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尘梦录-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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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介绍一位新朋友。”若飞说，“这就是吴瀛先生。”　　　　　
　　　　“久仰，久仰！”孟抢过来拉手，一口河南话。　　　　　
　　　　冯接着向我说：“这就是孟厅长简涛先生。”　　　　　
　　　　“我也久仰了！”我说，彼此拉了一下手。　　　　　
　　　　“我正在理发，”他说，“怎么办呢？”　　　　　
　　　　冯说：“不要紧，你理发吧！我们先在房里坐。”他邀着我跨进了房间。　　　　　
　　　　“请坐！”孟在外间喊，“这就得！对不起！”他的河南话甚有意思，颇为悦耳。　　　　　
　　　　忽儿他进来，寒暄着彼此重又立起坐下。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武昌两事（2）

　　　　他问我几时到此？又说了几句话以后，忽然慨叹地对我说：“现在唯一困难的，就是用人问题。我是逢人请教，先生有什么高见吗？”　　　　　
　　　　我谦逊着，我说：“我也不懂什么！诚然！用人是一个人事上最困难的问题。　　　　　
　　　　世界上大约只是两种人：一种是聪明的；一种是愚拙的，我们当然喜欢聪明的人，但是，操守最难知道，如果聪明而操守不可靠，那就不若愚拙了。”　　　　　
　　　　“对！”他立刻表示同意，“您真一语见的！我也这样想，高明极了！”　　　　　
　　　　我笑着说：“我是胡乱应付而已，见笑了。”　　　　　
　　　　他说：“一点也不乱说！真对！”　　　　　
　　　　其实人生一世，操守是最要不得的，我正是因了操守，混到如此地步。想到此不免心中好笑。　　　　　
　　　　于是三个人夹杂着说了一些应酬话，有人进来回公事，我们告辞出来，孟送到了台阶下要下山坡，再三辞谢了他回去。　　　　　
　　　　冯若飞同我一路下石梯时却对我说：“你知道我邀你来是为什么？”　　　　　
　　　　我说：“不是你说为了孟简涛要见我吗？”　　　　　
　　　　冯说：“不！是张主席要你们见面。”　　　　　
　　　　我问：“为什么要我们见面？”　　　　　
　　　　“为要你做一桩事！”冯说，“这事当然与他有关。”　　　　　
　　　　我说：“那你为什么那样说呢？”　　　　　
　　　　冯说：“怕你不肯来！”　　　　　
　　　　我说：“啊！原来你是骗我受试，怪不得他出个题目为考试我，也许落选了。”　　　　　
　　　　冯说：“我看成功了！”　　　　　
　　　　我问：“那什么事呢？”　　　　　
　　　　冯说：“我也不十分清楚，大约是课吏馆一类的差使。”　　　　　
　　　　我说：“课吏馆？”　　　　　
　　　　我想：“这样一个古董差使，这是专门因为我是故宫博物院的人物办的！”　　　　　
　　　　冯又说一遍：“我也弄不清楚，你等一等再看罢！”　　　　　
　　　　我回去了。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武昌两事（3）

