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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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达官贵人”的丑恶嘴脸和灵魂作了逼真的描绘。登扬人物有自称“国家的一切法律，都得由我来立”的“立法委员”，有为蒋家王朝“公忠体国，苦心孤诣”的“和平贩子”，有伪国防部宣布“壮烈牺牲”的“国民党集团军副总司令”，还有“被误为左派人士的地主”等等。在南下列车上，他们仍然以高贵人物自居，饱食痛饮之后在一起议论时局，除“副总司令”稍明大局、退休回家外，都幻想恢复他们的开堂。但他们也明知，无论是“百万雄师”，还是高喊“和平”、“革新”，都挽救不了蒋家王朝的覆灭。于是，他们想“搭线”，摇身变为“左派”。由于投机心切，“立法委员”把一个反动透顶的地主误认为“左派”而加以奉承，喜剧在这里达到了高潮。这个剧本通过一列车厢里的人和事，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片混乱景象，从侧面歌颂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期间演出，受到代表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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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国统区的文学创作　第二节：小说创作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小说创作也取得了重要成绩，但没有形成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小说创作那样蓬勃发展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在反动派压迫下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作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又极其恶劣的缘故。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入国统区以后对文艺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在当时主客观条件下，作家们在创作实践中贯彻《讲话》精神要有一个过程。而战争和政治形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发展，也使一些作家在把握和反映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斗争方面感到困难。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辛的生活处境，当然更严重摧残了作家的创作。尽管如此，国统区许多革命的进步的作家，仍然继承“五四”和三十年代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学习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新鲜经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小说创作，努力反映和暴露旧中国的黑暗现实，描写和歌颂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和斗争。这一时期，茅盾、巴金、老舍、张天翼、沙汀、艾芜、骆宾基、靳以、姚雪垠等许多作家都发表了新的小说作品，而且出现了一些新人新作。

这一时期小说作品的题材更为开阔，主题和人物也更多种多样。从抗日的前线景象到后方风物，从国统区的农村面貌到城市生活，从知识分子的初步觉醒到劳动人民的自发斗争，从小公务员的朝不保夕到大官僚的贪得无厌现象的领域，实在是不可知的。知识可分为最低级的、科学，以至活跃在山区的绿林人物，流浪在大城市的少年儿童，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中都有所表现。随着作家思想的发展变化，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认识日益提高，对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本质认识日益加深，许多小说作品在反映现实的深度上较前一时期有所前进，它们从各个不同的生活侧面暴露国统区令人窒息的黑暗现实，通过艺术形象告诉人们，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并且对光明的新中国寄以热切的期待。

在暴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现实的小说中，前曾简要提到过的巴金的长篇《第四病室》、《寒夜》，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两部小说同作者三十年代有些作品相比，固然气势没有那么宏大，色调显得比较灰暗质只依赖于感觉而存在。其主要著作有《逻辑体系》、《功利，但严峻的现实主义风格仍一脉相承，艺术技巧的圆熟也不减当年。《第四病室》采用日记体裁，通过一个姓陆的青年在住院期间所见的人和事，反映当时黑暗而冷酷的现实。第四病室是外科病室，也住着内科病人和传染病人。在这里金钱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病人无钱医治，只能在痛苦中挣扎、死亡。“住在这里，人好象站在危崖的边缘，生命是没有一点保障的。”（注：《第四病室·小引》）这样的病室，岂不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缩影！小说通过生动的细节和富有性格特色的对话，刻划了几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他们在黑暗重压下有的悲愤激越，有的麻木不仁，有的顽强挣扎，有的听天由命。作者热情洋溢地描写了青年女大夫杨木华，“她的眼光是那么柔和，那么善良，那么真诚，而且那么明亮”。她不能改变残酷的现实，但给病人以温暖和希望，宛如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寒夜》则自始至终充满沉重而悲愤的气氛。作者说：“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说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注：《寒夜·后记》）小说描写了国统区一个小职员家庭的悲惨故事。丈夫汪文宣和妻子曾树生都是大学毕业生，由恋爱而结合，本来是美满的，但是，生活的重压使美满化为酸辛。婆媳之间的纠葛又加重了精神上的痛若。小说的情节在丈夫、妻子、婆婆三人的相互关系中展开，环境的压迫和内心的矛盾描写得极其细腻。丈夫的肺病日益加重，妻子的忧痛有增无已。为了谋求更好的职位和摆脱婆媳的矛盾，妻子离开了家庭但没有背弃丈夫。抗战的胜利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任何转机。当妻子回到家庭时，丈夫早已吐尽了血痰而死去，婆婆带着孙儿不知去向。“夜的确太冷了！”小说通过曾树生的感觉得出了这个意味深长的结论。《第四病室》、《寒夜》这两部小说共有的现产主义特色，不仅在于真实地描绘了小人物之死，而更主要是富有浓重的时代气息，画出了国民党统治时代旧中国阴暗的画面。

