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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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旰砂亍≈灰蟮厣嫌兴砂卮嬖冢闼得髁硕觳⒉荒苡涝墩剂熳糯蟮兀 保ㄗⅲ骸端旰肌返�191页、197页）剧作者通过剧中人物沈庸的话点明这部戏剧作品的主题。剧本热情地歌颂了挺拔如松柏的科学文化工作者，也猛烈地抨击了寒冷如严冬的旧社会。尽管剧本结尾仍然无力，但整个作品给人许多有益的启发和教育。何其芳在描述《岁寒图》演出效果时说：“最近上演的《岁寒图》获得了普遍的好评。我去看它的那个晚上，在我附近的一个观众就几次地擦着眼泪。我自己，在走出了戏院以后，也仍然带着沉重的心情。后来碰到过的人我就探问，尽管各人的着眼点并不完全相同，都一致地称赞这是重庆市上演的好戏之一。”（注：何其芳：《评〈岁寒图〉》，《关于现实主义》第293页）
《升官图》完稿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一九四六年先后在重庆、上海及各地上演，曾轰动一时。那时正是旧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后，写在绝上的协议国民党并不执行，反而加紧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以种种卑劣的手段镇压民主运动。进步戏剧工作者不得不采用迂回曲折的斗争方式，除了再度掀起创作和上演历史剧的高潮外，还积极写作多种多样的讽刺剧。同政治讽刺诗涌现的情形相似，在国统区也一度形成了创作和演出讽刺剧的热朝。《升官图》就是适应当时现实斗争需要产生的讽刺剧的优秀代表作品，对于反动统治集团是有力的打击，对于广大群众是很好的政治教育和喜剧艺术享受。剧作者在《为〈升官图〉演出作》中写道：“我知道《升官图》这剧本将要刺痛某一小部分人，但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实，谁得否认它，那是讳疾忌医。谁要承认它的真实，谁才有勇气去改进它。”（注：《升官图》，群益出版社1946年6月版，第1页）
《升官图》作者为了避免影剧检查官的刁难，把剧中时间向前推移到军阀当道的“民国初年”，但观众和读者却能透过过去的年代看到活生生的现实。全剧除序幕、尾声外，共分三幕，通过两个流氓强盗的梦境，对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官场作了淋漓尽致的暴露与讽刺。在“一个凄风苦雨之夜”，一个流氓强盗及其同伙为了逃避追捕，闯入“一所古老的住宅”。在“窗外风雨凄厉”、“远处惨叫之声不绝”的阴沉沉的气氛中，两个闯入者进入睡乡做了一场升官发财的美梦。梦中两个强盗在一次群众暴动后，乘知县受伤、秘书长丧命的机会，混水摸鱼，冒充为知县和秘书长。而县衙门利欲熏心的官僚们和知县太太，为了分得脏款，及时承认两个冒牌货，真知县被卖去当壮丁。除了冒名顶替的知县和秘书长外，这个衙门还有“身材奇短，但总爱耀武扬威地全副武装”、只管六名警察但扬言要“把全城人都杀光”的警察局长，“面圆耳肥，一副发福的样子”、“县里第一等红人”的财政局长，“暮气沉沉，呵欠连天”但“一口气可打二十圈麻将”的教育局长，“一身笔挺的西装，油头粉面”、“外号是摩登贾宝玉，又叫洋装西门庆”的工务局长，还有“妖艳异常”、“跟财政局艾局长在一道”的知县太太，为了“一个五克拉的钻石戒指，一部小汽车，一座洋房”的高价而卖身的马不姐。在“灯火辉煌”、“富丽堂皇”的背景前，展现出了衙门里一件件卑鄙龌龊的勾当。这一伙人面妖魔，既抱成一团，又相互争夺，贪得无厌，无恶不作，把县城闹得乌烟瘴气。忽然传来了省长到这个县视察的消息，群魔又开始了新的自我表演。笨拙的知县死背“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的欢迎词；警察局长大抓乞丐充实警察队伍；工务局长向每户居民收十万元粉刷墙壁，“表示廉洁坦白”；秘书长挖空心思，弄虚作假，把县城伪装成“建设第一”。