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40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春寒望珍摄！冰心三、二、一九九一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我们的想象里，“百花齐放”是一幅多么鲜丽的画图；“百家争鸣”是一个何等痛快

的场面！但是要“百花齐放”，必须有风和日丽的“天时”，也要有阔大肥美的“地利”。

“百家争鸣”也要有据理力争（这“理”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理）、畅所欲言的自由激发

的论坛。

提倡双百方针的领导者，必须布置安排下一个能促成“齐”与“争”的空气和环境。

我的手边正放着一本《龚自珍全集》，随便翻开，正看到他的一首《咏史》：

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

团扇才人踞上游。

·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重点是引用者

加的）

足见中国历史上已有了不少的“文字狱”！但诗人还有一首沉痛的呼吁：

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材。

今天，我们不信天公，却相信人力。只要有“抖擞”起来的人力，那么，“不拘一格”

的“人材”，自然会一群一群地“降”下来的！１９９１年３月５日晨急就回忆中的胡适先

生

作为“五四”时代的大学生，胡适先生是我们敬仰的“一代大师”。他提倡白话文，写

白话诗以及许多文哲方面的研究的文章，还引进了西方的学术思想，他创始了当时一代的白

话文风。我们都在报刊上寻读胡适先生的作品，来研究欣赏。同时自己也开始用白话来写

作。

我和胡适先生没有个人的接触，也没有通过信函。只记得二十年代初期，我是燕大女校

学生自治会的宣传股长，我的任务中有：当校方邀请教育界名人来演讲时，我就当大会的主

持人，我在台上介绍过胡适先生，鲁迅先生，金陵女大吴贻芳校长各位名人，请柬是校方送

的，我在讲台介绍过后，就在演讲者身后台上坐下，演讲完了，我又带头鼓掌致谢，和名人

们并没有个人谈话。

胡适先生是美国留学生，燕大的美籍教师们和他特别熟识，称他为胡适博士，而不是

“先生”。在一九八九年香港出版的英文《译丛》３２期上有“冰心专号”一栏，里面有燕

大美籍教师鲍贵思女士在她的《春水》译本里曾引用了一段胡适先生对我的作品的评价。我

请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的杨立民教授代译如下：

“（当时）大多数的白话文作家都在探索一种适合于这种新的语言形式的风格，但他们

当中很多人的文字十分粗糙，有些甚至十分鄙俗。但冰心女士曾经受过中国历史上伟大诗人

的作品的熏陶，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底，因此她给这一新形式带来了一种柔美和优雅，既清

新，又直截。”“不仅如此，她还继承了中国传统对自然的热爱，并在她写作技巧上善于利

用形象，因此使她的风格既朴实无华又优美高雅。”

一九二八年冬，文藻和我在上海我的父母家里举行了简单的订婚仪式，那仪式是我的表

兄刘放园先生一手操办的。我记得在红帖上，女方的介绍人是张君劢先生（他的夫人王世瑛

是我的好友），男方的介绍人却是胡适先生。我不知道文藻和胡先生是否相识，但刘放园表

兄做过北京《晨报》的编辑，同这些名人都是熟悉的。我不记得那天张、胡两位是否在座；

这张红帖也已经找不到了！

我最清楚的是在一九三一年，燕京大学庆祝建校十年的时候，我给校长住宅取名为“临

湖轩”，那块青色的匾，是胡适先生写的，下面还有署名，大概也是我通过燕大的美籍教师

请他写的。如今那块匾也不在了，虽然当燕大校友们在那里庆祝校庆时，仍称它为“临湖

轩”。

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张小鼎先生送来一本台湾出版的《国文天地》六卷第

七期“海峡两岸论胡适”专号，让我写一篇纪念胡适先生百岁诞辰的文章。从这本杂志里我

才详细地知道了胡适先生的生平，并知道胡适先生是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台湾中央

研究院的酒会上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并葬在台北南港旧庄墓园。这已是二十九年前的事

