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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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稷作为“农业部长”，发明了稷，稷是粟类中的极品，中国古代的第一细粮，祭祀中的指定用粮（给娇嫩的老祖宗在天之灵吃的）。稷成了五谷之长，给中国北方人确定了三四千年的食谱，现在某些山西人还在吃。
同时期的美洲印第安人则正在培育玉米，我们的后稷则又推广了麻和大豆。麻的叶子可以煮作菜吃，麻籽可以煮作粥吃，麻皮可以剥了作衣服穿（人们对麻可真够狠的！）。麻分公母，母的麻产籽，可以吃，公的麻剥皮，可以织衣服，材料便宜，从而结束了从前只能穿高成本的兽皮和蚕丝的历史。当然这也是人类最早对植物的性别有了认识。后稷还推广了更加了不起的大豆，三千多年后大豆传到欧洲，轰动了1873年的“维也纳万国博览会”，对整个人类历史都是巨大贡献。
因为贡献突出，后稷成为谷子神，受到后来历代帝王的祭祀。阿Q所睡觉的土谷祠里，大约供奉的就是后稷大圣吧。
不久，天下开始闹那次知名的洪水，人们纷纷爬上了大树。后稷参加了以大禹为首的治水F4组合，一起战天斗地。其他三人都跑外，后稷就跑内，从各地征集救济粮，散发到灾区，又让老百姓从树上下来，教他们种地。终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大舜，赐给后稷“姬”姓以示嘉奖，封地在陕西武功县一带。
那个时代，有个姓是件惊天动地的事，比拿美国绿卡还难。从前轩辕黄帝有子二十五人，得姓者才十四个。贵族后代姓还不够分呢，一个研究种地的科技干部，被赐个姓，算是洪福齐天了。
他果然也没有辜负姬姓这个伟大字眼，因为他的姬姓后裔们顽强地摸索着，正在一截一截地，去点亮另一个光辉的朝代——大周。
后稷的孙子的儿子叫“公刘”，他在后稷的诞生地（今陕西彬县）定居，建立村镇，把族人和异族的自愿者都收拢起来，周方国的草创阶段开始了。又往下传了九代，古公亶父又把大家迁徙到风水宝地歧山，因为此地后来听见了凤凰打鸣（诸葛亮和司马懿二十万大军对峙100天后死掉时的五丈原，也就在岐山）。
名叫古公也好，名叫公刘也好，姓都不是“古”或“刘”，他们姓姬。
种地英雄后稷的第十三代孙，是西伯“姬昌”，彼时天下的君主是众所周知的纣王。
当下天下汹汹，不知谁主沉浮，诸侯们都把目光投向了辽远的西北凤凰打鸣山下这个貌似平常的周方国。
周方国是什么样子呢？它面积不大，方圆不到百公里，考古研究发现，周方国的青铜器和文字都落后于商王朝，甚至根本就是空白。它偏在西陲，社会组织也偏于粗浅，表现在法制还不完善。譬如那些犯罪的人，姬昌就让他们背着个木牌，上边画上所干的坏事图片，立在交通路口罚站，教育过往群众并且羞辱自己。这体现了当时法制的不健全和做法上的原始性，然而却被后来的学者们理解成优点，用以歌颂姬昌仁义爱民，轻刑布德。其实一个国家刑罚的完善反映了它文明的发展程度。同样另一个成语“画地为牢”（犯人们比好人还自觉，立在画的圈子里当牢房）也说明了周国监狱系统的不成熟，不过这也被当作了姬昌施仁政的效果。其实，这些“仁政”只能说明姬昌的社会还停滞在神农氏时的水平罢了。
