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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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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养起来转化为奴隶（用于从事养马、打猎之事，用于农业生产的则绝少）。这一点被卜辞的研究所证实，以典型的羌方战俘为例，转化为奴隶去养马的只有一例，其它全是杀了祭祀上帝，每次三人、五十人、三四百人不等，被杀掉的人身上还带着战场上的箭伤，从头骨分析都是什么〃类高加索人种、海洋尼格罗人种、爱斯基摩人种〃，来自遥远的五湖四海，更说明是战俘。他们的脑壳上刻着武丁的战争伟绩，让上帝吃的时候先看看见。
所以说，商朝所谓〃臭名昭著〃的人殉人牲，按被杀者数量比重看，依次的是战俘、葬礼死者的亲友，最后是极少量的奴隶。退一万步，即便这些被杀者都是奴隶，但从被杀者数量上看也并不多。如今挖出来的是1178人，这个数目当然不全，因为还有一些倒霉蛋至今未见天日。幸好商朝杀人祭祀是件神圣的事，必须严格记录在甲骨上，专家们于是统计了所有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发现累积人牲总数为13052人。把它平均到250年中去，是每个月四人。对于一个诺大的商王朝来说，每个月杀掉四个人作为人牲，实在不是太多，根本都不血淋淋，还没现在一天出交通事故死的人多呢。其实，人牲、人殉是远古时代人类的共同习惯，出于对神灵祖先的敬仰，世界各地无不如此。仅仅因为每月平均杀掉四个人牲就判定当时是奴隶社会，岂不有点危险。
其实奴隶社会的定义，一定是奴隶多到了成为社会生产者的主体的地步，才能算是。而所谓奴隶的定义，是“会说话的工具”，不算是人，跟设备机械差不多，可以买卖，不占有生产工具，他的主人处理他，就像处理一件物品。
商朝存在少量奴隶，这么说大约没有错。但商朝的奴隶肯定很多吗？这一点我们暂时不回答。但我们能回答的是，奴隶不是商朝的专利，后来的周朝也有一些。更后来的汉朝，奴隶的使用量有增无减，不论官府还是民间，都豢养役使奴隶，“臧获”和“奴婢”是对他们的流行称谓。他们与养马一样被当作一种投资，奴婢可以买卖。从很多史料和文学作品中我们目睹了他们劳动的身影，遍及了汉朝手工业、畜牧业、农业、运输、矿冶、煮盐和商业领域。皇帝甚至发召规范田地上的奴隶数量——可见当时用奴隶之盛。奴隶因过度劳累，折磨屈辱，自杀、早衰、瘦毙，比比皆是。主人们希望奴隶短命一点，因为老了不能干活，还得花钱给他养老。汉朝以后的朝代也都有奴隶。唐朝法律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把奴隶比作私人牛马。事实是，即使到了最后的大清朝，乾隆爷还一直把罪犯及其家属发到功臣家里为奴。
做完这样的纵向比较，我们再作横向比较。商朝的奴隶数量与同时期的埃及、古巴比伦相比，也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在古巴比伦王国与北方亚述人的频繁战争中，动辄有十数万人甚至二十万活口做了战俘，而三万、七万、九万战俘的记录更是史不绝书。埃及法老也是频频出征、大有斩获，捉到数万甚至十万俘虏。这些被俘的人口显然不可能全是士兵，当时的军队不可能有这么大规模，而一定是良民居其很大比例。这些被俘的人丁，绝大多数转化为国王和政府直接掌管的奴隶，还有一些发往奴隶市场出售给民间。而我们商朝的武丁先生，一次出征在三千五千人左右（只有一次达到一万多人），战俘又多被杀掉祭祀使用，实在没有因此产生多少奴隶。其实，中国的战争，并不是以产生奴隶为目的，而是出于保家卫国。
商朝最主体的人口，也不是奴隶，而是守着几千年世代相传的土地，土地上的宗族农户。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就是说，国家向这些宗族农户发授土地，夏朝每人发五十亩地，商朝七十亩，周朝一百亩，然后国家收取其十分之一的收成。这哪是奴隶呢？分明就是正常的农夫，上交的是实物的地租。
这些农夫，平时聚族而居，合族劳动，把一定比例的收成上交国家，其它在族内进行分配，战时则按族出征，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体，他们其实是多年延伸下来的原生态的宗族户，他们有自己的工具、农舍、自由、人格和自行支配的粮食财产，这不是带着锁链、一无所有、被买被卖的奴隶所能等同的。倘若一个社会最主体的人口——土地上的稼穑者不是奴隶，那这个社会还能被视为奴隶社会吗？当然不能。
而西方晚些时候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则不然，恩格斯说，雅典公民九万人，而奴隶高达三十六万人。恩格斯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总不会随便信口雌黄。另有学者说法，雅典全部人口四十万，奴隶二十万。总之，奴隶构成了古希腊、古罗马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在迦太基的一处矿井，就有四万奴隶在带镣工作。克拉苏一个人拥有两万奴隶，安东尼时代一个有钱寡妇的遗产中包括了6000名奴隶。罗马通过扩张战争，曾一次性把被占领区15万人变卖为奴隶（失去自由的劳动工具）。奴隶们在市场上公开买卖，还可以像牛马一样租给别人收取租金，成为社会的一大主体阶级。没有奴隶，“世界”就一天也运转不下去。当时在亚历山大城奴隶的价格是如此的低廉，造成很多富人宁愿购买奴隶而不愿意雇佣自由人。斯巴达克斯的奴隶起义有20万人之众。有人估计，在罗马屋大维时代大约有5000万到8000万左右的奴隶。
