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3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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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徒的陈梅伯等等，至于现在中央民族学院教学的林耀华等，因为居处密迩，往来就更

多了。

记得那时我为高班同学开的选修课中有《欧洲戏剧史》，用的是我在美国读过的笔记

本，照本宣科，本来没有什么意义，但这个班里，有三年级同学焦菊隐，他比我只小三四岁

吧，我们谈话时，一点不像师生，记得有一天早晨八时，他来上课——燕大国文系里的教

师，大半是老先生，他们不大愿意太早上课，因此教务处把我的功课表都排在八时至十时之

间——他进门来脱下帽子，里面还戴有一顶薄纱的压发帽，我就笑着说“焦菊隐同学，你还

有一顶帽子没摘下来！”同学回头看了都笑了，他也笑着赶紧把压发帽撸了下来，塞进袖子

里。

因为我喜欢听京戏，我同焦菊隐的课外谈话，常常谈到京戏。他毕业后就办了一所中国

戏剧学校。学生实习的场所就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焦菊隐为我在戏院楼上留了一间包

厢，说是谢先生任何时候进城，都可以去看戏。这所戏校的四个年级学生的排行是：德、

和、金、玉。所以以后的那几位名演员如王金璐、李和曾、李玉英……等，他们小时候演的

戏，我都看过。学生的待遇也十分平等，在上一出戏里演主角的，在下一出就可能跑龙套。

我觉得他是个很得学生敬爱的校长。七七事变后，我离开了北平，从此我们的消息便断绝

了。关于焦菊隐以后的事迹，我还要细细地去打听。

前天收到一本《泰安师专学报》１９８７年第二期，里面有一篇《高兰评传》，使我猛

然忆起我的学生郭德浩，他写诗的笔名，便是高兰！这篇文章里提到高兰做学生时受到我的

影响时，有许多溢美之词，我就不往我的脸上贴金了。但里面有一段话，使我回忆起：“冰

心给他教大一《国文》和《写作》时……有别具一格的指导方法……有一次她给学生出个作

文题——《理想的美》，她要男同学在文章里写出《我理想中的美女子》，女同学却写《我

理想中的美男子》，以此来抨击当时社会对思想解放的学生设下种种禁区……她认为爱情要

坚贞而洁美……”我真不记得那时我会给大一学生出这样的题目，还有一次我的女学生潘玉

美——她也有七十多岁了——从上海来京，顺便来看了我，也笑着提起，我给她们出过《初

恋》的作文题目，还说“无论是亲身经验还是虚构的都可以写。”这些事我都忘得一干二

净，我想我那时我真是大胆到“别具一格”，不知学生的家长们对我这个年轻的女教师，有

什么评论，我也没有听见我们国文系的老先生们对我有什么告诫，大概他们都把我当做一个

“孩子头”，“童言无忌”吧。

我在头一年回国后，还用了一百元的《春水》稿费，把我们在北京住了十几年的家，从

中剪子巷搬到前圆恩寺一所坐北朝南的大房子里。这房子的门牌我忘记了，这房子的确不

小，因为那时我的父亲升任了海军部次长，朋友的来往又多了些，同时我的大弟为涵又要结

婚，中剪子巷的房子不够用了，就有父亲的一位朋友介绍了圆恩寺那所房子，说是本来有个

小学要租用它，因为房东怕小学生把房子糟蹋了，他便建议租给我们。我记得我的父母亲住

北房的三间，涵弟夫妇住了三间南屋，我住在东厢房的三间，杰弟和楫弟就住三间西厢房。

我写的《关于女人》中第五段《叫我老头子的弟妇》，便是以那所房子为背景的，我说：

间屋子是周末养静之所，收拾得相当整齐，一色的藤床竹椅，花架上供养着两盆腊梅，

书案上还有水仙，掀起帘来，暖香扑面。……猛抬头看钟，已到十二时半，南屋里新房里还

是人声鼎沸……

我回国的第二年，我父亲的学生们便来接他南下，到上海就任上海海道测量局长，兼任

海道巡防处长，离开了北洋政府。我们的家便也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徐家汇，和在华界的父

亲办公处，只隔一条河。这房子也是父亲的学生们给找的。这一年涵弟便到美国留学去了。

我仍在北京的燕京大学任教，杰弟和楫弟在燕大的本科和预科上学。那时平沪的火车不

通，在寒暑假我们都是从天津坐海船到上海省亲。我们姐弟都不晕船，夏天我们还是搭帆布

床在舱面上睡觉。两三天的海行，觉得无聊，我记得我们还凑了一小本子的“歇后语”，如

“罗锅儿上山——钱短”、“裱糊匠上天——糊云（胡云）”、“城隍庙改教堂——神出鬼

没”、“老太太上车——别催（吹）了”、“猪八戒照镜子——前后不是人”，等等，我们

想起一句，就写下一句，又笑了一阵。同时也发现关于“老太太”和“猪八戒”的歇后语还

特别多。

这三年中，我和文藻通信不断。他的信寄到我上海家里的，我母亲都给锁在抽屉里，怕

有人偷拆开看。寄到学校里的当然没有问题。住在同一宿舍的同事们，只知道常有从美国来

的信，寄信人是Ｗ．Ｔ．Ｗｕ．她们也不知这个姓吴的是男是女，我当然也没有说。如今这

些信都和存在燕大教学楼上的那些书箱，在珍珠港事变后，日军进驻燕大，把我们的存书都

烧掉了。

往事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不但我年老的父母，就连文藻和我的三个弟弟此时也都已离

