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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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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动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而且透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向和壮阔波澜。它以上海为中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全貌；写的是一九三年两个月（五月至七月）中的事件，而这些事件里又隐伏着中国社会过去和未来的脉络。将纷纭复杂而具有重大历史社会意义的生活现象通过谨严宏大的艺术结构表现出来，这是茅盾作为我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最值得重视和学习的地方。
在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缜密的艺术构思和卓越的创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家笔下的工业资本家吴荪甫，不是庸碌卑琐的人物。他曾经热心于发展故乡双桥镇的实业，打算以一个发电厂为基础建筑起他的“双桥王国”来。但是仅仅十万人口的双桥镇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要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他的“目的是发展企业，增加烟囱的数目，扩大销售的市场”。他有这样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谓企业家”全部打倒，“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不仅这样，他还知道如果要发展民族工业，首先需要“国家象个国家，政府象个政府”。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视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而外，还“用一只眼睛望着政治”。他具有游历欧美得来的管理现代工业的知识，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够煽起别人勃勃的事业雄心，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吴荪甫这个工业界的骑士却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纪的欧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魔手紧紧扼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咽喉，因而他的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不能不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他不能不过一种“简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他要与美帝国主义的掮客——金融资本家赵伯韬进行勾心斗角的斗争；他熄灭不了工厂里风起云涌的罢工运动；他用尽心机收买过来的许多小厂都成了自己脱不下的“湿布衫”，他和孙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经营的益中信托公司不能不在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厂生产过剩、赵伯韬的大规模经济封锁之下一败涂地。他们发起组织益中信托公司，时未两月，“雄图”已成为泡影。野心勃勃、刚愎自信的吴荪甫，也只剩下了一条“投降的出路”。通过上述这些描写，《子夜》揭示出了作为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吴荪甫的两面的性质：他和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买办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谁也不能够改变或者动摇它。当时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国主义的入侵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的反动论调。他们抹煞华洋资本之间的差别，掩盖帝国主义扼杀中国民族工业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企图用“左”的词句来反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达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关于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刻划，给了托派这种谬论以有力的回答。
《子夜》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突出吴荪甫的性格特征。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一个鲜明的矛盾的统一体。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但另一方面，压倒他的一切的却是“个人利害的筹虑”。他是“办实业”的，他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一类人专做地皮、金子、公债的买卖；但是他也不能不钻在疯狂的公债投机活动里。他希望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想，盼望国民党反蒋派与地方军阀的联盟“北方扩大会议”的军事行动赶快成功，然而当北方的军事进展不利于他的公债活动的时候，他又“惟恐北方的军事势力发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强悍，但又不能不表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他有时果决专断，有时狐疑惶惑，有时满怀信心，有时又垂头丧气；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实质上则是举措乖张。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统一在吴荪甫的性格里。
