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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作品集-第2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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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得到的把心交给孩子的第一个机会,它具有像第一次发现的才能那样丰富的新颖和涌
流。
但是我出来旅行并不是为把海那边的家换成这边的家。
我的目的是学习法律,以后回去当一个律师。因此有一天我被送进布赖顿的公立学校。
校长端详了我的脸面以后,头一句话是:“你的头多么漂亮啊!”这个小节在我的记忆中永
不消失,因为她,那位在家里热心于她自告奋勇的义务、要抑制我的虚荣心的人,曾给我一
个印象,说我的头颅和面貌,和许多别人比起来,一般是极其平庸的。我希望读者不要不把
这个算做我的优点,因为我私下相信她的话,暗暗地悲叹造物者在造我的时候会那样吝啬。
在许多别的场合上,我发现英国朋友对我的估计和她素日所说的不同,我心里认真地忧虑着
这两个国家在口味标准上的分歧!
在布赖顿学校有一件事似乎是很好的:学生们对我一点都不粗暴。相反地,他们常常把
桔子或是苹果塞在我的口袋里就跑开了。我只能把他们这种不平常的行为,说成因为我是外
国人的缘故。
我在这个学校的时间也不长——但这不是学校的错处。
塔拉卡·普立特先生那时正在英吉利。他能看出这不是我学习下去的方法,他说服我哥
哥,让他带我到伦敦去,把我一人放在公寓里。这所选定的公寓面对着摄政公园。那时正是
严冬。门前一行树上一片叶子也没有,只站在那里以瘦棱棱的雪盖的枯枝向着天空瞪视——
是一派寒透骨髓的景象。
对一个新到的异乡人来说,再没有比冬天的伦敦更冷酷的地方了。附近的人我一个也不
认识,我也不认得路。那种窗前独立凝望外面的日子,又回到我的生活里。但是这一次,景
物并不迷人。它的面容是颦蹙的;天空是浑浊的;灯光像死人的眼睛一样没有光彩;地平线
缩做一团,因为这广大友好的世界从来没有给它一个招呼的微笑。这间屋子的家具很简单,
却有一架小风琴,在白天过早地终结了的时候,我就胡乱地弹着琴。有的时候有印度人来看
我;虽然我和他们交情很浅,当他们站起要走的时候,我感到有拉住他们的衣角把他们留下
的倾向。
当我住在这公寓里的时候,有一个人来教我拉丁文。他的瘦削的身材和褴褛的衣服,并
不比那秃光光的树更能经受冬天的抓握。我不知道他有多大年纪,但是看得出他显得比他真
实年龄衰老得多。有几天在上课的时候,他忽然忘记一些字句,茫然地显出羞愧。他家的人
把他当做怪人。他渐渐地有了一种理论,他相信在每个时代,在世界各处的每一个人类社会
里,都有一个主要思想表现;在不同程度的文明下,它可能成为不同的形象,但在基本上是
一体的,也是相同的;这种思想的接受也不是经过采用的过程,因为这个真理,即使没有沟
通也仍是好的。他的最大的专注就是收集事实记录事实来证实他的理论。当他做着这些事的
时候,他家中无食,身上无衣。他的女儿们对于他的理论只给以微小的尊重,也许更常埋怨
他的糊涂。有几天我可以从他脸上看出他找到了一些新的证明,他的论文有了相当的进展。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提出这个题目,装作对他热情的关怀。有时候他就忧郁地沉思,仿佛他
的负担已经重到不可担负的地步。我们的功课就步步停顿下来;他的眼光望向虚空,他的心
思就拉不回到拉丁文第一册的书页上来。我很可怜这个身体受着饥饿、理论上又负着重担的
人,虽然在拉丁文课上我不抱着受益的幻想,我也下不了把他辞退的决心。这个学习拉丁文
