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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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31年蒋介石内外交困，他在国民党内部提出了《训政时期约法》，结果遭到时任立法院长胡汉民的坚决反对。而且这位曾任孙中山时期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已对蒋介石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据说如果举行大选，会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他。蒋介石决定拔掉这根后来在自己日记中痛骂为“小人难养与鸟兽不可同群”的肉中刺。
　　　　1931年2月26日，本是这一年的农历大年初十，但是在国民政府废除春节的命令约束下，大街小巷上一点年味都看不出来。胡汉民在这一天接到邀请：到蒋介石的陆海空总司令部晚餐。一进司令部，胡汉民就后悔不已，他没有见到请客的主人，而是面对着一大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和南京警察厅长吴思豫递给他的一封蒋介石的信，这封信在列数他的多宗罪状后，要求他辞职。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2）
　　　　两天后的晚上，胡汉民终于见到了想以请客吃饭之名革他命的蒋介石。两人的唇枪舌剑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身在屋檐下”的胡汉民还是签发了声明：“因身体衰弱，所有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自此，胡汉民开始了在南京小汤山将近8个月的被囚生涯，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获释。胡汉民这位当年曾被称为孙中山幕下明星的国民党元老，竟然被他的晚辈蒋介石软禁达数月之久，怎不令他义愤填膺。于是，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人士筹集了20万元巨款，托李少川游说王亚樵杀蒋。本来就与蒋介石誓同水火的王亚樵慨然应允。
　　　　1931年6月初，王亚樵探听到蒋介石将从南京飞赴江西，并会上庐山消夏的消息后，派出两路人马——一路由郑抱真带领，住在仙鹤街余立奎的住宅内，伺机埋伏在南京机场附近，准备趁蒋介石登机之时暴起刺杀。不过当时郑抱真率领的杀手们在南京机场潜伏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飞机动地方——原来蒋介石临时改变行程，坐军舰去了庐山。
　　　　另一路则由华克之率领，化妆成游山的富商先行上山埋伏，等待蒋介石上山再伺机刺杀。当他们得知蒋介石已经上庐山，摆在王亚樵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枪。
　　　　王亚樵通过外国朋友搞到了几把最新式的德国强力左轮手枪，500米之内威力巨大。但是因为沿途车站码头搜查甚严，而且庐山山上因为蒋介石的到来更是布满了便衣和暗哨，所以华克之一行并没有带枪上山。现在怎么把枪送到华克之的手上便成了问题。
　　　　王亚樵的妻子王亚瑛（原名丛蕴钰）出了个主意。他们差人买来了十个上好的金华火腿，用利刀剖成两半并把中间的肉挖空，再将手枪拆散，把零件和弹药用油纸包好后放入火腿洞中，再将肉皮用针线密密缝好，涂上薄薄的一层盐泥，表面看上去天衣无缝。王亚瑛和她的弟媳刘小莲一起，乔装成贵妇，由两个部属办成伙计，随同她们前往庐山。一路上他们神态安详，毫无破绽，警卫们以为是阔太太上山游览并向权贵赠送贵重礼物，于是一路放行畅通无阻地上了庐山，顺利地将武器弹药送到华克之等人下榻的“庐山新旅社”。
　　　　华克之等人一接到武器，在一处隐密的竹林里把火腿打开后将枪装好，装扮成游客模样，分别埋伏在蒋介石可能会经过的山路上，密切注意着蒋的行踪，准备伏击。
