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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作品集-第3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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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家只老夫妇二人，工作很轻松，但富奶奶却说：“您一个人带三个孩子走，就不放心，
我送您到香港再回来吧。”等到了香港，我们才知道要去云南必须从安南的海防坐小火车进
入云南，这条路是难走的！富奶奶又坚持说：“您和先生两个人，绝对弄不了这三个孩子，
我还是跟您上云南吧。”我只得流着眼泪同意了。这一路的辛苦困顿，就不必说。亏得在路
过香港时，我的表兄刘放园一家也在香港避难，他们把一个很能干的大丫头——瑞雯交给了
我，说是：“瑞雯十八九岁了，我们不愿意在香港替她找人家，不如让你们带到内地给她找
吧。”路上有了瑞雯当然方便得多，富奶奶把她当自己的女儿看待，两人处得十分融洽。到
了昆明，瑞雯便担任了厨师的职务，她从我的表嫂那里，学做的一手好福建菜，使我们和我
们的随北大、清华南迁的朋友们，大饱口福。
我们到了昆明，立刻想把富奶奶的丈夫黄志廷和女儿秀琴都接到后方来，免得她一家离
散。那时正好美国驻云南昆明的领事海勇（Ｓｅａｂｏｌｄ）和我们很友好，他们常说云南
工人的口音难懂，我说：“我给你们举荐一个北京人吧。”于是我们就设法请南下的朋友把
黄志廷带到了昆明，在美国领事馆工作。富奶奶的独女秀琴却自己要留在北京读完高中，在
一九四○年我们搬到重庆之后，她才由我们的朋友带来，到了重庆，我们即刻把她送到复旦
大学，一切费用由我们供给。这时富奶奶完全放心了，我们到重庆时，本来就把黄志廷带来
我家“帮忙”，如今女儿也到了后方，又入了大学，她不必常常在夜里孩子睡后，在桐油灯
下，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给女儿写信了。说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富奶奶本来不会
写字，她总是先把她要说的话，让我写在纸上，然后自己一笔一划地去抄，我常常对她说：
“你不必麻烦了，我和黄志廷都会替你写，何必自己动笔呢？”她说：“秀琴看见我的亲笔
字，她会高兴的。”
我们到重庆不久，因为日机常来轰炸，就搬到歌乐山上住。不久文藻又得了肺炎，我在
医院陪住了一个多月，家里一切，便全由富奶奶主持。那几年我们真是贫病交加，文藻病好
了，我又三天两头地吐血，虽然大夫说这不是致命的病，却每次吐血，必须躺下休息，这都
给富奶奶添许多麻烦，那时她也渐渐地不支了，也得常常倚在床上。我记得有一次冬天，在
沙坪坝南开中学上学的吴平，周末在大雨中上山，身上的棉裤湿了半截。富奶奶心疼地让他
脱下棉裤，坐在她被窝里取暖。她拿我的一条旧裤作面子，用白面口袋白布做里子，连夜在
床上给他赶做一条棉裤。我听见她低低地对吴平说：“你妈也真是，有钱供人上大学，自己
的儿子连一条替换的棉裤、毛裤都没有！”这是她末一次给我的孩子做活了！
有一天她断断续续地对我说：“我看我这病是治不好了，您这房子虽然是土房，也是花
钱买的，我死在这屋里，孩子们将来会害怕的，您送我上医院吧。”我想在医院里，到底照
顾得好一些，山下的中央医院（就是现在的上海医院）还有许多熟人，我就送她下山，并让
黄志廷也跟去陪她，我一面为她预备后事。正好那时听说有一户破落的财主，有一副做好的
棺材要廉价出卖，我只用了一百多块钱（《关于女人》稿费的一部分）把它买了下来，存放