开了我！“往事如烟”，我这一身永远裹在伤感的云雾之中了！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宫

玺的《人生小品》序

这本《人生小品》是宫玺同志对大千世界的一木一石、一枝一叶、一点一滴、一鳞一

爪、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之后，写集下来的。这见、闻、思、想，都只是一闪念之间的

事。一闪念也许只是一秒钟，写下来也许只是几分钟的事，这些事采集了下来，都成了“大

珠小珠落玉盘”般的有声有色的小品。

这本小品我很喜爱，我愿把它推荐给像我一样的一辈子护“短”的人们。１９８７年１

２月８晨追念何其芳同志

前日傍晚卓如同志给我送来一本《衷心感谢他》，这是一本悼念何其芳同志的文集。我

匆匆地看了一遍作者的名字和文章的题目，许多往事，涌上心头，这一夜我竟没有睡好！

明天又要开其芳同志诞生七十五年和逝世十年的纪念会，卓如让我写一篇短文，我竟不

知道从哪里谈起。

我同何其芳同志的来往不多，但是从１９５１年归国后，从作协的朋友口中，我所听到

的关于何其芳同志的学问之深、藏书之富、著作之多、待人之诚等等事迹，真是洋洋盈耳。

我还记得有一次文藻对我称叹说：“你们文艺界有一位何其芳同志，真是一位很渊博的学

者！”我竟没有问他看的是其芳同志的哪一部书。

我至今感到可惜的是：其芳同志在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班，而我是在作协，见面时

候不多，因而也没有了向其求教的机会，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见

了他也无话可说。

但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我们一家常在星期天到人民政协楼上餐厅去吃午饭。在那里就会

遇见何其芳同志和他的家人也在用餐。隔着桌子看见他的圆润温蔼的笑脸。我们点头招呼，

餐后也有时坐谈一会。我只记得有一次我笑对他说：“您的名字和周而复的正好对上，比如

‘何其芳也’和‘周而复之’不正是一对么？”他也不禁笑了起来。

在这本纪念集前面，我看到了文藻和我参加其芳同志追悼会的相片，足见我们还能“忝

居”他的“友末”，如今文藻已经作古，其芳的追悼会也已开过了十年，我看了相片，心里

只是感到荣幸，而又凄切！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１４晨急就我的母亲

关于我的母亲，我写的不少了。二十年代初期，在美国写《寄小读者》时写了她；三十

年代初期，她逝世后，我在《南归》中写了她；四十年代初期，我以“男士”的笔名写的

《关于女人》，这本书中写了她；同时在那时候，应《大公报》之约，再写《儿童通讯》，

在“通讯三”中又写了她。这些文章在《冰心文集》中都可以找到，也可以从这些文章中看

出她是怎样的一位母亲。

我想，天下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的母亲是最好的母亲（当然也有例外）。但是母亲

离开我已经五十七年了，这半个世纪之中，我不但自己做了母亲，连我的女儿们也做了母

亲。我总觉得不但我们自己，也还有许多现代的母亲们，能够像我母亲那样得到儿女的敬

爱。

关于母亲的许多大事，我都写过了。现在从头忆起，还觉得有许多微末细小的事，也值

得我们学习。

我记得民国初期，袁世凯当总统时，黎元洪伯伯是副总统，住在东厂胡同（黎伯伯同我

父亲是北洋水师学堂的同班同学，黎伯伯学的是管轮，父亲学的是驾驶）。父亲却没有去拜

访过。等到袁世凯称帝，一面把黎伯伯封为武义亲王，一面却把他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里。

这时父亲反常到瀛台去陪他下棋谈话。我总听见母亲提醒父亲说：“你又该去看看黎先生

了。”她听父亲说瀛台比我们家里还冷，也提醒父亲说：

“别忘了多穿点衣服。”

