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3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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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但无论心情多坏，一上讲台什么都扔了，就入境了。

这种心态，社会上有多少人了解？……”

这种心态，我老伴和我都能彻底地了解：死活摆脱不了的，就是对学生的爱。但也像另

一位教师说的：“像我们当年，社会那么污浊，自个儿还能清高，有那份高薪水撑着

呢……”

不过如今我们的两个女儿（她们还都是大学教师），没有像我们当时那样高薪水撑着，

她们也摆脱不了教师的事业。她们有了对学生的爱，也像我们一样得到了学生的爱。

“爱”是伟大的，但这只能满足精神上的需要，至于物质方面呢，就只能另想办法了。

办法有多种多样，是不是会有人“跳出”，离开教师的队伍？

大家都来想想办法嘛，我只能回到作者在文前的题记：

“我们从来都有前人递过来的一个肩膀可以踩上去的，忽然，那肩膀闪开了，叫我们险

些儿踩个空。”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０日浓阴之晨写到阳光满室致野曼①

野曼同志：

你给我寄来一封信和“表”（按：即《诗人的自白》），收到了，我不是个诗人！我写

《繁星》时，是以“零碎的思想”发表的，以后的“诗”，也是孙伏园说的：“这些散文很

有诗意，分行印了就是诗”云云（大意如此）。我集子中，也有“诗”集，但我总不以为

然，你又让我填表，真是“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对于新诗，近来更不感兴趣了。最后那

几条，真是无从下笔，勉强说来，更是“假、大、空”，恕我不填了，好不好？忝在故友，

敢于拂命，匆上，祝好！

冰心十、十五、一九八七①野曼，《华夏诗报》主编。

评论讽刺小说——“阿凡提新篇”

我为什么不说“介绍”而说“评论”，因为凡是阅读《北京晚报》的人，拿到报纸，总

会先看阿凡提新篇。这位六七百年来，在新疆被人传说称道的老人，太可亲、可敬而又可爱

了！

古往今来人们在自己周围总会耳闻目睹到一些听不下去、看不顺眼的、使人愤怒厌恶的

事。在这时候，我们怎样对待处理呢？古代的皇帝，从来不能接受“直谏”，而东方朔或是

宫廷中的优伶，却能用讽刺的方式，一句戏言，一段表演，使得容不下“直谏”的君王，从

讽刺的幽默里，受到了教训，得到了警惕。这就是讽刺的语言或文字的最大用处！

就是在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又何尝没有一些大之如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小之如随地

吐痰、坐车不让座等，事情很小，效果极坏。对这些事的批评，最好用的就是讽刺文学。

讽刺文学要短、小、精、悍，一语破的，直刺要害，但“短”、“小”、和“精”写来

还都容易，“悍”字却不大容易做到。因为稍微“悍”得过了头，就会有“心里有病”的

人，从四面八方送来怨谤，最怕的还是从上头忽然给你来个当头一棒！

李耀宗同志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央民族学院一位副教授。

他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风俗、民间文学、艺术等作品，都有很深的研究，并已出版

许多关于少数民族的文学集子。这里我只讲讲他写的“阿凡提新篇”。他怀着一颗嫉恶如仇

的心，聪明机智地请出了这位可敬可爱的新疆阿凡提老人，请他骑上小毛驴，东跑西颠，以

幽默风趣的讽刺语言来对这些让人怨愤厌恶的人和事，尽情地热嘲冷讽。这当然也会使“心

里有病”的人，极不痛快，极不高兴，但这没有关系，只要笑呵呵的阿凡提老人跳下驴来，

作个幽默的“检查”再鞠一下幽默的躬，就万事大吉了！

这是作者绝顶聪明的地方。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６日晨致葛翠琳

翠琳：

信和文章都看过了。你写的我太好了，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字是今晨匆匆写的，我的墨

笔字本来就不行，请勿宣传。

别人，我是不敢写的。冰心十、十六致宫玺

宫玺同志：

得你十月十三日来信，觉得心里不安。你怎样了？你夫人怎样了？大家身体是否已经康

复？看你的笔迹似乎很弱，希望吉人天相，早占“勿药”！

我素来喜欢你写的“小东西”，只是零星从各报刊上读过。

你让我作序，我感到荣幸。但不知能否将《人生三原色》集子复印件，让我重看一遍。

日前有美国ＵＳ国际出版公司发行人浦家麟来向我要文集，他们要把它印成繁体字，在

美国等处发行。我这里除了自己保留的有四卷文集外，没有第二份（因为多余的全让友人要

走了），有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的著译选集，他们又不要，一定要文集，所以我让他到上海找