《子夜》不仅从吴荪甫同赵伯韬在益中信托公司和公债投机市场上的矛盾和斗争来描写他的性格和命运，它还写出了吴荪甫同农村封建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他对农民武装起义的势不两立的态度，而在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上，更显露了他拚命压榨工人、仇视革命的反动面貌。当他从报纸上知道双桥镇被起义农民占领的时候，“他狞起眼睛望着天空，忽然转为贫怒：‘我恨极了，那班混帐东西！他们干什么的？有一营人呢，两架机关枪！他们都是不开杀戒的吗？嘿！……’”字里行间仿佛传出了他的咬牙切齿的声音。他也有时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那是因为它不能有效地镇压革命，“因为他的权力的铁腕不能直接达到那负责者”。他企图从工人身上挽回因外货倾销和军阀混战所造成的企业的不振，想吸尽工人血汗弥补他在投机市场上所受到的损失，他利用工贼、特务和反动军警破坏工人罢工运动。这些地方，作品成功地揭示了一个仇视劳动人民、喝血自肥的反动工业资本家的形象。作品还从吴荪甫的家庭生活和周围人物的描写烘托出了资产阶级由贪心和利欲所形成的冷酷无情的灵魂。他无法抗拒历史的必然法则为他安排下的失败的命运。他只能用伪装的镇静来掩饰内心的惶惧和不安，从来不让人家看见他也有苦闷沮丧的时候，即使是他的妻子林佩瑶。他依靠强烈的刺激来暂忘“那叫他们抖到骨髓里的时局前途的暗淡和私人事业的危机”，只能用“死的跳舞”来排遣失败时的苦痛，并几乎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悲剧性的命运。吴荪甫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
除吴荪甫外，茅盾在《子夜》中还创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各自的思想面貌、精神状态都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深刻印记。屠维岳是吴荪甫手下得力的鹰犬。正象作者着意渲染吴荪甫的才干和魄力一样，他也用不少笔墨渲染了屠维岳的“机警、镇定、胆量”。吴荪甫不能改变自己的失败命运，屠维岳的阴谋诡计也终于破坏不了排山倒海的工人运动。越伯韬是美帝国主义所拳养的买办金融资本家，是半殖民地的特有产物。他凭借蒋介石的法西斯政权的力量，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压倒吴荪甫的优势。他不仅操纵了上海的公债投机市场，而且还一手扼住了民族工业的咽喉。他狡狯、阴狠而剽悍，玩弄女性，荒淫无耻。作品虽然对这个人物的政治社会关系揭示得还不够充分，但从篇幅不算很多的描写中，已经淋漓尽致地刻划与暴露了他的流氓本性。冯云卿是在土地革命风暴下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他把农民的血汗拿来换取大都会里的“寓公”生活，同时在公债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通过他用自己女儿作“美人计”的一幕丑剧，作品一方面尖锐地揭示了走向灭亡路上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无耻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突出地刻划了赵伯韬的卑鄙的形象。冯云卿的活动所占篇幅虽然不多，但却是全书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外，如卖身权门、依靠资本家钱袋过活的李玉亭、范博文等一类所谓的“教授”、“诗人”，也都写得各具有特色。作者曾说，他打算把一九三年的“新儒林外史”“连锁到现在本书的总结构之内”，这个打算虽然没有全部实现，但从李玉亭、范博文等人物身上也多少显示了当时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堕落、空虚的精神面貌。
茅盾特别擅长刻划人物的心理状态。他不是对它们作静止的和孤立的分析和描写，而是在时代生活的激流里，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里来时行细致、深入的刻绘。他让吴荪甫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让他不断处在胜利和失败的起伏的波澜里，时而兴奋，时而忧虑，时而指挥若定，时而急躁不安。这样，吴荪甫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就毫发毕露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杜竹斋的唯利是图的性格，在公债市场的决战阶段显得分外清楚。李玉亭两面讨好的豪门清客的心里，在吴、赵两家明争暗斗最为紧张的时候暴露得格外分明。茅盾还在很多地方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气氛，衬托人物情绪的变化，借以鲜明地显示人物的性格。他决不是为写景而写景，他写景即所以写人。有时是因情取景，有时是借景写情，情景交融，文无虚笔。
《子夜》的语言具有简洁、细腻、生动的特点。它没有过度欧化的语言，偶尔运用古代成语，也是恰到好处，趣味盎然。人物的语言和叙述者的语言，都能随故事和人物的性格发展变化而具有不同特色，使读者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
