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3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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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先生和林纾先生的通信中，还可以看到先生办学的主张：一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

兼容并包主义；二是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校外行动悉听自由。这也是蔡先生的伟大之

处。

还有蔡先生的《读武者小路实笃的著作有感》中，说到“中国觉醒的人不及日本多，觉

醒人的力量，也还不及日本人的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决不用悲观……俄国人的尽

力，是我们的模范。”这些话给我的感触极深！我是世界大战后第一批到日本去的（一九四

七年），那时日本东京真是遍地瓦砾；但是，在觉醒力量很强的日本人民奋发图强的努力

下，从教育入手，不到几年，人民的素质就提高了许多，我从一九五一年回国后，又几次随

友好团访问日本，看她真是一年比一年地繁荣富强，如今已经是美国的强大挑战者了。我从

每次来采访我的记者用的都是日本的照相机，坐的也大都是日本汽车中，看到日本科技进步

之速。我们说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在原料和人才方面，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和开

发。蔡先生的“决不用悲观”，何时才能实现？！

蔡先生还竭力提倡国语和白话文，他认为我们生在一个国家里，最重要的是求知识、谋

职业、服务社会三件事，而这三件事都有应用国语的必要。同时，他也重视世界语，说是世

界语可以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了解。在《文学和一般艺术的关系怎样》中，蔡先生推

文学为一般艺术的总代表，这更是我终身服膺的。

五四运动时期，蔡先生为营救被捕学生，奔走呼号，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我

看到报纸上蔡先生的短短的辞职宣言，有“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之句，可见先生当时是心

力交瘁了！

我是蔡先生的崇拜者，在“蔡元培研究会”成立之际，我虽然对蔡先生的思想和主张没

有甚深的研究，近来又因年老体弱，眼睛生了白内障，看书写字都有困难。但读了高平叔同

志所编《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一书，我感到我还得尽我所知，写出一点，因为这是我的

荣幸！

关于男人（之八）

十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这位作家就是巴金。

为什么我把可爱放在可佩的前头？因为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我的孩

子们都叫他巴金舅舅——虽然我的弟弟们在学问和才华上都远远地比不上他。

我在《关于男人》这本书里、《他还在不停地写作》一文里，已经讲过我们相识的开

始，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腼腆而带些忧郁和沉默。但是彼此熟识而知心的时候，他就比谁都

健谈！我们有过好几次同在一次对外友好访问团的经历，最后一次就是一九八○年到日本的

访问，他的女儿小林和我的小女儿吴青都跟我们去了。在一个没有活动节目的晚上，小林、

吴青和一些年轻的团员们都去东京街上游逛。招待所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我记得那晚上在客

厅里，他滔滔不绝地和我谈到午夜，我忘了他谈的什么，是他的身世遭遇？还是中日友好？

总之，到夜里十二点，那些年轻人还没有回来，我就催他说：“巴金，我困了，时间不早

了，你这几天也很累，该休息了。”他才回屋去睡觉。

就在这一年的九月，我得了脑血栓后又摔折了右腿，从此闭门不出。我一直住在北京，

他住在上海，见面时很少，但我们的通信不断。我把他的来信另外放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子

里，将来也和我的一些有上下款的书画，都送给他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

他的可佩——我不用“可敬”字样，因为“敬”字似乎太客气了——之处，就是他为人

的“真诚”。文藻曾对我说过：

“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他对我们十分关心，我最记得四十年代初期在重庆，我

因需要稿费，用“男士”的笔名写的那本《关于女人》的书，巴金知道我们那时的贫困，就

把这本书从剥削作家的“天地出版社”拿出来，交给了上海的“开明书店”，每期再版时，

我都得到稿费。

文藻和我又都认为他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我们

的朋友里有不少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些人都很“风流”，对于钦慕他们的女读者，常常表示

了很随便和不严肃的态度和行为。巴金就不这样，他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

这是他最可佩处之一。

至于他的著作之多，之好，就不用我来多说了，这是海内外的读者都会谈得很多的。

总之，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

家。

他近来身体也不太好，来信中说过好几次他要“搁笔”了，但是我不能相信！

我自己倒是好像要搁笔了，近来我承认我“老了”，身上添了许多疾病，近日眼睛里又

有了白内障，看书写字都很困难，虽然我周围的人，儿女、大夫和朋友们都百般地照顾我，

我还是要趁在我搁笔之前，写出我对巴金老弟的“爱”与“佩”。

为着人类、国家和人民的“光明”，我祝他健康长寿！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６日阳光满案

