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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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月份开始，豫东地区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下雨，经过盛夏的酷热，干燥的民房几乎是一点就着，几颗照明弹打上去，茅屋土舍在汽油的助燃下顷刻间就曼延成了冲天的大火。烈焰映红了夜空、照亮了街道，火舌发出“呼——呼”的咆哮，原本躲在屋里凿墙的解放军战士呆不住了，纷纷逃出了房门。

依据事先的设想，共军在遇火之后肯定是要撤退的。因此，眼见烈焰腾空，预备队立刻按照原定计划展开追击，322团的官兵也跳出掩体投入反攻，将士们斗志昂扬，满以为可以将共军再次逐出帝丘店。可谁知道，刚刚冲上街道，华野11师那边哨子和铜锣“叮呤咣啷”的一阵响，他们不但没有后退，反而嗷嗷叫着向前冲了上来。正准备“乘胜追击”的国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一下子就乱了。

蔡智诚是督战官，起先，他的位置在街道右侧的一幢条石基座、青砖墁墙的民房里。在豫东，有很多财主的住宅都是这种样式，为了防御匪盗的侵袭，这类房屋的墙基建得很高、屋墙也很坚固，房顶是平的，上面可以晒粮食也可以存放杂物，国军在房顶上架起几挺机枪，立刻就能用火力覆盖周边的大片地域。

负责防守这个据点的是“人民服务队”的一帮学生，看见国军大举反攻了，这些头一次上战场的新兵蛋子纷纷请教：“蔡长官，我们应该怎么办呀？”，蔡智诚说：“你们先守着，我下去看看”。

好不容易从房顶下到街面，刚走几步就发觉情况不对了。刚才还在追击共军的伞兵现在却反过来被共军追着跑，华野11师的战士挺着亮晃晃的刺刀，正从熊熊的火光之中蜂拥而出、冲杀上来。国军士兵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慌了神，个个象没头苍蝇似的在街上乱跑，这时候，大家的耳边传来了指挥官声嘶力竭的喊叫：“展开火力——展开火力——不要乱——给我顶住！”

“展开火力”是指打开全部的火力点。

与一线正面阵地不同，侧翼阵地和纵深阵地的火力点是有明暗之分的，明火力点的功能是掩护、支援主阵地，很早就暴露了，而暗火力点则要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才能够使用。通常，暗火力点有两类，一类是隐蔽在角落处的地堡暗碉，另一类是隐藏着的射击口，这种“暗射孔”的里侧在事前已经掏空了一大半，等到临要开打的时候再把最外层的一块砖捅掉，枪口就正对着预留的“射击死角”，而那里往往就是攻击部队的聚集地。

启用暗火力点，对守军而言还意味着另一道指令，那就是从这一刻起，所有的人都必须坚守在现有的位置上，谁也不许撤退或者换防。从这时起，各射击点将向一切移动的目标开枪，无论其是不是自己人，也无论其是官还是兵。

听见“展开火力”的命令，大家都抓紧时间寻找掩体、各就各位，蔡智诚也不例外。他受伤之后浑身无力腿脚发软，再想爬梯子返回先前的财主家的房顶已经来不及，情急之下，只好匆忙钻进街道正中的一个拦阻工事里——这个位置可不太妙，既显眼又没有退路，完全不是督战官应该呆的地方，可他这时候已经没办法再选择了，只好蜷缩在沙包后面，硬着头皮冒充敢死队。

这街心工事是个“明火力点”，里面搁着几箱机枪子弹，可机枪却不知道被谁搬到什么地方去了。蔡智诚拎着把手枪趴在这里“一夫当关”，眼看着共军越冲越近，心里又急又慌，一伸手就摸到了身上的手雷，那还是在杨桥村时工兵营送给他的“礼物”，这时候也顾不了许多，拨开保险就投了出去。

美式手雷的触发引信很短，几乎落地就响。冲到近前的共军士兵以前大概没见过这种圆不溜秋的洋玩意，被炸得一愣神，顿时气极了，爬起来甩手就扔出一个炸药包：“蒋该死！给你尝尝这个”。没想到工事里头的蔡智诚也不服输，又从沙包后面丢出个比手雷还要大一号的圆家伙：“土八路，给你尝尝这个”，解放军弄不清那是个什么新式武器，吓了一跳，赶紧散开卧倒。