母亲从来不开拆我们收到的信件，也从来不盘问我们和同学朋友之间的往来，因为她表

示对我们的信任和理解。我们反而不惮其烦地把每封信都给她看，每件事都同她说。

她从来不积攒什么稀奇珍贵的东西。她得到的礼物，随时收下，随时又送给别人。

她从来没有“疾言厉色”，尤其是对佣人们，总是微笑地、和言悦色地嘱咐指挥着一

切。

她喜爱整洁，别人做得不周到时，她就悄悄地自己动手。

我看见过她跪在铺着报纸的砖地上，去扫除床下的灰尘。

母亲常常教导我们“勤能补拙，俭以养廉”的道理。她自己更是十分勤俭，我们姐弟的

布衣，都是她亲手缝制的。她年轻时连一家大小过年时穿的绸衣，也是自己来做。祖父十分

喜欢母亲的针线，特别送她一副刀尺，这是别个儿媳所没有的。她做衣服还做得很快，我的

三个在中学的弟弟，都是一米六七的个子，母亲能够一天给他们做出一件长衫。那时当然没

有缝纫机！

她是个最“无我”的人！我一直努力想以她为榜样，学些处世做人的道理，但我没有做

到……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２３日晨又想起了老舍先生

舒乙把他写《老舍的关坎和爱好》拿来让我看了，并让我写序。我打开书本就不能释手

地看了下去。关于老舍的关坎，在他自己的作品中，特别是《正红旗下》，我已经知道了不

少，至于他最后的那道关坎，因为那时我自己也关在牛棚里，还是我的远在兰州的女儿吴冰

写信告诉我的！

至于他的爱好，看了这本书，我才感到我知道得太少了，老舍真是个“不露相”的“真

人”！比如他会打拳、唱戏等等，我们从来没听见他讲过（如果我们早知道了，我们的孩子

们非请舒伯伯打一两道拳、唱一两句京戏不可！）至于爱花、养猫等等，也是新中国成立

后，我们到他家里去时才看见的。

讲起他的“行善”、“分享”和“给人温暖”，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圣经》（他是

一个基督徒，这我从来不知道。我却是从中学到大学，都受的是基督教会的教育）。他说

《圣经》的要义，是“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这我完全同意。我认为在“行善”上，老舍

是个最有福的人。

老舍和我们来往最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时代的重庆。我住在郊区的歌乐山，他常到山上

冯玉祥将军的住处。我们都觉得他是我们朋友中最爽朗、幽默、质朴、热情的一个。我常笑

对他说“您来了，不像‘清风入座’，乃是一阵热浪，席卷了我们一家人的心。”那时他正

扛着重庆的“文协”大旗，他却总不提那些使他受苦蒙难的事。他来了，就和孩子们打闹，

同文藻喝酒，酒后就在我们土屋的廊上，躺在帆布床里，沉默地望着滔滔东去的嘉陵江，一

直躺到月亮上来才走。

不久他就住到北碚去了，我听说他在北碚的一次什么会上，同梁实秋说了一段很精彩的

“相声”，可惜我们没听到。

当然，“知父莫若子”，舒乙知道的关于老舍的事情，比我们都多，但是一个人的一生

中，总会有一些事情，比如很微末细小的见闻，思想等等，没听他说过，别人也会不知道

的。我曾写过关于老舍的一段话，在此不妨重复一遍：“一个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文艺

界的劳动模范的事迹和成就，是多方面的。每一个朋友对于他的认识，也各有其一方面。从

每一侧面都能投射出的一股光柱，从许多股光柱凝聚在一起，才能映现出一位完全的老舍先

生。”

这是铁的事实。

中国建设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版。）１９８８年

一代伟大的女性——记邓颖超大姐世纪同龄人的我，在八十八年的漫长岁月里，经历过

若干朝代，多少沧桑，可谓“阅人多矣”，而能在我心头始终爱戴不渝的，只有周总理和邓

大姐这一对模范夫妻的崇高印象！

１９６６年８月，我的朋友老舍先生，在遭到红卫兵的毒打，遍体鳞伤，抬回家里，他

的夫人胡藉青伤心饮泣地替他擦洗伤处的时候，老舍对她说的最末一句话，是：“总理是最

了解我的！”

１９７６年２月，我的朋友巴金在致静如的信中，说：“总理逝世，全国一致哀痛，比

丧失亲人还难过，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我和总理接触较多，回忆起来，他真是个完人。他

的人格太伟大了。”

我在《我的老伴——吴文藻》一文中有：“１９５８年４月，文藻被错划为右派，这件

意外的灾难，对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召我到

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把一腔冤愤，都

倾吐了出来……”

１９８７年，在《人民文学》第十二期上，我的朋友赵清阁女士，又以《亲人》的题

目，写了一篇很长的散文，描述了邓大姐和她“亲人”般的情谊和“邓大姐对国内外文艺工

作者都很关心……”的许多事迹。

以上只是讲了最近我所看到的，文艺界朋友们见于文字的、关于总理和邓大姐的思念和

评价。其实，在五洲四海凡是和总理、邓大姐有过接触的外国人士，又何尝不是以同样的

“伟大”和“崇高”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他们的人格呢？

尤其是和我谈过话的外国朋友，都认为邓大姐是位心胸最广阔、思想最缜密、感情最细

腻的女性，而且她的思想和感情都完全用在她的工作和事业以及在她周围人们的身上。

她是最理解、最关怀、最同情一切人、是把爱和同情洒遍了人间的一代伟大女性！

如今姑且说一段我自己的经历：邓大姐十分爱花。不但自己种植也爱看别人种植的花。

北方玫瑰花公司知道邓大姐的爱好，每到花开时一定请她去看花。１９８６年他们也用车来

接了我去。邓大姐和我一同在花圃里照了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