“仪表非凡”、大讲“廉洁”、“简朴”的省长来到这个县，搜刮贪脏手腕远远高于诸局长。他“头痛”要用金条熏烟做“药”，“左边头痛，一根金条就够；右边痛，要两根；前脑痛，三根；后脑痛，四根；最厉害的是左右前后都痛，那要五根才行”，而且“要五十两一根足赤金子”，“第二次如果再痛起来可要换新的才行”（注：《升官图》，群益出版社1946年版，第100页）。省长收到了足够的金条，又免费得到一个太太，于是宣布视察完毕，一切太平，枪毙了从壮丁中逃回来的真知县，提拔假知县为道尹，财政局长升为知县，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皆大欢喜。但在省长、知县合并举行婚礼时，怒吼的群众把他们一个个抓走。两个强盗从梦中惊醒。剧中的升官图，表演的是梦境，但表现的却是现实，情节近于荒诞，反映的却是真实，可以说是梦境和现实、荒诞和真实的统一，构成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场现形记”。剧作者通过这个戏告诉人们，在反动统治下官即是匪，匪即是官，官僚统治者的梦不管多么美妙，但终究不可能长久。剧本在喜剧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从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丑角戏吸取了经验，大胆而又合理地运用夸张这一艺术手段，在波澜起伏的情节发展中，展现反面人物腐朽的灵魂，达到“假中有真”的戏剧效果，把“五四”以来的讽刺喜剧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提高了话剧在广大观众中的威望。
继陈白尘的《升官图》之后，吴祖光的《捉鬼传》、《嫦娥奔月》（演出时改为《嫦娥》）又在剧坛上出现，以新颖的构思和独特的风格吸引了观众和读者。《升官图》一剧把现实转化为梦境，《捉鬼传》、《嫦娥奔月》则借用传说、神话中的鬼和神的世界来影射现实。三幕讽刺喜剧《捉鬼传》，利用民间传说中钟馗捉鬼的故事，渗入现实内容，借剧中虚构人物的言行，揭露和讽刺国民党统治下举目可见的丑恶现实，既趣味盎然，又发人深思。钟馗原是一千多年前唐代“终南山一个秀士”，中了头名状元后皇帝召见，但皇帝嫌他相貌丑陋不录用。钟馗气愤异常，“大闹金殿”，“头撞金柱而亡”。他会见阎王表明决心，“要斩魔捉鬼，扫荡乾坤，落一个清白世界”。被封为“捉鬼大神”，“遍行天下以斩妖邪”。于是，他带领随从到人间捉了牛魔王等鬼怪，以为大功告成，痛饮后醉倒成为化石。一千多年后钟馗被鬼闹醒，发现遍地是鬼，捉不胜捉，只好败退。剧中对国民党勾结美帝欺压中国人民，抓壮丁，打内战，以及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等种种倒行逆施，无情地加以揭露和讽刺。例如，剧中有钟馗与京兆尹、牛魔王、易根毛的对话：
钟（对京兆尹）你不是那被纱帽压死的京兆尹么？
尹是的，好在如今作官不要纱帽了。
钟要什么呢？
尹要条子，要洋房，要汽车。
……
钟（对牛魔王）你不是那良心丧尽的牛魔王么？
牛是我。
钟良心还在吗？
牛有良心的都失踪的失踪，落水的落水，作炮灰的作炮灰，（大吼）我要良心作什么？我要良心作什么？
钟（对易根毛）你就是那一毛不拔的易根毛么？
易我现在是易总长，主管财政。
钟还那么一毛不拔么？
易作风略改。
钟如何改法？
易主管财政，无非是弄几个钱。如今发明了用钞票，只要印钞机转几转，不是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么？（注：《捉鬼传》，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144—145页）
这段对话很简练，但概括的现实内容却是很丰富的，勾画出反动官僚集团的穷凶极恶和贪得无厌。剧中为非作歹的“鬼”正是现实中那些残害人民的“人”。作者说：“我该感谢的是我这个宝贝国家，这个社会，和我们的可憎恶的生活。不有那样的长官，那样的将军，那样的霸者，哪里会产生出我的《捉鬼传》中的众家英雄？”（注：《捉鬼传·跋》）剧本写到钟馗并没有把鬼捉尽，受欺凌的穷鬼、店小二、店老板依然没有扬眉吐气，既符合当时的现实，又含有剧作者的深意，希望被压迫的人们“加倍的反抗才有生路”（注：《捉鬼传·跋》）。