　　　　隔了一天，贵为湖南主席的张群正式请我去接风，他告诉我：湖北有一个名称“湖北省地方政务研究会”，名义是直辖于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实际是省政府的事，以民政厅长为主任，是因为职务的关系，他不能真管事，所以设了一个副主任，是实际负责的，凡是湖北省各县县长，都是此地出身，原定章程在发表县长以前，要在此地受训4个月毕业，然后遴选成绩最优的出任。　　　　　
　　　　过去的副主任是本省人，他站在这个地位，就不免有攫取民政厅长的野心，并且本省人容易勾结本地的仕绅植党营私，你正好出任此职，只怕你不肯屈尊。　　　　　
　　　　我没有办法，只得答应了。兵荒马乱，我的字画很难再卖出价钱，只能用来给朋友联谊助兴，好在张群就有此雅兴，我们多年朋友正是以书画结缘的，张大千后来也成了他要好的朋友。我在湖北同他一起玩，也算件开心的事，他不时来要几幅字画，写几首诗，或把藏品拿来请我作跋，作序。　　　　　
　　　　没过多久聘书送到，我就接了这个政务差事，实际是“光头当和尚用？？混口饭吃”。　　　　　
　　　　五十一、缺席判我“妨害秘密罪”　　　　　
　　　　在北平，当我因为理事会开会去京，又从京迁到武昌这一段时间当中，案子的起诉一直到判决，都在相继进行。起诉书的送达，却一直延迟到我离开北平以后，我前文说过，已经离预审1个多月了。　　　　　
　　　　起诉书的内容大致如下：　　　　　
　　　　（上略）据××自白，与传询当日送报人所述大致相符。原告所控诉欺一节，据被告声称此中并无钱财、及接受送报人请求代为转达，纯出善意，绝无诈欺手段，自属实情。至原告又称：在南京电报局抄得两电亦系被告所为，亦无实据，均难成立。惟该电未能转达朱检察官而后交与立场相反之易培基，完属不无帮助妨害秘密之嫌，应予起诉（下略）　　　　　
　　　　他们当然知道我离平，这起诉书方才送达，其中措词的巧妙，水尽山穷，柳暗花明，转折有趣，明眼人一目了然，实际上是埋藏在他们大阴谋中的一场无聊的瞎胡闹。目的是搞臭易李二人，不用解释了。　　　　　
　　　　这时，他们却通知了正式开庭的日期，是我无论如何不能赶回的。江翊云代我请了假，他们却照旧开了庭，当真也遵照我的意见缺席判决了。判决书的大致如下：主文：　　　　　
　　　　罚金二百元，即以被告所缴保证金二百元没收之。？　　　　　
　　　　理由：（前文与起诉书同，从略。）下文，增改为：“该被告不能履行将原电转交朱检察官而反交与立场相反之易培基，自属帮助妨害秘密无疑。及至开庭传讯，又复托故请假，显见情虚！应按刑法第××条第×款妨害秘密罪从轻处断，罚金二百元。合亟判决如主文。　　　　　
　　　　这一处断更可谓巧妙之极，所谓刑法上妨害秘密罪的条文，写着：“无故妨害他人之秘密者”明明着重“无故”二字，他们贿买证人、掀起诬控的大案，有故无故呢？他们一字不提。　　　　　
　　　　我明明等待了1个月不开庭，因为故宫职务奉电离京，他们却趁此开庭，请假不说准不准，却说托“故”请假、显见情虚。　　　　　
　　　　他们还有一个巧妙的处置：因为上诉期间是10天，他们将这起诉书交与铺保杨心德，要他搁了几天，从北平邮寄到湖北，自然过了期限，这样，无法上诉了。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武昌两事（4）

　　　　知其所穷”，“显见情虚”究竟是谁呀！他们从此知道避实就虚，我的计划成功，我的命运也就大定了。　　　　　
　　　　一位现任西安高等法院检察长万君，他与我同船到湖北的，因为讲起此案，成为至友。我给他看了这件判决书，他认为岂有此理，要我提出非常上诉。他说：“你可以凭藉目下服务于总司令部咨议的地位，不接受普通法庭的裁判。”　　　　　
　　　　我知道这些都是枉费笔墨，况且法院方面还是接受我的意见，相当合作。但是，我仍将万君的建议通知了江翊云。　　　　　
　　　　江来信劝阻，果然，他说：“北平法院完全是善意，此乃快刀斩乱麻。推翻了这个，不要增加麻烦。”我也就算了。　　　　　
　　　　我在故宫博物院是等于失踪。忽然徐森玉同了傅沅叔去游什么地方忘记了，路过武昌发现了我。森玉素来对我尊重，感情也好，大约在他们回去汇报之后，马衡想必是内心有所报愧来信请我回去复职。我此时已对故宫之事伤透了心，客气地回信婉谢了他的盛意。　　　　　
　　　　这样，我在武昌勉强地处下去。忍心地割断了玉雪可爱、曾经尽了绝大培育之功的未成之童？？故宫，以为我自己或者已经跳出了那神武门内憧憧鬼魅之影。　　　　　
　　　　我当然是感谢北平法院的，因为他们确是依照我的嘱托缺席判决，没有二次侮辱我，同时他们也深知我的分量，感觉到不大容易应付，“遁词。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朱树森重起炉灶