　　　　可是百密一疏，因为华克之等人的一个微小的疏忽而引起了蒋介石侍从的高度警觉。这一次上山，蒋介石虽未带戴笠前来，但是负责保卫的侍从们也决不敢掉以轻心。除了命令当地军警负责外围警戒和查岗放哨之外，蒋的卫士们也必会亲自检查蒋介石将出行的路线是否安全。这一天，卫士们在一处隐密的竹林里看到了几个被抛弃的奇怪的火腿——肉都被整齐地挖空了，仔细研究之后竟然发现火腿被挖空的###中隐隐有机油的痕迹。这一发现让蒋介石的侍卫们非常的紧张，他们推测很可能就在这几天，有枪支被偷偷带上了山。那么这些枪支的目标是谁？
　　　　侍从室向蒋介石汇报之后，除了要求庐山上的军警加大巡查力度之外，也改变了护卫措施。他们将原本都拥在蒋介石身旁的侍卫们分成明暗两组，一组依然若无其事地拥在蒋介石周围警戒，另一路进入到蒋介石沿途的树林、竹林中暗暗保护。
　　　　1931年6月14日的下午，行动组成员陈成扮成游客坐在山边一株大树下歇息、抽烟。忽然看到远处崎岖的山路上，蒋介石和宋美龄乘坐着滑竿，一前一后颤颤悠悠地从山上下来。一群卫士手提枪支在前后护卫。此时的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山路和蒋介石的身上，没有想到会有卫士暗暗地从树林中摸出来。
　　　　此时穿行在树林中的侍从们也注意到前方出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此人身穿长衫，手插在腰中，正全神贯注地盯着蒋介石将要经过的山路——此时蒋介石的山轿已经出现在山路的远处。凭着职业的敏感，卫士们急速上前，扬声示警：“什么人！”那个身穿长衫的人这才注意到自己不远处有几个军人摸了过来，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刻，在斧头帮里号称神枪手的陈诚没有逃走，而是选择了开枪——与蒋介石同归于尽。他举枪对着滑竿上的蒋连开了两枪，不过因为射程远，而且受到影响没能精确瞄准，所以这两枪都从蒋的耳边飞过，没有打中蒋介石，倒是让一个轿夫受了伤。陈诚还想继续开枪，但此时蜂拥而上的侍卫们已经一起向他开火，陈当场饮弹身亡。枪响之后，王亚瑛、华克之等人见刺杀失败，便急速下山而去。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3）
　　　　蒋介石被枪声吓得魂不附体，但并未受伤。他见刺客已死，强作镇定的把手一挥，示意继续前进。留下的几个卫士将陈成身上搜索一通，发现除了手枪外别无他物。卫士向蒋介石报告后，他说：“把他埋了，不要声张。”
　　　　侍卫们就地掩埋了刺客，又在山上山下搜捕了一番，除了现场的那把新式手枪和几个已经急匆匆离去的上海客人有可疑之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蒋介石电令身在上海的戴笠密查此事。戴笠经过查访，把目标盯在了王亚樵的身上，可是没有证据的他也不敢擅动这位斧头帮帮主，只是放出风来：“如果王亚樵敢对领袖不利，我戴笠一定不会放过他。”
　　　　二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国人的一致反对。蒋介石为缓和内外，伪称下野退居奉化，实际上暗控军权、财权。此时汪精卫也辞去行政院长，改由孙科临时出任。这时国民党西南各反蒋派欲乘蒋、汪下野，支持孙科改组国民政府，就此赶走蒋、汪。蒋介石密令财政部长宋子文卡住孙科财政、逼孙科下台。于是西南政务委员会萧佛成、太子派马超俊等均至上海，商讨除杀宋子文打破蒋介石阴谋，各方反蒋人士一直推举王亚樵承担。
　　　　王亚樵谋刺蒋介石未成，心想转而刺宋，倘若能够得手，既可以惩戒蒋，又可以为陈成报仇。于是他在宁、沪分设两个小组，周末部署了刺宋的行动。
　　　　1931年夏，王亚樵于上海蒲柏路大华公寓和华克之、龚春浦、谢文达密议，决定待宋子文来上海北火车站除杀。华克之通知南京“晨光通讯社”觅宋子文近期照片，率张玉华、孙凤鸣、陈成、萧佩伟、陈凤书、朱德兴等守月台，龚春浦率刘刚、龙林、唐明、李楷、彭光耀等把守候车室，谢文达率许志远、黄立群、朱大刚、陶惠吾等守车站大门及天目路，并切断通讯路线。
