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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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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社会的病根”，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高度提出了农民、妇女、知识分子的出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寄予热切的期望，表现了我国文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主题。此外，诗歌如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小说如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即《一生》）等不少作品，也都从现实人生取材，揭露阶级压迫和阶级对立，对生活在底层的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体现了新时期崭新的思想特色。到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当时流行的“社会改造”、“妇女解放”、“劳工神圣”等思想，更成为新文学作品所要表现的重要内容。郭沫若在《学灯》上发表的《凤凰涅盘》、《匪徒颂》等诗，以更其强烈的叛逆精神以及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点燃起了广大青年的热情。许多新文学作品所充满的这种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朦胧的社会主义倾向，正是时代精神所赋予的特有的内容；它不仅使新文学以其巨大的生命力逐渐取代思想陈腐、内容反动的旧文学，而且清楚地显示了和中国近代一切进步文学的根本区别。这是文学革命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取得的一项突出的成果。
伴随着文学内容的大革新，文学的语言形式也必须而且确实获得了大解放。白话在这个时期逐步得到推广。在“诗体解放”的口号下，新文学运动的许多成员纷纷尝试写作白话新诗，并且明显地摆脱了旧诗体式的束缚。继《新青年》之后，新创刊的《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也都登载各种形式的白话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白话文越出纯文学的范围，几乎在整个文化领域内形成了席卷一切之势。自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刊物风起云涌，连《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一些本来为旧派文人所掌握的老牌刊物，也迫于营业上的需要，不得不自次年起逐渐改用白话。到一九二年，在白话取代僵化了的文言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承认了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有着二千余年悠久历史的文言文，在“五四”时期短短几年内，即受到致命的打击，其阵地大部分被攻占。这个事实固然表明封建事物本身的衰朽，却更清楚地显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所特有的威力。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先驱者对于白话文的提倡，已经远远越出单纯的进化观念，而有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当着封建文人讥笑白话文“鄙俚浅陋”，“不值一哂”，称它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注：见林纾《致察鹤卿太史书》，北京《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的时候，鲁迅曾直认不讳地回答道：“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注：《现在的屠杀者》，《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显然，对于文学工具问题，鲁迅是从“四万万中国人”——广大人民的角度来考虑的。这也表明，“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文艺大众化的一个起点，已经包含着后来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最初的倾向和意义。
文学主张、文学观念在一九一八年以后也有新的变化。更多的人接受了文学“为人生”、“表现人生”的主张，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逐渐取得优势。从这种思想出发，《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对黑幕派小说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改革旧戏问题也在这时开始提出，一些人发展到偏激地称旧戏为“百兽率舞”而加以全盘的否定。与些同时，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则开始以唯物史观来考察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精神现象，得出了“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的结论。他们坚信新文学的远大前途，同时力图对它提出新的要求和作出新的说明。针对着胡适等人积极宣扬的所谓“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注：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之类的主张，李大钊撰写了《什么是新文学》（注：《星期日》“社会问题号”，1920年1月4日。）一文，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说：“我的意思，以为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光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他尖锐批评某些新文学作者存在的“好名”心理，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为此，“作者的心理中”必须清除“科举的（指封建的——引者）、商贾的（指资本主义的——引者）旧毒新毒”。李大钊正面主张：新文学如求“花木长得美茂”，必须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作为“土壤根基”。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正当“问题与主义”之争展开以后不久；可以认为，李大钊这里所要求的“坚信的主义”，正是为胡适所竭力反对而为他自己所坚决保卫的马克思主义。文中把“博爱的精神”与“坚信的主义”同时并提，这自然反映了作者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彻底转变还须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所谓“博爱精神”或“博爱心”，是作为个人主义“好名心”的对立语来使用的，其真正含义已与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有了不同。《什么是新文学》虽然只是一篇短文，其中有些说法还嫌模糊，但从实际内容考察起来，却已初步地触及新文学运动到底沿着革命还是改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道路发展的重大问题。它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文学运动的一种积极的号召。
除上述诸方面外，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也是构成“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译载《娜拉》等作品起，这种介绍就步入一个新的段落，其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近代的任何时期。鲁迅、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田汉、周作人等都是活跃的翻译者和介绍者。当时几乎所有进步报刊都登载翻译作品。俄国以及其他欧洲各国、日本、印度的一些文学名著，从这时起较有系统地陆续被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使中国文学和世界进步文学开始有了某种“共同的语言”，帮助了中国新文学进一步摆脱旧文学的种种束缚，促进了它的改变和发展。由于当时许多人还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分不清外国文学中的精华与糟粕，积极部分与消极部分，因此在译介大量优秀作品的同时也推荐了不少平庸甚至反动的作品。而有些新文学拥护者（特别是《新潮》方面人物）盲目鼓吹“全盘西化”，提倡所谓“欧化的白话文”、“欧化国语文学”（注：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更给新文学的发展带来过消极影响。但是，“五四”时期对外国文学的介绍，总的说来仍然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鲁迅、郭沫若等许多新文学作家的作品，都表明他们在努力独创的基础上曾经接受过外国文学的积极影响。先驱者们曾经把俄国进步文学的研究和介绍，放到最为突出的地位。他们不仅从十月革命看到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而且从俄国文学中看到“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明白“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注：《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瞿秋白在一九二年三月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对此作过说明：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札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它的影响。大家要追溯它的远因，考察它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注：瞿秋白：《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载1920年7月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
