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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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父系主导，但还有一定母系社会的残余历史惯性。不说别人，连姜子牙也是要听老婆话的。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不理解他的用人之纲，甚至分裂而去，那他也只有跟自己的媳妇合计国家大事了。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蝉那样高叫，沸反盈天），这样的社会动乱局面下，人心惶恐，个怀叵测，也只有媳妇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可信赖的啊。并且一直到最后共同自杀。
而且，女人发言参谋国政肯定就是坏事吗？女人智商、能力和意图肯定不如男人好吗？
而所谓第四第五条“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小节，而且并不属实。从出土卜辞上看，纣王的爹和纣王时期，其祀典体系比前代最为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六条“酗酒”算是有点价值和力量的。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并不单从纣王时期才开始的，一贯是有这样的历史风气（商朝的酒现在还挖出来了好几坛子）。从出土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明显激增，表示了社会饮酒之风蔚然。商帝国积累年头久了，财富丰厚，人们闲逸，走上饮酒的路子，好比古罗马帝国在烂熟时候的豪吃豪饮，是必然的事情。好比美国人现在富裕了，工作也轻闲了，钱也一大把了，就开始吸毒了。你也许会说，商朝社会的饮酒风气都是纣王带的头。这也是想的太简单化了。譬如说，假定如今美国吸毒问题严重，这也是克灵顿带的头吗。商代后期饮酒成风，成为社会隐患，是严重社会问题，原因该是广泛而复杂的，跟社会机制中的固有矛盾导致的贫富分化有关系，还跟社会文化和流行价值观有关，不单纣王一个相干，他推动也好，或者制止也好，想作移风易俗的变革，都不是那么容易。就好像清朝末年吸鸦片蔚然成风，不是某一两个皇帝能改变的了得，当时下层、中层乃至高层亲贵的人拼命要吸，皇帝根本拗不动他们。喝酒、吸毒、吸鸦片，这类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社会根本机理与矛盾的梳理出发，这对于忙于应付东西外敌、内焦外困的商王末帝纣王来说，固然是无法实现的。其实邱吉尔也是个酗酒徒，但是因为他是时势造就的胜利者，就没有人说他了。
我们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最后一个帝王在事到临头时一般有四种选择：自杀、逃跑、投降、被俘。能有勇气选择第一种的，为数极少，好歹也应该算是英雄。纣王自焚鹿台，与明朝末帝崇祯自挂煤山，颇为类似啊。光这一点也值得钦佩他俩，并且看出了他们的无奈，这个社稷的根本矛盾实在是闹的无法药救，才最终选择与它共亡。不过，崇祯的命要好一些，没有像纣王那样被清朝人拼命埋汰。
崇祯没有遭到大清人埋汰，是因为大清兵势力雄大，拳头很硬，可以替代嘴巴来说话。而周武王的万把人，拳头没那么硬，需要用嘴巴来帮忙。周国是个起自西方的撮而小邦，面对庞大的商王朝帝国，虽然胜了，但需要拼命辩解，以免遭受四方反弹袭来的灭顶之灾。所以给纣王泼脏水势在必行。但周人泼的并不厉害，只是上述六条的就事论事而已，还不涉及纣王人身，也没有把纣王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
纣王真正之被脸上涂黑，还不是他的敌人周人干的，而是五百年后战国的那些学者们。这些人各自有各自的学说，到处游说诸侯接受他们的学说，或者同别人争鸣。他们在阐述自己的学说的时候，喜欢举例子，比如《韩非子》一书为了说明“小信成则大信立”这一句话，就紧接着举了七八个名人的故事作为例证。举例子的时候又喜欢走极端，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也就是他们捧起来的圣人），以及极坏的坏人，作为正反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论点。这样就振振有辞、生动丰满，更容易打动诸侯了。于是，尧、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古代成功人士，都被他们包装打造成了极好极好的完人圣人，他们干过的事就作为正面例子用，有些他们没干的事，也可以编一些说是他们干的（当然是好事了）；与之对应，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就是极坏极坏的坏人（没有一点好性，坏的彻头彻尾的），夏桀、商纣王、盗跖几位可怜而无辜的先生，因为是失败者，他们干的事，就成了坏典型，有些他们没干过的事，也给他们编上，作为坏例子说。也是，他们是亡国之君，前者是开国大帝，不挤兑他们挤兑谁呢。人们总是对亡国之君严厉，对开国之君百般谄媚。
于是，一说圣贤之道理，就立刻拿尧舜周文王举例子，一说坏典型，就言必及桀纣。