的幌子,在我住在这公寓的时期中,一直拖了下去。在我离开公寓的前夕,和他算清薪金的
时候,他可怜地说:“我没有做什么,只浪费了你的时间,我不能接受任何报酬。”我费很
大的劲儿,才勉强使他接受了他的薪水。
虽然我的拉丁文先生从来不拿他理论的证明来麻烦我,但是我至今还没有不相信它。我
相信人的心灵是通过深入的不断的媒介连结起来的,一部分的扰乱会通过这个媒介秘密地传
到其他部分去的。
普立特先生又把我放在一个叫做巴卡尔的辅导员家里。
他让学生住在家里,帮他们准备入学考试。除了他的温和瘦小的妻子之外,这个家庭没
有一件东西有一点吸引人的意味。
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教师会怎样地去招揽学生,因为这些可怜的东西不常会有自己选择的
机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人怎样娶到妻子,想起是使人苦恼的。巴卡尔太太努力从她
的爱狗上得到安慰,但是当巴卡尔要惩罚他妻子的时候,他就虐待这条狗。所以她对这不幸
的动物的感情,只使她的敏感更加扩大起来。
在这种环境中,我嫂嫂从德文郡的托尔奎写信叫我,我简直是欢天喜地地跑到她那儿
去。我说不出我多么喜欢那里的山和海,和盖满了花朵的牧场,松林的浓荫,还有我的两个
活泼爱玩的小伴。但是我有时会被疑问所痛苦,就是为什么当我的眼睛饱餐着美景,我的心
灵浸透了喜悦,我的悠闲的日子,载满了纯净的快乐,渡过无边的蔚蓝太空,而这时居然会
听不到诗的召唤。因此有一天我沿着版岩的海边走去,用稿本和伞武装起来,去履行我的诗
人的天职。我选择的地点是不容置疑地美丽的,因为这不依靠着我的韵律和幻想。那边有一
小块平坦的悬岩,永远渴望似的伸出在水面上;在前面流动的、蔚蓝的、泡沫点点的波浪上
摇晃着,晴朗的天空微笑地在这催眠中睡着了;后面,松梢的浓荫像困倦的林中仙子脱下的
衣裳一样地摊开着。坐在岩石的宝座上,我写了一首诗,《沉舟》。今天我也许会相信它是
一首好诗,如果那时候我为慎重起见把它沉在海里的话。但是我得不到这种安慰,因为它存
在我的心里;虽然可以把它从我的作品里驱逐出去,一张传票又可能把它拘了回来。
责任的使者是不闲着的。召唤又来了,我又回到伦敦去。
这一次我住在司各特博士的家里。在一个晴朗的夜晚,带着提包和行李,我侵入了他的
家庭。只有白发的司各特博士和他的妻子还有大女儿在家。那两个小女儿,被一个陌生的印
度人的侵袭所惊吓,已经躲到亲戚家去住了。我想只在她们听说我这人并不凶恶之后才回家
来的。
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成为他们家庭之一员。司各特太太待我像儿子一样,我从她女儿
们得到的由衷的款待,是比自己的亲戚还要难得的。
住在这家里的时候我想起一件事——人性到处都是一样的。我们喜欢说,我自己也相信
一个印度妻子对丈夫的热诚是很特殊的一件东西,在欧洲是找不到的。但是至少我在司各特
太太和一个理想的印度妻子之间,看不出任何差别。她的全副精神都贯注在她丈夫身上。他
们有限的进款使他们不能多雇佣人,司各特太太照料着她丈夫所需要的每一个细节。
在他夜晚下班回来以前,她就亲手把他的扶手椅子和毛绒拖鞋放在炉火前面。她从不容
许她自己有一刻忘记他所喜欢的东西,或使他高兴的行为。每天早晨她和唯一的女仆从顶楼
收拾到厨房,楼梯上的铜杆或门纽以及附件都擦得锃亮。除了日常家务以外,她还有些社会
义务。做完了每天的事务她就热烈地参加我们的诵读或是乐队,因为在主妇的许多责任之
中,使闲暇时间能有真正的快乐的责任,也不是最轻的。
有几个夜晚我就参加女孩子们转桌子降神的游戏。我们把手指按在一张小茶几上,这茶
几就在屋里乱转。后来弄到我们无论按住什么东西,它都会颤动起来。司各特太太不大喜欢
这个,她有时严肃地摇着头说,这样做是不是对,她是有疑惑的。但是她勇敢地忍耐着,不
