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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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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周天子分封出去的诸侯，散在那些原生态的诸侯之间。所谓原生态的诸侯，就是各地原有的原始部族，逐渐演化成为各种诸侯的。他们与大周的关系，有好有坏，比如南方的三苗等等，就很不买帐。但是，周天子分封的诸侯们，在汉水沿岸形成了一个屏障，挡住三苗和楚人有可能向周发起的进攻。并且，对于这些不是一条心的诸侯，周天子也多次举兵征讨（像从前的商王武丁一样），比如周昭王就是死在征讨南方的路上。
周天子分封出去的诸侯，比起原生态的诸侯，毕竟是少数，但是他们的优势在于，团结起来有力量，而原生态的诸侯互相不团结。所以，周天子想打人的时候，亲周天子的各国诸侯就随王军出征，打周天子想打的人，往往很见效。
大周天子就这样通过分封、借力打力地管理着天下。它和秦代以后的王朝帝国，严格地来讲，还有实质上的很大不同。总之，当时是分封制的松散政体，还远远不是统一的郡县帝国。
周天子把弟兄们、功臣们、友邦部族们分封到周的直辖地区以外，簇拥和保护着周，用《左传》上的话叫做“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或者“封诸侯建藩卫”。这也就是“封建”一词的来历。
周天子把土地封给他所亲近的人，这些人叫做诸侯；诸侯再把土地给亲戚功臣们，这就成了卿，卿再把自已的大片土地，分给自己的孩子们，成为某邑大夫，某邑大夫。诸侯国君要听周天子调遣，卿则要听诸侯国君调遣，而大夫听卿的调遣。
这种层层分封的体系非常符合《大英百科全书》给feudal system的定义：领主把领地交给封臣管理，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但他具有领地上绝对的权威。这样一层层地分封下去，形成金字塔的结构，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就是这样的。我们有理由把大周朝视作封建社会，近似西方中世纪。而秦汉唐清这些郭沫若所谓的“封建社会”，其实是中央直接控制地方，并没有通过分封，所以叫它“封建社会”不合适，应该叫皇权专制社会。
有人说，不对啊，在皇权专制社会，也就是你说的秦汉明清时代，也是有一层层的官僚，譬如州长、郡守、县令什么的，这和分封制的诸侯、卿、大夫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呢。不同在于，在分封制下，被分封的诸侯、卿、大夫们对于封给他们的土地、城邑，是全权拥有的，是其家族可以世代将其相传的，所以，诸侯、卿、大夫对受封的城邑具有高度自治权并且世袭权。这些诸侯、卿、大夫，对上一层领主，是比较游离的。总之，天子对一层层封下去的诸侯、卿、大夫什么的，管控力度是相对弱的。而皇权专制下，州长、郡守、县令什么的，是没有这样大的独立权限，他们被皇帝管控得很紧。州长、郡守、县令，对于州、郡、县，是绝对不能视作私家所有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管它叫皇权专制社会的原因了。
这种社会架构的区别，也给人性带来了不同。在分封制下，被分封的因为有自由度，所以养成了春秋战国人那种自由、张扬的个性精神。而皇权专制社会之下，层层官僚们因为自由度小，所以奴才秉性就大一些。人们的价值观也不一样，分封制时代（商周含春秋战国）的人们重名，皇权时代（秦汉明清）人们重利。
这大约是因为，他缺什么就会重什么嘛。卿大夫们自己有封邑，也就不重利了。州、郡、县的官僚们，因为并不能把州、郡、县当作自己的私人封邑，所以穷啊，能不重利吗？
所以分封制下的卿大夫，重名不重利，而皇权时代的官僚们，却是重利的很。