了！我为他没有在故乡地下安眠，而感到惋惜。１９９１年３月２６晨（本篇发表于《新文

学史料》１９９１年第４期。）致陆星儿①

星儿先生：

您为什么称我“老师”呢？这使我惶恐。

我等我看完您的书，才给您写信，客人多耽误些日子，您认得的“女人”比我多得多

了，写得真好！北京正开人大，来往的人太多，信也写不长，愿您再写下去！祝好！冰心

四·一·一九九一

①陆星儿，女作家，１９４９年生，上海人。１９８２年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毕业后，

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任编剧；１９８８年到上海作协任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枫叶殷

红》、《遗留在荒原的碑》、《留给世纪的吻》等。

周恩来总理——我所敬仰的伟大的共产党员

我认识的共产党员不多，其中，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总理。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０周年之际，我心潮澎湃的浪花上又浮现出周总理的高大身

影。第一次见到周总理

欢迎会上，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周总理。这次集会是欢迎从外地来到重庆的文艺工作者

的。会开始不久，总理从郊外匆匆地赶来。他一进到会场，就像一道阳光射进阴暗的屋子里

那样，里面的气氛顿然不同了，人们欢喜活跃起来了！总理和我们几个人热情地握过手，讲

了一些欢迎的话。这些话我已记不清了，因为这位磁石般的人物，一下子就把我的注意力吸

引住了！只见他不论走到会场的哪一个角落，立刻就引起周围射来一双双钦佩的眼光，仰起

一张张喜悦的笑脸。他是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这在当时雾

都重庆的悲观、颓废、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难见几次的灿烂的阳光！周总理召

见我们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夜，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那时在“中央大学”和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我们的甥女和表侄女们，都高兴得热泪纵

横。

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直到１９４５年底我

们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们作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时，１９４６年初，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

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

代表顾问。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他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

社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

运动等等，在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没有友好往来之前，趁这机会去日，倒是一个方便，但他

只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和吴

冰送回北平就学，住在我的大弟妇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当年

的１１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着小女儿到了东京。

我们在东京的几年时间，是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文藻利用一切机会，同美国来日研究

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触。我自己也接触了当年在

美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和一些妇女界人士，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时日本社会上存在的种种

问题，同时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

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

“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

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中统等。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打桥牌为名，共

同研讨毛泽东著作，便遣人趁文藻上班时，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架上取走一本《论持

久战》。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

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１９５０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

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

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

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

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

到了香港，在周恩来、罗青长的帮助下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当年我送回北平学习的儿女，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期延长了，便也

先后到了日本。儿子吴平进了东京的美国学校，高中毕业后，我们的美国朋友都劝我们把他

送到美国去进大学，他自己和我们都不赞成到美国去。便以到香港大学进修为名，买了一张

到香港而经塘沽的船票。他把我们给国内的一封信缝在裤腰里，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

到北京。由联系方面把他送进了北大。因为他选的是建筑系，以后又转入清华大学——文藻

的母校。他回到北京和我们通信时，仍由香港方面转。因此我们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

人来接，我们从海道先到了广州。

回国后的兴奋自不必说！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３年之间，文藻都在学习，为接受新工作

做准备。中间周总理曾召见我们一次，是在我们从日本回来后的１９５２年的一个初夏夜

晚。这一天午后，听说总理要在今晚接见我们，我们是怎样地惊喜兴奋呵！

这一下午，只觉得夏天的太阳就是这样迟迟地不肯落了下去！

好容易时间到了，一辆汽车把我们带进了夜景如画的中南海，直到总理办公室门口停

住。总理从门内迎了出来，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笑容满面地说，“你们回来了！你们好