之晨致王一地

一地同志：

信同那本俄文书①（可惜我看不懂）已拜领，十分感谢。

我近来得了白内障，写字看书都有困难，长寿而不健康，也没有法子。祝你合家安吉

冰心一，廿七，一九八九①苏联《儿童文学》“中国专号”１９８８年６月号。冰心的

《中国的儿童文学》一文，发表于该刊。《关于女人》台湾版自序

丹扉女士要在台湾出版我的那本以“男士”为笔名写的《关于女人》。但是那本书实在

太薄了，只好将我几十年来写的有关于女人的文章来凑数。希望台湾的读者们能够欣赏数居

炎黄子孙一半的中国女人是多么可敬可爱！

冰心１９８９年１月３０日于北京纪念老舍九十诞辰

老舍，您是地道的北京旗人，我只能称呼您“您”。

您是我们在重庆期间最亲密的朋友。

您是我们的朋友中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舒伯伯”。

您是文藻把孩子们从您身边拽开，和他一同吃几口闷酒，一同发牢骚的唯一的朋友。

您是一九五一年我从日本回国时，和丁玲一同介绍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人。

您逝世的消息，是我的大女儿吴冰从兰州大学写信到“牛棚”里告诉我的。她说：

“娘，您知道么？舒伯伯逝世了！”

我想说“您安息吧”，但您不会安息，您永远是激荡于天地间的一股正气！一九八

九．二．二报》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３日。）寄给台湾笔会的文友们

旧历新年快来到了！

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最热闹的、传统的家族大团圆的节日。

脆响的爆竹的声音，使我痛苦地想到：一个完整的中国，为什么被人为地分成两边？把

我们十二亿骨肉同胞，弄得如此隔膜？如此生分？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日子，不能再延长下去了！

我们海峡两岸的文艺工作者，永远是行进在人生大道上的十二亿同胞们的吹鼓手和啦啦

队。

让我们在海岸两边一同拿起手中的如椽大笔，写出真挚深刻的文艺作品，来提醒和引导

海峡两岸的十二亿同胞一同伸出爱国热情的双手，愈伸愈长，愈伸愈近，直到把九百六十万

平方公里河山连成一片。一九八九二月三日在巴黎的一百天

我在《关于男人》那本书里《我的老伴》一文中，写过：

“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期间，我同他在欧美转了一周……他到处寻师

访友……为几个优秀学生联系从师入学的问题。到了法国，他又要回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学

习‘导师制’，我却自己在巴黎度过了悠闲的一百天！”

我在《关于女人》一书中，《我的房东》一文里提到了一些我在巴黎生活的一部分，却

没有讲到我在巴黎的真实生活。

那时，每天一清早，在女仆玛利亚替我收拾屋子的时候，我不吃早点，只带一块巧克

力，走到罗浮宫，坐在台阶上静静地看宫里大圆花坛里栽的红、黄、白、紫四色分明的郁金

香，朵朵花上都挂着闪闪发光的露珠。

上午或下午都有那时在巴黎学美术的王、陈两位中国女大学生，来陪我谈天说地，可惜

她们的名字都忘记了。回国后，“七·七事变”就起来了，我们也没有通过信。

到了黄昏，我就独自去到附近的“香泽丽榭”大街两旁的咖啡座上，啜着咖啡，看着街

上来来往往的法国女人。法国的女人真俏！这俏就俏在她们的衣着打扮上。她们的衣、鞋、

帽子一般都是同一色调。那年时兴的是豆青和淡红色，看着她们穿着浅青或浅红的称身的连

衣裙，戴着和衣服同色的帽子，帽子上缀着同色的花，年纪十分轻的就不施粉脂，自然也焕

发出容光。年轻大点的也不浓妆而是淡抹，这和我走过的日本、美国、英国以及后来走过的

德国、俄国的女人都不相同，法国女人那种俏美的淡妆，使人看了眼睛和心都觉得舒服！

王、陈二位女士还曾带我去过一个专卖妇女大衣的叫做“春天”的商店。一排排的衣架

上，挂着有上千件的女大衣，式样也件件不同，颜色却都是黑的。

这段生活，可以说是我这一生中最“美”的回忆！１９８９年２月４日清晨致巴金

巴金老弟：

听吴泰昌电话中说，你又摔了一交，伤了腰，又进医院。

这次一定要好好休息，以后也不要不服老，身边一定要有人才行。像我一样（我走路靠

“助步器”）一举一动都有人扶持。

告诉你一件事，我已将你写在《关于男人》之中了（将载《中国作家》）！我从前写的

都是已故的人，现在我想我已８８岁，也是“行将就火”，若不趁我还有一口气，不把几个

我敬爱的男人写出来，等死了就来不及了。不过写了你以后，再写什么人就费斟酌了。

冰心二、十一、一九八九话说散文

“关于散文”的文章我写得多了！１９５９年在《文汇报》上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散

