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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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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地不和腐化分子同流合污，和恶势力抱一个死不妥协的态度。对于协会，应当使它尽量地健全发展，争取友人，争取青年群众，争取广泛的中间层，在各种文艺活动中应积极参加，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和平民主的战士。要有这种生活的实践，我们的创作才能够适合人民的要求，和当前的时代配合。”（注：《抗战文艺》第10卷第6期，1946年5月4日）当时的进步报刊曾以不同标题刊登了这个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如《文联》一卷七期登载该文时，题目为《今日文艺工作的方向——纪念第二届文艺节》），在文艺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民党反动派对“政协”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并不信守、执行。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当重庆各界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的时候，反动派指使特务匪徒捣乱会场、殴打进步人士，郭沫若、李公朴和新闻记者六十余人受伤，造成了著名的校场口事件。接着区别仅仅是“纯粹经验”本身之内的区别；企图超出唯物论，三月出现了南通血案，六月发生了南京下关事件。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与美帝勾结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部署完毕，便彻底撕毁“政协”决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了进攻。国统区人民不能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工、农、商、学各界在党的领导下，配合革命军事斗争，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的大规模革命群众运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文化批评家、平民教育家李公朴在昆明遭到杀害；仅隔四日，西南联大教授、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也遭杀害，国民党反动派令人发指的残暴罪行，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愤怒抗议。中共代表团致信国民党政府代表，“抗议李公朴闻一多二氏被刺”，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缉拿凶手、公葬死者、保护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之安全等七项要求（注：《中共代表团抗议李公朴闻一多二氏被刺》，《群众》第11卷第12期，1946年7月21日）。周恩来同志闻此凶耗，悲愤交集，立即于十八日在上海寓所举行有中外记者百余人参加的招待会，向新闻界控诉反动派的暴行。他说：“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被暗杀，我们非常愤慨。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种反动的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注：《周恩来将军谈三大问题》，《群众》第11卷第12期，1946年7月21日）反动派企图杀一儆百，但全国掀起的追悼李、闻二烈士的活动，变成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更大声讨。著名作家、教授朱自清，在北平身染重病，但仍积极支持民主运动，毅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至死不屈。毛泽东同志对闻一多、朱自清为人民不惜牺牲的精神作出了高度评价：“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注：《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32—1433页）
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一方面组织部分作家奔赴解放区开展革命文化活动，一方面帮助大批文化工作者撤至香港建立文化革命的新据点。革命文化工作者利用香港的特殊政治环境，聚集力量一般说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反映了革命阶级和进步势力的，出版刊物（主要有《大众文艺丛刊》、《小说》、光复版的《文艺生活》、香港版的《群众》，并为《华商报》副刊开辟了《热风》、《茶亭》等文艺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批判错误文艺思想，提出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与抗战后期相比，这时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自觉性更加提高，而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香港进步文化界曾分别以《文艺问题》、《论文艺问题》为书名，出版了《讲话》的单行本。一九四七年五月，香港出版的《群众》周刊又以《毛泽东论人民的文化与人民的文艺》为题，节选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的部分章节。《讲话》的公开出版发行，为文艺工作者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提供了便利条件。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默涵的《关于人民文艺的几个问题》、冯乃超的《文艺工作者的改造》等论文，都是在当时条件下认真学习《讲话》的产物。这些文章着重论述了新文学的性质、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普及与提高、作家思想改造、文艺大众化、统一战线等问题。当时还开展了“方言文学”、“马华文艺”问题的讨论。“方言文学”讨论的实质，正是为了在国统区创作通俗易懂的文艺，贯彻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
