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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作品集-第3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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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北京就是我的家，我没有客了思家的怅惘，我苦忆的是我的万里外的许多朋友！
我的好友不多，这不多之中，海外的朋友几乎占了一半；这“一半”之中，日本朋友又
占去大半。
我开始结识日本朋友，还是在万里外的美国。二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国留学，在同学
中，和日本女学生更容易亲近。
大家拿起毛笔写汉字，拿起筷子吃米饭，一下子就“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那时正是
日本军国主义者当权，中日关系相当紧张，但我们谈起国事来都有很坚定的信念，认为我们
两个东方国家应该而且必须永远和平友好下去，来维持东亚和世界的繁荣和进步，只要我们
年轻一代不断地为此奋斗，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的崇高理想一定会实现。
在这些日本同学中，我特别要提到濑尾澄江，她和我住在同一宿舍——娜安碧珈楼。她
是一个地道的东方女孩子，敏而好学，沉静而温柔，我们虽不同班，下了课却常在一起。我
们吃西餐吃腻了，就从附近村里买点大米，肉末和青菜，在电炉上做饭吃。一般总是我烹
调，她洗碗，吃得十分高兴。这几十年来，除了抗战那几年外，我们通信不断。我每次到日
本去都见得着她；她也到过中国，北京。前几天我还得到她的贺年信。
一九四六年冬，我到了战后的东京，结识了松冈洋子。她是一位评论家，又是一位热心
从事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工作的人。她也在美国留过学，我们用英语交谈，越说越兴奋。此
后我们不断地在北京或东京，或国际和平会议上见面。不幸她在七十年代末期逝世了。一九
八○年，我们作家代表团访日时，巴金和我曾到她家吊唁；见到她的女儿——曾在中国上过
学的松冈征子。前几天我得到她给我的一封贺年信，她说：“我要在今年为日中友好做出更
多的贡献。”多么可爱的接班人啊！
这里应当提到女作家三宅艳子，她也是和松冈洋子一起搞和平友好运动的。我在六十年
代初期写了篇《尼罗河上的春天》，那里面的两位日本妇女，就是以她们为模特儿的。她们
都曾分别单独访问过中国，我也曾分别陪着她们乘京广火车南下，一路参观游览，并一直送
到深圳。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在车中舟上，山光水色中的深谈，真有许多是值得好好地
追记的。
谈到女作家，我还接待过有吉佐和子。她对中国很有感情，我只在北京陪她游览，日子
不多，但我每次到日本都见到她。
还有漱户内晴美，也是一位女作家，在六十年代的一次访问中，我同诗人李季曾到过她
家。一九八○年春，我再到日本时，她已削发为尼，但谈锋之健，不减当年。
一路写来，提到的尽是些女性朋友！其实我的日本男姓朋友的数目，不在我的女朋友之
下。现在索性把他们放过一边，谈谈他们的夫人吧。
中岛健藏自称为我的哥哥，中岛夫人就是我最敬爱的嫂嫂。每次我到东京中岛先生的府
上，在四壁图书、茶香酒冽之中，总有中岛夫人慈柔的笑脸和亲切的谈话。一九八○年我生
病以后，中岛夫人每次来华，必到医院或家中来看我。还有井上靖先生的夫人，也是多次在
井上先生的书室里以最精美的茶点来招待我，也曾在我病中到医院或我蜗居来探问我。
她们两位的盛情厚意，都使我感激，也使我奋发，我愿自己早早康复起来，好和她们一
起多做些有益于中日友好的工作。
我的回忆潮水般涌来，我的笔也跑开了野马。在我勒住缰绳之先，我还必须提到一位在
友谊桥上奔走招呼的人，佐藤纯子女士。我和日本朋友相见的场合，常常有她在座。仅仅一
个多月以前，陪着井上靖先生到我新居来看我的，就是她！
窗外的爆竹声音更加脆亮，更多的烟火照得我的窗帘上一时浓红，一时碧绿。孩子们大
声欢呼拍手跳跃，甲子之旦来到了！我这篇短文竟然写了两年，也是从未有过的。在这欢庆
声中我祝愿我的日本朋友们（不论是女士，先生，夫人）健康长寿。我将永远和他们一起为
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努力到底！一九八四年二月一日子夜致巴金
巴金老弟：
徐谦（？）同志来了，给我以很大的安慰和喜悦！他说你好多了，生活也安排得很好，
还想出国之前到杭州去玩，这都是好消息，我听说你拉出去的队伍还不少。那很好，但是笔
会中熟人一定也不少，你千万不要太累了，小林跟你走，希望她可以“控制”你！你送的点
心，十分好吃，我没有什么回报的，只托吴泰昌给你带上两盒北京的茯苓饼，不知你喜欢
否？祝康安大姐上二月十日纪念老舍八十五岁诞辰
老舍若是还在，今年该八十五岁了。
