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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文集-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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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医药，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你究竟信中医还是西医。“绝对”不相信中医或西医的人我都遇到过，就好像中医个个是误人的郎中，而西医在缝伤口时，必然会连剪刀也一道缝进去。
我个人倒没那么绝对过。一则小时难得生病。就是生了病，家境也容不得我去挑这拣那。10岁以前，我喝过不少次兑水的香灰，还囫囵吞下过一只癞蛤蟆——活的！偏方往往就用这种歪门邪道来折磨人。后来进了洋学堂，每年总是由西医来做体检，阿司匹林又比煎汤药省事多了。至于针灸，更是不敢问津。所以我很自然地就把西医视为正统。何况去国七载，根本也不见中医踪影。我国传统医学在我心目中，越发没有了位置。
1948年在复旦教书时，一次拔牙感染发炎，半个下巴肿成萝卜，疼痛难忍，那阵子南京路上有的是各种进口西药。阿司匹林不灵，我就拣贵的买。十几天来怎么治也不消肿。
有一天在教授休息室里，中文系一位老先生见到我那副狼狈相，动了恻隐之心。他问我可相信中医针灸。我捂着腮帮子凄凄惨惨地回答说，只要能消肿，我什么都信。
老先生连衬衫也没让我脱，只叫我挽起袖子。然后打开他那蓝布书包，掏出一个长匣子，里面放着几根银亮的长针。他先在我胳膊上扎一针，问我疼不疼，我摇摇头。接着，他要我张开左手，又在拇指与食指之间扎了第二针。第三针才扎在腮帮子上。进针后不一会儿，折磨我多日的疼痛便霍然而释。
1956年举行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中国作协外委会派我陪同两位德国诗人赴全国各地旅行。路线是从北京先到南京，在上海、杭州、绍兴转一圈，然后一直奔广州，再赴昆明，最后一站是重庆。岂料刚抵南京，我就大闹腹泻。这种病对于陪外宾可不相宜。南京友协和作协的朋友想尽办法为我医治，吃了种种药都不见效。我只好挂了个长途电话，请北京另派人接替我。负责人指示说，在上海治治看，实在不行再换人。
到了上海，朋友们安慰我说，请放心，我们这儿有的是进口药。我就照大夫的嘱咐服下去。唉呀，不得了！次数加倍了，我几乎离不开卫生间。
这时，我想起当年在复旦教授休息室里遇到的那位救星。我向东道主提出，可否让我去看看中医。他们马上就把我送到静安寺路一家不大的医院。好像还不是一家中医院，而只是医院里的中医科。大夫号完脉，开了几味药，另外还加服两粒霍香正气丸。
服下去不久，腹泻止住了，很快我就康复了。从此，我对中医佩服得五体投地。
五十年代后期，我被送到渤海湾的盐碱地上一家国营农场去劳动。那里的水质也许差些。另外，我习惯于半夜起来解小手。当时我们十几个人睡一个大炕，起夜颇不得人心。有一回我解完手回炕，黑咕隆咚的，竟摸错了地方。劳累了一天，睡得正香，抽冷子脑袋被人用冰凉的手一摸，人家怎能不发火！为了不再惹乱子，从那以后我就干脆来个过午滴水不进。当时还颇为得意，以为可找到了窍门。谁知这就使盐碱地的水在我肾里结起一块块的碎石！
1961年回城，直到1973年，我看的都是中医，而每一位中医号完脉看完舌苔，无不断定我患的是“肾亏”。因而我喝了不知多少碗补肾的汤药。然而尿频的毛病始终也没见好。
1978年我因腹泻照了爱克斯光，这才发现左肾有个阴影。经过进一步检查，原来长了一簇肾结石。最大的那颗已经有蚕豆那么大了。
这时，我省悟了：就医是为了治病，绝不能当中医或西医的忠实信徒。医乃为我所用。我顾的只是自家的健康，绝不去盲目崇拜哪派医法。良医必根据“病人”的症候和体质下药。一种药治不了病，就应该试另外一种。不然，就是拿性命开玩笑。
我对中西医都一窍不通，但由于久病，也渐渐悟出人体内部的一些规律。我认为要做个健康人，首先就得把五脏六腑理顺。1972年我得了冠心病，中西医都请教过。当一位中医给我开舒肝理肺的药时，我告诉他，我的肝、肺都还好。他的一席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五脏是相连着的，行医最忌讳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病之道，其实就是把五脏相互关系理顺而已。
从那以后，我就不断捉摸这“理顺”二字，深感个中大有文章。要理顺，就得通畅。所以在便秘与腹泻之间，我更怕的是前者。人一旦便秘，体内各种毒素杂质就排不出去，最后必然死于中毒。反之，腹泻虽让人衰弱，丧失元气，而且肯定会使体内一些有益的营养也一道付之东流，难免觉得可惜。然而它毕竟把体内有害的沉淀倾泻出去。总比听任它继续积存在体内要好。更何况泻后只消点滴输液，吃点补品，体力仍能很快地恢复过来。
1956年，一次腹泻，1966年起又闹了10年的便秘。我并不喜欢腹泻，但我向往顺畅，顺畅，顺畅。那终将会使我们这个民族的肌体丰腴健壮。