三幕神话剧《嫦娥奔月》，采用嫦娥奔月的神话，赋以现实斗争的内容。作者说：“‘射日’是抗暴的象征，而‘奔月’是争自由的象征；这其中的经过，又是多么适当地足以代表进步与反动的斗争，一部世界史没有超逾这个范围。”（注：《嫦娥奔月·序》）剧中写到后羿射日为人民除了害，但他登上皇帝宝座后转变为大独裁者，强娶民间女子嫦娥为皇后。嫦娥不满于被幽禁的生活，偷吃仙草飞进月宫。逢蒙和吴刚各自代表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嫦娥的父母及三个姊姊，以及受灾与饥饿的人们“代表千载以还，善良的，无辜的，能忍耐亦终能反抗的广大的人民。”（注：《嫦娥奔月·序》）剧本结尾是逢蒙带领武装的人民推翻了后羿的独裁统治。剧作者把朴素美丽的神话同人民反抗强暴的壮丽斗争揉合在一起，反映人民追求自由解放的愿望，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这两部戏剧都从鲁迅的《故事新编》吸取了经验。《嫦娥奔月》的第二幕直接采用了《故事新编》中《奔月》的一部分，把嫦娥厌吃“乌鸦肉的炸酱面”的生动描写搬上了舞台。除《捉鬼传》和《嫦娥奔月》外，吴祖光这个时期还写了神话剧《牛郎织女》、话剧《少年游》，现实意义不及以上两剧，但戏剧效果都较好，演出时受观从欢迎。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在“剿匪”、“戡乱”军事上连遭失败之后，变本加厉地强化了法西斯的政治统治和文化专制，因而国统区进步戏剧活动走入低潮。在剧坛趋于沉寂的日子里，田汉创作的话剧《丽人行》先后在无锡、上海、北平、天津、长沙、武汉等地上演，犹如一声春雷，又一次震动了当时的剧坛，充分显示进步戏剧工作者威武不屈的斗争意志。
《丽人行》剧本完成于一九四七年春季。作者巧妙地用抗日的题材主题表现革命的思想内容。剧本以抗日战争胜利前处于日本帝国主义魔爪蹂躏下的上海为背景，表现三个不同阶层的青年妇女所经历的曲折生活道路。朴实善良的纱厂女工刘金妹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她受过日寇凌辱，全家又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丈夫受流氓残害瞎了眼睛，生活的重担靠她一人挑起。在一切生路断绝后她被迫出卖肉体，但并不能改变悲惨的生活处境。她在绝望中走向黄浦江边，终于经革命者救助而得到新生。女知识青年梁若英有正义感和爱国心，抗战前同革命者章玉良结了婚，生了女孩贝贝。抗战爆发后丈夫离家从事抗日工作，多年没有音讯。梁若英由于生活的重压，又经不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诱惑，同有金钱而无气节的文化汉奸王仲原同居。几年之后，章玉良由于地下工作需要被调回上海，经组织的协助同梁若英见了面。在这次会面中两人一起被日寇逮捕。章玉良在狱中受尽折磨，坚贞不屈。梁若英在章玉良精神鼓舞下也经受住严刑拷打。两人出狱后，章玉良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女儿贝贝回到生父一边，梁若英思想感情极度矛盾，由于留恋舒适的剥削阶级生活，仍然回到了王仲原身边，但王仲原另有新欢，抛弃了梁若英。在绝望中梁若英企图自尽，同刘金妹一样得到党组织的挽救和指引而走上新的道路。女青年李新群是留在敌后坚持斗争的地下工作者，同她的丈夫孟南一起，日夜艰辛地为革命而工作，满怀信心地迎接胜利。她热情救助刘金妹，为章玉良、梁若英出狱而奔走，最后帮助刘金妹、梁若英走上革命大道。剧作者怀着深挚的感情塑造了这三个青年妇女的形象，也刻划了革命者章玉良、孟南及党组织领导人刘大哥的形象，谱成了一曲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颂歌，这在当时国统区的戏剧创作以及其他文学作品中都是少见的。