　　　　可是事实并不如此！这批魅影，一方在原地正格外活跃起来，却还远远地笼罩着我。现在且先补叙自我离开北平的两个时期，他们的活动：在前面所记朱树森突然又来缠我，我却走避到上海去商量应诉的时节，他在故宫博物院做了许多无聊的动作。　　　　　
　　　　现在略举一二：他强迫秘书处科员董寅复说：有易院长亲自动手随意提取物品的事实。大致是因为秘书处曾有封存两块或三块牙刻的乾隆御玺“乾隆鉴赏”“三希堂鉴藏宝”“宜子孙”之类，这也是李玄伯多事，他在某日在某处点查发现了一匣这样的玺印，都是乾隆皇帝预备用在他所藏书画上的鉴赏印，即是外间所称“乾隆五玺”中的。　　　　　
　　　　他恐怕为古物馆人所得，或者用来假造内府藏件，所以特地收来交秘书处特别保存，其实当时盖用的正不至一套，如为防弊，本应提出来经过讨论集中了做一个公开的特别处置，而不应零星地由秘书处随意保存，至现在成了他们的疑窦。　　　　　
　　　　还有一份什么墨迹，大约是请客时提出来研究，因为时间晚了，暂行保存，尚未归还。这些都有纪录，都是群众出组行为，并无情弊。后来文物南运事忙，成了积压之事，没有理清楚则有之，疏忽可说，决与院长无干。现在他强指为偷盗之证，逼着董寅复说：是院长亲手的动作。董不肯附和，他说：“院长从来没有亲手提取过物品！”　　　　　
　　　　朱大怒了，说：“难道院长这点权都没有？”？　　　　　
　　　　董也不服，回答他说：“中国的大官，吸烟自己都不划洋火，难道他没有划洋火的权吗？”　　　　　
　　　　朱语塞了，他于是迫着茶房尚增祺，说：“你一定看见院长偷了东西塞在袖筒管拿出去！你要不这样说，我将你带走！”　　　　　
　　　　这样的笑话不一而足，大家以为奇谈。　　　　　
　　　　于是又造成了这一个什么盗宝案，捉了许多忠厚老实、可怜无辜的小职员，因为当时经手了装箱南运的任务。尤其可怜的是一位湖南人萧襄沛，他非常本分而家境奇穷，上有老母，下有妻小，全靠数十元月薪养活，是庄思老由审计院调来，与易寅村毫无关系，而他们因为他是湖南人与易同乡，硬说是通谋舞弊，判了若干年的徒刑，以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实在是欺负可怜的小人物，太无耻了，太卑鄙了，真正让人恨得身上发抖。　　　　　
　　　　至今念及我心里还在难过。因为这是由我们这些所谓大人物而起呀！我们有何颜面对这些当年的属下，有何颜面对他们的后代子孙。这简直就是光天之下活生生地害死人呀！这是孔孟仁义下的君子大丈夫应该干的事情吗？这是丧尽天良啊！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扩大为第三次案

