出“上帝”这个易于接受的中国词，来译他那个God
现在人们一说上帝，好像完全是个外国人，是个高鼻梁大胡子卷曲头发的老外，其实，在商朝人的心目中，自有一个中国脸的上帝在。
假如我们替他们想象一下，商朝人心目中的上帝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他梳着清朝人那样的大辫子。从商代墓葬中大量发现的形象资料看，商朝男子多是梳辫子，而且式样较多，有从头顶正中编起一条辫子，然后垂至脑后的；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也有将头发编成辫子，盘梳于顶的（像阿Q那样）——唯一和清朝人不同的是，前半个头并剃光成半瓢。商代妇女也是类似，当然梳髻的人也有，甚至还有前后俩髻。发型多种多样，说明当时的中央集权程度尚不高。
既然商朝人是梳辫子的，那他们心目中的上帝也是一样。
这位拖着大辫子的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严。他和人间的帝王一样，也有一套政府班子，就是日、月、星、风、雨、云、雷、旱等气象诸神，他们听从上帝的号令并各司其职，向下界播风布雨。
上帝带着自己的政府班子，住在天上，但他在地面上，也设有驻地球的办事处——祭庙。上帝为了养活自己的政府班子和支撑在天上的开支，就经常跑到祭庙里去和人作生意。“令雨”、“令风”、“令雷”，就是他推销的主打产品，就是命令刮风下雨。人们交上祭品给他吃，他就给这些产品。如果他吃的不顺心，就会降下旱灾，这是他的拿手戏，或者下雨不止，形成涝灾、风灾（就像当年对着尧舜发洪水），直到商王唱歌奏乐、跳舞，献上美玉给他，端上黍稷猪肉美酒给他吃喝，他才息风止雨。这种交易的过程就是祭祀。
祭祀的时候，上帝对自己的餐具非常讲究，那些装饭装肉用的鼎啊、簋啊，酒壶啊，盆盆罐罐什么的，其形态要塑造出令人恐怖的气氛，威严、狰狞，而且上面要刻有繁美的纹饰，他才会胃口大开。最能调他胃口的是饕餮纹，大约上帝也是饕餮之徒。其它夔龙纹、蟠龙纹、云雷纹、蝉形纹、连珠纹、圆涡纹，也不错，摆在祭坛上，让人眼花缭乱，镇慑和迷惑着每一个戴着平顶帽的商朝小民。现在这些礼器都被挖出来了，累计多达数千件，最大是鼎，常在一米来高，重量相当于一个成年大胖子，上面都是铜锈，说实话，铜锈有毒，用青铜鼎煮肉、用青铜杯喝酒，对身体不好。　　　
总之，随着人间产生了商王，上帝也开始在天堂上班，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在以前没有君王的时候，天神是泛神，风伯、雨师、西王母之类的。有了君王，也才有了顶级之神，譬如上帝。凌驾众神之上的上帝的出现，标志着人间专制国家的成形。
商朝的人们比照天上的这位统治者“上帝”，把人间的统治者称为“王”。随着人间造神运动的蓬勃发展，商汤的继任者们把商汤这些早期商王捧上了天，称之为“下帝”，下帝与上帝平起平坐，最后干脆合为一体。商王的早期先祖们，就是上帝。
商汤的时候，商王还不能与上帝平起平坐。商汤表演“焚身求雨”，贞人拿着打火机，差点烧了他。贞人扮演了教皇的身份。贞人垄断着人间与上帝沟通的职掌，所以贞人对政事颇有发言权，这有点政教分离的意思。不过，到了商代后期，王权专制盖过了政教二元化，甚至经常烧了神职人员以求雨。神职人员从此大跌面子，甚至到了春秋时代，鲁国的僖公还要焚烧一个巫师和一个残废人来祈求下雨呢。
最后到了皇权专制时代，宗教权就更被皇权收编了。这就是中国宗教业的简单的悲哀的历史，也是中国和外国一直不同的地方。
商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外丙”和“仲壬”相继走上领导岗位，分别工作了两年和四年，反映了当时人们短命的事实。夏商人平均寿命是32岁。（这么短暂的一生，对于很多人来讲，也确实来不及筹集财富组建家庭啊，那就去欢乐谷乐呵乐呵吧，一小辈子就完了。有一半的商朝人，死后是单独埋了，而说到了媳妇因而“夫妻合葬”的，只有一半不到。）
商汤的两个儿子死后，商汤的长孙“太甲”，在伊尹的安排下接班了。伊尹详尽地告诫了这个年轻人不要轻慢贤人的言论，不要疏远年高德望的人，不要亲近愚蠢幼稚的人——总之要听我们这些老干部的话就对了——伊尹又总结了十种国君必须避免的过错：沉迷于酒色歌舞、贪求财宝、迷恋游乐，又警告他说：“哪怕您做的善事再小，也会使诸侯感到庆幸；哪怕您做的恶事再小，也会给国家带来灾祸。”可是太甲并不爱听他的这些老生常谈，很快就开始胡作非为起来。史料上说他不遵商汤之法，其实也可能是尝试着进行了年轻人的改革。但他的行为招来伊尹的讨厌。伊尹以太甲“暴虐、乱德”为理由，将他放逐到桐宫去悔过自责。然后伊尹独自处理国家的政事，并且接受诸侯的朝见，所作所为和商王没有什么两样。