直到若干年后周人入主中原，才把商王朝的五刑体系加以学习和继承，也搞出了“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头，最后用竹鞭”的模式。历代商王所能想到的各种人体细部和关节，也都拿东西往上边去招呼：杀头、割鼻子、去势、砍膑、刺字、锅烹，等等，一样也不比被它指摘为“暴虐于百姓”的商朝（含商纣王）少。周穆王织就了细密的法网，规定可以判脸上刺字的情况有一千条，割鼻子的有一千条，砍脚一千条，去势的三百条，砍头二百条。看这架势，丝毫不比商王们手软。（《尚书·吕刑》：周穆王时代，“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　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不过，“凌迟”这种最残忍的刑罚，当时还没有发明，总算给后世的皇帝们留下了一点施展创造力才华的空间。
西伯姬昌在岐山居住的远古房子也颇原始，接近于神农时代，根据现在的遗迹显示，多数是坑屋：坑里支几根柱子，柱子上像蘑菇一样支起个茅盖，就充做房子了。当然也有宫殿，是先在地面上建台子，台上竖起宫殿，宫殿屋脊盖了瓦，但屋脊以外的房顶部分还是茅草和泥。从考古上看，这些瓦似乎是西伯唯一领先商王朝的地方。这宫殿大约是姬昌住的地方吧，似乎也并没有于民同乐。
总之，尽管不断得到历代学者的美化，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周方国的文明是落后于商王朝的。
在冷兵器时代，兼以中国空间辽阔，战略纵深很远，商纣王就无法密切干预陕西黄土高原上的周方国了。于是他请了中环的一位诸侯——“崇侯虎”先生，作为自己的耳目，盯着外环的周方国。
崇侯虎不是生人，老百姓喜闻乐见：他面如锅底，海下一部落腮红髯，两道黄眉，金睛双暴，喜欢厉声大叫，在《封神演义》里被封为“北伯侯”。其实，“崇侯”就是他的官爵，表示他是崇国诸侯，“虎”是他的名字。连称“崇侯虎”，就是他的全名。而《封神演义》作者弄出个“北伯侯崇侯虎”，一人搞了俩官，没道理啊。而且，他的位置在西，他也不应该是北伯侯啊。他还动不动就一声炮响，提刀上马，冲出阵来，倒也热闹，那时候就发明放炮的火药了？！与“北伯侯崇侯虎”同一级别的就是“西伯侯姬昌”，不过这也是概念错误，“伯”是对外环方国领导人的称呼，“侯”是中环诸侯领导人的大号。说“西伯侯姬昌”，又是伯又是侯的，到底算哪个啊，瞎闹腾嘛。总之，明朝的这位许仲琳老先生的书，《封神演义》，挑剔起它的错来没完没了，我们就别跟他老人家过不去了。
崇侯虎在自己的封国（陕西户县地区）得到谍报，西边岐山下的姬昌正在有动作。插一句的说，我们这里也得严谨，以免落得跟许仲琳一样。我们这里说“姬昌”俩字，也是不对的。当时的姓并不放在名前面连用，就像商王族的“子”姓，不能放在纣王的名“受”前面连称“子受”一样。姓在当时属于一整个家族的徽记，我们只能说商王朝的贵族是子姓，周方国的贵族是姬姓，周方国是姬姓国家，但不能冠在人名前，叫“子受”、“姬昌”都是错误的。对于“姬昌”只能叫他“昌”——这是他的名，但只呼其名对领导是不礼貌的，所以最好前面缀上他的官号，总称“周伯昌”，《淮南子》一书里，崇侯虎和商纣王就是这么称呼他的。另外，叫他“西伯”也行，他也会很高兴，意思是西方的老大，也是官号。我们就叫他西伯吧。
西伯在岐山，有一些特殊动作，崇侯虎把它看在眼里，然后向商纣王作了汇报。
他的汇报内容，历史上给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战国学者和司马迁的版本，说崇侯虎对商纣王汇报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西伯大行仁善，诸侯都拥戴他，这样下去将不利于纣王您啊！）