这个“比手雷更大的圆家伙”其实是蔡智诚的水壶，当然不会爆炸，但共军的炸药包却是货真价实的，轰隆一下把街心工事崩塌了一块，也把蔡智诚给震晕了过去。

（随着火炮数量的增多，到了1948年7月，电影里的那种夹在腋下的20公斤大炸药包已经很少见了，但后来名震江湖的“飞雷”在这时也还没有普及。当时，解放军最常用的爆破器材是“手掷炸药”，这是一种装药三四公斤的小炸药包，如果将数个捆扎在一起照样能够摧毁坚固工事，而单独使用时则可以用手抛投，比手榴弹要厉害得多——华野11师让“蔡蒋该死”品尝的就是这么个东西）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蔡智诚一直在那座崩塌的工事里昏睡着。

这期间，他曾经醒来过几次，但他并没有动弹，而是躺在原地继续装死。在模糊的潜意识里，蔡智诚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死掉了，周围的那些呐喊声、枪炮声和爆炸声都已成了别人的游戏，不再和自己有任何关系。冥冥中，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随着硝烟和尘土在晨风中荡来荡去，飘飘欲仙，仿佛随时都能够融入通往天国的道路，飞往海国英给他描述过的美丽安祥的天堂……

但他终究还是没能够死去。当彻底清醒过来之后，他发觉自己依然还在战场上，依然还留在这残酷的、充满了血与火的人间里。

天色渐渐放亮，共军撤退了。

此时的帝丘店北门就如同惨烈的修罗场。遍地都是死尸，共军的、国军的，完整的、残缺的，横躺竖卧血肉模糊，倒在一起混成一堆；遍地都是弹坑，倒塌的战壕、倒塌的地堡、倒塌的房屋被烈焰烧灼成一团焦黑，铜的弹壳、铁的枪械散落在残垣断壁之间，在缕缕的硝烟中闪着冷冷的光。

一片废墟之中，唯有蔡智诚先前呆过的那幢大房子还突兀地立着，四面的墙壁都坍塌了，只剩下三根裸露的柱子还支撑着一块破败的屋顶，摇摇欲坠。据守在这里的“人民服务队”队员已经全部阵亡，屋里的被炸死、房顶的被震死，一个也没剩下。

（有人说“人民服务队”是军统的机构，这并不准确。严格地讲，国民党人民服务队应该是国防部领导下的特务组织，最初的成员是抗战后复员的青年军官兵，亦即当时“社会五毒”之一的“青年从”。48年以后，“人民服务队”开始大量招收反动学生，这些党员学生被授予军衔，派往军队中开展宣传和监视工作，又被称为教员或指导员。当时，伞兵部队里并没有“人民服务员”，但绥靖区和杂牌部队里却有不少这样的人物，黄百韬整25师里的“服务员”大多来自于浙江大学，所以遇到蔡智诚的时候总是“学长学弟”的十分亲热，彼此间关系很不错）

在废墟中寻找同僚，蔡智诚发现了海国英。老海的胸部和腹部中了三枪，蜷伏着倒毙在一个猪圈的围墙下面。他的表情非常痛苦，身后拖着长长的血迹，显然是在重伤之后又爬行了一段距离——他在最后的时刻仍然希望那段矮墙能给自己提供藏身的庇护，这是老兵的战场本能。不过，一位穆斯林回回居然会死在一个养猪的地方，终归还是叫人觉得说不出的怪异。

罗华还剩一口气。当蔡智诚找到他的时候，这家伙依然窝在街角的地堡里，右手被炸断了，半截身子被崩塌的沙袋压埋着，动弹不得。蔡伤兵也没有力气把他拖出来，只好坐在老乡的旁边，帮他赶走覆在身上的苍蝇。