你。希望你可以从社存中，给他一部，五卷如能赶上，当然更好，好在他总要和你联系。

我还可以，反正不能出门，也只有看书写作。儿女们都在身边，近的住在一起（如吴青

一家），远些的在隔壁外语学院，每晚来吃晚饭（如吴冰一家），更远些的（如吴平一家，

在甘家口），每星期日都来吃午饭。我的老小朋友更是常来，还有不速之客，这都使我心

烦。

卓如那么早就写我的传记，还没有“盖棺论定”呢，一笑。

匆上即祝！

双安！

冰心十、廿一、一九八七《异国见闻录》序

北京语言学院讲师董原同志给我看了一本他选编的散文集《异国见闻录》，要我作序。

他知道我的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只圈出了其中的十几篇，供我参阅。

在我抽读了几篇以后，我发现这些作者所描写的异国地方，绝大多数都是我在半个世纪

或七年以前所去过的。如日本、埃及、法国、美国、英国、意大利等等。不过是时代不同，

作者们对于他们所看到的对象的看法和感受，也就与我有所不同罢了。

总起来说，我们去到国外，都会有一种新奇之感，他们的文化传统、国家制度、山水人

物、人际关系等等，在我们眼光里都会反映出种种不同的感受，比如在：

程相文的《静静的小树林里》，他描写了一个热爱大自然，又自觉保护大自然的南斯拉

夫小姑娘，她极其可爱，活泼而又有礼貌，她的言谈举止就可以作为我们的男女少年学习的

榜样。

郑万鹏的《鲤鱼旗》也值得一读。这鲤鱼旗我在日本曾见过多次，只是文章里有一事实

使我震动，就是说日本近来对于“机器文明”的向往，导致一个中学生逮住一只活的青蛙，

便在它的身上到处找开关。这表明，“文明人”和大自然是多么疏远了！

何子铨的《祝福你，小萨米》，讲的是一个在巴黎求学的阿尔及利亚富家子弟的苦恼。

中学生小萨米受到家长的宠爱，但他们又准备让他和自己的堂妹结婚，以保证家产的不致于

外流。萨米深知近亲结婚将产生苦果，于是在苦恼中孕育着反抗。作者祝福“萨米凭着自己

的知识和创造精神，为自己创造一个幸福的未来”。

张德鑫的《在大洋彼岸的课堂上》，介绍了美国学校中的一些情况。作者看不惯在美国

课堂上表现的一些“平等”和“自由”，譬如对老师直呼其名和把光脚对着教授的“平

等”，以及上课不守时刻的“自由”等等。但对一位做助教的中国女生，在讨论中国人口问

题时，敢于批驳她的教授的错误观点，并且博得满堂的掌声一事，作者又禁不住有些欣赏。

阎德早的《卡尔美拉心中的光》，写了作者的一位意大利女学生卡尔美拉，她酷爱美

术，尤其崇拜达·芬奇的画风。她自己的画也得了奖。但终于因为家境贫寒，只得放下画

笔，和一个富翁结了婚，成了做“活广告”的“不幸的人”。对这篇文章，我有一个小小的

建议，作者把威尼斯的水上轻舟音译为“弓都拉”，这种小舟我也坐过，我把它称为“共渡

乐”，也许译音不太准确，但是情趣出来了。

丁园的《迷惘中的求索》，讲的是作者在苏联的克里姆林宫参观时，忽然遇到从前他在

国内教学时的一位法国女生白普拉。她在中国的１９７６年，正是中国的多难之秋，她和中

国人一同过了艰难痛苦的日子，同时她自己的生活也十分困苦，一面求学，一面工作，受到

了许多轻视和凌辱。但她是学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她看到了曙光，她最后说：“路漫漫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一篇充满哲理的文章。

白水的《奇妙世界》，描写的是美国洛杉矶的迪斯尼乐园，它是熔知识与娱乐于一炉的

童话般的世界。我没有去过这著称于世的乐园，只在电影中看见过，但我的女儿们都去过

了，说的和这篇文章大致相同。作者希望在若干年后我们中国也会有一个“中国式”的迪斯

尼乐园。

谢业顺的《旅法杂记》，这篇文章中写了法国历史上的许多事情、许多人的言论和年轻

一代人的只顾目前，只谈个人自由等等，值得仔细阅读。但我自己想起１９３６年夏秋之

间，我独自在巴黎度过的一百天，那是我和我的老伴吴文藻旅游欧美的一年。我们到了巴

黎，文藻又要到英国牛津大学，去学习“导师制”，我不愿意离开巴黎，就在那里独自住了

一百天。我每天早上到卢浮宫博物馆参观，下午就坐在香舍丽榭大街的咖啡座上，看着过往

的穿着那年时髦颜色——淡青和淡黄——的衣帽的妇女，觉得法国妇女真会穿衣戴帽，真

俏！

张德鑫的《它们不该在这里》，看得我热血怒沸！１９３６年的冬天，我也参观了大英

博物馆，我惊羡了它的藏书之多。但当我走进中国馆的时候，我对这所博物馆的良好的印

象，一下子都消失了。我们中国的宝物，凭什么都被他们锁在这里！

那是我出生之年——１９００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如入无人之境，宫殿府第任

凭他们大加抢掠。大英博物馆便是英帝国主义者收藏贼赃的地方！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谁敢再往中国探一下头，管保他被打得头破血流！看见这些宝物放在那里，每一个中国人都

