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3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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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自传里最后说：“由于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未被承认，我在重建和创新工

作还有许多要做，我虽年老体弱，但我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为发展我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作

出贡献。”

他的信心是有的，但是体力不济了。近几年来，我偶尔从旁听见他和研究生们在家里的

讨论和谈话，声音都是微弱而喑哑的，但他还是努力参加了研究生们的毕业论文答辩，校阅

了研究生们的翻译稿件，自己也不断地披阅西方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新作，又做些笔记。一

九八三年我们搬进民族学院新建的高知楼新居，朝南的屋子多，我们的卧室兼书房，窗户宽

大，阳光灿烂，书桌相对，真是窗明几净。我从一九八○年秋起得了脑血栓后又患右腿骨

折，已有两年足不出户了。

我们是终日隔桌相望，他写他的，我写我的，熟人和学生来了，也就坐在我们中间，说

说笑笑，享尽了人间“偕老”的乐趣。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得到的政府各方面

特殊照顾的丰硕果实。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也是天然规律，文藻终于在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最后

一次住进北京医院，再也没有出来了。他的床前，一直只有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们

在守护，我行动不便，自己还要人照顾，便也不能像一九四二年他患肺炎时那样，日夜守在

他旁边了。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早晨，我们的儿子吴平从医院里打电话回来告诉我说：

“爹爹已于早上六时二十分逝世了！”

遵照他的遗嘱：不向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火葬后骨灰投海。存款三万元捐献给中央

民院研究所，作为社会民族学研究生的助学金。九月二十七日下午，除了我之外，一家大小

和近亲密友（只是他的几位学生）在北京医院的一间小厅里，开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会（有好

几位民院、民委、中联部的领导同志要去参加，我辞谢他们说：我都不去你们更不必去

了），这小型的告别会后，遗体便送到八宝山火化。九月二十九日晨，我们的儿女们又到火

葬场拾了遗骨，骨灰盒就寄存在革命公墓的骨灰室架子上。等我死后，我们的遗骨再一同投

海，也是“死同穴”的意思吧文藻逝世后一段时间内的情况，我在《衷心的感谢》一文中

（见《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一期）都写过了。

现在总起来看他的一生，的确有一段坎坷的日子，但他的“坎坷”是和当时绝大多数的

知识分子“同命运”的。一九八六年第十八期《红旗》上，有一篇“本刊特约评论员”的文

章《引导知识分子坚持走健康成长的道路》中的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第四阶段上，讲得就非

常地客观而公允！

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偏差，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偏离了正确的方向，知识分子工

作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主要表现是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以种种罪名排斥和打击了一些知识分子，使不少

人长期蒙受冤屈。这种错误倾向，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荒谬绝伦的地

步，把广大知识分子诬蔑为“臭老九”，把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知识分子诬蔑为“反动学

术权威”，只片面地强调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学习，不提工农群众也要向知识分子学习，人为

地制造了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而重视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反被说成是搞

“修正主义”，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摧残知识分子成为十年浩劫的重要组成部分。

读了这篇文章，使我从心里感觉到中国共产党真是一个伟大、英明、正确的无产阶级政

党，是一个“有严明纪律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政党。”可惜的是文藻没能赶上披

读这篇文章了！

写到这里，我应当搁笔了。他的也就是我们的晚年，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没有感到丝

毫的不足。要说他八十五岁死去更不能说是短命，只是从他的重建和发展中国社会学的志愿

和我们的家人骨肉之间的感情来说，对于他的忽然走开，我是永远抱憾的！１９８６年１１

月２１日我和商务印书馆

我和商务印书馆，有一段很长的学习和文字的因缘。

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在学认

“天地日月，山水土木”这几个伟大而笔划简单的字的同时，还认得了“商务印书馆”这五

个很重要的字。我从《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一直读了下去，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

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着学问与

知识。

到了八九岁，我会看课外读物了，不但爱看《三国》、《水浒》、《西游记》，还喜欢

看新小说。那时我的塾师是林伯陶先生，他让我造句，句造得“好”时，他就批上“赏小洋

两角”。我攒够了赏金，就请海军学校每天到烟台市取信的马夫，到市上的明善书局去买商

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大多数是林琴南先生译的小说，如：《块肉余生述》、《孝

女耐儿传》、《黑奴吁天录》等。这些书中的动人的句子，至今我还能背得下来！无疑这些

课外阅读对于我的作文，有很大的帮助。我得的奖赏愈多，我买的书也愈多。

十二岁以后我到了北京，那时我母亲定阅的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也

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从这些杂志的文苑栏内，初次接触了“词”这个诗歌形式，并且