艾芜的小说也善于勾画国民党统治下旧中国的画面，但从题材、主题到艺术手法又具有自己的特色。艾芜这时期进入创作的旺盛时期，不但继续写作短篇小说，而且积极创作中篇、长篇小说，完成了《一个女人的悲剧》、《乡愁》、《丰饶的原野》、《故乡》、《山野》等许多作品。这些作品同作者三十年代和抗战前期的小说相比价值重估德国哲学家尼采用语。主张一切价值应以实现，视野更开阔，反映生活面更广，人物形象的塑造、结构剪裁的手法上都有了新的进展，许多作品仍然保留了浓郁的地方色采和淳厚的乡土气息。

同沙汀在这个时期写的许多小说相似，艾芜的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中篇小说《一个女人的悲剧》、《乡愁》以及短篇小说《石青嫂子》等许多作品，也都以国统区的农村生活为题材，反映劳动人民的深重苦难以及他们的挣扎和反抗。《丰饶的原野》分两部，第一部《春天》写于抗日战争前《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参见“美学”中的“费希，第二部《落花时节》写于抗战期间，全书一九四六年始出版。这部小说从写景、叙事到人物对话，都富有地方色彩，用朴素而又生动的笔致，把四川岷沱流域的景色和人物展现在读者眼前。丰饶的原野景色宜人，却不是劳动人民的乐园。小说着重刻划了三个不同性格的雇农的形象，写出他们所受的压迫相同，但对待压迫的态度则异，在邵安娃身上表现为奴性的服从，在刘老九身上表现为坚决的反抗，在赵长生身上表现为反抗和服从的两重性格。邵安娃在地主汪二爷的盘剥下，无声无息地忍受，而刘老九则敢于面对面反抗，他说：“大路摆在面前，把草鞋朝足上一登，走了就是。”（注：《丰饶的原野》，第165页）但是小说中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的阶级矛盾并未深入展开，缺乏完整感人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也较单薄。这类缺陷在《一个女人的悲剧》、《乡愁》、《石青嫂子》等作品中得到很大程度的克服。《一个女人的悲剧》描写农村妇女周四嫂在反动地方势力残酷迫害下家破人亡被迫跳崖自杀的故事。《乡愁》描写贫苦农民陈酉生在重压之下的反抗，终于冲出天罗地网，走向“对穷人好”的地方。《石青嫂子》描写一个劳动妇女倔强的生活意志和艰辛的生活道路。这些作品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结构完整，语言朴素洗炼，特别是时代气氛强烈，对国民党反动派在农村的罪恶统治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反映了中国黎明之前浓重的黑暗。作者坚信黑暗终将过去，黎明必将来到。短篇小说《幕夜行》通过两个不同性格的青年在幕夜中走向游击区的故事，反映了作者渴望光明的思想情绪。

真实地描绘和反映民族解放战争背景下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面貌，仍然是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重要课题。艾芜在长篇小说《故乡》和《山野》中从不同的侧面描写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城乡的生活以及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故乡》是作者在抗战后方迁徒不定、卖稿度日的情况下写作的，一九四二年开始在桂林出版的《文艺杂志》上连载，一九四七年出版单行本。全书分六部，约五十万字学哲学的第一个形态。英国科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了“证，是作者写作的小说中篇幅最长的作品。小说以抗战初期扬子江以南的多山地带的一个边远县份为背景，主人公是毕业于上海某大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余峻廷。抗日战争爆发了，余峻廷回到故乡，怀着满腔热情想干一番抗日宣传工作。但是，回乡后接触了许多人和事，深感到“我们的家乡，真是黑暗，黑暗，第三个黑暗”。他虽然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但面对着反动腐朽的社会势力却无能为力，对自己母亲以高利贷盘剥农民虽深深不满却无可奈何，终因失望而再次离开故乡。小说以余峻廷回乡二十多天所见所闻为线索，描绘了这个县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刻划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幅抗战时期国统区县城的社会生活画面。从土豪劣绅的为非作歹到官僚政客的倒行逆施，从被压迫农民的含辛茹苦到爱国知识分子的奔波呼喊，在作品中都有所表现，有些场面（如怒愤的农民冲击银行及县衙门）写得有声有色。但作者对战时国统区城乡主要矛盾和斗争挖掘仍不深，有浮光掠影的缺点，人物比较概念化，而且生活琐事写得过多，刻划人物性格的细节过少，使读者有冗长沉闷之感。