　　　　朱树森再发难的目的也渐明白了。他们因为前案不够分量，同时易培基反攻而后又软弱了接受调处，辞职，我也走了，一切优胜的有利条件，都在他们掌握之中，被告不敢出头，政院不与主持，被告负无穷无限的责任。以前“只要辞职，万事全休”的诺言。已不算数，依然穷追猛打，毫不放松，意思非常清楚，计谋相当恶毒。　　　　　
　　　　既然可以任其所为，自然要干到底，污陷几个小人物萧襄沛之辈，不能过瘾，自不妨再来个第三次扩大，并且以报易培基反攻之仇；所以它的案由称为：侵占、伪造、背信、妨害公务及名誉，题目包罗了如许名义，与以前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前文已经说过，因为属地方主义，案子应该归北平法院，指挥不便，又不如南京法院的听话，所以牵入农矿部将它归江宁地方法院办理，检察官也是孙伟，就是玄伯说他已经接受妥协决不起诉的朋友，现在不但一，而且再二！我还留得当时《申报》转载的起诉书，并录在下面：　　　　　
　　　　？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故宫盗宝案”起诉书？　　　　　
　　　　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起诉　　　　　
　　　　被告易培基、李宗侗等九人　　　　　
　　　　■传全国之故宫盗宝舞弊案，已于上月十三日由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提起公诉，现觅录起诉书全文如下，以供关心本案者之参考：　　　　　
　　　　被告　易培基　李宗侗　陈　郁　　　　　
　　　　萧　瑜　崔燮邦　晏怀远　　　　　
　　　　秦汉力　董　琳　张淅■　　　　　
　　　　右开被告，民国二十二年度检字第六零零四号为侵占、伪造、背信、妨害公务及名誉一案，业经本检察官侦查完毕，认为应行提起公诉。今特将犯罪事实、起诉理由及所犯法条，开列于后：　　　　　
　　　　一　犯罪事实　　　　　
　　　　缘易培基于民国十八年间，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李宗侗充任该院秘书长，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取真珠一千三百一十九粒，宝石五百二十六颗，以假珠掉换真珠者九千六百零六颗，以假宝石掉换真宝石者三千二百五十一颗，其余将原件内拆去珠宝配件者计一千四百九十六处；此外尚有将缉米珠流苏及翠花嵌珠宝手镯等类，整件盗取者，为数甚巨（品类、数目均详见调查笔录及附表），均一律占为己有。　　　　　
　　　　简直是胡说八道，完全没有根据的乱栽赃，彻头彻尾的害人，必欲置易培基死地而后快。其实这些事与我无关，当时我的工作乃是协调上下左右行政人事关系，忙得要命，并未直接插手各馆的文物掌管。然而这样的害人，让我如何圆滑，如何坐视不管，不问。因为我是知情的呀！这却更激起我的无比痛恨。天下居然真有如此恶毒的女人，更真有这无耻的司法官吏，于是更坚定了我要继续帮助易培基的信念，即便身上无可拔之刀，也要以正义之声相助朋友。　　　　　
　　　　


第四部分：返平受讯记辱三元老追蒋无功

　　　　因为这件案子，越闹越不成话，而他们主要人物，都以为非由政治解决不可。那时蒋介石入川去察勘四川的抗战基地了，于是我们建议决定由三个元老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一同追踪去四川，寻蒋说话。据说吴稚晖每天在船上写万言书，记载这一案经过，预备说不清楚时可以给老蒋看，可惜这个记载，我们始终没有看见，现在恐怕也没有了。　　　　　
　　　　他们三位到了重庆，老蒋已去成都，正与刘湘做工夫，他们再要追去。张静江身体受不了，在重庆耽搁了不久，一睹川江之胜，总算经过了蜀道之难，他一个人先东归回来，由吴、李两位继续留川进行，主要的任务，自然着重在稚晖。石曾的动作我不知道。　　　　　
　　　　吴稚晖呢？据他后来自己告诉我说：他到了成都，立刻见到了蒋，那时刘湘也在场，蒋当时嘱刘替吴先生指定一个同他相近的地方做寓所，却被搬到一个公馆离蒋有十里之遥。他天天设法去与蒋接近，等待说话的机会。可是永远得不到。　　　　　
　　　　一天，他又候了许久到散场，无法进言。只得与宋美龄同坐了一辆汽车回去。他苦闷之至，对宋美龄发牢骚，诉说他的烦恼。　　　　　
　　　　宋非常同情地说：“我也因为子文的一桩请托要向蒋说话，一样地等不到机会！”两人相与慨叹一会算数。大概这一番任务也就此终了。他们三老是做了一次抗战入蜀的前奏。张静江并从此不想再去。　　　　　
　　　　那时是1935年的春末3、4月中，易寅村又有一封信给我，摘录如下：　　　　　
　　　　景洲吾兄左右：前月二十七日手书收阅，二十五日弟寄一书，未知收到否？仲复（董）书六阅，此君不为威胁，主持公道，今之古人，可为佩纫！三公西赴（三公即吴、张、李也），正值门神（指蒋，射《水浒》之蒋门神）赴黔，澶■渝上，不知何时始返？（大约此时蒋尚未到答，否则或有误传。）弟此次损失，可谓不赀。平、京、沪居地均被非法扣押。亚处实非事实，被扣者，彼院均有封条，亚处则无。不知报纸何以必诬此？六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