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3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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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八岁的读小学二年的外孙，兴奋地从门外跑了进来，他双颊通红，还来不及褪下肩上的

书包、脱下身上的外衣，就气喘吁吁地笑着抱着我的臂儿说：“这次咱们中国的男子篮球队

和女子排球队都赢得了冠军了，明年就到奥运会上去和世界上的选手比赛了。他们多么替中

国争气啊！您知道吗，姥姥？”其实这消息我早已从前一天晚上的广播中听到了，但我还是

高兴地说：“好啊，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是有志气的，你呢？”他笑了说：“那还用说，您

放心，我也是一个中国人啊！”

亲爱的侨胞们，让我们在国内外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把个人的利益、前途和祖国的利

益、前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同为我们共同的伟大目标，为统一祖国，为走向四个现代

化，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尽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力量！

再一次祝侨胞们新年快乐！

谢冰心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于北京。

我们的新春献礼——一束散文的鲜花雨后初晴，在百花园中巡礼，我听见有人期望地

说：“诗歌、小说、剧本的花朵，都已经怒放了，散文的花为什么姗姗来迟呢？”

我要说：爱花人，你错了，散文这个文学形式范围很宽，在诗歌，小说，剧本以外的，

特别是那些短小精悍的抒情作品，几乎都可以归入散文一类。照此说来，在这百花园里，散

文的花不是迟迟未开，而是已经满目春光了！

我们中国自古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散文作者最众多的国家。按照古代的文学形式而

言，除了骈文以外，什么“赋”、“铭”、“传”、“记”、“表”、“文”、“言”……

都是属于散文一类。我们的前辈作家，拿散文来抒情叙事、寄哀志喜、感事怀人，在短小的

篇幅之中，挥洒自如，淋漓尽致，这个丰富多彩而又独树一帜的传统，几千年来，我们不是

没有继承下来的。

远的不必说了，解放后的三十年中（除了“四人帮”横行时期之外），我们的散文创作

是有很好的成绩的。新中国遍地的新人新事，影响鼓舞了许多作者，排山倒海而来的建设事

业和生龙活虎的人物形象，像惊雷闪电一般，敲击着作者的耳鼓和眼帘，这时节，他们迅速

捕捉住这刹时的灵感，以短小自由的散文形式，亲切流畅地写在纸上。

就是这些有感情，有风格的散文作品，在作者神来之顷，写得铿锵得像诗句，雄壮得像

军歌，生动曲折得像小说，活泼锋利得像戏剧的对话……这样，散文就以它特具的魅力，鼓

舞着它的读者，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前进。

如今，在我们健步跨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散文的工作是无比繁忙的。生活是那

么丰富，时间是那么短迫，而在这紧张的工作与生活之中，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求调

剂和鼓舞。这时节，优美短小、动人心弦的散文，如一盏醇酒，如一曲清歌，良久地使人感

到余香满口、余音绕梁！

在这里，我们恭谨地献上一束散文的鲜花，它是我们最近在百花园中采撷的。值得提倡

的是，这些散文篇篇都以精短新鲜而见长。《蓦然回首》的作者袁鹰、《怀念中的聚会》的

作者徐开垒、《樟树和水磨坊》的作者郭风等人，都是功力很深的散文家，他们的文章风格

都是读者所熟悉所欣赏的。丁宁写的《仙女花开》、宗璞写的《废墟的召唤》、王雁军写的

《云天忆》、张清写的《梦》、杨星火写的《热田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我们时代

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这几位作者都是女同志，她们以那种特有的体察入微的目光，把祖

国壮丽的山川，日常生活的见闻同细腻的情感、丰富的资源、奋斗的人民结合起来写，充满

了一股清新的乐观而勇敢的新时代气息！屠岸的《海岛之夜》以短小见长。青年工人周文海

写的《南国少女》，寥寥笔墨刻划一个人物，很亲切，很动人，使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反映农

村生活的散文作品。

当我们这束散文的鲜花，送到读者的案头时，正是“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新春佳节，我

们热切地希望亲爱的读者，在接受和品评这份献礼之余，能够在繁忙的工作和丰富多彩的生

活之中，不放过一闪灵感，写出更多更好的散文，为着激励九亿人民欢欣鼓舞地前进；为着

我们新生活的开始；为着“四个现代化”的未来！……近在眼前的地平线

西藏，对于幼小时代的我，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地方。

小时读本国地理，知道在祖国的极西边疆，有一个西藏高原，它不但是中国最高的地

区，而且还是世界的屋脊，那地方是终年积雪，银光射眼。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五色国旗

（红、黄、蓝、白、黑）代表着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竟然拿黑色代表西藏呢？我

不明白！

抗战时期，有一位朋友从重庆到西藏去，他告诉我他要取道印度。为什么到本国地方，

要取道外国呢？我也不明白。

在五十年代的初期，我看到一本英文小说，叫做《失去的地平线》。作者的名字和书里

的故事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书中所说的那个神秘而美丽的乐园，就是我们中国的西藏。总