喜爱了它。

在我幼稚的心中，商务印书馆是一座屹立在上海的巍峨大厦，里面住着几位传授知识的

大师，如张元济、高凤谦……

到了我入了大学，又开始写点东西，商务印书馆里又有了几位年轻的编辑，如茅盾、郑

振铎。我阅读的是《小说月报》，我写的小说也在那上面发表。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超人》

（１９２３年）和第一本诗集《繁星》（１９２３年）也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明年二月是商务印书馆九十周年，我自己现在也八十六岁了。在这将近一个世纪之中，

我的作品也在几个别的出版社发表过，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商务印书馆是我最初的、永志不

忘的良师益友！１９８６年５月２日话说“秀才不出门”——我的一天自从做了不出门的秀

才以来，“能知天下事”的途径，除了阅读报刊杂志以外，就是收听广播和收看电视了。应

该说这些途径都给予我以很大的快乐和享受。我每天醒得很早，大约早晨四、五点钟就完全

清醒了，这时我想得最多：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事，我都想到了。

我的床边小桌上，放着一架小钟，枕边放着一个手电筒和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这个收

音机我记得是一九八○年春我最后一次访日时，一位日本朋友送的。冬天亮得晚，我用手电

照看，一到早晨六点，我就开始收听“科学知识”和“世界各地”节目，这些节目使我得到

许多新的学问和知识。

以后再听“新闻和报纸摘要”，才起来梳洗。用过早餐，写了头一天的日记，七点半我

又躺下休息，准备上午应做的事，如写信，见客或写小东西，休息时当然不会睡着，而这时

间从半导体收音机中听到正是我最喜欢听的“人民子弟兵”节目，它不但报道了全国各地各

兵种战士们的动人的故事，还有历代名将的丰功伟绩。此后就是每天午后十二点半我再次休

息时，收听的“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有许多小说如《蹉跎岁月》、《倾斜的阁楼》、《新

星》等，我都是通过十分清脆而传神的播音员口里听来的，似乎比自己看书时还带劲！再就

是夜晚入睡前九点四十五分的“体育新闻”了。我看电视，也最爱看球赛，只要有中国队参

加的任何一种球赛，我一场不“拉”！我在晚上从不写字或看书，除了看电视，也不作任何

消遣。七点钟的“新闻联播”当然要看了，音乐会和赛歌会我也爱看，遗憾的是电视节目预

告的时间不如广播时间那么准确，广告和临时加入的短片也不少，好的故事片若是迟延了下

去，就会把我“每夜十点前一定上床”的时间打乱了。

总起来说。我们国家的广播和电视节目的教育性很强，一般故事也很清洁健康。记得一

九八○年病前，我常参加访问团出国，在国外旅馆住着，夜里若不开会，我就喜欢独自关在

屋里看电视。国外的电视台很多，放映的时间也很长——大都从早晨六点到夜里两点。放映

的故事节目色情和凶杀的居多，中间还往往穿插许许多多的广告。因此每次从国外归来，在

收听广播和收看电视时，都觉得耳目一清！寄小读者的信

亲爱的小朋友：

感谢北京日报，它让我占用报纸的篇幅，来给小朋友们写一封公开的回信。

这些年来，我几乎每天都会得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小朋友们的信。在这些笔迹端

整、文字流畅的信里，你们都殷勤地问起我的健康、生活和工作的情况，随后就告诉我你们

自己的学习生活和课外活动，也提出一些问题要我解答。有的信里还附带有你们自己写的

诗、文和画的图画；或是一条红领巾，甚至有小石子和花瓣。你们的每一封信都使我感到我

是一个最幸福的人！世界上的被爱被关怀的人是幸福的，但我还记得有一句古语说：“施者

比受者更为有福。”的确，使别人感到幸福的人，他自己必然也会感到“付与”的快乐和满

足。你们问我的问题中，就有一条是“什么是幸福？”我怕我自己回答得不全面或不准确，

我查了《辞海》，上面就是说幸福是“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你们给我快乐时，你们自

己不也感到心情舒畅吗？

你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理想？”《辞海》上说理想是“同奋斗目标相联系的

有实现可能的想象”。你们中间有许多人说长大了想当一个作家。我觉得只要你们不断地向

着这个目标“奋斗”，一面要勤奋地多写——每逢有使你感动的事情，你就抓住这激动的真

挚的感情把它写了下来。一面还要广泛地多读——多读一些古往今来的中外作家的作品，取

得叙述和描写的能力。写作时千万不要抄袭模仿，矫揉造作，也不要堆砌词藻、无病而呻。

只要你感情真挚，而且词能达意，写得多了，眼睛雪亮的广大读者，就会承认你是个有希望

的小作家。

你们读到这封信时，正是你们在过着自己的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前夕，我祝

贺你们节日快乐。你们这一代儿童，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你们从长辈们的手里接过来的节