《子夜》的艺术结构是宏伟而谨严的。全书共十九章，一、二两章交待人物，揭示线索；此后十七章，一环扣紧一环，头绪繁多而又有条不紊，各有描写重点而又共同服从于全书的中心。第四章写双桥镇农民起义，虽然这条线索没有得到继续发展，对全书说来使人略有游离的感觉，但它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面貌，显示了吴荪甫与农村封建经济的密切关系和他对农民起义的势不两立的态度，仍然是全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贯串全书的主线是吴荪甫和赵伯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与此同时，又或实写，或虚写，处处显示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最后结尾处侧面带出工农红军的日益壮大，以此来对照吴荪甫失败的命运，指出了中国的真正出路所在。
《子夜》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同文学史上所有成功的作家一样，茅盾特别注意于研究人以及人和人的关系（注：《谈我的研究》，见散文集《印象·感想·回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0月初版）。他有广泛的社会经验，又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各种现象，揭示其重大的意义，形成作品的主题思想。《子夜》的孕育和产生正是这样的。茅盾对我国古典小说《水浒》和《儒林外史》特别喜爱，又曾广泛地阅读外国著名作家（如英之狄更斯和司各特，法之大仲马、莫泊桑和左拉，俄之托尔斯泰和契诃夫，还有一些被压迫民族的作家）的作品。对中外优秀文学遗产，他都能经过咀嚼，消化而加以吸收，取精用宏，“消化了旧艺术品的精髓而创造出新的手法”（注：茅盾：《〈宿莽〉弁言》，见《宿莽》，上海大江书铺1932年3月出版）。这也是《子夜》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工农群众运动的描写，在《子夜》中不能算是成功的地方；特别是描写工人罢工斗争，缺点更为明显。作者用了很大篇幅来描写这方面的斗争，一方面是想展示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吴荪甫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这种描写来批判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但是因为正面形象过于单薄无力，不能显示出革命者英勇斗争的精神，所以作者的创作企图未能圆满地实现。作者后来曾经指出产生这方面缺点的原因：“这一部小说写的是三个方面：买办金融资本家，反动的工业资本家，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三者之中，前两者是直接观察了其人与其事的，后一者则仅凭‘第二手’的材料，——即身与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这样的题材的来源，就使得这部小说的描写买办金融资本家和反动的工业资本家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则差的多了。”（注：《茅盾选集·自序》）
《子夜》的产生，正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迈步前进的时候，它显示了左翼文学阵营的战斗实绩，从创作上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学是一种不可战胜的、最有发展前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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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茅盾 第三节：《林家铺子》、《春蚕》等短篇小说
同长篇小说《蚀》一样，茅盾最早的短篇集《野蔷薇》中的五篇小说（写于一九二八年二月至一九二九年三月）也流露出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期内的消极低沉的情绪。这五篇小说都“穿了恋爱的外衣”，作者是想在人物的恋爱行动中透露出“各人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恋爱描写的背后”显示“一些重大的问题”（注：《写在〈野蔷薇〉的前面》，见《野蔷薇》，上海大江书铺1929年7月初版）。《创造》中的君实，按着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想把守旧的妻子“创造”成资产阶级的女性，但妻子娴娴却超过了他的“中庸”的理想，比他“先走了一步”。他的几年来的努力完全白费，所得到的结果，正好是对于他原先的理想的嘲笑。《诗与散文》中的青年丙厌弃了“散文”式的桂奶奶而想得到“诗”似的表妹，但是“诗”和“散文”两者都从他的手中失去了：结果还是“事与愿违”。其它三篇（《自杀》、《一个女性》、《昙》）的主人公所有的也都是“悲剧的或阊澹的结局”。不过作者在《创造》和《诗与散文》中，对君实和青年丙这两个人物采取了批评和揶揄的态度，对受新思潮冲击“先走一步”的娴娴和敢于打破传统思想束缚的桂奶奶表示了肯定的倾向。在这些地方寄寓了作品的主题。但是《诗与散文》关于两性关系的渲染过多，不免妨碍主题的突出。在茅盾的另外一些作品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它们表现出早年接受的自然主义创作理论给他带来的消极影响。
《宿莽》集（写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年）中的《大泽乡》取材于历史事实，描写秦代“闾左贫民”在遣戍渔阳的征途中，杀死富农军官、高举义旗的故事。小说刻划了富农的代表人物——两个军官在戍卒起义前的恐惧、悲哀和挣扎，也描画了那些开始依靠自己力量挣脱压迫者的销链的贫苦农民的复仇火焰，尽管这篇小说被茅盾自己认为是“脱离现实的”（注：《茅盾文集》第7卷《后记》）自然观不可分割的联系。批判了以米海洛夫斯基为首的自由，它却是作家开始不满意自己原先那些作品的情调，一时又未能把捉住现实斗争的重大题材的情况下，转而取材于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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