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2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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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繁星辉映的明灯；他们想的是不夜的天空下，人们沸腾的欢乐场面。

他们心坎上供养的天安门是如何的鲜明灿烂呵。

但是，离开天安门十个月的人，还不知道天安门前又已经大大地变了样。东西两座伟大

的建筑物：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都比天安门楼高出几尺，天安门前整齐

排列的托月似的明灯，也比门前的一对矗立的华表，高出一头。而这两座新兴的建筑，却是

远远地素淡谦恭地侍立在两旁，四十四公顷宽阔的广场上，玉树琼花般纵横交错的灯光，只

有把天安门衬托得更加庄严，更加伟丽！

古老的天安门和“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是共过患难的！在它破旧荒凉的时代，它

看见过蜂拥入城的帝国主义强盗，它听见过敌军的车马碾过踏过的声音。它也看见过万千热

血的青年，举起如林的手臂，挥舞着白浪似的纸旗，它也听见他们发出的震天的怒吼。这巨

大的声音从天安门前迅速地荡漾开去，激起了滔天的怒潮，洗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中国！

中国人民永远崇敬珍爱这庄严古老的天安门，他们把它修缮得金彩辉煌，把它描画在国

徽上。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它上面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那时

起，天安门和这句石破天惊的语言，在全世界的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我们将永远捍卫它，珍爱它，以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来发扬光大它！

你看，现在在广场当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两旁，有几队民兵，正在练习走队，每个人

看去只有橄榄大小。广场边还有两个橄榄大小的老师，领着红豆大小的儿童，远远地向着我

们走来。别看儿童们只有红豆般大小，我已经听到其中的一粒说过：“我们要带着上面画着

天安门的国徽，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火箭，远远地飞到宇宙里的另一个星球上去！您信不

信？总有一天！”

天安门在上，我相信，总有一天！１９５９年９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日，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回国以前

自从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已经在亲爱的毛主席的检阅下，过了七个国庆节了。每一个国

