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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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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阶级的文艺思想，往往经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转变，而开始形成起来”（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过程中发生的这些论争，暴露了初学马克思主义而世界观尚未得到很好改造的革命作家思想上的许多弱点。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除了深入革命实践以外，仍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鲁迅在论争之初写的杂文《扁》中，就已指出：“在文艺批评上要比眼力”，必须先挂起科学的文艺理论“那块扁额”，“空空洞洞的争，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从一九二八年夏天起，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翻译介绍工作，“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注：《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创造社作家也先后译介了一批科学文艺论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较大规模的翻译介绍，也是这次论争的一个重大收获。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从一开始起就受到形形色色反动文人的攻击。“新月派”的绅士们标举“健康”与“尊严”“两大原则”，把革命文学称为“功利派”、“偏激派”、“标语派”、“主义派”，说它“凌辱与侵袭”了“人生的尊严与健康”，因而叫嚣自己“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奋争”（注：《〈新月〉的态度》，《新月》月刊创刊号，1928年3月）。周作人认为把文学当作革命的工具，好比“念咒的妖法”，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无异于无聊文士之应制”（注：《文学的贵族性》（二），《晨报副刊》1928年1月5日；《爆竹》，《语丝》周刊第4卷第9期，1928年2月27日）。侍桁诬蔑革命文学“毫无历史的根据”（注：《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上），《语丝》周刊第4卷第19期，1928年5月7日）。《现代文化》等刊物上的一伙无政府主义者，则宣称文艺必须由“自由人”来培植，提出什么“无阶级的民众文学”（注：见柳絮的《艺术的理论斗争》和莫孟明的《革命文学评价》，均引自李何林编《中国文艺论战》）。这些人打的旗号不同，贩卖的全是资产阶级的陈腐观点，目的也都是反对文学为革命服务，想扼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个新兴的文学运动。这种情况引起了革命者的注意和警惕。就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展开激烈争论的同时，创造社作家冯乃超、彭康、谷荫（朱镜我）等撰文驳斥了“新月派”之流的谬论。鲁迅则继《文学和出汗》、《卢梭和胃口》之后，又撰写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等文，给他们以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对敌斗争的形势紧迫地要求左翼作家团结起来。党对参与内部论争的双方都做了工作。到一九二九年上半年，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论争基本结束。
一九二九年秋，党指示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作家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员为基础，成立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党指定创造社的冯乃超，与太阳社关系较好的沈端先（夏衍），以及和鲁迅合编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较早对鲁迅有认识的冯雪峰等筹备这一工作。经过充分酝酿，一九三年二月十六日，鲁迅、郑伯奇、蒋光赤、冯乃超、彭康、冯雪峰、沈端先、钱杏村、柔石、洪灵菲、阳翰笙等十二人集会，检查了原先的小集团主义、没有很好掌握科学的批评方法与态度、放松了对于真正敌人的注意等缺点，指出今后应该努力揭露旧社会、旧思想，宣传新社会的理想并促其实现，以及建设新的文艺理论。会上组成委员会，筹备成立左翼作家联合组织的工作。
一九三年三月二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了革命文学跨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文艺事业领导的加强。出席成立会的有四十余人（当时加盟的五十余人，一部分因事没有出席）。会上通过了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理论纲领宣布：
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
艺术如果以人类之悲喜哀乐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
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注：载《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引文内“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拓荒者》第1卷第3期上作“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据当事人冯乃超回忆，应以“失掉社会地位”为准）
大会决定同国际左翼文艺运动发生联系，同国内革命团体建立密切关系，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大会讨论了帮助新作家、培养工农作者、出版机关刊物等事项，为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作出了具体规划。大会还选出沈端先、冯乃超、钱杏村、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稍后，茅盾、周起应（周扬）相继自日本回到国内，也分别参加了“左联”的工作。
鲁迅在“左联”成立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0年4月）。他着重阐明左翼作家如果不和实际斗争接触，只是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他指出这样的“‘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当时不少革命作家深信自己已经无产阶级化了，对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艰苦性理解不深或重视不足。鲁迅的这些见解是最切实的诤言，其中包含的必须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建立和检验革命世界观，更是十分深刻的思想。鲁迅还说明作家决不能自以为高人一等，革命成功后理当格外受到优待。他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正确地说明了文学工作与劳动人民的关系，对于一些抱着个人幻想而参加革命文学运动的人是有益的针砭。此外，鲁迅还分别阐述了“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等四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鲁迅密切地注视着中国文艺界的变迁和十月革命后苏联作家思想的动向，并对这些现象作了深刻的分析。这篇讲话系统地总结了他这些观察剖析之所得，特别是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倡导时期的经验教训，针对当时存在的“左”的倾向，就建设革命文学的许多关键问题，提出精辟的意见，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和理论威力。它的重大意义，随着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日益为人们所理解。鲁迅是经历了长期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这篇讲话，充分显示了这一可贵特点。
“左联”自成立后，陆续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十字街头》、《北斗》、《文学月报》等刊物和秘密发行《文学导报》（创刊号名《前哨》）、《文学》（半月刊）等杂志，还改组或接办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文艺新闻》等期刊。至于由“左联”成员出面主持编辑、出版的刊物，为数更多。“左联”在北平和日本东京两地设有分盟，在广州、天津、武汉、南京等地成立小组（分盟和一些小组亦办有刊物），成员不断增加，吸引了大批左翼文艺青年。冯乃超曾撰文说明：只要是“能够理解革命，理解社会变革的必然，而且积极地能替革命做工作”，“能够在‘左联’的旗帜下面，‘左联’的纲领下面斗争，他就是‘左联’的同志”（注：《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左联”产生之历史的意义》，《萌芽月刊》（改名《新地月刊》）第1卷第6期，1930年6月）。可以看出，“左联”正是在党领导下为了克服宗派情绪、广泛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而成立的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它的出现对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发展，具有特殊深远的意义。