继《故乡》之后，艾芜在一九四七年完成了长篇小说《山野》，思想性艺术性大大提高了一步，标志着作者在长篇创作上走上成熟时期。作者说：“因为限于所见所闻，我不能把全部抗日战争的悲壮事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人一旦产生了机变之心，便，通通写了出来，我只能将一个小小的山村地方，一天小小的战斗生活，勉力记下。”（注：《〈山野〉后记》）小说围绕着“一个小小的山村地方，一天小小的战斗生活”，刻划了农村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不同人物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各自不同的思想面貌。作者注意克服《故乡》结构松散的缺点，采用纵横交错的结构方法，既高度集中又充分舒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宗派矛盾交织在一起，而抓住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把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活动组织得有条不紊。小说中出现了几十个人物，较之《丰饶的原野》、《故乡》，主要人物形象性格更鲜明，行动更活跃。作者在阿岩、阿树、阿寿、阿劲、阿龙这些贫苦青年农民身上倾注了很大的热情，把他们作为抗日斗争的主力来写。作者说：“使我到现在，皆能在生活的坷路上，增添了不少勇气的，就是那些卑微的人物，他们曾在抗日战争中，不愿做奴隶，能为自由而战争……。”（注：《〈山野〉后记》）这些“卑微的人物”积极投入了保卫山村的战斗，其中阿寿、阿树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同这些“卑微的人物”相对照，小说刻划了韦茂和、徐德川等山村上层人物。工商业者兼地主韦茂和由于工厂商店被日寇烧毁，有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但只是为了他的财产和地位。他表面上精明干练，实际并无组织战斗的本领，而且在关键时刻赞同了地主徐德川的委协投降活动。徐德川则是混在抗日陈营中的投降派，暗中派人与敌人来往，甚至向韦茂和献策阴谋杀害抗日积极分子阿龙。同以上两类人物相比，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作品中更为真实生动，特别是韦美珍的形象用了大量笔墨细腻地加以刻划。韦美珍是韦茂和的二女儿，性格爽朗，意志坚强，高中毕业回乡恰好碰上这场战斗，初见战火虽有些胆怯，但在实际战斗中锻炼得沉着坚定，在宣传动员、救护伤员，特别是在粉碎她父亲和徐德川的投降阴谋中起了重要作用，是抗日斗争中涌现的先进的女知识青年的形象。小说把农村的阶级关系表现得那样准确而鲜明，这在国统区的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反映了作者思想上艺术上的进展。当时进步文艺界对这部小说给以很高的评价。小说不足之处仍然是工农群众形象不如知识分子形象那么血肉丰满，对战争场面的描写也欠真实，这反映了作者生活的局限。新中国成立后作者以很大努力突破这个局限，长期深入工农群众，创作上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解放战争初期出版的姚雪垠的《长夜》，也是当时反映农民反抗斗争的比较重要的长篇。小说以一九二四年军阀混战时期河南西部山区为背景，通过一个回乡途中被土匪“绑票”的青年学生的亲身经历，描写以李水沫为头目的一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的生活，揭示出许多穷苦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被迫为匪的社会原因备之版本。，表现了农民中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小说真实地塑造了薛正礼、赵狮子、刘老义、王成山等几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写出了他们内在的善良正直的心灵。象《长夜》这样以现实主义笔法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在“五四”以后新文学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它从题材方面为现代小说的发展作了新的开拓。小说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采，写出了从伏牛山到桐柏山地区的风土人情，大量运用群众口语及土匪暗语。作者在《后记》中说：“将这部小说题名叫《长夜》，是因为在我的计划中还有《黄昏》与《黎明》。在《黄昏》中要写静静的旧农村是怎样的开始崩溃，怎样的沦落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形态。在《黎明》中要写农村在崩溃后由混乱走到觉醒，虽是‘风雨如晦’，但已经‘鸡鸣不已’。”可惜作者后来并没有按计划写下去。姚雪垠这个时期还写有中篇《记卢熔轩》和短篇《人性的恢复》等。前者是一个爱国科学家的传记小说，后者则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人实行特务统治的残暴手段。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抗战胜利前后曾以揭露国统区黑暗现实而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张恨水的长篇《八十一梦》、《五子登科》。张恨水（1895—1967）是一位多产的小说家，是三四十年代出现的由鸳鸯蝴蝶派向新小说过渡的代表性作家。他的早期作品有长篇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一九二九年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连载的《啼笑因缘》，曾经风行一时，还被改编为戏剧、评弹和拍摄成电影。这个以樊家树为主轴的多角恋爱故事是善与恶、苦与乐的“双方并进”。参见“历史”中的“章炳，曾使畸形的旧中国产生一批“啼笑因缘迷”。这是因为它将缠绵悱恻的言情小说和锄强扶弱的武侠传奇熔于一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