说商朝是奴隶社会的人，是受“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这一说法的束缚。事实上，奴隶这种身份的人曾经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曾存在奴隶：美国建国时有70万奴隶，占全人口六分之一。但我们不能因为找到了几个奴隶，就说“看，我发现了奴隶社会”。历史上，奴隶群体仅仅在极个别地区（即希腊、罗马）获得过充分的发展，上升为占主导地位，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发展建立在奴隶者的劳动上，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纳为奴隶社会。而再早一些的埃及、古巴比伦，我们甚至不认为它们是奴隶社会，虽然他们的奴隶数目远远比我们的商朝多，但仍构不成社会生产的主体，譬如修金字塔的民夫，现在就证明并不是奴隶，而是平民。
事实上，基于奴隶的经济和使用奴隶的经济是完全不同的。基于奴隶的经济才是奴隶社会，社会的主要生产主体靠着的是奴隶。而使用了一定的奴隶，就不就能算作奴隶社会。商朝存在着一定奴隶，秦汉明清也都或多或少有着奴隶，甚至美国从前也使用黑奴，但这些都不是基于奴隶的经济，而只是使用了奴隶的经济。使用了奴隶并不能就算是奴隶社会，美国有黑奴就也是奴隶社会吗？一定是奴隶数量多到足够成为社会生产主体的才可认定为奴隶社会。
而通过上边的分析，商朝的奴隶即便比秦汉明清多，但仍没有多到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的地步，因为商朝的土地耕种者就不是奴隶，被杀的人殉也多并不是奴隶。它远远没有达到像古希腊、古罗马这种完全把社会经济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地步，商朝不是基于奴隶的经济，也就不是奴隶社会，这是显然的。
关于商朝土地上的稼穑，我们还有必要多谈两句，因为它是论定商朝社会生产主体是不是奴隶的关键。这些土地上的耕种者，他们在史料中被称作〃民〃，在甲骨文中被称作〃众〃。郭沫若老先生解释说：〃众〃就是奴隶，从甲骨文上看，〃众〃是日下三人形，说明他们是在炽热炎炎似火烧的山野里，赤身露体耕作着的奴隶。
其实，农田劳动自然是在日头底下，除非哪一天实现了农业室内化才会改变，但凭什么说日头底下劳动的人就是奴隶呢？上及神农氏，下及今天的农村，干活的人都在日头底下，难道都是奴隶？再说，〃赤身裸体〃这也是郭老放任自己的想象，〃众〃中的〃人〃是人体的侧视形，在其它甲骨文字中“人”作为偏旁出现时也都是这个写法，并无穿衣或裸体之别，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众〃字中就看出他是不穿衣服的了。
郭老在几乎没有证据的基础上，仅从字样上就断言〃众〃是奴隶，实在让人不能服气。对于史料上的〃民〃字，郭老也释为奴隶。他把一段关于商周的古文翻译得有声有色。原文是：〃殷周之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春，令民毕出于野，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邻，毕出然后归。妇人同巷相从夜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这本是一个祥和的农村生活，简直和现今没有什么两样，但郭老为了证明他的奴隶制，作出翻译是：〃这里的邑，很象是奴隶劳动的集中营。里胥、邻长就跟哼哈二将一样，坐在居邑门口，监视‘民'之出入。连妇人的工作时间一天都是十八小时，男人的工作时间也就可以想见。〃
里胥、邻长扮演着〃监督者〃的角色，不假。但只要人类还存在，任何时代的劳动恐怕都需要有人在一旁组织和监督，即便今天也不例外。郭老有什么理由一见有人监督，就把它同奴隶集中营联系起来呢？事实上，如果是一群带锁链被强迫劳动得奴隶，光靠这两个老头子还根本监督不了他们呢！这两个人，其实只是宗族长者罢了，指挥一帮宗族农夫在田野上劳动，即便封建社会也是如此的。而〃妇人同巷相从夜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明明是说她们勤快，聚在一起集体纺织节省蜡烛，相当于节省了工作日。郭老竟也能从中计算出奴隶制的〃十八小时〃工作制来。如此丰富的想象能力，除了诗人郭老以外，恐们很难找出第二人。
那么，到底这些〃民〃或〃众〃是什么身份呢？其实，原古文中说得已经很明白，“殷周之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也就是说，国家按人头授给他们土地，类似现在的包产到户。这怎么会是奴隶呢？奴隶怎么会授田呢。郭老闭眼不看这前面的大字，而应从后面找哼哈二将，实在没法跟他论理啦。
事实上，商周当时的奴隶，来源有限，只有区区战俘、罪犯、卖身偿债者三类，数量因此有限。所从事的工作领域也非常有限，并不包括农业这一最主体的生产领域。与“古希腊”、“古罗马”这种典型的奴隶制相比，它是没有资格叫奴隶社会的。郭沫若硬把中国的商周时代视作奴隶社会，是一种“自污”！而这种“自污”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说明古代很差，而现代很好罢了。