呵？”这时，我们就像海上沉舟，遇救归来的孩子，听到亲人爱抚的话语那样，悲喜交集得

说不出话来。总理极其亲切地招呼我们在他旁边坐下，极其详尽地问到我们在外面的情况，

我们也就渐渐地平静下来，欢喜而尽情地向总理倾吐述说了我们的一切经历。时间到了午

夜，总理留我们和他共进晚餐。当看到饭桌上只有四菜一汤，而唯一的荤菜还是一盘炒鸡蛋

时，我感到惊奇而又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的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

们当作外人。在我们谈话吃饭之间，都有工作人员送进文件，或是在总理耳边低声说话，我

们虽然十分留恋这宝贵的时刻，但是我们也知道总理日理万机，不好久坐，吃过了饭不久，

我们就依依不舍地告辞了。总理一直热情地送到车边，他仰望夏空的满天星斗，感慨地对我

说：

“时光过得多快呵，从‘五四’到现在已经３０多年了！”我听了十分惭愧！从“五

四”以来的几十年中，我走了一条多么曲折的道路呵！倾吐了一腔冤愤

他和我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一条，在让他写

检查材料时，他十分认真地苦苦地挖他的这种思想，写了许多张纸！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

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

万苦地借赴美的名义回到祖国来反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

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

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正在这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厅那所简朴的房子里。他们

当然不能说什么，也只十分诚恳地让我帮他好好地改造，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

是他最亲近的人了……”我一见到邓大姐就像见了亲人一样，我的一腔冤愤就都倾吐了出

来！我说：“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网右派，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但决没有‘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思想！”我回来后向文藻说了总理夫妇极其委婉地让他好好改造。他在自传里

说“当时心里还是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坚信事情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１９５９年１２

月，交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１９７９年又把错划予以改正。最后的长谈最后的报告

总理和我最后的一次较长的谈话，是在１９７２年的秋天。

那天，我参加招待外宾的宴会，到得早了一些，就在厅外等着，总理出来看见我，就叫

我进去“喝杯茶谈谈”。这间大厅墙上挂的是一张大幅的延安风景画，总理问我：“去过延

安没有？”我说：“还没有呢，我真想在我还能走动的时候，去拜谒一次。”总理笑问：

“你多大年纪了？”我说：“我都７２岁了！”

总理笑说：“我比你还大两岁呢。”接着他就语重心长地说：

“冰心同志，你我年纪都不小了，对党对人民就只能是‘鞠躬尽瘁’这四个字呵！”我

那时还不知道总理已经重病在身了，我还没有体会到这“鞠躬尽瘁”四个字的沉痛的意义！

总理的革命意志是多么坚强呵！现在又使我想起，就是１９７４年的国庆宴会，总理含笑地

出现在欢声雷动的宴会厅里，他是那样地精神焕发，他的简洁的讲话，是那样地雄浑而有

力！最后，就是１９７５年１月，总理在四届人大做政治报告的那一天晚上，他站在主席台

入场的门口，和进场的代表们一一握手。

我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微笑地问我：“冰心同志，身体好吗？”

当我告诉他，我身体很好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又叮咛了一句：“要好好地保重

呵。”我哪里想到，这一句话就是总理对我的最后的嘱咐呢？！

这一夜的人民大会堂里，灯光如昼，万众无声，总理的声音，是那样的洪亮，那样的充

满了乐观精神！他朗声读完政府工作报告后，台上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把雄伟的人民大会

堂都震动了！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最后一次的政治报告呵，总理是用尽他毕生的精力坚

持到底的呵！

我也参加过几次总理和少数几个人的谈话，那就像家人骨肉的闲叙家常，总理的谈话总

是诚挚而亲切的。谈到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总理就恳切地谈着自己的家庭出身，谈着自

己参加革命的经过，强调思想改造必须出于自觉自愿，有了革命的觉悟，才能在思想改造上

下苦工夫，才能不断进步。

总理也强调通过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就能做出应有的贡献。总理的许多次谈

话，都使我受到很大教益，深深印刻在我的心里。我们等到了

耗传来，世界震动，举国哀伤。当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压

制广大人民的悼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