在山下的一间木匠铺里。
到医院后不久，她就和我们永别了。她葬在歌乐山的墓地里。出殡那一天，我又大吐
血，没有去送葬，但她的丈夫、女儿和我的儿女们都去了。听说，吴平在坟前严肃地行了一
个童子军的敬礼后，和她的两个妹妹吴冰、吴青，都哭得站不起来！五十年代中期，我曾参
加人大代表团到西南视察，路经四川歌乐山，我想上去看看她的坟墓，却因为那里驻着高射
炮队就去不成了。
黄秀琴同她的大学同学四川人李家驹结了婚，不久也把父亲黄志廷接走了。抗战胜利
后，我们回到南京又去了日本，黄家留在四川，但是我们的通讯不断。
黄秀琴生了两儿两女后，也去世了。六十年代我们住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她的次子李
达雄在北京邮电学院上学，假期就到我们家来称我为“姥姥”。直到现在他夫妇到京出差还
是给我送广柑、“菜脑壳”之类我们爱吃的东西。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一直是亲如一
家……
关于这个高尚的人的事迹，我早就想写了，镶在一个小铜镜框里的她和我们三个孩子的
小相片，几十年来一直在我的身边，现在就在我身后的玻璃书柜里。今天浓阴，又没有什么
“不速之客”，我一口气把从一九二九年起和我同辛共苦了十几年的、最知心的人的事迹，
写了出来，我的眼泪是流得尽的，而我对她的忆念却绵绵无尽！１９８７年６月５日薄暮在
美留学的三年
这应该是我的自传的第六段了。
我的《寄小读者》就是在美留学的三年之间写的，但叙述得并不完全，我和美国的几个
家庭，几位教授，一些同学之间的可感、有趣的事情并没有都写进通讯里去。
我在《我的大学生涯》里写过我的英文教师鲍贵思女士对我特别地爱护和关怀。鲍女士
的父亲鲍老牧师也在二十年代初期，到北京燕大来看过他的女儿，并游览了北京名胜。我们
也陪他逛过西山。他在京病了一场，住在那时成立不久的协和医院。他对我们说，“我在美
国和欧洲都住过医院，但是只有中国的医护人员最会体贴人。”
我到了美国东部的波士顿，火车上只有我一个中国人了。
这时在车站上来接我的就是这两位鲍老牧师夫妇。在威校开学前，我就住在他们家里。
我记得十分清楚，这地名是默特佛镇、火药库街四十六号。
４６ＰｏｗｄｅｒＨｏｕｓｅＳｔｒｅｅｔＭｅｄｆｏｒｄ，Ｍａｓｓ．这住址连我弟
弟们都记得，因为他们写给我的信，都是先寄到那里。这所房子的电话号码是１１４６Ｒ。
和我同船来的清华同学们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上课的，他们都来到这里来看望我，也
都记得这电话号码。他们还彼此戏谑，说是为的要记住这些数字，口中常念念有词，像背
“主祷文”似的！
这所房子是鲍老夫人娘家的，因为这里还住着一位老处女，鲍女士的姨母，Ｊｏｓｅｐ
ｈｉｎｅＷｉｌｃｏｘ，我也跟鲍家子侄辈称她为周姨（ＡｕｎｔＪｏ）。
因为鲍老牧师夫妇和“周姨”待我和他们自己的儿女一样，慈爱而体贴，我在那里住得
十分安逸而自由。他们家里有一个女工和一个司机。女工专管做饭和收拾屋子，司机就给他
们开车。这个女工工作并不细致，书桌上只草草地拂拭一下，这是我最看不惯的。于是在吃
早饭后，同周姨一起洗过盘杯，我便把鲍老牧师和周姨的书案收拾得干干净净，和我在自己
家里收拾我父亲的书案一样。
在我上学以前，鲍老牧师带我去参观了几个男女大学，他们又带我到麻省附近观赏了许
多湖光山色，这些我在《寄小读者》通讯十八“九月九日以后”的记事中都讲到了，否则我
既没有自己的车，又没有向导，哪能畅游那么多地方呢？
总之，在美国时期，鲍家就成了我的家，逢年过节，以及寒暑假，他们都来接我回
“家”。鲍老牧师在孟省（Ｍａｉｎｅ）的伍岛（ＦｉｖｅＩｓｌａｎｄｓ）还有一处避暑