“左联”的成立和活动，大大密切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它明确地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翼，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展开英勇的斗争，使“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左联”执行了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参加革命诸团体”、“与各革命团体发生密切的关系”等决议，经常派代表参加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左联”还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在中国的支部。从加入“左联”之日起，“盟员差不多全体都有参加实际社会斗争的决心”（注：《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编辑后记》，1930年4月）。一些盟员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政治团体，更多成员从事工人运动，投身反蒋、反帝的实际革命斗争。“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左翼作家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成立“中国著作家抗日会”，进行抗日反蒋宣传。“左联”的这些活动，宣传了革命斗争，扩大了革命影响。“左联”鼓励作家创作为革命现实服务的作品，一些刊物上还登载苏区土地革命和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消息。为了使文艺作品更好地服务于革命斗争，左翼作家开始探索文艺与群众结合的道路，因而有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初步的创作实践。
由于文艺工作具有很大的群众性，也由于这一时期的革命文艺工作特别活跃，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迫害，也格外残酷和险毒。就在“左联”成立的那年秋天，左翼戏剧演员宗晖被杀于南京。翌年二月七日，左翼文化工作者李伟森（李求实）（注：李伟森不是“左联”成员，追悼时因他与“左联”关系密切，放在一起，后来习惯地称“左联”五烈士）和“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被暗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特务在上海非法逮捕作家丁玲、潘梓年等，并当场杀害诗人应修人。同年，作家洪灵菲被害于北平，诗人潘漠华被捕于天津，第二年牺牲于天津狱中。各地作家和文艺青年被捕杀和监禁的，难以确切数计。鲁迅长期被反动政府通缉，他的名字曾列在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黑名单上。此外，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查禁革命文艺作品，捣毁进步文艺机关等，仅一九三四年二月，就查禁文艺书籍近一百五十种，作品被国民党审查机关扣留、删改者，更是不计其数。对进步文艺机关的破坏，自一九二九年二月查封创造社、一九三年四月查封艺术剧社之后，愈演愈烈，手段也愈来愈毒辣卑鄙。一九三三年国民党特务捣毁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并恫吓上海各电影院不得放映由田汉、沈端先等编导的电影。湖风、北新、良友等书店也先后被封或被捣毁。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象鲁迅当时所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前哨》第1卷第1期，1931年4月25日）这正是“左联”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最值得珍视的宝贵传统。
“左联”就是在这样艰苦险恶的环境下，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英勇战斗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左联”通过有斗争、有团结的方法，争取了报馆、书店以及别的文化机构中的成员，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在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森严的文网统治下，“左联”一些刊物常常变换名称继续出版。鲁迅则发明了著名的“钻网术”，体现了出色的策略思想和高超的斗争艺术。鲁迅为“左联”提出广泛团结尽可能多的作家的任务，他说：“其实有一些人，即使并无大帮助，却并不怀着恶意，目前决不是敌人，倘若疾声厉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倒是我们的损失。”（注：致王志之，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书信集》1976年版下册第1060页）瞿秋白在沪养病期间（自一九三一年春夏至一九三四年初），也曾密切地同鲁迅合作，在文化文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注：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左联”以鲁迅为旗帜，根据“九一八”以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情绪日益高涨的新形势，采取顽强而灵活的工作方式，联系和团结一些进步作家，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部分地避免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影响，巩固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左联”原是初步克服无产阶级文学倡导时期宗派主义情绪的产物。“左联”成立后，虽然原先那种“左”的宗派情绪并未肃清，而且在王明路线占据统治地位后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曾再度抬头，但随着抗日反蒋运动的高涨，“左联”同广大进步作家之间的联系逐渐密切，统一战线在一些方面有所扩大，戏剧界、电影界成绩尤为显著。这些工作，为后来爱国文艺工作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左联”还重视理论批评工作，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展了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左联”一开始就特别重视文艺思想战线上的批评和斗争。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通过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注：《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除有明显的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外，也着重指出了在理论批评战线上展开斗争的必要性。这个时期里，革命作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克敌制胜的武器，先后跟“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等反动的文艺派别或错误的文艺主张作了斗争。左翼作家在创作问题以及其他文艺问题的探索上，也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和传播。
与此同时，创作方面也获得了出色的成就。在“五四”时期或稍后开始文学活动的作家，受到新的革命斗争的洗礼，世界观发生变化，作品的面貌也随之有了改变。鲁迅的杂感和历史小说《故事新编》，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新的探索和进展，他的杂感在紧张的政治斗争中更显示了锐利的战斗锋芒和批判力量。茅盾的《子夜》和一些短篇，成为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蒋光赤也写了《咆哮了的土地》等比较优秀的作品。在“左联”的培养下，新的作家不断涌现。他们大多是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冲激，逐步走上文学的道路，和“五四”新文学传统有着深切的血缘关系。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以后，正式开始文学创作，给文坛带来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其中象张天翼、殷夫、叶紫、沙汀、艾芜等人，成为当时或后来的重要作家。这个时期文学创作最显著的变化，是出现了许多新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题。革命者和工人群众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成为很多作家努力描写的内容。作品中的这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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