一九九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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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老人，两个车间
作者：萧乾
我的同辈人中间，有的已经四世同堂了，一般也多是儿孙满堂。逢年过节，总会热闹一番。像我和洁若这样三个子女都远走高飞的，寥寥无几。而且，从四十开外的老大到已过而立之年的老三，都还是单身，像这样的情况，恐怕就更少了。这实在有违孔孟之道。中秋也好，大年初一也好，我们家都冷清如常。没有娃娃朝我们身上扑，偶尔逛一趟百货公司，也从不去玩具柜转悠。
生活的安排只能顺其自然。我们既无意夸耀这种冷清的晚年，当然也没有丝毫怨气。我同洁若之间有一种共识：儿女应根据自己的抱负及条件，各奔前程。我们绝不驮在他们背上当包袱。另一方面，我们辛辛苦苦把他们拉扯大了，现在他们也不应再给我们添麻烦，让我们为他们的工作、住房去到处奔走。他们该自理了。
我们还有一种共识——更重要的共识：人生最大的快乐莫如工作。听起来倒蛮吓人的，好像我们两个都是苦行僧。其实不然。我们有许多乐趣。楼下一个读小学的姑娘每周上来跟我学点英语。我爱听她那娇滴滴的发音，爱看她翻翻眼皮若有所悟的憨态。我还经常听音乐和相声，种花，搜集小摆设，饲养乌龟，揣着小半导体去湖边林间散步。洁若抽不出空来散步。她帮助三姐常韦做些家务（如扫地，倒垃圾，收拾卫生间），借此活动一下筋骨，运动量足够了——连锻炼身体也是生产性的。今年我又添了个腰痛的毛病。于是洁若把为三只乌龟喂食换水的活儿也接过去了。别看它们是宠物当中最省事的，三天两头儿的也闹些花样。一次，为了抢饵食，大乌龟把小乌龟的前爪咬得鲜血直流。洁若把它隔离在一只纸匣里，为它上了几天紫药水。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事，她干脆分开来喂它们了。她嘟囔说：“别提什么阿猫阿狗了。这乌龟算是最省事的了，每天也得为它们分不少神。”
我们都庆幸搞的是文字工作。干这行当，无所谓离退休。只要有纸笔，随处都可以出活儿。这不但矿工瓦匠办不到，就连搞科研的，也未必能如此便当。
洁若常说，退下来四年了，如今反而比在班上还忙多了。她又编，又写，又译。忽而是是。《小说神髓》，忽而是《万叶集》，忽而是《天人五衰》。有时电话铃响个不停——好在电话机就在她椅后。然而今后几年她的主要工作是完成那部八十万字的英语世界名著——《尤利西斯》的翻译。我最佩服她那摘“定额”的办法（据她说，是小时她父亲训练出来的）。不论多么艰巨的工作，都能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去完成。
相形之下，我就疏懒多了。我从来也不是个“拼命三郎”。1954年同洁若结璃后，我变得勤快点了。1955年当上了专业作家后，就碰上审干，未能下去写作。然而三年之内，我一连译了三本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选》、《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好兵帅克》）。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我手中的笔就被夺走了。
1978年以后，我又连写带译了近百万字。八十年代主要是完成了关于我一生经历的《未带地图的旅人》。当然，还花了不少时间去整理旧着译。九十年代，我着手写起文学生涯的回忆录，并已开始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
洁若的书桌放在卧室，挤在我们那张大床旁边。由于搞翻译，她整个被英、日文工具书包围起来了，她是能坐下来就干上几个钟头的。
我的书房兼会客室，空间比她的大，设备也比她的齐全。我们两个就分头搞着各自的工作。有时她会探进头来问我要点什么。当然，我也短不了打搅她。我的“手稿”称得起是“天书”，而且经常长得像蜈蚣。我总是利用一些废纸的反面写，并且随写随接。每完成一篇，洁若不论手头有什么工作，都立即放下，替我誊成在编辑部够得上是甲级（指工整程度）的稿子。誉清时，凡她读来不顺口的地方，必然提出。有时我马上首肯，有时商榷，有时难兔争执不下。
1987年洁若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那里日文系把大学所藏她历年所译的书陈列在讲坛下的长桌上：十几本（那还不到她的全部译本的半数）。但是她从来不想躺在已有的成绩上享清福。她闲不下来。为了争取空间，我替她设计的书架有的几乎挨着天花板了。每逢为了写注或弄清某个词的含义，她就爬上爬下地翻阅参考书或字典。
我和洁若都没有老迈感，因为我们的思维都还清楚，而且效率也不减当年。工作最大的报偿，是从完成了它而得到的快慰。等它变成铅字，能与广大读者见面时，所感到的幸福就更大了。
我们对眼下这种“车间生活”十分满意，不论拿什么阔绰舒适的生活来换，我们也不干。
一九九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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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家夫妻店