“老蔡，我的样子肯定很惨吧……”。说真的，罗华此时的模样就象一只被夹子钳住的老鼠。

“不算很惨，不过是显得有点傻”。

真的是傻。

看着眼前的罗华，蔡智诚想起前几天在田花园遇见的那位倔强的长工。当时大家都认为那老头蠢笨得不可理喻，可结果呢？田花园村终于被炮火打平了，那个“傻蛋”也终于如愿以偿地穿着他珍爱的绸缎寿衣死在了红木大床上，但与此同时，“聪明的”罗华却象只待毙的老鼠在沙堆中奄奄一息，爱干净的海国英则浑身污秽地丧命在猪圈里头，还有那么多人在烈焰和焦土中粉身碎骨，死得甚至连尸首和姓名也没有留下——两相比较，究竟是谁更傻一些呢？

海国英曾经说过，通往天国的道路不同，但人们最终走进的是同一个天堂。蔡智诚想，那么，今天早晨，当人世间制造了这么多的牺牲者之后，天堂的门口一定非常拥挤，在那样拥挤的地方，还会不会再发生争斗呢？

天堂的主人是谁，蔡智诚不知道，因为他始终也没有弄清“上帝”与“真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上帝会眼睁睁地看着人世间发生战争的惨剧？究竟是什么样的真主会坐视人类的相互折磨和彼此残杀？

海国英是那么虔诚地信奉着他的“先知”，而他的上帝或者真主却要在他受尽痛苦之后才肯打开天堂的大门。那么，在信奉这个冷酷的上帝和信奉那件绸缎的寿衣之间、在信赖那个虚伪的天堂和信赖那张华丽的宁式大床之间，究竟谁更聪明、谁更愚蠢呢？

蔡智诚百思不得其解。在这劫后的修罗场上，他觉得所有的人，生者和死者，包括老海、老罗和他自己，在命运面前都象是个无可适从的傻瓜。

天亮了，晨风吹拂。

经过昨夜的枪林弹雨，这充满了死亡和血腥的寂静的早晨似乎又给幸存的人们带来了一丝生的希望。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一声鸡叫，那是一阵雄鸡报晓的啼鸣。

“听呐，还有鸡在叫唤”，一瞬间，所有的人都停住了手、抬了起头，充满喜悦地侧耳倾听。

在这个经过生死搏斗之后的战场，在这个遍布残骸的人间地狱，居然还能有一只活着的公鸡在歌唱，居然还有一个蓬勃的生灵正情绪高昂地向刚刚经历了痛苦磨难的大地报告着黎明的讯息——对士兵们而言，这就是神灵的声音，这是比耶稣、安拉或者王母娘娘的旨意更接近天堂的信号。

蔡智诚轻轻地拍了拍罗华的脸颊：“老罗啊，要坚持住，要活下去，我们应该比那只公鸡活得更久才对”。

终于能够活下去了。

仿佛冥冥中有天意的安排，7月6日上午，国军官兵等待中的“最后一击”并没有发生。粟裕的部队撤退了，解放军最终没有能够按照原定计划将围攻持续到7月7日，这使得蔡智诚们终于得到了继续活命的机会。

7月8日，快速纵队从帝丘店返回商邱休整。

一周前出发的六千多人现在只剩下了不到两千（含先期退出战场的伞一团），但对于幸存的伞兵们而言，恶梦一样的豫东战役总算是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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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几句多余的话：

关于黄百韬兵团各部在睢杞战役中的表现，马甲的感觉是整25师较好，交警第二总队其次，第三快速纵队最差。至于整25师和交警二总队到底比伞兵强多少，马甲说不准，也觉得没必要评价，反正第三快速纵队不久就被解散了，25师和交二总队很快也被全歼了，现在说什么好听不好听的都属于白搭。

不过，网上有篇文章却很替第二交警总队吹捧了一番，把他们在睢杞战役中的业绩说得跟战神似的。这本来这不关马甲什么事，但前几天，有朋友问我对那段“回忆录”的看法，并且一个劲地怂恿我无事生非，既如此，马甲就说几句多余的话：