愿扫我们年轻人的兴。直到有一天我们把手按在司各特先生的礼帽上让它旋转的时候,这时
她受不住了,她十分生气地赶上前来,禁止我们去动它。她不能忍受魔鬼和她的丈夫头上所
戴的东西有任何关系的想法,甚至于一刻也受不了。
在她的一切行为之中,对于丈夫的尊敬是最突出的。关于她的温柔克己的记忆,使我很
清楚地看到,一切女性的爱的最终的圆满,是要从尊敬中找到的;如果没有外因来妨碍它真
诚的发展,女性的爱自然地成长成为崇拜,在奢侈的设备很丰富的地方,浅薄无聊玷污了白
日和黑夜,这种爱就退化了,妇女的天性就找不到它的圆满的快乐。
我在这里过了几个月。我哥哥回去的时候到了,父亲写信叫我和他一同回去。这个前景
使我愉快。我的国家的阳光,我的国家的天空,一直在静默地召唤着我。当我告别的时候,
司各特太太哭着握住我的手。她说:“如果你必须这么快就走,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家来
呢?”这个家庭已经不在伦敦了。这位博士的家里人有的已经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其余的
人散居在我不知道的地方。但是这个家庭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在冬季的一天,我走过唐卜莱治威尔斯的一条街,看见一个人站在路旁。他的脚趾从破
靴子里露了出来,他的前胸也半裸着。他没有对我说什么,也许因为求乞是不许可的,但是
他抬头看了我一会儿。我给他的钱也许比他希望的多了些,在我走出几步之后,他跟上来
说:“先生,你错把一块金钱给我了。”说着他要把钱还给我。我本来不会特别记住这件事
情,只因为同样的事又发生过一次。当我第一次到达托尔奎火车站的时候,一个搬夫把我的
行李送到站外的汽车上去。我袋里找不到零钱,在汽车开走的时候,我给了他一个两个半先
令的银币。过一会儿他跑来追我,喊叫司机停车。我以为他看出我是一个老憨,他要想法再
敲我一点钱。车停住了,他说:“先生,你一定把这两个半先令当作一个辨士给我了!”
我不能说我在伦敦从来没有受过骗,但是平心而论,却没有什么非记住不可的事。在我
心中慢慢地成长的,主要的倒是,只有可信任的人才会有信任人的信念。我是一个无名的异
乡人,可以大胆地逃避付款,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伦敦的店主不信任我。
我在英吉利的整段寄寓时期中,我参与到一出滑稽剧里面,而我必须从头到尾把它演
完。我偶然认识一个高级英印官员的寡妇。她居然给我取个小名叫“茹比”①。她有一个印
度朋友用英文写了一篇哀悼的诗来纪念她的丈夫。不必去细敲这诗的优点和词句的切合。我
的运气不好,偏偏碰上这位作者指出这首悼诗应当用贝哈格调来唱。因此这寡妇有一天请求
我用这调子唱给她听。那时我真是一个傻孩子,勉强地顺从了。不幸的是那时候除了我之
外,没有人能听出贝哈格调和那可笑的诗句合在一起,是多么残酷地滑稽。这个寡妇在听到
印度人对她丈夫的哀悼用本国的歌调唱出来的时候,她似乎深深地感动了。我认为这件事就
此了结了,但是并没①“茹比”是英文“红玉”的拼音,本是女孩的名字,作者名字的爱称
应该是“拉比”。——译者
有了结。
在各种交际集会中我常常碰到这个寡妇,在宴会之后,我们走进客厅和女客们聚在一起
的时候,她总请我唱这首贝哈格调的悼诗。每一个想听印度音乐的奇特例子的人,也就和她
一起恳求。这时从她的口袋里这首印好的倒霉的乐章就掏出来了,我的耳朵就又红又叫了起
来。最后以低垂的脑袋和颤抖的声音,我就必须开始——但是我极其尖锐地意识到这屋子
里,再没有人比我对于这表演更为伤心的了。唱完了,在吃吃的偷笑声中,他们一齐说:
“多谢你!”“多有意思啊!”这时虽是冬天,我却汗流遍体。谁能在我生的时辰或是在他
死的时辰,预言到这个高贵的英印官员之死,对于我是多大的打击啊!