作者：萧乾
江苏文艺出版社这个主意出得高明。本来是各自分头独营的，这回开起夫妻店了。从读者来说，多了点人情味，甚至会引起点好奇。对我们两人来说，好像老来补行一次婚礼，向读者拜拜天地。
说实在的，1954年5月1日洁若和我还真没举行什么婚礼，头天她坐了一辆三轮车，脚底下放了一只皮箱，里边装的是她的全部“嫁妆”。我骑车跟在后边，就把她从东四八条的娘家接到东总布胡同作家协会宿舍里的洞房了。反正登过记，合法啦。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简化得真是过了头。起码也该买上几斤糖果，请些好友热闹一番，让洁若这辈子也尝尝当新娘的滋味呀！至今回想起来，我不免还有些歉意。可是当时她也很同意那么办。文家一向是个朴朴实实的人家，不讲客套，不尚虚荣；既不追求时髦，也不讲究传统礼数。尤其难得的是我那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岳母万佩兰。她老人家虽然未受过新式教育，但为人开朗，一心只要女儿幸福，毫不在乎排场。她把我们送到门口后，只说了声：两个好好地过。姐姐常韦（当时还挂着拐）用深挚亲切的目光祝福了我们。
就我而言，当时不想举行婚礼是很自然的。1936年和1946年我都当过新郎。生活告诉我，婚礼不论多么隆重，都不足以成为婚姻的保障。举办婚礼有如展示建筑的蓝图，盖得成盖不成以及经不经久，是另外的问题。何况自从搬进那大酱园后，同那些喝过延河水的老相识住在一起，我一直感到老大的不舒服。院里只有一位还认识我这个人的三十年代的老友，他——严文井，送了我们一盆菊花，黄色的花摆在屋里，祝福着我们。
婚前，颇有些好心人对我们的结合摇过头，这也难怪，年龄之外，我们在经历上差别也大得很。那时，我已经在人生这条大河里胜过好长一段路，而洁若却连滴水点儿也还没沾过。性格上，我一直横冲直撞，而她则像《培尔·金特》里的索尔维格那样虔诚地双手捧着圣书，目不转睛地低头走着。她文雅，谨慎，我则是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更不公平的是，她还没交过一个异性朋友，而我则已离过三次婚，还拖着个娃娃。怎能怪那些好心人当时向她进忠告。
果不其然，婚后三年我就栽了跟头，栽个头破血流。她自然就成了人所不齿的右派分子的臭妖婆。我贬到农场之后，原来维持一家的工资，没了，三个孩子一个上了小学一个刚进幼儿园，另一个还在襁褓中。精神与物质打击同时压了下来。
参观工厂时，我见过一种试验物件坚固性的碾压机。五七年的反右或者任何一次运动，对婚姻来说都是一次碾压过程。倘若夫妻双双都划了右，那对子女当然是不堪设想的灾难；但婚姻保住的系数就大多了。倘若只一方划了右，另一方尽管明知对方冤枉，然而那碾压机使的可是超负荷的压力！想到前边还有几十年哪，怎么受得了！所以，我的这类朋友中，好多对本来可以幸福地一道生活一辈子的，却在超压之下，婚姻还是断裂了。可洁若丝毫也未动摇。
在当时的暴风骤雨中，没戴上帽子的一方为了图存而提出离异，原是人情之常。在这个意义上，五七年的洁若在我心目中是个超人。谁都明白，我这里并不是在恭维。所有那些能顶住的，我都敬为超人。
经历过那么一次轧压，我们的关系自然更加坚固了。1966年8月，当进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军宣队领导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宣布文洁若是个特务，因在我家后院发现了个填了土的茅坑，证明里面必然埋过发报机。要我马上同她离婚。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说，如果她是特务，我不可能不是。干校末期，当连长对她说，由于我是摘帽右派，所以她不能回城时，我马上给工宣队打了报告，说只要放她回城，我甘愿孤身充军到山沟里去了此一生……反正当时我已经六十多岁了。
回顾这不平静的四十年，真是感慨万千。我们能恩爱至今，关键的关键还是洁若顶住了五七年那次超承受量的碾压。所以1980年当我为《人民日报》写《终身大事》那八篇短文时，就曾特别提到青年情侣要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而那种不测的风云是随时能来临的。
这四十年，环境在改造我们，我们也在相互改造着。洁若原是个文静腼腆，不言不语，与世无争的人。五七年以后，由于我的牵累，骤然成为一个准问题人物。短不了时而要受到一些讥笑、刁难甚至歧视。这样就激起了她这个贵州人的那股潜伏着的倔强性格。她一边得下放锻炼，一边还得支撑这个有三个孩子的家，这就使她能干甚至泼辣起来。她学得会顶撞，会反唇相讥了。我几乎是眼睁睁看到她由柔顺变得刚强。如果我是搞心理学的，我倒很想探讨一下人们在历次运动中性格和思路所起的变化。
现在允许搞第二职业了。可是八十年代以前，即便完全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一些个人翻译，也是批判会上的头等靶子。然而我垮了之后，为了支撑这个家，让孩子们的营养和学习尽量少受到影响，直到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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