所以，在分封制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也就演出了那许多重名的慷慨激扬的人物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角，实质都是这些卿大夫们，他们最慷慨激昂。当然，受他们气质影响，民众们也古朴质烈。
惟其如此，鄙人也才把分封制时代，也就是整个的商周含春秋战国，称为青铜时代，用青铜的光泽，象征那个时期人们的远古个性精神。
虽然造就了人性上的张扬和魅力，这是它的可贵之处，但大周朝的分封制，相当于后来的皇权专制社会，坏处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分封出去的诸侯常常混战，甚至向上侵权于天子，造成社会动荡，乃至割据。这和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也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周天子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大诸侯，它的直接实控的地盘并不大，主要是陕西关中以及河南洛阳两大地区——凭着这两块土地上的产出自奉自养。一旦这两个地方丢掉一个，比如犬戎攻破了镐京，周平王被迫放弃陕西关中，东迁。周这个大诸侯就只剩下洛阳一块土地了，立刻变成小诸侯了，经济也弱了。这就是大周朝东迁，进入东周阶段以后，就开始虚弱下去了的原因。
而这时，天下的诸侯们却有强大起来的，比如齐、晋。齐、晋、秦等春秋五霸，就开始凌驾于周天子之上。最终秦诸侯竟兼并了周这个大诸侯。
我们不禁要问，周天子最初干吗要把土地分封给别人？自己直接派官吏去管着，岂不更威风！
非不愿也，实不能也。
前面已经说过了，这跟当时通讯、交通、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有关，而且周的军事实力和统治力量，也不足以覆盖整个中国。总之，只能实行分封制，当时还没有力量建立一个彻底由中央对地方进行高度集权统治的、派干部到郡县去的、统一的郡县制帝国，如后代的秦汉唐宋那样。
在分封制下，“周”所直控的地盘，其实非常有限，说白了，“周”不过是众多诸侯中的一个大诸侯。但是由于周这个“大诸侯”，相对于其它各家诸侯，面积毕竟更大一点，德行也最高一点，所以天下诸侯们都愿意奉它作“共主”。但是，“共主”能责诸侯们所服从和执行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共主”不能从各家诸侯处收税，也不能派遣大量干部给诸侯，也不负责给各家诸侯提供财政拨款。总之，它决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它更像是霸主与小弟的关系。
所以，“周朝”，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的王朝。叫它“周时代”也许更适合。“大周天子”还不能和后代王朝的皇帝、天子相提并论。“大周天子”的威风，也就比后代的汉唐皇帝，大打了折扣。
直到秦以后，中国才有了真正的王朝，即秦汉唐宋明清。秦汉唐宋明清的皇帝，把他的触角，由一层层官吏们牵引着，伸展并控制到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管它们叫皇权专制社会。皇权专制社会下的皇帝的权力，比分封制下大周朝的“天子”，要真实和结实多了。他们以郡县制取代了层层分封，这是生产力技术水平提高的结果，也是帝国或王朝开始形成的标志，。
我们最后做个比喻，用以了解一些分封制社会和皇权专制社会——中国前后的两种社会形态的区别。
譬如草原上有一千群狮子，象征着中国的一千个诸侯。其中有一群狮子实力最强，狮数最多，这群狮子被标志为“周”，这群狮子中的狮子王，叫做“周天子”。而其他999群狮子，也各自有王。但是由于主动和被动的原因，这999群狮子的王，都不同程度地听从最大狮群之王“周天子”的号召。这就是当时的分封制社会。