我想象：我们几个老朋友，给他开个不大也不小的庆祝会，地点也就在作协的会客室
吧。老舍拄着手杖从外面进来了，一进门，笑容满面地向周围看了一看，把手杖挂在臂上，
抱拳拱手，说：“不敢当，不敢当”，至于这位“语言大师”底下还会说些什么欢喜，感
谢，幽默的话，我这个拙口笨舌的人，就不会替他说了！
我们中间怎能缺少他这么一位朋友？
他是一个有情有趣的朋友，一个勤奋多产的作家，一个热诚爱国的公民。
我和他过往较密是在四十年代初期的四川重庆。那时他是“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的
主要负责人。他在贫病交加之中，支撑起抗战期内文艺界的团结工作。他常到我们居住的歌
乐山上来，他面色青白，身体显然不好，但他从来没有发过牢骚，一切艰难困苦的情况，他
都以诙谐轻松的语气出之。喝过几杯大曲，坐在廊上看嘉陵江的时候，他还常告诉我有某某
年轻有为的作家，如果我能见到他或她时，要好好地予以鼓励和支持。
抗战胜利后，他去了美国，我们去了日本，我们还时常通信。他给我们的孩子写信，常
以最形象而幽默的话，流露出他忧国思乡的抑郁情绪。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回到北京，他是第一批来看我们的朋友之一。那时他真是神采飞
扬，容光焕发，新中国的成立，人民的解放，给他以“狂喜”。他手舞足蹈地、滔滔不绝地
告诉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尤其是在北京发生的许多新人新事。
这以后，他心满意足地生活着、工作着。他种花，他养猫，他每天至少要写五百字，一
篇一篇的充满了地方色彩、民族风格的散文，诗歌，戏剧，从他笔下不断地倾泻了出来。
十年动乱的初期，一阵狂暴的阴风，就把老舍从“狂喜”中卷走了。
就是这么一位可敬可爱的朋友，假如他今天还在，在雨过天晴的七八年之中，不知他还
会写出多少比《茶馆》还深刻，比《骆驼祥子》还动人的小说，可惜他走了！
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声音笑貌永远涌现萦绕在我们耳边眼前，他没有
走！只要我们还在，年年此日，我们将永远会纪念他的诞辰。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０日清晨
《自然·生活·哲理》序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了《自然·生活·哲理》一书，来让我作序。我从头看了这集子里的
３６篇散文，觉得这些散文文字优美，思想健康，可以作为一本很好的青年读物，便欣然答
应了。
古今中外写景咏物的诗文，都是作者从自己主观的眼光和心情中，赋予了他所接触的景
或物，以特殊的性格和生命。
唐代诗圣杜甫在他《春望》一诗中所写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也只是因为作
者生活在唐代颠沛流离的乱世，他自己“感时”、“恨别”，从他眼里看去，花也会“溅
泪”，从他耳中听来，鸟也会“惊心”，这都是很自然的。
这本集子里三十几篇散文的作者，都是生活在八十年代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他们
有坚定的信心、远大的理想、美好的希望，因此这些篇文章的情调是优美的、健康的、引人
向上的。作者从自己的生活中接触到的景物，大之如山岭园林，小之如花草树木、虫鱼鸟
兽，触景生情，借物言志，情高意真，读了使人欢欣、奋发。我在每篇读后都摘录了文中的
警句——
秦似的《榕树的风度》：
“榕树，它显得魁伟、庄严、恬静、安详……我敬仰青松，但我却更喜欢榕树……”
戴永夏的《落花吟》：
“她不消沉，不悲观，‘得意淡然，失意夷然’，总是专注地倾心于自己的事业，全心
全意地作着‘护花’的工作。”
金马的《蝼蚁壮歌》：
“万众一心，不畏庞然大物，不自菲弱小，却能叱咤森林，云游四方，所向无敌。”
余家富的《昆仑情思》：
“她的高大磨练我的意志，她的坦荡舒展我的胸怀，她的严寒启迪我的神智，她的神秘
激发我的求知欲。”
韩少华的《雨的精魂》：“是雪……圣洁的雪不就是天地间雄风正气所凝聚成的不死的
精魂么！”
项目桦的《桥》：
“让我们在新长征途中，为早日实现‘四化’，争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先行
官’。”
不必再多引了！从岑献青、陈贵贤、赵丽宏和韩静霆等人的《九死还魂草》、《垂柳
赋》、《冰霜花》和《绣球花》中都看出“美”来！可以说，这本集子里每一篇文章里，都
有“自然”、“生活”和“哲理”，我愿青年人都能读到它。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１９８４年４月２日。）我家的对联
我对人家墙壁上挂的字画都有兴趣，尤其是对联，这兴趣是从小就养成的。我在一九七
九年写的那篇《我的童年》里曾经提到，我的第一本课文就是一副对联：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但从这一副对联里还看不出屋主人的身世和襟怀，爱好和性格。在我十一岁那年回到老
家福州去，看见在后厅墙上我的曾祖父画像的两旁，有我的祖父写的一副对联：