庆节我都参加了更盛大雄壮的游行，更快乐兴奋的歌舞，也看到了祖国更飞速更辉煌的成

就。这六七年里，我自己，也从一个无知无识的孩子，在亲爱的党的教育培养下，长成为一

个誓为人民的事业而贡献一切的二十岁的青年。我也和一切的青年人一样，将以无限欢欣虔

敬的心情，来迎接建国十年的旭日腾空般的光辉照耀的佳节。我想，在过着这个伟大的节日

的时候，我仍会和过第一个国庆日一样地加倍清晰地回忆到我在回到祖国以前一段时间里的

经历。

那是在日本东京。我的父亲母亲带我到姑姑家去。这天下午有个送别的酒会，是姑父请

他相熟的几个美国朋友并给我们饯行的，因为我们不久就要到美国去。

姑父是个新闻记者。父亲自从失业以后，为要在日本居留，也在南洋的一个中国报社

里，挂了一个记者的名义。我们平常来往的，居多是各国的新闻记者。

我们走到姑姑家里，客人们还没有来，姑父和平常一样，笑容满面地在忙着调鸡尾酒，

两个穿白衣的日本侍者，在饭桌上摆着点心。

姑姑带着母亲和我，走进书房——这书房和客厅是隔着一层厚厚的帘幕——我看见祥哥

坐在留声机旁边的地毯上，在翻看着唱片。他头上缠着纱布，眼边也青肿了。

祥哥是姑父的侄子，而姑父并不喜欢他。我听见姑姑同母亲说过，因为姑姑不生孩子，

姑父要从外面接回一个孩子来，姑姑不肯，说：“我不要外面的野杂种，不如到老家把你那

个没爹没娘的侄子接了来，倒是自己的亲骨肉。”姑父拗姑姑不过，只得把祥哥从国内乡下

接来了。他只比我大几天，却长得又高又大，两只眼睛咕碌碌地，仿佛总带着一种怒气。姑

父一看见他就讨厌，说他又野又苯。可是姑父越讨厌他，姑姑就越照护他。因此祥哥对姑姑

还亲热一点。

我们到日本的时候，祥哥也不过刚到几个月。正是他一切不惯、举目无亲的时候，他和

我一下子就混熟了。后来他上了美国学校，我上了国际学校，比较疏远了一些，可是他还是

常到我们家里来看中国小说和香港寄来的书报，跟我们谈关于祖国的事情。他常常气愤地

说：“在我们家里，一个中国字也看不到。我的叔叔简直是个假洋人，是个洋奴！总有一天

我要逃出这个洋圈子！”

当然，拿祥哥来和我现在的同学们比，他的觉悟水平还是很低的，不过在我当时许多的

竭力追求美国生活方式的男女同伴之中，他是羊群里的骆驼，鸡群中的仙鹤。只有他常常能

给我一种刺激，提醒我祖国是可爱的。

自从祖国的志愿军来到朝鲜，帮朝鲜人民军作战以后，祥哥和我们都兴奋得了不得。每

天从美国百般掩饰的军报里，研究美国军队节节败退的路程。我们两人还在屋顶的小房间

里，收听祖国的广播，在收音机旁边手舞足蹈。但是自从我们一家要到美国去的消息说出去

以后，祥哥对我们的态度，简直是坏透了。

我们走进书房的时候，祥哥连头也不抬。姑姑叹一口气，对母亲说：“阿祥又闯祸了，

昨天在学校里打了一个美国孩子……”祥哥这时把唱片向地上一摔，愤愤地说：“谁叫他一

直在我面前骂中国人？谁叫他骂‘不知好歹的支那人敢在美国人头上动土’？我早就警告过

他了，我说，‘你小心！你再敢骂一句，我就打你！’这胆小鬼，躲到一群人的背后，尖声

地叫‘支那……’还没等他说完，我分开人群，一拳就把他打倒了。跟他要好的几个美国孩

子，还围上来打我……’祥哥自豪地撇着发肿的嘴唇笑了一笑，“别看他们把我打得脸肿鼻

青，他们一个个也都挂了彩。后来居然也有几个中国孩子来帮我打起他们来了，这我倒想不

到……”

这时院子里的石子地上，传来沙沙的汽车开进的声音，姑父在外面叫：“太太们，客人

来了，你们都躲到哪里去？”姑姑和母亲连忙走了出去。

祥哥没有理我，只找出一套《蝴蝶夫人》的唱片放在唱盘上开起来，自己靠着墙两臂交

叉地坐着，眼睛直望前方，像是在听，又像是在想，一动也不动。

我在一旁激动地站着——时间过得慢极了！

客厅里忽然传来一个拳头打在纸本上的声音，一个重浊的哑声喊：“拿原子弹炸死他

们！这些毛泽东的鬼孩子们！”祥哥霍地站了起来，脸色铁青。我赶紧走到帘缝里往外看，

那个要拿原子弹炸死我们的，是八十五军医院的院长牛金上校。

他满脸通红，手里举着一本杂志，封面上是一个巨人的头像，头像后面跟着密密层层的

波浪式的人流。一个短胡子的记者，端着酒杯，嚼着满嘴的东西，走过来微笑地说：“毛泽

东的鬼孩子们，可不怕原子弹呵！我亲眼看见过他们那拚命劲儿！”

另一个穿着敞领衬衫黄短裤的记者，也走过来说：“院长先生，你研究过他们身上带的

那白粉没有？据说是迷魂药，吃了就会不顾死活地往前冲，比我们孩子们用的海洛因强多

了！”牛金瞪着通红的眼睛，说：“什么迷魂药？他们是没有感觉的野蛮人！”这时我身后

砰的一声，祥哥把留声机的盖子关上了，他对回过头去的我，用发抖的几乎是低吼的声音

说：“你听见没有？这时候还有人跑到美国去，就是最……最没出息的！”