如果“周天子”的这群狮子，蚕食鲸吞，把其它999群狮子全都一群群击败了，收编在自己这一大群之内，使得草原上就剩这唯一的一个庞大狮群了，那么，这就是后来秦汉唐明清这样的统一帝国了。“周天子”也就该改称“皇帝”了。这就是皇权专制社会了。
我们觉得，用分封制社会、皇权专制社会，来划分中国的历史，比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要来得准确而且有意义的多。
最后罗嗦一下，在税收体系上，分封制和皇权专制社会，也有显著的不同。在分封制的体系下，被分封的诸侯、卿、大夫，只是象征性地向上一层纳贡，表示自己名义上臣服上一层就可以了。而上一层的天子、诸侯或者卿，其实是有自己的自留的土地城邑，用这些城邑自养，不需要从下层领主那里紧紧地抽税。况且下层领主独立度很大，也不会买他的帐的。但是，皇权专制下的州、郡、县，则是像抽水机一样，要不停地、实实在在地向上边纳税粮财货。帝国因为也是一个统一财政的大一统的有机帝国。
附录 附录五 说“礼乐”
土地都“分封”出去了以后，周天子发现，它实际直接控制的地区，不过是陕西关中（以镐京为中心）以及河南洛阳（以洛邑为中心）两块有限的面积。
在镐京、洛邑，各自布置着八个师和六个师合计四万多人的常备军，这也是周王朝所有的国家常备军，再多了就养不起了。
依靠这样区区几万军队，对付分散盘踞在周控地区以外的上千个诸侯，当然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周公费尽心思，创出了一种保家卫国的绝技，那就是“周礼”！周礼规定了人们起坐卧行、吃饭上朝、哭丧穿衣以及男女尊卑的秩序，根本目的在于给周天子撑腰，让诸侯们服气他。
周公把自己制定的“周礼”，下发给全体臣民去练习。
按照《周礼》要求，不同等级的人，见到不同等级的人，在不同的场合，要有十数种不同的磕头方式。不光磕头有分教，连走路说话都有章法：你在尊贵者或长辈面前经过时要“趋”（急走、小跑）而不能平稳地迈着方步过去。在登上堂的时候，从东边上先迈右脚，从西阶上先迈左脚，每登一级都要稍停一下，让两足都在同一阶之后再登。登堂以后（堂就是大客厅），由于堂空间比较狭小，所以不必趋，而要“接武”，武”指足迹，“接武”就是后一步要踩在前一步的足迹之半的地方。如果手里拿着贵重的礼玉，那无论是在堂上或在堂下庭院，都不必趋，因为怕跌坏了宝玉。
好，整套动作连贯地作下来，我们请未来的大圣人孔子给我们示范：孔子进入国君院子大门时，作出害怕而谨慎的样子，好像没有容身之地似的，到处躲躲闪闪。孔子不站在门的中央，他走过门的时候，不踩门槛——尽量显得自己渺小，在尊长（国君）面前不是人。。孔子提起衣襟往堂上走的时候，更是恭敬谨慎，好像憋住气不敢放一样。走近鲁君几案的时候，面色矜持庄重，脚步加快，言语拘谨，故意好像底气不足一样。这种拘谨的状态直至拜见完毕（中间最难的是如何就座、如何磕头我们待会再说）。孔子走出宫室降下台阶，面色才开始放松。下完了台阶，孔子再快快地向前急走几步，犹如鸟儿展翅一般。但是，这也好不了多久，等到回到自己车上，孔子便又摆出恭敬而内心不安的样子了。这简直就是演电影或者跳芭蕾舞那么复杂。
试想，一个精通了这些繁文缛节的人，整天规规矩矩、必恭必敬的人，还会想着跟人整天打架和造反吗？礼仪这种东西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它可以通过约束人的行为模式而改变心性，最终维护大周朝所追求的等级秩序。如果上千诸侯都习惯了周礼，就不敢对天子造次了。
《周礼》中无处不在体现天子、诸侯、大夫、臣民这些等级秩序。譬如坐席子——大周朝不是直接坐地上，屁股下面有席子——按照规定：天子坐的席子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之席两重。席的花纹也有差别，显示了等级差异，不可铺错了，即便是在家独处。孔子有个大贤学生，死前发现自己躺的席子花纹超过了自己的身价级别，嚷嚷着爬起来要换，换成低级的。结果没等抻完席子就把他折腾死了。席子在屋内的摆设位置也有尊卑的差别，离门的远近，是东是西，都蕴涵着等级秩序。臣子不能和君主同坐一席，当然，男人和女人也得分开（当然这都是对贵族士大夫们来的，老百姓可以免了）。入席时候应该从席的后面上去，谁从前边迈上去谁是混蛋。坐下以后，必须跪姿，屁股压在后脚跟上，膝盖离席子前沿保留一尺间隙，以表示谦恭。若是在读书和进食的时候，则又不要保留间隙，应尽量往席子前沿坐，以免看不清书或将食物落在席上，那就不乖了。