这些人“争鸣”争得狠了，不但会把历史人物夸大走极端，甚至不惜伪造一些事情。譬如孟子就瞎说了很多商汤的仁义，说商汤仁义得到了向东打的时候，西边的人就抱怨，怎么不打我们啊，向西打，东边又抱怨，怎么不来先征伐我们啊。这谁信啊，这是他伪造的。他为了说明仁义的力量是伟大的这个论点，就拿商汤举例子，说商汤能胜利，最后成了胜利者，就是因为商汤仁义——于是就要伪造商汤的仁义以及商汤仁义的功效，混不管到底历史上商汤是不是这样。你看，他们就不可能伪造夏桀仁义，否则就没法证明仁义能战胜天下的这个论点了，即便夏桀是仁义的，也不能这么说他。而墨子先生为了讲“尚贤”（推崇贤人，让贤人领导社会），竟又不惜在尧舜禹之间弄出一种“禅让”作为前例来。
这种编排古代名人来说理的事，学者子贡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有点看不过去了，说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意思是，纣王虽不好，但不至于如此之坏，所以君子都不愿意处在末世和颓势上，否则以后的人说到一些恶和坏的东西，就一定会涂抹了你来充例子的！
意思就是说，不是因为末代帝王是坏人而导致了夏商亡国，而是夏商亡国导致末代皇帝成了坏人。
其实，一个朝代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往往是长期因素在起作用的（在好几代前根子就开始烂了，比如汉朝），不能完全归结为末帝本人如何。崇祯没有什么太大毛病，不也亡了吗？清朝的灭亡又岂在末帝身上。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脏水是怎么随着历史年代的推延而一点点泼到纣王脸上去的。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被活灵活现地演义丰富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再往后一点分吕不韦的门客说他是被剖开了心——开始变得令人发指，到了汉朝刘向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好奇，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到了晋朝，“皇甫谧”（这位喜欢写历史书的医生）干脆说纣王还解剖了比干的媳妇，想看看她的胎儿形态——我看是你这医生想看吧！医生想看活体解剖是可以理解的，但自己想看自己不说，说别人就不乖了！自己放屁却瞅别人！
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事情，大周朝初期的文献上也从来没有过，春秋时代也没有，是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先生，首次描绘出来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非常了不起的：“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
韩非子罗嗦了这么半天，最终目的却不外乎是为了证明他的论点：“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就是防微杜渐，从而告诫他所爱戴的君王们，不要“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啊，否则就成了纣王那样的亡国之恶君啦！纣王使用象牙筷子，不在乎这些小错，不断积累，终于错越来越大，酒池肉林，以至于亡国！
韩非子确实把“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危害的道理讲的非常生动，是可以打一百分的作文了。而韩非子作文生动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有纣王这么个“意象”可以供他打扮起来任意当道具用。遗憾的是，韩非子的故事真假我们不论，但他这种牵强附会，把纣的亡国简单归结于为纣设想出的“奢侈”，而忽视了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家族统治的固有危机、商朝的累代积弱与外族的迅速强大，是肤浅的、片面的、也无道理的。
时光到了西汉，司马迁在韩非子首创的“酒池肉林”基础上又加了“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从而使他的文章也很生动。一帮男女在里边裸奔。（其实，纣王让男女在沙丘苑囿里裸奔，未必就是淫荡，这是古代“欢乐谷”的遗俗，为了解决社会上未婚男女的性问题，一直到后来的大周朝，也一样组织男女在桑林里“奔”呢。汉朝人少见多怪，把这个视为淫荡。）
不管怎么样，纣王的形象越到后代越被糟蹋的厉害，体现了人们想象力的进化。时间到了西汉，史学家刘向先生也不甘寂寞，首次把纣王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显得更为奢侈，并且详细设计了炮烙的图纸，还让妲己坐在佳宾席上旁观，看见罪犯掉到火炭里，鼓掌而笑。到了接下来的东汉，纣王脸上留的空白不多了，《汉书》作者班固只好把酒池的面积扩大到可以行舟，牛饮者达到三千人（这个罪状同时又塞给了夏桀一同分享，哈哈）。时光到了晋朝，“皇甫谧”医生咬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面积，比汉朝时又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并且觉得炮烙还不过瘾，皇甫医生又设计了一个热熨斗，让纣王的犯人举着，一会儿手就烂了。不愧是医生啊，估计还是外科的。