那篇文章的标题叫《硬战》，应该选自台湾出版的《弹雨余生述》，作者是张赣萍。文笔挺不错，值得一看，只是不必太当真（马甲的“蒲公英”当然也是一样的）。

文章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主人公在文中的角色好象是交二总队四大队的队长，所以有人称作者为“张赣萍将军”。但其实四大队的队长是谢植民（上校），副队长是李德馨（上校），而且别说四大队，就是整个交二总队的校级军官中也没有“张赣萍”这么个人。张赣萍是香港的一位作家，除了写《弹雨余生述》，他还写过《关麟征传》、《江青的丑闻和艳史》、《三十六计古今谈》等等，因此，似乎不能把《硬战》当成是真正的“回忆录”。

当然，文人写的战记也可以有好的军史价值。在马甲看来，《硬战》中值得借鉴的东西很多，但也存在着美中不足的地方。试举几例：

首先，文章的“重点情节”是描述交二总队在睢杞战役中坚守阵地的过程，但作者并没有把这场战斗的特点讲出来。交二总队之所以能够守住陈岗，关键之处是他们在村外设了埋伏，用共军的游击战术对付共军，这本是豫东战役之后被广为宣传的成功范例，作者却好象不知道似的没有写。总是冲啊杀啊不怕死啊，显得缺少技术含量，也显得和其他国军的“弹雨余生”十分雷同。

其次，对于交二总队的“重点对手”，作者花了很大精力进行描绘和渲染，但遗憾的是，他把对手的番号弄错了。他说共军是“刘长胜纵队”，但其实攻击陈岗的部队是华野八纵二十四师（前身为鲁中警备旅，后来是26军78师），当时的纵队司令是王建安、师长是周长胜。此“长胜”非彼“长胜”，当然，为了烘托气氛，如果改一改，含混一点地说成是“长胜部队”也还是可以的。

再就是，作者把交二总队长在睢杞战役后获得的荣誉也搞错了。他说“黄伯韬与张绩武也因那一仗而同获青天白日勋章。我也曾获宝鼎勋章”。其实，豫东战役后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只有黄百韬一人，交二总队长张绩武得的是宝鼎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几十年来总共只发了两百零几枚，获奖名单在台湾的杂志上很容易查到，这样的疏忽只能怪作者实在太马虎了。

　《硬战》的文字中“崇敬黄百韬、赞扬交二总队、对伞兵不甚感冒”的情绪十分明显，这倒并非作者的首创，而是基本延续了黄兵团一帮人在豫东战役后对各参战部队的态度。只不过，作者还是在文章中放了邱清泉一马，这大概是因为老邱已经追随老黄成了“党国烈士”，所以就不方便继续骂他了。

至于“大胜”之后的国军各部队为什么会出现自我吹嘘、相互责备的情况，这个问题，容马甲我喝口水之后再说……　　

　1948年的豫东战役是一场被国共双方都称为“大捷”的战事，这在战争史上还真属于比较少见的现象。

总的来看，这场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开封、第二阶段打区寿年、第三阶段打黄百韬——这其中，第二阶段的“龙王店生擒区寿年”无疑是解放军获得全胜，但开头部分的开封城先是被华野攻克、接着又被国军收复了，而最后阶段的帝丘店战事正酣、解放军却突然撤出了战斗，这就让人有点儿难判胜负。

＇奇＇照马甲的看法，如果说“国军大胜，共军溃败”显然是讲不通的。因为国民党方面的司令、师长和旅长有的被打死有的被共产党抓了去、而自己却只逮到了对方的几十个连营级干部，并且不久之后，刚从豫东战场上下来的华野各部就纷纷投入了济南战役，而与其相对应的国军部队却都没有能够缓过劲来——两下一比照，谁吃亏更大就是明摆着的事情。

＇书＇但如果说粟裕是“运筹帷幄、高瞻远瞩，潇洒一击，从容凯旋”，似乎也不够客观。因为华野部队向淮阳“乘胜收兵”的时候，后勤机构被邱清泉给截住了，俘虏、辎重甚至伤病员都丢了不少，而华野各部却没有办法回头去救，显然撤退得十分匆忙。并且，在随后爆发的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