剧本打破了话剧通常分幕的结构形式，吸取中国戏曲的经验，根据剧情需要，将全剧分为长短不一的二十一场次，穿插交错地展现了三个青年女性截然不同的生活场面，又以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为主线把它们连贯在一起，因而全剧场次虽多，但浑然一体，有条不紊。尽管三个女性形象的塑造仍存在一些缺点，但在田汉的大量戏剧作品中，《丽人行》的思想艺术成就是较高的。《丽人行》的演出正是美帝国主义官兵在北平强奸中国女学生激起全国学生抗议运动之后，这部戏剧起到明批敌伪、实揭美蒋的战斗作用，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赞扬，也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据阳翰笙回忆，演剧二队在平津演出《丽人行》时，特务们一再下令停演，并且说只要加上“造成这种种罪恶的现象都是‘共匪’的叛乱”这句话戏就可以演下去。“但二队的同志们宁可冒逮捕监禁的危险，誓死也不把这句话加上去。”（注：阳翰笙：《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263页）这充分说明了《丽人行》这个剧本的政治效果和进步戏剧工作者的战斗决心。
田汉在解放战争时期除创作《丽人行》外，还组织剧本《清流万里》（即《文化春秋》）的创作。这部歌颂艰苦奋斗的中国文化工作者的话剧，由于伶、吴天、徐昌霖、阳翰笙、潘孑农、顾仲彝执笔，田汉负责“总读”和“统一调整”，出版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全剧分三幕六场，从抗战胜利前夕写到胜利后复员到上海。剧中以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江孟群和为民主教育呕心沥血的教育家邢益知为中心，描绘了一幅进步文化工作者在苦难的历程中团结奋斗的画面，有一些寓意深刻、感情色采浓烈的场面。但全剧剧情比较平淡而拖沓，戏剧效果较弱。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特别是一九四八年以后，国民党反动统治日益接近总崩溃，国统区内进步戏剧的出版和演出都被禁止，进步戏剧作品只能在解放区或香港发表。宋之的进入解放区以后写作的独幕剧《群猴》和瞿白音在香港发表的独幕剧《南下列车》，是这期间鞭挞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戏剧代表作。《群猴》写作于一九四八年，以国民党的伪“国大”选举为背景，把国民党各派系的代表人物集中到某城市一个镇长家里，让他们在舞台上作耍猴式的自我表演。这一伙“书记长”、“主任”、“女国大代表”之流，为了拉选票，戏法耍尽，丑态百出。从“我的妈是她姑母的表姐”、“孔院长的舅父的外阻父的堂房妹子是我姨妈的表姐的姑母”，这样拉亲攀戚到按奇妙逻辑鉴定自己是蒋介石公婆的“小舅子”、“亲儿子”、“亲女儿”，争得脸红耳赤。正当“主任”忽出奇想，高喊“美国人是我的爸爸”而居压倒优势时，下赌注的妙法又出来，从十万元抬到二百万，从支票、法币到黄金、美钞，吵得不亦乐乎。然后是互相揭发、谩骂以至扭作一团，打得鼻青眼肿。最后警察出来干预，大家装成耍猴戏。剧本的现实性很强，虽然尚欠深刻，但对国民党官僚政治的腐败、“民主宪法”的虚假，以及各派系之间的争夺，作了辛辣的讽刺，在喜剧艺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南下列车》写作于一九四八年初。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直逼长江，蒋介石伪装下野，国民党官员仓皇南逃。剧本以由武昌开广州的一列南行列车的餐车为背景，对国民党“达官贵人”的丑恶嘴脸和灵魂作了逼真的描绘。登扬人物有自称“国家的一切法律，都得由我来立”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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