之，解放前的西藏，对于中外人士——除了西藏人民和环伺眈眈的外国侵略者之外——始终

是遥远而神秘的地方。

解放后，我们的报刊上关于西藏的报道，愈来愈多了。我们在广播中不断地听到西藏的

歌曲，在舞台上不断地看到了西藏的舞蹈，在电影和画刊上也不断地看到了西藏的风景和人

物，而我自己和藏族同胞的结识，却是从一九五五年我住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教职员的宿舍

里开始的。

我自己没有在中央民院教课，但是出来进去的总会在校园里遇到一些穿着藏族服装的学

生和干部。尤其是那些女同志的盘在头上的扎着彩线的辫子，长长的衣袖，围在腰上的彩色

邦典（围裙），黑色或红色的毡靴，在绿树丛中显得分外鲜明，我总是“目逆而送”，忘不

了这美丽的印象。

此后，我有机会接触了几位同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格桑卓嘎。她在干训班学习，三十

多岁了。她的父母都是农奴，她是他们的生在羊圈里的唯一活下来的孩子。但是生命对于她

不是幸福而是一场灾难。她从六七岁起“伺候”农奴主的孩子们，受尽了虐待侮辱。比她大

好几岁的小主人们常常把她按下当马骑，揪她的头发，用鞭子抽她。有一次，在忍无可忍之

下，她脱下破烂的松巴（毡靴），把攒下的霉烂的糌粑，塞在里面，光着脚带着干粮逃出几

十里地，却被农奴主追了回去。他把她拴在马尾上，拖了回去。在冰雪嶙峋的山路上，她滚

得遍体鳞伤，手指甲和脚趾甲也都磨掉了……她说到这里，就用她的粗糙的、长满老茧的双

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若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们百万农奴哪里会有今天？”

今天，除了格桑卓嘎以外，我又结识了许多的藏族朋友，比如说：从民院毕业出去的人

大代表措姆，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潘多，歌唱家才旦卓玛，此外还有阿沛·阿旺晋美的夫人阿

沛·才旦卓嘎，现在我的日记本里还夹着她和我在韶山毛主席故居前的合影。

我的年纪和体力，都不允许我到西藏去了，但是这些年来，我的许多的中外的中、青年

朋友，都曾去过西藏，他们回来向我夸说这个世界屋脊上的高耸的雪山，纵横的江河，茂密

的森林，星罗棋布的湖泊……这些总使我向往。当我在电视和画刊上看到什么布达拉宫、林

卡、公主柳等等，尤其是读到种种关于西藏近况的报道，使我高兴地知道我们勤劳勇敢的藏

族同胞，正和入藏的各族同胞在一起，在这块宝地的山、林、湖、海上，开发着它的无尽的

宝藏。

最近在《人民文学》编辑部，读到杨星火同志写的《热田赋》，讲的是西藏人民正以热

泉般喷发的热力，开发这个离拉萨不远的热田……

从我的朋友们的谈话里，从书报刊物上，从电视广播里，大半世纪以前在我脑中还很模

糊的西藏，已经从“远在千里”，而“近在眼前”，它的山川愈来愈真切而美丽，它的人物

愈来愈生动而鲜明。

我希望《西藏文艺》的同志们，多多搜集和发表西藏本地的民间故事、剧本、歌曲；同

时也鼓励本地的青年人，多多抒写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感受和希望，让我们这些登不上这

块宝地的人们，也能享受到在西藏生活和旅行的人们所得到的一切。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１９８０年我是怎样被推进儿童文学作家队伍里去的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为《我和儿童文学》写一篇文章，为了要弄清“儿童文学”这

个名词的概念，我有了一九四七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上面说：“以儿童为本位而组

织之文学也……儿歌、民歌、神话、童话、动植物故事、寓言、谜语皆属之。”我又查了一

九七九年九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上面说：“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各种体裁的

文学作品，包括童话、诗歌、戏剧、小说、故事等……”

对照这两段的儿童文学定义，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写过可以严格地称为儿童文学的作

品，即使勉强说是有的话，也是极少！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地挤入或是被推进儿童文学作家的队伍里的！

半个世纪以前，我曾写过描写儿童的作品，如《离家的一年》、《寂寞》，但那是写儿

童的事情给大人看的，不是为儿童而写的。只有《寄小读者》，是写给儿童看的，那是在一

九二三年我赴美留学之前，答应我的弟弟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我会和他们常常通讯，当时