应由此想起过去而加倍警惕。

盛成的《兴趣教育的不幸》，是一篇经验之谈，盛教授对于杜威主张的兴趣教育，颇有

意见。我记得二十年代我还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时，北京大学就延请了美国的杜威博士和英

国的罗素先生到中国讲学。我们也曾请过他们来校演讲。他们讲的什么，我都没有印象了。

我们中国的教育曾否受到“兴趣”的影响，我不知道，但前几年确有文理分科太早的毛病，

学生们学到的知识，都有狭窄偏颇之弊。这几年来似乎好了一些，逐渐走上培育“通才”的

道路，这是可喜的现象。

以上是我读了《异国见闻录》中的几篇文章后的感想。他们都是中国人看到异国生活后

所说出的心里话，每篇都有特色，而且十分真切。我希望每一个没有出过国门的青少年都来

读一读这本书，来增长知识，扩大视野。

交稿期迫，我奋笔疾书，随看随写，难免挂一漏万，读者最好还是去读原文。１９８７

年１０月２９日致周达宝

周达宝同志：

信悉，听说你去了一趟福建，很好。我的故居，听说早已成大杂院，不标志更好。我给

人的信不多，往往只是为什么事答复几个字，汇不成书。请告诉湖南出版社，不必列入计划

了，白费了你的心，我真过意不去。

李玲修是来过，为君子兰送土来，她很热心。匆匆即祝笔健！

冰心十一、一、一九八七我的朋友阳翰笙

我的交游不广，承认我为好友的人也不太多，但翰笙的确是我的莫逆之交。

我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４０年代初期，在重庆的一次文艺团体的集会，我们坐在

同一个小圆桌边上。经过介绍，谈了起来，我就觉得他态度洒脱，吐属不凡。我早知道他是

一位多面手的作家，写过许多话剧和电影剧本，还有许多小说。我对戏剧技巧方面，完全是

个外行，赞美的话，还是留给行家去讲，但从我在报刊上读过的他的那些作品，都感到革命

气息，跃然纸上。他抨击了地主和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买办资产阶级对于农民、渔民的残酷

的剥削和压迫，赞美了人民武装斗争。七七事变以后，他又写了许多抗日的剧本和文章，来

唤起中国民众的抗战激情，这些功绩，别人写的都会比我详尽，我就不必多讲了。

这里我只说说我们的交情。作为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有才又有趣的人。我们来往较多，

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不但在文艺的集会上常常见面，而且常常互相家访。我这里还藏

着一张他和巴金在我家客厅里照的相片，巴金身后站的是他的女儿小林，我身后站的是我的

小女儿吴青，翰笙的身后站的是他的女儿蜀华，我们脸上都是笑容可掬，这是１０年以前的

会面了。

１９８０年夏，我得了脑血栓，住进北京医院，正好翰笙也住在那里，他患的仿佛是肠

胃病。我们常由我们各自的女儿陪着，推着轮车在走廊上散步，累了就坐在廊子里的长椅上

闲谈，疾病之苦，几乎都忘却了。

脑血栓后，我又摔坏了右腿，行动不便，从此闭门不出了。我的老朋友们有机会还是常

到我家来看我，并且，因为近年文联在我的第二故乡烟台，修建了一座休养所，文联的工作

同志都请巴金、夏衍、翰笙和我同时到那里欢聚。我们各自的女儿们更是十分怂恿我们去，

因为她们也都是极好的朋友。但是在说定的时间里，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有事，始终没有

同去过。

前天，我给翰笙打了电话，因为听说他已去过烟台了，想问问那边的风光。翰笙说：他

倒是去了，但却病了一场。这时我才有点感到我们都老了，但我总觉得身体会老，精神是永

远不会老的，正如前些日子，我得到的巴金的信里，谈到自己的病，杂事又多，不速之客也

不少，感到烦恼，最后他说：“现在想的只是把一点真挚的感情留在人间……因此时间对我

是多么宝贵。”我深深知道翰笙在写作了６０年之后，也会和巴金一样，不断地以他真挚的

感情，继续写出对中国文艺事业有更大贡献的作品！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４日急就忆许地山先

生

许地山的夫人周俟松大姐，前些日子带她的女儿燕吉来看我，说是地山９５岁纪念快到

了，让我写一篇文章。还讲到１９４１年地山逝世时，我没有写过什么东西。她哪里知道那

一年正是我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闭居卧病，连地山逝世的消息都是在很久以后，人家才让我

知道的呢？

我和地山认识是１９２２年在燕京大学文科的班上听过他的课。那时他是周作人先生的

助教，有时替他讲讲书。我都忘了他讲的是什么，他只以高班同学的身份来同我们讲话。他

讲得很幽默，课堂里总是笑声不断。课外他也常和学生接触，不过那时燕大男校是在盔甲

厂，女校在佟府夹道。我们见面的时候不多。我们真正熟悉起来是在《燕大学生周刊》的编

辑会上，他和瞿世英、熊佛西等是男生编辑，我记得我和一位姓陈的同学是女生编辑。我们

合作得很好，但也有时候，为一篇稿件、甚至一个字争执不休。陈女士总是微笑不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