的房子。我就和他们一同去过。在《寄小读者》的通讯中，凡是篇末写着“默特佛”或“伍
岛”的地名的，都是鲍家人带我一起去过的。
此外，还有好几位我的美国教授，也是我应当十分感谢的。他们为我做了一些“破例”
的事情。我得到的威校的奖学金，每学期八百元，只供给学、住、膳费，零用钱是一文无
着；我的威校中国同学如王国秀，她是考上清华留学官费的，每月可以领到八十美金。国秀
告诉我，不是清华的官费生，也可以去申请清华的半官费，每月可以领到四十美金，只要你
有教授们期终优秀成绩的考语。我听她的话，就填写了申请表，但是我只上了九个星期的课
便病倒了，又从学校的疗养院搬到沙穰疗养院，我当然没有参加期终考试，而我的几位教
授，却都在申请的表格上，写上了优秀的考语，于是我糊里糊涂地得了每月四十美元的零用
金！
《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一中的Ｋ教授（Ｐｒｏｆ．Ｅ．Ｋｅｎｄｒｉｃｋ）是威校宗教
系的教授，我没有上过她的课，但她在二十年代初期，曾到中国游历，在燕大女校住过些日
子。我们几个同学，也陪她逛过西山，谈得很投机。因此我一到了威校，她便以监护人自
居，对我照拂得无微不至！我在沙穰疗养院，总在愁自己的医疗费不知从哪里出，而疗养院
也从来没有向我要过。后来才晓得是Ｋ教授取出威校给我的奖学金，来偿付的。我病愈后，
回到鲍家，Ｋ教授又从鲍家把我接出去避暑。她自己会开车，带我到了新汉寿（ＮｅｗＨａ
ｍｐ－ｓｈｉｒｅ）的白岭（Ｗｈｉｔｅ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上去。《寄小读者》通讯二
十一到二十三，就写的是这一段的经历。
我在美国接触过的家庭和教授们，在一九三六年重到美国时，曾又都去拜访过，并送了
些作为纪念的中国艺术品。威校的教授们还在威校最大的女生宿舍“塔院”（ＴｏｗｅｒＣ
ｏｕｒｔ）里，设午宴招待我们。（那时Ｋ教授正在意大利罗马度假，她写信请我们到罗马
去，于是我们在不见日、月、星三光的英都雾伦敦，呆了三个星期之后，便到了阳光灿烂的
罗马。这是我留美三年以后的事了。）
还有更应该写下的，是我的那些热情活泼的美国同学。在《寄小读者》通讯九中我已经
写了她们对于背乡离井的异国的生病同学的同情和关怀，这里还应当提到她们的“淘气”！
我这人喜欢整齐，我宿舍屋里墙上挂的字、画、镜框，和我书桌上的桌灯、花瓶等，都摆在
一定的地方，一旦有人不经意地挪了一下，我就悄没声地纠正了过来。她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注意上了。有一天我下课回来，发现我的屋子完全变了徉！墙上的字画都歪了，相框都倒
挂了起来，桌灯放到了书架上，花瓶藏到了床下。我开门出去，在过道上笑嚷：“哪一个淘
气鬼把我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快出来承认！”这时有好几间的屋门开了，她们都伸出头
来捂着嘴大笑：这种淘气捣乱的玩笑，中国同学是决不会做的！
还有，威校在每天下午放学后，院子里就来了许多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
大学来访女友的男同学，这时这里就像是一座男女同学的校园，热闹非常。先是这宿舍里有
个同学有个特别要好的男朋友，来访，当这一对从楼下客室里出来，要到湖边散步时，面向
院子的几十个玻璃窗儿都推上了，（美国一般的玻璃窗，是两扇上下推的，不像我们的向外
或向内开的）女孩子们伸出头来，同声地喊：Ｎｏ（不可以）！这时这位男同学，多半是不
好意思地低头同女朋友走了，但也有胆子大、脸皮厚的男孩子，却回头大声地笑喊Ｙｅｓ
（可以）！于是吓得那几十个伸出头来的女孩子，又吐了舌头，把窗户关上了！能使同学们