据战国学者说，西伯是个大善人，特仁义，连挖坑的时候挖出无主的尸骨来，他都命官吏用公款安葬它，而不是随便扔进垃圾箱——所谓“泽及枯骨”。对枯骨尚如此，对活人就更好了。在他管的那一亩三分地，公共福利达到了瑞典的水平，据孟子说，西伯把国家天然动植物园（山泽）对外开放，随便人们进去打渔打猎砍树占公家便宜，又免征市场交易税和商品流动关税，让商人们发财，对于农夫，只征10％的粮食，对于犯罪分子，也不连坐他们的妻子家产，对于当官的，世代发工资，而对于“鳏寡孤独”这四类无依无靠的穷人，西伯每次行仁义的时候，都先从这四类开始。总之，西伯对民间征敛很少，行仁义发出去的却很多。不过这多是战国学者的美化，西伯如果真这么干的话，“物质守恒定律”就被破坏了——只会导致国库收支不平衡，收不敷出，养不起军队。可是据说西伯还是硬掏出公款，把老年人（包括外国跑来的老年人）都送进敬老院，这就又在消耗他的小金库。
但是，据《左传》记载，西伯发布过“对于逃亡者进行大搜捕”的政令。这说明，有人会从岐山地区逃亡，离开周方国。那就是说，岐山这里并不是世外桃源。那会不会是因为这里税敛太重，劳役太重，外战频繁导致征用兵役太多，人们受不了了，才产生逃亡的？如果真像战孟子说的，西伯“山林不禁，农业只征十分之一，不征关市税，还专门养老抚幼”，这么好，人们怎么会较大量逃亡呢？而且既然都下了搜捕令，就说明这种逃亡不在少数。
从《左传》这句话上，我们得到与孟子所说相反的结论：西伯税敛太重，战事频仍，给人民负担太重，导致人们逃亡。人们逃亡了，他还禁止，还要大肆追捕回来。这就凶巴巴地了，有点法西斯了，总之离仁义越来越远了。
到底该信谁的呢？
我们再看《孟子》中的一段对话，齐宣王问孟子：“我听说，周文王的囿；方七十里；有这种情况吗？”（当时齐宣王的苑囿才四十里方圆，老百姓都觉得太大，因为这种苑囿，都是国君私有的，属于与民争利）。孟子一下子特尴尬，说：“于传有之。”从传记上看，有这么回事。孟子没法撒谎，但是孟子立刻找辙，说文王虽有七十里的大苑囿，但是也不算专利，因为那些砍柴的打野鸡野兔的都可以进去，与民同用（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孟子说的不知是真是假，但大约这是“传”上没有的东西。而且，如果民都可以去，那为什么还叫文王之囿啊。既然叫文王之囿，总得是文王在里面有点特权啊。也就是说，就算民可以进去砍柴打兔子，大头的资源还可能是由文王垄断着啊。总之，这句话暴露了周文王“泽梁不禁，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这一串话的可信性有折扣，而使得我们怀疑周文王是夺民之利，垄断国家资源的。
其实，并不一定收税少就是好事，收税应该有合理的标准。收的少的话，政府没有财力，无法搞好公共事业和大项目，也无法对外军事扩张，而这些做好，最终还是对民有利的。所以，孟子“泽梁不禁，耕者九一，关市讥而不征”的话既不可信也未必有理。作为周方国，它必须保证一个充足的税收，才能够积累出财富可以和商王朝叫板。
我想，作为一个资源财富极其有限的弹丸小国（周方国东西长约7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都在陕西岐山脚下），它一定是把收上来的所有财富尽可能投入军队建设而不是使劲搞公共福利事业或者广施财利于民照顾鳏寡孤独。一个大搞福利、仁义为本的君主只能造就出瑞士、北欧小国那样的文弱国家，不可能有向外迅速扩张的战斗力。我觉得西伯应该是节省每一个从老百姓身上收取的贝壳（钱）取去奉养超出那块土地所能承载的军队（而不是敬老院），这才差不多可以与商王朝兵力匹敌——除非周文王的经济搞的实在是太好了，在奉养了足够的军队之后还富裕很多的钱去搞养老院和抚幼所。
不管怎么样，说西伯行仁义（少收赋税，广施公共福利），和他发展军力的客观现实是矛盾的。
但是，《淮南子》这书，却也是一口咬定说西伯是行仁义的，而且还得到了好报。它说：“西伯这一家，四代都是善人，修德行义，处在岐山脚下地方不过百里，天下却有二分之一都归了他。”但具体西伯怎么行仁义，就得了天下“二分之一”的，没有讲。