把俄国文学作为“目标”，一方面，固然是这些作品的进步传统对于中国读者的契合，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先进分子决心走十月革命道路在文学领域内的一种反映。这是过去不可能出现而为“五四”时期所特有的一种历史现象。中国进步文学界从最初眼看西方到后来转而注视俄国和苏联，说明了文学革命已经酝酿和发生着质的变化。
与上述这些方面紧相联系，新文学统一战线得到了形成和发展。这个统一战线在“五四”爱国浪潮的推动和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以《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学灯》、《少年中国》等刊物为主要阵地，以鲁迅为旗手，培养团结了大批新文学作者和文艺青年。稍后涌现的许多文学社团，其成员正是从“五四”文学革命中露了头角或接受了影响的。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在不多几年的时间内，取得了多方面的巨大成就，这是它完全符合和适应于时代历史要求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得到传播、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革命进入新时期的结果，也是它更高地举起了早期《新青年》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一旗帜的结果。“五四”文学革命虽然还存在着对待具体事物缺少历史的批判精神，未能（也不可能）使新文学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等弱点或局限，但它却是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革命。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和近代进步文学虽然具有反封建的内容，但从未能也不可能象“五四”新文学这样彻底地批判和否定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五四”新文学以其浸透了现代民主主义思想的新主题，代替了各种旧主题；以农民、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等人物形象，代替了旧文学中最常见的主人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即使历来文学中常有的争取婚姻自由的主题，在“五四”新文学中也具有新的时代特色，贯穿了个性解放的新思想；而且，这种个性解放往往又同民族解放、对社会主义的向往结合在一起。因此，“五四”新文学在思想上不但和封建文学形成尖锐的对立，同时也远远高出于封建时代具有民主倾向的文学以及近代一般的资产阶级文学。这样一种彻底反封建而又充满民族觉醒精神、坚决反帝的文学，能够不断地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指导和抵制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腐蚀，也就必然要以社会主义为其发展方向。“五四”文学革命所进行的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建立新诗、改革旧剧的运动，带来了文学语言形式的大革新、大解放。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长期以来同书面文学隔绝，固然有社会政治方面的根本原因，但同难读难懂的文言文长期在文艺领域所占的正宗地位也是有关系的。白话文的应用，促使文学在语言形式上与广大人民接近了一大步。“五四”文学革命正是以它从理论主张到创作、从文学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大革新，揭开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学的光辉的第一页，从而使中国文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
第一章：“五四”文学革命及其发展 第三节：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和流派的产生
一九二一年以后，新文学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起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文艺刊物在各地纷纷出现。新文学从一般革新运动中分离出来而形成独立的队伍，并孕育出不同的流派。创作数量增多，质量也有进展。“五四”启蒙阶段内开放的文学革命之花，至此结出了更多的果实。
倡导时期并无专门的文学社团。高举“文学革命”旗帜的《新青年》以及继起的《新潮》、《少年中国》，都是综合性的刊物。新的文学社团和纯文艺性的刊物是从一九二一年才开始出现的。这年一月，由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于北京。他们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经过革新、由沈雁冰接编的《小说月报》（自第十二卷第一号起）作为自己的会刊（至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二十二卷第十二号止，不计号外完善化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途径。，共出一百三十二期），还陆续编辑了《文学旬刊》（上海《文学旬刊》自一九二一年出到一九二九年第九卷第五期止，共三百八十期；八十一期起改名《文学》，每周一期，第一七二期起又改名《文学周报》，始脱离《时事新报》，单独发行。北京《文学旬刊》自一九二三年出到一九二五年，共八十二期）、《诗》月刊（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共七期）等刊物，出版从书近百种。随着会员人数的发展，除北京、上海两地外，他们又在广州、宁波、郑州等地设立分会，分会在当地也出有刊物。紧接着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九二一年七月，留学在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等组成了创造社。他们先在国内（上海）出版丛书，次年起又先后创办了《创造》季刊（一九二二年五月至一九二四年二月，共六期）、《创造周报》（一九二三年五月至一九二四年五月，共五十二期）、《创造日》（《中华新报》附发，一九二三年七月至十一月，共百期）、《洪水》（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两次出刊，包括增刊共三十八期）、《创造月刊》（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共十八期）、《文化批判》（一九二八年一月创刊，被查封后改出《思想》月刊，各出五期）等刊物十余种。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最早成立的两个新文学社团，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学运动发展到了开始形成独立队伍的阶段。此后几年里，更多的文艺社团和刊物在全国各地涌现。据《星海》一书辑录的资料，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全国出现大小不同的文学社团四十余个，出版文学刊物五十二种。而到一九二五年止，已经出现的文学社团和刊物，据茅盾统计，各“不下一百余”（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它们几乎遍布各大中城市，其中比较活跃的，在上海有欧阳子倩、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的民众戏剧社（出版《戏剧》月刊），胡山源等组成的弥洒社（出版《弥洒》月刊及创作集），田汉所办的南国社（出版《南国》半月刊），高长虹等先后活动于京沪两地的狂飚社（两度出版《狂飚》周刊）；在杭州有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一九二二年即已组成的湖畔诗社（出版《湖畔》等诗集和刊物《支那二月》）；在长沙有李青崖等组织的湖光文学社（出版《湖光》半月刊）；在武昌有刘大杰等组成、受到郁达夫支持的艺林社（出版《艺林》旬刊）；在天津有赵景深、焦菊隐等组织的绿波社（先后出版《诗坛》、《绿波》旬刊和《小说》）；在北京，则有鲁迅、孙伏园、钱玄同、川岛、周作人等组成的语丝社（出版综合性而以文学为主要内容的《语丝》周刊）。杨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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