　　　　1931年7月22日，宋子文乘坐专车离宁驶沪。南京组负责人华克之立即向王亚樵发出电报：“康叔（宋子文代号）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往迎勿误。”7月23日上午，王亚樵即派上海组组员按原定计划分别部署，各部人员领到手枪24支，烟幕弹一个，分赴北站守候。上午8时宋的专车按时到达上海北站。尽管站台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王亚樵的部属却均已各就各位，密切注视车厢门口。车停稳后，宋子文在其秘书唐腴胪的陪同下走下车来，接着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出站台。这时埋伏在候车室的第二行动小组组长龚春蒲发出“准备伏击”的命令。但是这一天宋子文与秘书唐腴胪均穿一身白哔叽西装，同戴白拿破仑帽，面貌高矮相似。唐秘书夹着皮包走在前面，宋空手随后。行动组长刘刚误以为走在前面的是宋子文，于是向唐开枪。其他组员也随后开枪将秘书唐腴胪击毙。宋子文的卫士当即反击，并掩护宋躲在一根大柱子后面。这时车站警笛狂鸣，秩序大乱，旅客争先恐后奔出站口。龚春蒲亦误认击中，即命张玉华投出两颗烟幕弹，整个月台和出站口顿时烟雾弥漫，行动组人员乘着烟幕的掩护，安全离开车站。在撤出时，他们顺手将预先印好的传单撒向群众。传单在历数揭露了宋的种种劣迹之后说：我们与宋并无个人恩怨，只是执行人民公意，为国锄奸，为民除害，后人称之北站刺宋。刺宋案发后，国民党军警机关四处侦察，但一无所获。
　　　　三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视国土沦亡而不顾，爱国将领马占山孤军奋战，捍卫国土，蒋介石不发一兵一卒，全国人民纷纷捐献筹款，以人力物力支援马占山。
　　　　上海爱国人士沈钧儒、褚辅成、朱子桥、王亚樵、吴迈、李次山等千余人集会支援马占山抗战。王亚樵、李次山负责筹募经费，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东北抗日。并指派其部属盛瑜去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配合马占山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军蓄意挑衅，十万之众突然袭击上海，宣称24小时占领京沪。我方驻沪的十九路军全力反击，第一次淞沪抗战就此爆发。十九路军的正义行动，受到了上海乃至全国军民的热烈拥护和强有力的支持。上海数百万军民投入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4）
　　　　王亚樵也以满腔热忱积极投入到抗击日军的斗争中去。“一·二八”事变后，王亚樵于桃园里44号召集部众紧急宣布“全力以赴抗日”，成立20个大队，命刘刚、萧佩伟、李楷、陈事、傅耀东等分任队长，分头组织工人、学生、市民参加决死队，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王亚樵任司令，蔡蹈和任参谋长，许志远任军事联络专员，朱大刚为联络参谋，集合3000余人，开赴太仓战场，配合十九路军浴血奋战。
　　　　十九路军供给民军400余枪支包括机枪和轻炮，但相差甚远，于是王亚樵与蔡、蒋两军长商议动用上海兵工厂枪支，兵工厂电南京请示，电复：“全部武器运往南京。”亚樵不得已乘枪支调运至昆山附近途中，派人劫下，装备抗日民军。
　　　　淞沪战争爆发，蒋介石即筹划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获悉王亚樵任义勇军司令极为震怒，令蔡廷锴、蒋光鼐撤除王亚樵义勇军司令，解散义勇军。蔡、蒋两军长与亚樵面商，将义勇军改为“救国决死军”，由余立奎任司令，王亚樵退居幕后主持。
　　　　王亚樵与余立奎计议，前方指挥由余立奎负责，后方由亚樵负责，“决死军”选拔精干人员组成“铁血锄奸团”。专门锄杀日军、汉奸，并采取多种形式支援我军，打击敌人。
　　　　当时日军在浦东江边停泊了一些军舰，常常向我军阵地轰击，致使我军受到伤亡。其中日军最高指挥官白川大将所在的“出云号”兵舰是日军入侵上海的主力舰。炸毁“出云号”便能击中敌人要害。王亚樵与余立奎经过商议，很快从高昌庙兵工厂取得500磅鱼雷一枚，又命“铁血锄奸团”的龚湘龄选拔出水性极好、能在水中沉浮几天几夜的七名水手进行训练。在一天深夜首先乘渔船拖水雷出吴淞口，由守卫吴淞海防十九路军翁照垣旅暗暗护送至“出云号”兵舰附近，水手入海将水雷密送至“出云号”舰底，轰炸“出云号”兵舰。一声巨响，“出云号”被震得东摇西晃，舰上日军极为恐慌。可惜鱼雷的爆炸力有限，加上“出云号”在舰底布置了钢网，鱼雷无法同舰底直接接触，所以未能将舰炸沉。但已经在精神上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日军为此惶惶不可终日。