他说着一下子就窜出门外去了。

我气得愣在那里，我不气祥哥，我气我那没有出息的爸爸和妈妈！

站了一会，我茫然地走出去。母亲正和威康斯太太坐在小桌旁边。这个每个酒会必到，

每到必醉的美国女人，这时已经喝得半醉了。麻黄色的乱发垂在涂着厚粉的额前，口红已经

褪色了。她一手端着酒杯，一手夹着半截纸烟，对母亲比划着说，“告诉你，在美国会把你

累死，除非你是百万富翁。

在东京多舒服呵。日本下女多好，多听话，什么都替你做。我都发愁明年我们回国去怎

么过日子。要能把这些下女们像行李一样捆起带走多好……”她歪歪斜斜地做着捆人的姿

势，一杯酒全泼在桌子上了。她斜着眼对我递过空杯子来：“好孩子，给我到你姑父那边拿

一杯威士忌梳打吧。”等我替她取了酒来回头要走的时候，她却把我抓住了，说：“谢谢你

——你不是才十三岁吗？都快有你母亲高了。你一到了美国，喝了我们的浓牛奶，你就会长

的更快。等我明年回去看你的时候，你该抹上口红，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了！”我就像

让她打了一个嘴巴似的，使劲地挣脱了，气促地说：“我永远也不会抹上口红……”我一口

气跑到门外去，后面是枭鸟似地磔磔的笑声：“中国女孩子脸皮真薄，一说交男朋友就羞得

那样子！”

我不想去找祥哥，我也更不想进展，我在院子里找到了自己的车子，坐到车子里去。我

脑子里风车似地在转：够了，这就是我的前途！“搽上口红，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

“野蛮人”，“没出息”……

客厅里灯光零乱，声音嘈杂，侍者同下女们通过院子，在客厅和厨房门口匆匆地进进出

出。我听见他们咕哝着低声地诅咒：“每次都得躺倒几个人，都醉死完事！”

最后，天色大黑了，这些醉鬼们才拖着拉着地、一溜歪斜地出来上了车，一拨一拨地走

了。我听见姑姑在叫我，找我。接着父亲和母亲、姑姑都出来了，姑父跟在后面也喝得醉醺

醺的。父亲开了车门探头进来，看见了我，就回头对姑姑笑说：“找到了，这孩子这些日子

怪得很——你们进去吧，我们走了。”