总之，纣王的脸上就是这么一点点脏起来的，前后用了一千多年时间。后人之所以这么埋汰他，也说明是被当时的皇帝压迫的不行，只好借涂抹纣王来告诫人君，起到劝善惩戒作用。倘如此，纣王牺牲了我一个，也算是幸福了后来人，可以含笑九泉了。
PS：纣王杀死的比干，纣王“政治迫害”的微子启、箕子，都是纣王的叔叔或者庶兄。这除了上面说到是因为人事安排政策损害了这些贵族利益因而与纣王发生矛盾，还很可能是权力之争的结果，是纣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而把叔叔和庶兄们打击掉。这在君主社会里，是司空见惯和可以理解的，特别纣王是小儿子继位，“天敌”就更多。其实历史上很多伟大帝王，像齐桓公、晋文公、李世民、唐玄宗、朱棣，为了夺位而杀几个叔侄弟兄，小菜一样，都发生过，但因为他们是成功的帝王，就没有人计较了。其实，周文王的堂兄周泰伯、虞仲远奔去了吴国，也不排除是被周文王一系排挤的结果，和纣王“排挤”庶兄微子启是一样的。而周公又诛杀过自己的哥哥管叔、蔡叔。
我们有理由相信，纣王作为亡国之君，本来就跟明朝的崇祯一样平普，也许他有缺点，但就像子贡说的，未必如此之甚也。从能力上来讲，纣王甚至比崇祯还来得有能力些。在纣王之前几代，自从武乙时代，商王朝就已经开始衰弱，开始控制不住诸侯，西边周人开始崛起，构成了对商的强大威胁，他的上两代人都拿这个没办法。到了纣王的老爹时代，周人东夷开始为“害”。到了纣王，他进行了人事改革和征伐东夷这一系列挣扎，殉死他的王朝，这是他的本来面目。与崇祯大为近似。　
早春温暖的阳光终于灿烂起来了，不知名的小花开满了原野，亡国之后的商人开始卷起行李，准备整队离开王畿。这些亡国的人喜欢远游，他们兴致盎然，甚至不受洲际约束，其中有一批人穿过了白令海峡（当时有一座陆地桥），成为印第安人的始祖，或者部分始祖。这一点可以根据墨西哥的八卦太阳历，以及大量形似甲骨文的石刻文字来论证，并且印第安人黄而平的脸盘确实跟我们想象。倘若此说为真，那实在是值得骄傲了。伴随着东夷人远去美洲的步伐，迎面也有一种动物爬着来到我们亚洲，那就是“地平龟”。虽然步履缓慢，但毕竟爬了过来。
既然乌龟都能从美洲爬来，那东夷人走到美洲去，应当没有问题了。
即便没有去美洲，但朝鲜至少是去了。《汉书》上说，箕子先生——这家伙是纣王的叔叔，一个亲周派，被周人封在了朝鲜，封国的都城就是平壤。
还有一些商人往西跑，来到周人的陕西地盘，当然这是迫不得已的了，周人把他们带来之后，一同带来了青铜器、文字和发达的手工艺。当然，更多的商人则被遗留在原王畿地区，也就是中原朝歌一带，被称为“殷人”，受商纣王的儿子武庚领导，也作为一个封国。但是周武王派了两个弟弟：管叔、蔡叔，夹辅着武庚，号称“三监”，就是坐地盯梢的意思。
然后，周武王就返回了陕西西安地区的镐城，他觉得富贵还是应该还乡才对，而把中原留给三监管理。
武庚，呆在周人给他的办公小院，经常无言地走上西楼，看见残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着清秋。远天里有血色的晚霞，雪样地陈列在天极，但被近山遮住了。还应该有雨，有小虫飞，结了群，都比他来的自由。武庚看见飞虫儿向着已经放亮儿的烛火黄晕里去跳舞。武庚很想大叫一声，去旷大的林地里喊：“我也要飞蛾扑火，我要反周复商！！！！”
出师一捷身就死，武王大哥在灭商后第二年就于镐京驾崩了，没享福，先升天找父亲文王言好事去了。接任的周成王是个小孩，请叔叔周公辅政。
辅政的周公并不姓周，他姓周王族的姬姓，周公整个的名字应该是姬旦，但我可以发誓，那时候的鸡蛋一定不念鸡蛋，不然姬旦先生是不会容忍的。
（注：据书上说，鸡在古代还真不叫鸡，叫雉，后来呢，因为避刘邦的媳妇也就是毒婆子吕太后吕雉的讳，雉才改叫了鸡，但鸡为什么现代又指“小姐”，还需要继续研究。
其实，“姬”是家族的姓，并不冠在名字前面，所以不会出现“姬旦”这样的连称，也就不用担心念成“鸡蛋”了。当时一般把官职和人名连称，他应该叫“周公旦”，“旦”是他的人名，“周公”是他的官位。）
周公旦辅政，辅佐周成王，建设新的国家，日理万机。忙什么事情呢？制定战俘处置政策，签署禁酒条例，讨伐周边跟商王朝一鼻眼出气的小国，镇压民间反周复商势力——纣王的猛将飞廉还带着游击队在山东地区兜圈子呢，还得草拟分封制度，还得安置商朝贵族和遗老遗少。忙的时候，周公洗澡都有人打搅，古时候男人头发长，周公握着湿头发从浴室跑出来，接见完了，又进去接着洗，反复三次，洗一次澡中间得料理三拨客人。
（注：周朝人蓄长发，把长发拧成一股之后，再像弹簧似的盘成大髻，髻中间插笈做扎束。甲骨文的“夫”字，最上边一横就表示男子发髻上插笈——簪子，而“妻”字表示女孩儿结婚以后也开始结髻，并且上面插了好多簪子——横杠，以示爱美之心。商朝贵族妇女有一位出土的，脑袋上插着26枚玉制的簪子，使她的脑袋像一个鸟窝。）
至于周公吃饭也很麻烦，扒拉进一口小米干饭，不等嚼完又得把米吐出来，因为三教九流的客人又来求见了，所谓“一饭三吐哺”　这样吃饭很容易闹胃病，从浴室跑进跑出，也感冒着凉，但周公心里装的是黎民百姓，唯独没有他自己，所以他成了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