　　　　王亚樵还命戚皖白、丁湘龄、杜敬纶办《上海闷葫芦报》，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坚持抗战到底，报道抗日战绩和动态，鼓动上海军民抗日。
　　　　“铁血锄奸团”不断传出与日寇斗争的英勇事迹。胡阿毛是上海北四川路云飞汽车行司机，跟随亚樵多年，受亚樵之命锄杀日寇汉奸。1932年2月26日在执行任务时，阿毛驾驶云飞行卡车，经北四川路被日军截获，日军强令阿毛装载日军数十人及武器弹药开赴日军阵地前线。阿毛假装应允，待驶至黄浦江边，突然加足马力，掉转车头，与日军同归于尽，将一车军火与押车日军一并埋葬于波涛滚滚的黄浦江中。胡阿毛殉国之年不到30岁，在他牺牲后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王亚樵亲诵自撰的祭文，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阿毛阿毛，泉台相望。哀哀孤儿，戚戚惶惶。
　　　　铁臂锄奸，赤胆心肠。一门孤苦，冥冥无疆！
　　　　飞车黄埔，杀倭身亡。哭居西台，酹酒一觞。
　　　　春秋义名，忠国何伤！忠毅阁部，史册传芳。
　　　　哭君弱冠，妻别离偿。八荒有感，魂梦西厢。
　　　　慈母倚闾，血泪沾裳！君骨有灵，享玖蒸尝。
　　　　日军白川梦想24小时亡我京沪已成泡影，电呈本国增兵，增援陆战队五六万，再图大举进犯。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与日本谈判停战，日本亦见上海缺口不易突破，终于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连续命令蔡廷锴、蒋光鼐停战，并调五万余兵力尾随十九路军之后，明令如不停战以“叛国”论处。于是全线停战，“决死军”改为十九路军补充团，余立奎任团长。
　　　　四
　　　　1932年3月3日，国际联盟行政院作出中日双方停战的决议。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中日两国代表进行谈判。日方凭借在军事上的优势，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及周边地区，继而由日本军队驻守。
　　　　就在中日谈判仍在继续之时，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决定于借4月29日庆祝“天长节”（日本昭和天皇生日）的机会，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侵犯中国，又在中国国土庆祝胜利，这是莫大的国家耻辱，民族耻辱！上海爱国军民无比愤慨，当时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怀愤密至上海，约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和王亚樵密议对策。决议捣毁“祝捷大会”，洗雪国耻，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但距“天长节”仅10数天，时间紧迫，日本特务又活动频繁，且为了防止不测日军规定“祝捷大会”只准日本人和朝鲜人参加，中国人一概不准入内，面临困难重重。
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5）
　　　　王亚樵即命其弟王述樵密约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议。1910年朝鲜亡于日本，安昌浩等革命党人流亡上海从事抗日，曾与王亚樵一同追随孙中山先生。安昌浩对日本有亡国之恨，因此当王亚樵提出弹炸白川的任务时，他毫不犹豫的答应了。次日，王亚樵即叫王述樵送去一枚体积小、威力大。携带方便的定时炸弹，同时还送去4万元活动经费。安昌浩接受任务后，连夜在霞飞路宝康里40号他的寓所里召集他领导的朝鲜革命志士尹奉天、金天山、安昌杰秘密商量了周密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