每逢佳节倍思亲
原来我的曾祖父是在农历五月五日端阳节那天逝世的。
我国习俗在端阳节那天都给小孩子的手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叫做续命丝，祝他长命百
岁。所以每到端阳节我的祖父看到孩子们手腕上的五色丝，就会想到他的父亲，而对“五
丝”能否“续命”，起了悲哀的疑问。
此后，我就注意我们老家的厅堂客室里的每一副对联，其中有许多是我的祖父自己写
的，如：
有为有弗为
这是一对自勉的句子，就充分地描绘出我的祖父的恬淡而清高的性格。
再大一点，在北京剪子巷父亲的客室里，看到一副前清御史江春霖老先生送给父亲的对
联：
楼船犹见汉将军
在上联旁边还有小字，说他“自京南下，阻雪难行”，在芝罘会见了我的父亲，很喜欢
他的“裘带歌壶，翩翩儒将”的风度，就写这一联相赠。父亲对我解释这对联的时候，也说
他和江春霖只是初交，当时江春霖因为弹劾了庆亲王而被罢官，他也很佩服江春霖不畏权贵
的风骨，因此才把这位“交浅言深”的朋友的赠品，张挂起来的。
三十年代初期，父亲的客室里又添上一副萨镇冰老先生送的对联：
升沉不改故人情
说的是他们两位老人家几十年金坚玉洁的友情。四十年代初父亲逝世时，我不在北京，
这些可贵的遗物，都不知哪里去了！
长大以后，到了美国和欧洲，在外国朋友家里当然看不见对联，有的只是画框和祖先的
相片。在日本，旧式的屋子，周围几乎都是纸门，只有“床之间”那一扇墙上可挂字画，但
也不是对联，而是一幅很雅淡的字或画，再供上一瓶一枝花朵，倒也雅洁可喜。日本的亭
园，和中国的相似，有山有水，也许还更古雅一些，但是楹上柱上都没有对联。欧美的林园
更不必说了！
我这一辈子，在师友家里或在国内的风景区，到处都可看到很好的对联。文好，字也
好，看了是个享受。我以为我们中国人应该把我们特有的美好传统继续下去，让我们的孩子
们从小起耳濡目染，给他们一个优美的艺术的气氛！致周达宝
达宝同志：
请代问出版社各位我认识的同志们好！
你的信和《画魂》都收到了，感谢之至。
我还好，只是老伴吴文藻生病，自二月十三日起住进医院，未免忙碌一些，现他高烧已
退，正在调理心、肺、脑部的病。孩子们每天去看，并请有“特护”，请放心。
我已搬家两个月，在和平楼隔壁新楼上。有空请来玩，祝好！冰心三月五日我入了贝满
中斋
我在北京闲居了半年，家里的大人们都没有提起我入学的事，似乎大家都在努力适应这
陌生而古老的环境。我忍耐不住了，就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向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提出我要
上学。那时他除了在家里教我的弟弟们读书以外，也十分无聊，在生疏的北京，又不知道有
什么正当的娱乐场所，他就常到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会去看书报、打球，和青年会干事们交
上朋友（他还让我的大弟谢为涵和他自己的儿子杨建辰到青年会夜校去读英文）。当我舅舅
向他的青年会干事朋友打听有什么好的女子中学的时候，他们就介绍了离我们家最近的东城
灯市口公理会的贝满女子中学。
我的父母并不反对我入教会学校，因为我的二伯父谢葆（穆如）先生，就在福州仓前
山的英华书院教中文，那也是一所教会学校，二伯父的儿子，我的堂兄谢为枢，就在那里读
书。仿佛除了教学和上学之外，并没有勉强他们入教。英华书院的男女教师，都是传教士，
也到我们福州家里来过。还因为在我上面有两个哥哥，都是接生婆接的，她的接生器具没有
经过消毒，他们都得了脐带疯而夭折了。于是在我和三个弟弟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去请教会
医院的女医生来接生。我还记得给我弟弟们接生的美国女医生，身上穿的都是中国式的上衣
和裙子，不过头上戴着帽子，脚下穿着皮鞋。在弟弟们满月以前，她们还自动来看望过，都
是从山下走上来的。因此父母亲对她们的印象很好。父亲说：教会学校的教学是认真的，英
文的口语也纯正，你去上学也好。
于是在一九一四年的秋天，舅舅就带我到贝满女子中学去报名。
那时的贝满女中是在灯市口公理会大院内西北角的一组曲尺形的楼房里。在曲尺的转折
处，东南面的楼壁上，有横写的四个金字“贝满中斋”——那时教会学校用的都是中国传统
的名称：中学称中斋，大学称书院，小学称蒙学。公理会就有培元蒙学（六年）、贝满中斋
（四年）、协和女子书院（四年），因为在通县还有一所男子协和书院，女子书院才加上
“女子”二字。这所贝满中斋是美国人姓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ｎ的捐款建立的，“贝满”是Ｂ
ｒｉｄｇｅｍａｎ的译音——走上十级左右的台阶，便进到楼道左边的一间办公室。有位中
年的美国女教士，就是校长吧，把我领到一间课室里，递给我一道中文老师出的论说题目，
是“学然后知不足”。这题目是我在家塾中做过的，于是我不费思索，一挥而就。校长斐教
士十分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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