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配合当时国共两党短兵相接的政治斗争，揭露批判了形形色色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宣传反共反人民、麻醉人民斗争意志的反动文艺。国民党在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在文化上大肆鼓吹“戡乱”。一九四七年九月，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编印的《文化先锋》解释者，只有认识并发现了自然的规律，才能征服自然，变，发表《对剿匪戡乱应有的认识》（张道藩）、《文化界怎样动员》（褚百思）、《文艺作家的昨天和今天》（赵友培）等文章，污蔑共产党“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攻击共产主义文化是“野蛮文化”、“霸道文化”，责令作家“要挥如椽之笔，向匪徒作无情的扫荡”。他们千万百计扼杀民主文化，封闭报馆，查禁书刊，迫害作家，无所不用其极。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上的倒行逆施，完全违背人民的心愿，因而受到文艺界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唾弃。当时怀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以超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不左不右的姿态出现，在政治上鼓吹“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在文艺上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他们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在我国对内对外关系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错误意见：对内否定人民解放战争、人民民主运动和土地改革，对外散布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进步文化界意识到这种思想的危害，曾集中火力对它进行了批评，帮助教育了受这种思想影响的文艺工作者。此外，进步文化工作者还对毒害人们精神的封建文艺、色情文艺进行了批判和揭露。
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文艺创作，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传统，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切危害人民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的意见，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和罪恶主要人物均为浙江永嘉人，故名。其学主礼乐制度，求见之，表现了人民的反抗与斗争，在反压迫争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随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传播和解放区新文艺影响的扩大，这个时期国统区的文艺创作也有新的发展：从思想内容上看，出现了许多暴露黑暗、颂扬反抗的作品，特别是讽刺作品更为盛行；艺术形式也呈现出一种新倾向，“那就是是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
政治讽刺诗的蓬勃发展，是本时期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诗歌创作抗战前期多为对民族解放的热情呼唤，到一九四四年民主运动兴起以后，便转向了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讽刺，产生了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的《宝贝儿》以及群众性的朗诵诗运动。《马凡陀的山歌》等政治讽刺诗枢，山西平遥人。早年受李大钊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运动中，或被朗诵，或被书于旗帜，或被改编为街头剧演出，它们连同《茶馆小调》《古怪歌》等讽刺歌曲一起，产生了很大的宣传效果。“讽刺诗多起来了，这不是由于诗人们的忽然高兴，而是碰眼触心的‘事实’太多，把诗人‘刺’起来了。”（注：臧克家：《刺向黑暗的“黑心”》（《宝贝儿》代序）。此文最早载1945年6月14日《新华日报》，题目稍有不同。）朗诵诗多半是非职业的文艺青年们创作的，它产生于民主运动，又服务于民主运动，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集体创作的性质。这个时期的戏剧创作，由政治形势逆转时的历史剧，发展成为直接暴露反动统治和要求人民民主的作品，出现了茅盾的《清明前后》、陈白尘的《升官图》、田汉的《丽人行》、吴祖光的《捉鬼传》等作品。这些剧作或暴露官僚资本对中小企业的压榨勒索，或揭示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丑恶，或描写人民的痛苦生活及反抗斗争，具有明快、犀利的战斗特色。戏剧创作中讽刺喜剧色彩的浓厚，曲折地反映了人民力量的增强和反动势力的衰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由于国民党对戏剧运动的迫害，许多剧作家转移到了电影部门。他们根据“站在人民的立场，暴露与控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和在这种统治下广大人民所受的灾难与痛苦；并进一步暗示广大人民一条斗争的道路”的编导方针（注：阳翰笙：《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制作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等很有影响的优秀影片。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反映社会生活面比较宽广，题材和人物更为开阔多样。茅盾的《锻炼》、沙汀的《还乡记》、艾芜的《山野》、黄谷柳的《虾球传》、姚雪垠的《长夜》等，不仅暴露了反动统治的黑暗，还或明或暗地描写了各个时期人民的反抗斗争。适应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这个时期还继续产生了一批匕首、投枪式的杂文。郭沫若、茅盾、冯雪峰、朱自清、何其芳、林默涵等作家的杂感，以灵活多样的形式，抨击“旧时代的阴魂”、迎接“新时代的晨星”（注：郭沫若：《南京印象》）。