日礼物，一定很多。我知道你们会永远记住“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这条真理，除了以自己

“三好”的成绩来报答上一代人对你们的爱护与关怀之外，还把你们得到的礼物，尽量尽情

地和同代人一同享受，我想在这一天你们一定会感到非常非常地快乐！

和你们同乐的朋友冰心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１日给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的贺词文化部和

中国作协主办的儿童文学创作会议，将于今年五月在山东烟台召开。我因病不能参加，失却

了向同志们学习和旧地重游的机会，我感到十分遗憾！但是这个会议的召开和开会地点的决

定，都使我十分欢喜而激动。我深信，我们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在我的第二故乡——烟台的天

风海涛推送之中，交流和讨论一定会加倍地活泼热烈，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也一定会在已有

的成绩上，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

冰心敬贺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漫谈赏花和玩猫

我为什么不说栽花和养猫？因为我从来没有伺弄过花卉和小动物，这些都是我的上一代

人和下一代人爱做的事，他们把我“惯”成一个“坐享其成”的剥削者！

先谈赏花。

我的祖父爱花，一九一一年我见到他时，他伺弄的都是名贵的花。他中年时期，在福州

道南祠设帐教学时，就写过十首种花育人的诗，至今他亲笔写的这十首诗，还挂在我的卧室

兼书房的墙上。我看见过他伺弄兰花和莲花。在我们福州老家小小的后花园里，小径的两

旁：一边是十几盆青淡的兰花，一边是十几盆红艳的莲花。摆着兰花盆的长凳腿下，还放着

四个盛满清水的碟子，阻止蚂蚁顺着凳腿爬上去吸吮花露。祖父剪兰花的剪刀，也是竹子做

的，为的是不伤花茎。他养出来的那些莲花，还都是并蒂的，还有三蒂、四蒂的，我在别家

的花园里，还没有看到过！

我父亲栽花时，还是在工作最忙的时代，一九一一年以前。烟台也不比福州，天气干

冷，因此他种的都是些一般的花，如菊花、江西腊、美人蕉之类，还有桃、李、杏、苹果等

果树，只要满院子五彩缤纷，他就很满意。到了北京，他虽也每日上班，但工作上是闲散多

了，而他种的花也还是这些，甚至有秋海棠，野茉莉之类更为平常的花。

说到养小动物，父亲癖爱犬、马。在烟台时期，常常带我骑马。到了北京，不能养马

了，但我们家里还不断地有狗，哈巴狗、北京长毛狗都有。我的大弟弟还存有一个小本子，

专记我们那十几年养过的狗，名字、毛色、专长等等。我最记得的是一只名叫“哈奇”的金

黄色的哈巴狗，最机灵了，会逮耗子。它是我弟弟们的好朋友。我的弟弟们到北海划船，它

会凫水跟在船后。弟弟们玩够了，骑车回家，它就水淋淋地跟在车后飞跑。惹得一位站在门

口看街的老太太，向我弟弟们叫：“学生，别让您的狗跑了，看它跑的这一身汗！”

现在，我的儿女们和他们的配偶，也都喜欢养花。他们什么花草都爱：自己买的，人家

送的，甚至人家扔的，他们也捡起来养。什么珠兰、石竹、朱顶红、凤尾草、仙人掌……

窗台上、凉台上都摆满了。朋友送我的花，如果是切花，我就插在总理像前和自己案头

的瓶子里；是盆栽的我就交给女儿们，特别是名贵的花，如君子兰，我接过后，就像拿到一

块滚烫的烤白薯似的，立刻就给他们。从此，如何浇水施肥，我就都不闻不问，免得珍惜这

花的主人万一问起，我可以不负花卉荣枯的责任。但如果这君子兰开了花，我知道他们会捧

来放在我的窗台上的！

谈到养小动物。我父亲家里从来没养过猫。说起来，狗的确比猫灵得多，而且对主人也

亲得多。谚语说“狗投穷，猫投富”。猫会上房，东窜西窜地，哪家有更好的吃食，它就往

哪家跑。狗却是恋人过于恋吃。记得四十年代初，我们在重庆郊外歌乐山家里养过一条小

狗，是我的小女儿从山路上捡回来的。抗战胜利了，我们北归时，就把它送给山上一位在金

城银行工作的朋友——他们家喂狗的饭，当然比我们家的好得多，但是听说这小狗不肯呆在

金城银行的宿舍，却跑回来饿死在我们山宅的廊上！

现在北京城不准养狗了，我小女儿还是去抱了一只小白猫。我们都喜欢白色的长毛猫—

—在这点上，我和我的爱猫的朋友夏衍同志对于猫的毛色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