一路上父亲开着车，母亲默默地坐在他旁边，我们谁也没有开口。

到了家，林先生的破车子已经停在门前了。我不大喜欢林先生，他是台湾籍的华侨，我

们的下女说他是搞黑市的。他每次来总带走我们攒下的几瓶洋酒、几罐咖啡或是几包白糖，

来的时候也总是鬼鬼祟祟地同父亲在书房里关着门说话，也许是算黑市帐！

父亲和母亲都进书房里去了。我站在黑暗的院子里，望着隔壁渡边家纸门后面透出来的

灯光，刚要迈步，忽然又缩回来了。自从我们要到美国去的消息说出去了以后，玲子对我也

冷淡了！

渡边玲子的父亲是一个铁路工人。玲子的母亲前年去世了，从广岛接回来的、玲子的寡

姐惠子，在替他们管家。玲子和我同岁，也只比我大几天。她姐姐惠子有二十多岁了，不论

晴天雨天屋里屋外，头上总是包着头巾；夏天也总是穿着长袖子的衣服，而且轻易不到门外

来，碰见人总是把头脸俯得很低，或是掉转过去。

我们搬到她隔壁来住以后，我和玲子渐渐熟识了。有一次她悄悄地告诉我，她的姐夫是

被原子弹炸死的，她姐姐也受了一身的伤。姐姐本来是不愿意到东京来的，她不愿意见人，

后来因为这边需要人帮忙，而且她身体越来越坏，不能再继续做整天的工作了，才勉强回来

的。一提起这事，玲子就咬牙切齿地恨美国人，说：“你没有看见她一身的创疤呵，你没有

听见她讲过那年八月六日早晨八点十五分以后，广岛的人间地狱的情形呵，你说，美国人还

是人吗？”她还说：

“我父亲到你们中国华北作战过，作过八路军的俘虏，他到现在提起日本侵略中国的事

情心里还惭愧。他说：‘帝国主义就不是好东西！帝国主义使得日本人杀害中国人，又使得

美国人杀害日本人，帝国主义不消灭掉，世界就没有和平。’”她说着就拉起我的手，紧紧

地握着。这时我真是从心底感到日本人民的可爱！

我们这条巷里，有两家的女孩子是“嫁”给美军的，常有美军的吉普车停在门口，院子

里晒着美军的衣服。这两个女孩子先后都跟着美军回国了，玲子谈起她们时就气愤地说：

“我多恨她们又多可怜她们呵！她们等着在美国受罪吧，没出息的人！”我说：“玲

子，你再也不想到外国去吧？”她笑说：

“那也不一定，比方说，到中国去，那里有你，有我的朋友呵。

你什么时候回国呢？”

几天以前，我父亲忽然说我们就要到美国去了，台湾的签证已经来了。母亲还跑到学校

去替我办转学书。我们的校长，美国天主教的姑奶奶，高兴得很，对学生们夸说我多幸运，

能够到美国去上学，多少中国和日本的同学都羡慕我，但是，我看到，向我投来艳羡的眼光

的人，都是我平日所最看不起的人，而对我显出失望的神色的人，都是我平日所最喜欢的

人，譬如祥哥和玲子，虽然他俩都不是我的同学。

我的心情压得很沉重，我一定要对我父亲母亲表示我的态度——我不到美国去！

我跑进房子里，砰地一声把书房的门推开了。这是这座房子里唯一的一间洋式屋子，墙

上安着壁炉，父亲和林先生坐在炉前，正在烧些什么，母亲站在桌边清检着一些信件。屋里

没有开窗，还放下帘子，空气又热又闷，我就敞开门站在门边。

他们三个人同时回过头来，林先生只抬头看了一下，仍旧烧他的纸，母亲看着我的脸，

说：“你要做什么？有话进来说。”我关上门，双手反握着门把，背靠着门站着，我心跳得

厉害，急急地说：“我们去美国的事情，你们好好地想过没有？

不能改变计划吗？人家都在笑话你们呢，说像你们这样的人，最后还是到美国去——多

没出息！”父亲看了林先生一眼，忽然很高兴地大笑了起来。他们毫不在乎的态度使我气

愤，我大声说：“你们没听见冯？就是和你们一块喝酒的那班美国醉鬼，那个牛金，要用原

子弹炸死我们中国人，他对中国人有多大的仇恨呵，我们还要去仇人的国家吗？你们自己去

吧——我是不去的！”母亲的眼睛里忽然充满了欢喜的泪光，说：

“孩子，你不明白……”这时林先生站起来了，他的脸上忽然现出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慈

爱和庄严，他向我伸出手来，我不由自主地顺从地走了过去。林先生把我拉到身边，抚着我

的肩头说：“你爸爸妈妈不是到美国去，是回到北京去——”我喜出望外地望着父亲母亲的

脸，林先生又接着说：“不说到美国去，他们能拿到台湾的签证吗？能离开日本吗？这事情

你可不能说出去呵！现在你放心了吧？明天晚上我带你去看一个中国电影，现在上楼睡觉去

吧。”

这一夜，我躺在“它它米”上面，望着敞开的纸门外的满天星斗，我向灿烂的星空伸出

双臂，仿佛要把即将看到的那个巨大的头像，和他背后的密密层层的波浪式的人流，抱到我

充满了欢乐的胸怀里。

第二天，我经过再三的考虑，同母亲商量，要把我们回国的消息悄悄地告诉祥哥，并且

和他一块去看中国电影。母亲想了一会，说祥哥是个很有主意的孩子，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姑

姑和姑父的，她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