伊尹作了七年国家负责人，按照一部史料《竹书纪年》上的说法，他最后被太甲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七年多的禁闭，终于被关腻了，机智勇敢地从桐宫逃回王宫，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
伊尹的一生十分复杂，评论起来也很困难。他作了七年代理天子，用意或许都是好的，但以臣子的身份擅自放逐国君，这算不算篡位呢？这是困惑后代学者的一个大费思量的问题。其实，商朝初期，还没有发明后代的忠君思想，一个君主倘若不贤，臣子是可以驱逐他的。所以，伊尹的“大逆不道”之举在当时没有激起舆论界的震惊和谴责，伊尹的后代继续在朝为官而没有遭受清算，伊尹的亡灵也一并得到后代商王的隆重祭祀。
然而后代的学者习惯了把皇权视为至高无上、不可更、九五之尊，看见伊尹驱逐太甲而自代，不由得暗自哆嗦，总不得劲。一方面，学者们承认伊尹是有着杰出贡献的正人君子，一方面他的行为又与篡国者无法区分。一个原本高大全的形象全给毁了。于是，后代学者花了很多功夫替伊尹遮掩避讳这一点。于是，在伪造的《尚书》的一些篇章中，故事被改编成了这样：太甲被关在桐宫，深为悔恨，终于改邪归正，有了良好的表现，于是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复位。伊尹又归还了王位，好像根本没抢过一样，似乎伊尹的历史污点自行抹去了。伊尹的人格于是完美无缺了，学者们才舒服起来。
在伪造的史料中，伊尹还称赞太甲悔过自新。太甲的回答也充满文采和成语的雏形：“过去我曾经违背您的教导，将来希望您继续指导我走正路。上天制造的灾祸，还可以躲避；我自己制造的灾祸，就没有办法逃脱了（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伊尹很满意，就向太甲提出退休的请求，又写了篇文章，告诫商王要终生注意保持纯洁专一的品德，不要违背先王之命自甘堕落，治理天下要像张开弓瞄准目标以后再射箭一样，要审时度势，然后再发号施令。总之，罗索了好一通，伊尹才死去了。伊尹去世后连续下了三天大雾——似乎这样写，可以表示连上帝也是给伊尹撑腰的。商王看见大雾，惧怕违逆上帝意志会导致天灾，于是用王者的礼仪埋葬了伊尹——最终还是留下了个尾巴没有伪造好，伊尹还是被用王者的礼仪安葬了，那说明他实际上就是死于王位上。
其实这是替地下的古人瞎操心。伊尹在当时本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也不需后人编造“还政”的故事为他开脱。“还政”这样的事，古今中外的现实中还从没听说过。既然抢了，就不好还，还了自己就没命了。而且太甲呆在桐宫里关着，一天两顿饭以外就傻坐着，又何从去判断他回到王位上就能幡然改好，因此还政给他呢。远古时代的人们心中王位正统的观念，也许还没有后世那么强，不称职的人是可以取代的，伊尹取代一个不称职的商王，大约不太会受到舆论和良心的谴责。然而，在忠君思想大泛滥的后代皇权社会里，自诩忠贞的老实臣子们，无端地替伊尹背上一大块心理负担，非替他还了王位不可。当惯了奴才的人，也替从前的人缺乏奴性而忧心忡忡。　
商王族似乎把手足之情看的颇重。太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沃丁、太庚哥俩相继即位，体现了兄终弟及的原则。
沃丁、太庚这俩名号，奇奇怪怪的，好像中药的名字，有人说这是天干地支组合出来的日期。商人把一年分成12个月，闰年有13个月甚至更多，月有大月和小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当时没有阿拉伯数字，日的记数就以干支循环来标识。这一纪日法，被后代沿用了三千多年直到近代。
一位商王死的那一天的干支日，就演化成沃丁、太庚什么的，作为对死去商王的称谓，准确地说这叫“庙号”——意思是这位商王的“骨灰盒”进入宗庙的时间的编号。人们依照这些骨灰盒编号，排定给他们的祭祀时间。每隔十天要祭祀一个商王，随着死掉的商王越来越多，到了商朝末期，完全祭祀一遍祖宗，需要一年时间（末代商王大约可以体会到“历史的沉重感”吧）。
“骨灰盒”编号为太庚的这位爷进入祖庙以后，他的儿子“高”、“伷”、“密”（这是人名）哥仨相继做了商王，死后骨灰盒编号分别为小甲、雍己、太戊。他们都没有什么值得一谈的作为，除了这时候商朝开始衰败以外，诸侯常常不来朝见。在太戊执政的第七年，宫殿的门前，长出了一颗桑树和楮树，俩树在早晨的时候还是小苗，到了黄昏已经合掌粗了。而且两树互相搂着抱着，合生在一起，姿势也不怎么雅。太戊非常恐惧：“是何方妖孽，跑到宫前来吓唬我？”
伊尹的儿子伊陟这时候作首席政务官，说：“臣听说，妖孽不能战胜道德，现在却有妖孽出现，说明您的政策可能出现错误了吧。”太戊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