入席就坐的时候不能“横肱”（叉开胳膊肘），以免妨碍同席的并坐之人。
跪坐的时候，当然也不能穿着鞋。只有资格最高的人才可以把鞋脱在屋里，其他人必须脱在屋子外（就是堂下）。所以，如果看见户外有两双鞋，则知堂上必有三人正在交谈。你在那儿脱鞋的时候，注意不要践踏别人的鞋。
脱鞋跪坐好了之后，下面开始吃饭，也是满有讲究的。天子吃饭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则用三鼎（这种周鼎也不是很贵，现在值十几万块钱一个，你可以去买）。鼎是放在地上的，里边盛放不同的肉，吃时实行分餐制，还要搭配了调料，放入进餐者的在几案上的餐具里去。天子的案上，摆着的餐具至少有二十六个（吃不过来啦！），其它级别递减。米饭则放在青铜簋里，天子用八簋、诸侯用六簋、卿大夫用四簋、士二簋，也是落在地上的。
上述差异表明，“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至于屋子里、院子里不同级别的人点几根蜡烛，走上台阶的时候，什么级别的人从东，什么人从西，谁给谁铺席子，谁给谁撤席子，都有详细要求，堪称繁文缛节。总之，礼仪对于天子、诸侯、人臣、士人至关重要。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也在于此。通过演习运用这些礼仪，使得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被固化在日常行动之中，以至于从骨子里都习惯了尊重君长，从而忘记造反了。
也是啊，以当时幅员辽阔的中国，成百上千的诸侯，大周朝的三四万常备军哪里看管得过来。礼仪可以起到千军万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啊。
不过，即便在刻板的周礼大获流行的时代，周政府还是依照古代遗俗，保留了欢乐谷的娱乐项目。从考古发现看，半数以上的商朝人不见“死则同穴”的夫妻合葬现象，推测可知当时社会上大量的男人终身打着光棍，不组建个体婚姻家庭，所以需要欢乐谷。周朝人也是如此。人们呼唤着欢乐谷，欢乐谷神圣不可侵犯。
周公在《周礼》中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也就是一年中的某些特定季节，男女可以去欢乐谷找性伴侣。“奔者不禁”，就是俩人钻高粱地，没人管，不需要办结婚手续。这也实在是性解放了。甚至鲁国大圣人孔子的出身也有“野合”的说法，也就是说，某男和某女没有结婚，在欢乐谷里那个，而产生了他。总之，那时的男人、女子，在结婚之前，有绝对的性交自由。甚至结婚的观念，也并不强烈。那些社会上占了很大比例的一辈子不准备结婚的人，就有一辈子的自由。
前面讲了半天，都是礼，其实周公还编排了很多样板戏，都属于“乐”。周公编排了大型革命历史剧《大武》，共分六幕，以讴歌和舞蹈的形式再现了武王伐纣从出征、渡黄河到砍下纣王脑袋的全部革命场景。该剧于全体演员在雄壮的乐曲声中手举道具向看台上的周天子致以最高的礼敬（类似后世的高呼万岁）中圆满结束，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民众作用。
但是这种“大乐于天地同和”的主旋律音乐，以钟鼓打击为主，节奏简单缓慢，听了实在不耐烦，后来终于 “礼崩乐坏”了，被靡靡之音的民间小调取代了，把孔子气个半死。
总之，这就是周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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