此后有一段时期,我住在司各特博士家里,在直属学院听课,和这个寡妇就失掉了联
系。她住在伦敦郊区一个较远的地方,虽然我常得到她的邀请信,由于我对于这首悼诗的恐
怖,使我不敢接受她的邀请。最后我得到她的一封敦促的电报。收到电报的时候,我正准备
到学院里去,这时我在伦敦的日子快要终结了。我认为在行前应当再见她一面,就答应了她
的请求。
我没有回家,从学院一直就到车站。那天天气坏极了,冷得要命,雪雾交加。我要去的
车站是这条线的终点。我心里很坦然,认为不必要去询问到达的时间。
所有的停车站台都在右边,我舒服地坐在右边的角落座位上读着一本书。那时外面已经
很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乘客一个一个都到站下车了。我们到达了又离开了终点的前一站。
以后火车又停了,但是看不到一个人,没有灯光也没有站台。一个乘客是无法推测为什么火
车在不是预定的时间和地点停住的,因此我放弃了那个企图,照旧看我的书。这时火车又开
始向后移动了。铁路上的反常似乎并不是什么奇事,我一面想着一面还是读我的书。但是当
我们又回到前一站的时候,我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我在车站上问:“我们什么时候到某地
呢?”回答是:“你是刚从那地方来的。”我十分狼狈地问:“那么现在我们上哪儿去
呢?”“到伦敦去。”这时我才明白这趟车是来回车,在我询问下一次到某地去的车的时
候,他们告诉我那天晚上再没有车了。在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上面,我发现在五英里之内,
也没有什么旅馆可住。
我在十点吃罢早饭后离开家,到现在还没有吃一点东西。
当节制是唯一的可能的时候,苦行者的念头就来得很容易。我把厚大衣的领子扣上,坐
在站台的灯光下读起书来。我带来的这本是刚刚出版的斯宾塞的《论理学的资料》。我安慰
自己说,我也许永远不会再得到这样的机会,来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在这个问题上面了。
过不一会,一个搬夫来告诉我说,开了一列特别快车,在半小时之内就要来到了。这消
息使我兴奋快活起来,书也读不下去了。我应该在七点钟到达的地方,最后是九点钟才到
达。我的女主人问我:“怎么了,茹比?你做什么来着?”我把我的奇妙的冒险故事告诉她
的时候,我没法子感到骄傲。晚宴已经吃过了;但是我的不幸不是我的过失,我并没有预料
到应得的处罚,而且我的执行者是个妇女。但是这个高级英印官员的寡妇,只对我说:“来
吧,茹比,喝一杯茶吧。”
我从来也不爱喝茶,但是我希望它也许会稍微解除我的极度饥饿,我勉强咽下一杯浓药
和一两块饼干。当我最后走进客厅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群老太太,其中有一个年轻美丽的美
国人,是我主人侄子的未婚妻,她仿佛在忙着进行一般婚前应有的恋爱历程。
“让我们跳舞吧,”我的女主人说。我既没有那个心情也没有那个体力,来做这个体
操。但是随和能够做出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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