的《晨报》副刊正开辟“儿童世界”一栏，编辑先生要我把给孩子们写的信，在“儿童世

界”内发表，我答应了。《寄小读者》虽然写了二十多篇，但是后来因为离孩子们渐渐远

了，写信的对象模糊了，变成了自己抒情的东西，此后也没有继续下去。

《再寄小读者》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期开始写的，那时作家们彼此挑战，说自己

要在一年中写多少个剧本，写多少篇小说，我说我写不出什么东西，有同志便向我建议，说

我可以写《再寄小读者》。那些年我常常出国或在国内参观访问，我就把在国内外的见闻，

记下一些给小读者们看，这里面多半也是些抒情写景之作。

《三寄小读者》是在“四人帮”打倒，《儿童时代》复刊之后开始写的，在拨乱反正时

期，我又拿起笔来，把我自己所看到想到的、有益于小读者们身心健康的事情，讲给他们听

听。

检查起来，我并没有写过童话、儿童剧、儿童诗……只不过凭着几十封写给儿童的信，

就挤进了儿童文学作家的队伍，这真是使我惭愧！我必须把这事实“说清楚”，来减轻我的

“内疚”！

但是，以一个热爱儿童、关心儿童、爱听儿童故事、爱读儿童文学作品的人的身份，来

谈“我和儿童文学”，我的兴致就高起来了。在我识字以前，我听过许多儿童故事，如“老

虎姨”、“蛇郎”、“狼外婆”等等，不论是南方人或是北方人对我讲的，故事情节都大同

小异，也都很有趣。那个可怕的“姨”或者“外婆”，在北方人口中就是“狼”，在南方人

口中就是“老虎”。这些可怕的动物，最后也总是被打死了，或是夹着尾巴逃跑了，故事就

胜利地结束。

至于儿歌或民歌，我听过的就更多了。用福建话唱的，多半是写不出来的，因为福建省

方言多半是有音无字的，译意写下来，就不能合辙应韵了。比如：

或：

真鸟仔啄波波

我至今还会唱，但是我写不出来。

用北方话唱的就不然，如：姥姥家唱大戏

……金轱轳棒银轱轳棒爷爷打板奶奶唱一唱唱到大天亮

……

生活趣味很浓，音韵又好，我们都极其爱听，但也有听了使人难过的，如：

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七八岁呀没有娘呀

……

唱的声音是凄凉的，到这时候，我就捂起耳朵，央求她不要再唱下去。

到了能够看书以后，我看了不少写给大人看的书，其中只有《西游记》和《聊斋志异》

中的某些故事，我认为是加工了以后，还是可以给儿童看的。我接触到当时为儿童写的文学

作品，是在我十岁左右。我的舅舅从上海买到的几本小书，如《无猫国》、《大拇指》等，

其中我尤其喜欢《大拇指》，我觉得那个小人儿，十分灵巧可爱，我还讲给弟弟们和小朋友

们听，他们都很喜爱这个故事。

至于儿童剧，是我在一九二○年左右才接触到的。那年华北水灾，我们大学的学生会为

要筹款救灾，演了一出比利时作家梅德林克写的《青鸟》，剧本是从英文译出的，我参加了

翻译和演出的工作，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剧本，观众也很欣赏这出儿童剧。

此后的几十年中，我读了一些外国人写的儿童文学作品，如：丹麦作家安徒生写的童

话，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写给儿童看的小说……但是使我感到兴奋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作家写

的作品，如叶圣陶老写的《稻草人》，张天翼同志写的《宝葫芦的秘密》。在天翼同志的作

品中，我特别喜欢它，因为它紧紧地扣住当时儿童的学校生活，又充满了幻想和幽默的色

彩。

这以后又读到了柯岩同志的儿童诗，那的确是从儿童嘴里唱出来的自己的感情和理想。

还有高士其同志以残疾之身，孜孜不倦地为儿童写了几十年的精彩的科学诗文，他的精神使

我感佩！

写到这里，笔下有点收不住了！许许多多我们自己的儿童小说、儿童剧、儿童诗的作者

的面庞和名字，一齐涌到了我的笔端！这些名字都是我们和小读者们所熟悉的，我不一一列

举了。作为一个读者，在这里，我谨祝愿他们在跨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际，身体健康，精

神愉快！祝愿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促使我们儿童文学蓬勃繁荣、争奇斗艳的新阶段，

尽快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一九八○年一月三日我的祝愿

我没有写过童话，但我很喜欢读童话，因为我有时需要给幼儿们讲童话。

据我的经验，为现代儿童、特别是幼儿所能接受而且喜爱的童话，其中的“人”和

“物”往往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而亲切的。“人”呢，就是他们的父母、老师、医生、

民警叔叔和解放军叔叔等，而不是《皇帝的新衣》中的“皇帝”；“物”呢，动物方面就是

小猫、小兔、小马，植物方面就是向日葵、喇叭花，而不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的“圣诞

树”。因为儿童，特别是幼儿的脑中没有“皇帝”和“圣诞树”这种概念，要引起他们的联

想，就要费很大的功夫来解释。

因此，要为我们中国现代的儿童写童话，除了文字必须浅显易懂之外，还必须熟悉儿童

和他们周围生活中的一切，比方说他们有时会从拖拉机、起重机、收音机甚至电视机里，引

起很神奇而美丽的想象和幻想。童话的作家们就可以通过这些“人”和“物”写出生动、曲

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