综上所述，在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在国内外敌人百般压迫下坚持斗争，开展革命文艺活动，创作了一批对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有强烈政治意义的作品出了这个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他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如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报告中所总结的那样：“从斗争的总目标上看，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是一致的；从文艺思想发展的道路上看，双方在基本上也是一致的；而就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的主流来说，最近八年来也是遵循着毛主席的方向而前进，企图同人民靠拢的。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三重压迫之下，和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固守着自己的岗位，对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对于在反动统治下的民主运动，对于人民解放战争，都起了积极的推动或配合的作用。反动派扼杀新文艺运动的企图，从来没有成功过。”——
（）
第十九章：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 第二节：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和对《论主观》的批评
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国统区以后，进步文艺界在向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同时，对抗战以来进步文艺运动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这一回顾和总结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如茅盾在《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一文中所说：“八年的抗战是我们民族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了；这须要长时间的探研，须要展开多方面的讨论，更须要各种意见的切磋补充，论辩驳难，然后可能既广博而又深入，然后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然后能够真正做到总结过去经验而决定今后努力的方针。”（注：《文联》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5日）当时茅盾、冯雪峰、何其芳、胡风、邵荃麟、黄药眠以及其他许多进步文艺界著名人士都先后发表了文章。在回顾和总结中，既有共同认识的相互补充，也有不同意见的直接交锋。继前一时期关于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之后，在进步文艺界内部，逐步形成了一次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
这一次讨论中的分歧意见是由胡风和他所主编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引起的。一九四二年底至一九四三年底，胡风先后发表《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现实主义在今天》等文，论述抗战以来进步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存在的问题，着重分析了武汉撤退以后文艺创作上出现的某些混乱现象奥卡姆（WilliamofOccam〔或Ockham〕，约1300—约，认为当时“创作上的著目倾向”是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他说：“有些作家是，生活随遇而安了，热情衰落了，因而对待生活的是被动的精神，从事创作的是冷淡的职业的心境。……这就是所谓客观主义，是泛滥在目前创作上的一个著目的倾向。如果战斗热情虽然衰落了，但由于所谓理智上的不能忘怀或追随风气的打算，依据一种理念去造出内容或主题，那么客观主义就化装成了一种主观主义，……这也是目前创作上著目的倾向之一。”（注：《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创作月刊》第2卷第1期，1942年12月，收入《在混乱里面》）胡风认为，克服当时文坛上这种混乱现象的办法是提倡现实主义，也就是要提倡“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现实主义在今天》）。一九四四年四月，胡风为文协理事会起草题为《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的论文，后来在《抗战文艺》等刊物上发表。这篇论文强调作家应发扬“主观战斗精神”，认为“在这个混乱期，就文艺家自己说，要克服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底脆弱或衰败，就社会说，要抵抗对于文艺家底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的蔑视或摧残。”胡风以为，“只有提高这种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才能够在现实生活里面追求而且发现新生的动向，积极的性格，即使他所处理的是污秽或黑暗，但通过他底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也一定能够在读者底心里诱发起走向光明的奋发”（注：该文发表于《抗战文艺》第9卷第3、4期合刊，1944年9月，收入《逆流的日子》）。不久，黄药眠发表了《读了〈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胡风“过分强调作家在精神上的衰落，因而也就过分的强调了目前文艺作品上的病态”；他还从方法论上对胡风文章提出批评，认为胡风“只是搬弄一些哲学的名辞”，作着“蹈空的、玄学的说明”，文章“不是从现实的生活里得出来的结论，而是观念的地预先想好来加在现实运动上的公式”（注：收入黄药眠论文集《论约瑟夫的外套》，人间书屋出版，第120页）。这些文章发表前后，于潮（乔冠华）在《中原》杂志上发表《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未死之间》等文章，提出了同胡风的文章相似的论点，认为“当前问题的重心不在于生活在前线和后方，而是在生活态度。”（注：收入《方生未死之间》，考验社出版，第36页）进步文艺界对于现实主义问题已开始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九四五年一月，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在重庆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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