文》，收在《冰心文集》第四卷１９３页。

大意说：散文是我所最喜爱的文学形式……又说：我们中国是个散文成绩最辉煌，作者

最众多的国家……又说散文的范围最广：如古文中的《祭十二郎文》、《阿房宫赋》、《陈

情表》、《前后赤壁赋》、《陋室铭》、《五柳先生传》、《岳阳楼记》、《吊古战场

文》、《卖柑者言》……无论是“文”，是“赋”，是“铭”，是“传”，是“记”，是

“言”，都可以归于散文一类。

我还说：散文又是短小自由，拈得起放得下的最方便最锋利的文学形式，等等。

我还夸说：散文可以写得铿锵得像诗，雄壮得像军歌，生动曲折得像小说，活泼尖利得

像戏剧的对话，而且当作者“神来”之顷，不但他笔下所挥写的形象会华光四射，作者自己

的风格也跃然纸上了。

我说文章写到有了风格，必须是作者自己对于他所描述的人、物、情、景，有着浓厚真

挚的感情，他的抑制不住冲口而出的……乃是代表他自己情感的独特的语言……等等，等

等。

我这一辈子写了有一二百篇散文，多半都是千字文，现在拿起自己的文集来看，觉得大

多数都是“做”的！连那篇《关于散文》也是“做”的，说的都是些空泛的夸赞的话，写过

自己也忘了！

但是其中有一篇，使我不敢轻易翻看，一看就会使我惊心，使我呜咽，而且它是我写过

的散文中最长的一篇，大约一万五千字左右吧，这篇就是收在《冰心文集》第三卷里的“贡

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南归》！

我写《南归》的时候，只感到我是在描绘从我眼前掠过的，十分真切的人、物、情、景

的一幅幅画面。我手里握着的不是笔，是兵士手里的枪，是舟子手中的桨，是伐木者手中的

斧子。而从那支枪里发出的一万多颗火热的子弹，从那支桨下划起一万多朵冰冷的浪花，从

那斧子砍下的一万多根尖利的树枝，都朝着我的“心”射来、溅来、刺来……使得我这一篇

最长的散文，成了我不敢重读的从我血淋淋的心中流出来的充满了血泪的文字！１９８９年

２月１８晨三八国际妇女节与《民进妇女》三八国际妇女节，本来是１９０９年３月８日美

国芝加哥女士为争取自由平等举行盛大的罢工示威游行的日子。自此以后，“三·八”已成

为国际妇女节。

对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来说，本会会员多是教育、出版界人士，其中的中、小学教师又

以妇女居多。我认为我们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应该加强扩大为妇女发表言论、意见

的园地——《民进妇女》，而《民进妇女》还是我国各民主党派中仅有的一份妇女刊物！１

９８９年２月２０日七十年前的“五四”

七十年过去了，“五四”运动的画面在我的心版上却十分真切。

“五四”那天，我还陪着刚动过耳后手术的二弟为杰，住在德国医院。第二天我的协和

女子大学的同学车美地就匆匆忙忙地跑来了，说，“小谢，你快回去吧！昨天北京的学生为

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聚众游行，在街上散发传单，高呼口号，最后涌

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过几天就要审问，你这个‘学

生会’的文书，是要去旁听写报告的，快回去吧！”她说得又兴奋又激昂，第二天就带着病

后的二弟回家，又回到学校去了。

协和女大是个教会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是：“专心听道”、“安心读书”，从来不关

心政治的。但是这次空前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力量，终于把这道防堤冲破了，我们也罢

了课，参加游行，参加宣传，还三三两两地抱着“扑满”，在大风中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

往的行人，请求大家捐几个铜子儿，帮助我们慰问那些被捕的学生。我们大队大队地去参加

旁听北京法庭对于被捕学生的审问，我还写了一篇《听审记》送到《晨报》发表，从此我便

开始用白话文写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文章，又写开了小说，都是描写当时社会问题的。

因为写作，我耽误了许多理科的实习功课，如解剖学之类。我本来想学医，入的是协和

女大的理预科，现在只好弃理从文，这是否“误入歧途”呢？我至今也弄不清楚！１９８９

年２月２３日真说出了我心里的话

看了一月二十三日的《参考消息》上有“突尼斯教育经费占国家预算２５％”的消息。

他们的教育部长说：“教育改革内容主要是教育民主化，使每个６至１５岁的孩子，都有上

学的机会……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实行这种制度，扫除文盲。突尼斯的文盲率至今仍达４６％

左右……这是一项宏伟的教育战略，其目标在于提高儿童的文化水平……使他们掌握一般的

文化和受到平衡的培训。”

突尼斯是一个非洲国家，面积不过十六万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七百七十一万，他们的

教育部长能够这样地关心文盲问题，使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们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