我们说，奴隶，在中国历史上，从夏商周到秦汉明清，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是生产活动的一种补充，但从来不曾是主体的生产者。养活全体大众和统治阶级的，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农民朋友们，中国的社会生产者的身份性质一直没有很大变化。所以，论定商朝是奴隶社会，而随后又是农民地主的封建社会，这种试图以社会生产者的身份性质来划分历史，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其实，商周，和秦汉明清，最大的区别，倒不在于主流劳动者的身份，而在于社会统治的形式和结构。鄙人认为，应该按照社会结构和统治方式来划分中国历史，那就是“分封制社会”和“皇权专制”社会，前者含盖夏商周的主要时期，后者是秦汉明清这些时代。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体系，实质区别是非常巨大的。商周分封社会，是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国内，又是国君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又有世袭封邑给自己的家族子弟，一层层分封，被封出去的封邑和封地，归受封者独立支配。无数大大小小的世袭封邑，解构了中国，导致天子和诸侯国君的专制力度不大，而个性和自由的张扬往往就在士民中存在。而秦汉明清，是皇权专制社会，是皇帝家族借助招募来的职业化官僚，来一统地管理国家郡县，是郡县制的结构，专制力度也就大，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就奴才性多。总之两者差异很大。在社会构架、政治文化、自由程度、经济组织、专制力度、人才选拔上，都有质的不同。官吏选拔方式也不一样，商周分封社会的各层统治者，是凭血统和世袭而充当，后面的皇权专制社会是市场化选聘官吏。
所以，分封制度社会与皇权专制社会的上述巨大社会差异，使得用这两个称谓来命名和区分中国历史社会阶段，是有实在意义和便利的。
而我们分封制社会，向皇权专制社会的过渡，则是从商鞅的变法开始的。商鞅的变法，就是改变了分封，而加强王权专制，实现了两种社会形态的转变过渡。关于这些，我们后面的书中还要再详谈。
下面谈谈阶级。不论是分封制社会，还是皇权专制社会，其中的阶级对立也都是存在的。在分封制社会中，阶级对立是授封者与被封者一层层之间的矛盾冲突乃至战争，还有一个是封地的私有者，与封地上的劳动者，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而所谓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却并找不到，因为奴隶本来就不多，拥有数万奴隶的大奴隶主，在中国更是没有。）在皇权专制社会下，阶级矛盾也类似，是天子与各层的下属统治阶层之间的相互矛盾冲突，以及土地私有者（没有像封邑那么大了，而是小片土地了）与土地上的劳动者，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总之，阶级矛盾是相似的，前后并无太大差异和变化。
矛盾是类似的，但不同的是社会结构和统治的组织方式。
所以，用社会结构的不同来区分历史，与用阶级类型区分，更有意义。
总之，商周是分封社会，秦汉明清是皇权专制社会，这是更有意义的分法。
这就是鄙人的最终观点。
而以为商周是靠奴隶生产（错的）因此算“奴隶社会”，秦汉明清靠农民生产，因此算“封建社会”，但“封建”这个词本义是指“封建诸侯、分封”，而当时却又不是分封，这种漏洞百出而且对于分析社会问题又没有多搭帮助意义的划分法，实在是我不能理解的。
附录 附录三 说“社稷”
周天子在分封诸侯的时候，要搞一个仪式。先造一个大空场，上面堆着五堆土：东面一堆是青土；南面赤土；西边白土；北边骊土；中央以黄土。王室亲戚、战斗功臣以及“友邦”领导人，都团聚到这里。将被分配到哪个方向去，就从哪个方向的土堆里凿取一把，与中央的黄土混合一起，裹以白茅，送给他，作为分封的信物。接受这个信物的亲贵、功臣或者“友邦”领导人们，也表示他接受了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和未来的统一指导。
附录 附录四 说“封建”
商王朝的直控地区，实际只有“王畿千里”有限的面积，其它土地都承包给了诸侯们。
周王朝也是如此，周天子把核心区以外的更大片的土地和城邑，都分封了出去，自己只留了相对小的区域。这跟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通讯、交通等技术水平落后有关。大周朝只能通过分封的形式，把土地委托给诸侯们去管理。
还有一个原因，许多诸侯是从当地原生态的部族自我发展壮大起来的，他们不能接受被别人兼并成一个统一行政体的一部分，成为后代的郡县。这是因为各部族的文化差异显著，地区经济发展的也不平衡，各个部族自霸一方，尚无某个部族（包括周部族）可以强大到足以兼并天下一切部族的地步。所以，当时还远不能形成后代的大一统。周天子，只能借助分封的形式，维持出一种松散的“部族”或者说“诸侯国”们的“集合体”，并名义上担任这个“集合体”的“共主”——显然，他和后代的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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