对她开这种玩笑的人，必然是一个很得人心的同学。宿舍里的同学对我还都不坏，却从来没
有同我开这种玩笑，因为每次来访问我的男同学，都不只一个人，或不是同一个人。到了我
快毕业那一年，她们虽然知道文藻同我要好，但是文藻来访的时候不多，我们之间也很严
肃，在院里同行，从来没有挎着胳臂拉着手地。女同学们笑说：“这玩笑太‘野’了，对中
国人开不得。”
我毕业回国后，还和几个比较要好的女同学通信，彼此结婚时还互赠礼物，我的大女儿
吴冰（１９８０—８１年）到美国夏威尔大学，小女儿吴青（１９８２—８３年）到美国哈
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都是以交换学者的身份去学习的，那里还有一两个我的威校女同学
们去看她们，或邀请她们到家里度假。
这些我的同学们都已是八十岁上下的人，更不是我留美三年中的事了！１９８７年６月
１３日
我在写《在美留学的三年》的时候，写了一些和美国同学之间的故事，却没有写我和中
国同学之间的故事，是个缺憾！
我在一九二三年进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几位中国学生，都是本科
的，有桂质良（理工系）、王国秀（历史系）、谢文秋（体育系）、陆慎仪（教育系），还
有两位和我同时到校的，她们是黎元洪的女儿黎女士和她的女伴周女士，因为她们来了不久
就走了，因此我连她们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威大的研究生，本来是不住在校内的；她们可以在校外的村子里找房子居住，比较自
由。校方因为我从中国乍来，人生地不熟，特别允许我住在校内的宿舍，我就和王国秀等四
人特别熟悉了起来。我们常常在周末，从个别的宿舍聚到一起，一面谈话，一面一同洗衣，
一同缝补，一同在特定的有电炉的餐室里做中国饭，尤其是逢年过节（当然是中国的年
节），我们就相聚饱餐一顿。但是在国庆日，我们就到波士顿去，和那里的“中国留学生
会”的男女同学们，一同过节。
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多半是清华出去的，他们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波士顿大学
等校学习，我们常有来往。威校以风景著名，波士顿的中国男同学，往往是十几个人一拨地
来威校参观访问，来了就找中国女生导游，我们都尽力招待、解说。一九二五年以后，王国
秀等都毕业走了，这负担就落在我一人身上，以致在那年的圣诞节前夕，在宿舍的联欢会
上，舍监Ｕ夫人送我一个小本子，上面写：“送上这个本子，作为你记录来访的一连队一连
队的男朋友之用！”惹得女同学们都大笑不止！
我们同波士顿的中国男同学们，还组织过一个“湖社”，那可以算是一个学术组织，因
为大家专业不同，我们约定每月一次，在慰冰湖上泛舟野餐，每次有一位同学主讲他的专
业，其他的人可以提问，并参加讨论。我记得那时参加的男同学有哈佛大学的：陈岱孙、沈
宗濂、时昭酥、浦薛夙、梁实秋；和燕大的瞿世英。麻省理工大学的有曾昭伦、顾毓、徐
宗涑等。有时从外地来波士顿的中国学生，也可以临时参加，我记得文藻还来过一次。
此外我们还一同演过戏。一九二五年春。波士顿的男同学们要为美国同学演一场中国
戏，选定了演《西厢记》，他们说女角必须到威校去请，但是我们谁都不愿意演崔莺莺。就
提议演《琵琶记》，由谢文秋演赵五娘，由谢文秋的挚友、波士顿音乐学院的邱女士（我忘
记了她的中国名字）演宰相的女儿，我只管服装，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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