司马迁在《史记》上则讲得具体一些，说西伯行仁义，熏陶得本国老百姓也都特仁义，特懂得谦让，于是种地的时候，都留出很宽的田塍，互不侵犯。邻居的虞﹑芮二国之人为一块田地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争执，跑来找西伯评理。他们一进周国的地界，看见这里的耕者都互相谦让（这也说明了这些农夫不是奴隶，如果是奴隶，那一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奴隶吧。当时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值得商榷）。农夫们对于有争议的地都推来让去，谁也不肯要，结果导致这些地干脆都荒了。虞﹑芮之人看了以后，大为惭愧，说道：“我们所争的，正是人家所耻的，咱就别去现眼了，快回去吧。”于是各回本国去了。
这个违拗人类天性的天方夜谭似的故事，我们也不要太当真。倘使周国的民众真是这样仁善和气，如此礼仪之邦，该不会整天想着叛商，组织起来玩命地、勇猛地去进攻商中央吧。
还没完，司马迁接着说，其它四十多家诸侯听说了此事，都对西伯服气的屁滚尿流，于是一起开会，公推西伯当王，于是西伯就是周文王了！　
这到底是真的假的啊。行仁义，民众受了教化，他就当了王！
假如这样就能当王，那当时真是一个上古美好社会啊。可惜的是，当我们比照后来的春秋战国时代（比这晚出300年），发现没有点硬手段，诸侯们是根本不可能奉你当王的。
（注：所谓王，就是若干几十个诸侯的盟主。周文王手下有四十诸侯听他的，所以他可以叫王了，跟商纣王是一个级别的了。商纣王之所以叫王，也是因为他手下有数百千个忠于他的诸侯。总之，诸侯的集合体的头领，就是王！）
下面我们看看第二个版本——即我所更相信的《尚书》的版本：
根据《尚书》记载，周文王，每天处心积虑设计政务，往往忙到太阳过了中天，才想起吃上午第一顿饭。他不惜代价，四方延请能人，于是国力日强。与之相邻的大国诸侯都感到了周的威胁而畏惧它的力量，小国则被它拉拢，感怀它恩德。于是大国小国都只好服从它。——总之行仁义是有的，但不是针对自己的民众，而是对外面的小国，那就是一种政治外交手腕，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他是靠着吸引人才等综合手段而走向强大，成了诸侯的王。这是比《史记》更古老的《尚书》的记载。
一个国家要想富强崛起，靠的是行之有效的缜密科学管理，内政外交多方面的优化手段，而不是行仁义。所谓一行王道仁义，就会无敌于天下，不过是后世儒家理想化的学说罢了。儒家应该从“暴秦”是如何并吞六国的事实上，以及“暴秦”成功的原因上，修正一下自己的理论了。
按儒家的观点，大清朝灭了明朝，也是努尔哈赤在关外行仁义的结果喽。你还真别说，到了大清朝胜利后，学者们还真把大清朝的从前美化成“深仁厚泽，遂有天下”！——这个一路杀人如麻的大清朝是因为行仁义，而得了天下！历史的美化前后如出一辙。
之所以美化西伯的仁爱形象，夸大仁爱的效力，并且放大纣王的暴虐，无非是春秋战国的学者，想把本朝开国之君周文王描述成以善讨恶，以正伐逆，把方国进攻帝国的实质变成大快人心的吊民伐罪。
但是，硬说学者们给周政府溜须拍马，这也有点冤枉了他们。当时的知识分子其实还是满有骨气的。实际上，春秋战国学者非要把周文王说成仁义，更是出于另外一个隐衷。是这样的，儒家的人喜欢推崇仁政，以孟子为代表。推崇仁政没有错，总比推崇暴政要强。但是在推崇仁政的时候，他们为了向君主们兜售仁政的功效，就打广告说：“行仁义吧，你就会无敌于天下的。”为了证明这个广告词是对的，他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