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散文集-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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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能尊重各人的自由的办法，在各人的小天地中，各有绝对的主权，痰盂作为便桶，保存了一整天才倒掉，这是各个小天地中最起码的一件事，而〃家教〃之好又表现在孩子们的知礼守法，越界的事情绝无仅有。从这点上看，便可知道诸位先生之间的〃君子协定〃确是大家能够在字面上、精神上严格遵守的，他们提供了〃绅士相处如豪猪，彼此间必保持相当距离〃——这一作风的真其实据。

这一种木船是所谓〃韩江船〃，底平，肚阔，两头尖，而船头尤为特别，尖头高翘，计其〃坡度〃，高低相差不下于三公尺。从尖头到前舱的前端，约长丈许，这都是属于船头的区域，这一区域，在前舱交界处最宽，约五尺，由此渐狭，渐翘而高，至尖端，则仅容一人坐，而离尖端四尺处，有一孔，船停时即以竹篙插孔中，像用别针钉蜻蜓似的就将船钉在浅水的东江内了。行船不以橹，亦不以桨，而用篙子，四人或六人，分两组在船头上来来往往的撑，篙长丈余，坚木制成，形状实如长柄之桨，惟下端扁平部分仅阔三寸许，倘以划水，则嫌无力。撑时，以篙入水中，肩胛顶住了篙上端如把手之工字柄，从船头高翘之尖端向下行，渐行身渐伛伏，将近前舱处，亦即撑的一个单位动作完了时，那简直是顶住了那篙子用力在爬，起辛苦可想而知。撑篙者如为四人，则分两组，左右列，各组之二人一来一往，而与其对组之人相配合，倘为六人，亦分两组，亦左右列，而左右组各人一来一往之行动亦必与对组相配合。工作紧张的时候，但见那丈把长的高翘的船头上，船夫们往来上下历历落落若甚杂乱，但其实他们各人的动作都有配合，所以船能起稳向前。

这一项工作，一看就知道很辛苦，所以通常撑了一程，就得换班，备有六个船夫的一条船通常只能有四个人在撑，盖要留二人作为轮流换班时补充之用。如果六人一起上马，那只好撑一程歇一程了。上水每小时仅能行五里，船夫日须吃四顿饭，船老板倘不带点货，兼做生意，除了开销，就没有好处了。

东江枯水期行船，掌舵的非内行不可，要能熟识〃航线〃，方不致搁浅在江中的暗滩上。表面看极其宽阔的江面，往往只有一条狭路可供木船安全通行，如果碰了就会搁浅，船底被沙砾胶住，进退不得，那时惟有减少船的载重量，雇人下水把船抬起，方能出险。用人力撑的时候，掌舵者仍在工作，原因即在船须觅路前进，而此路惟舵工熟识。

东江路上，时有土匪抢劫客商。瘦狗垅，离惠阳八十里，曾为那些拦江劫掠者出没之所，后经独九旅痛剿，这才好些，然而船家倘非不得已，必不泊瘦狗垅宿夜。旧历大年初四，早起时发水口，十时三十分至横沥，水口至横沥仅二十里，十二时发横沥，北风甚劲，三十里至瘦狗垅，天已黑，遂不得不在此地寄泊。时同行者三船，船家请客人们公摊些钱出来，给他们在岸放哨的人作点心钱，于是每客人出一元。那一晚上，平安无事。岸上究竟有没有人放哨，不得而知，但三条船的船主和大部分伙计那夜确实辛苦了个通宵，却不是守望，而是赌博，大概是借赌博来防盗，因为惟有赌博能使他们通宵不睡。这一次开了头，以后就像有瘾，晚饭后，既冲了凉，客人们都睡了，三条船的船主伙计们便集中在一条船上赌博起来，这一阵赌风，过了河源以后，方才平息。

从惠阳到观音阁，约一百三十里，敌人犯惠阳时，横沥很是吃紧，逃难的人们以及疏散的货物都以观音阁为安全起点，若过观音阁，便没有事了。这一理论，不知从何而来，但倘就平时的安全标尺来估计，观音阁以下，地方荒凉，沿途隔三四十里始有一小村镇，亦无驻军，当然安全的程度是有限的。观音阁以上，步步热闹起来，村镇多了，相距近了，治安状态自然比较好多了，而且据船家说，此后水路也较平易，不像观音阁以下那么暗滩多而且水流急。中央赈济委员会招待归国侨胞的招待站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就是观音阁。

六老隆

老隆，十足一个暴发户。这无名的小镇，在太平洋战争以前，当沙鱼涌还是〃自由港〃的时候，成为走私商人的乐土。而老隆之繁荣，其意义尚不止此。

除了穿心而过的一条汽车路，其余全是湫隘的旧式街道。没有一家整洁的旅馆，也没有高楼大厦的店铺，全镇只有三四家理发店，其简陋也无以复加；然而，不要小看了这外貌不扬的小镇，它那些矮檐的铺子简简单单挂了一块某某号或某某行的小小木牌子的，每天的进出，十万八万不算多。请注意，这还是六七人在曲江花三十多元可吃一席的时候。如果和湘桂路两端的衡阳和柳州来比较，那末，老隆自不免如小巫之见大巫，可是，在抗战以后的若干〃暴发〃的市镇中间，老隆总该算是前五名中间的一个。

这里的商业活动范围，倘要开列清单，可以成为一本小册子。有人说笑话，这里什么都有交易，除了死人。但这里的所有的买卖，其为就地消耗且为当地流动的冒险家而设者，却只有两项：酒饭馆和暗娼。而这两者，又都不重形式。在发财狂的〃现实主义〃的气氛中，食色两事的追求也是颇为原始性的了。而这，完成了老隆这暴发户的性格。

离惠阳三十里的一家杂货店里朝外贴了一副红纸的对联，上句是〃目下一言为定〃，下句是〃早晚时价不同〃。当时看了，颇为憬然。及至老隆，一打听到曲江的汽车评价，这才知道这两句话倘以形容老隆的车票行市，实在再确切也没有了。从老隆到曲江，有没有公路局的定期客车，我不大明白，但事实上，在老隆打算走曲江，你去打听车子的时候，决不会听到有公路客车（现在如何，我可不知道），因而虽有官定的评价，实际上只足备参考罢了。老隆有不少车票掮客，到处活动，嗅觉特别灵，当你在街上昂首踌躇的当儿，他们就会踅进身来兜搭道：去曲江么？有票，车子顶括括！于是他就会引你去看车子，讲价。〃早晚时价不同〃的意义这时你就真正体味到了。因为今天有多少车开出，有多少客人要走，就决定了评价的上落。掮客们对于今天有多少车开出，自然能知道，而对于客人的数目则因他们自伙中互通情报，所以也能估计得差不了多少。此外，车子的好坏，新旧，也参加着决定评价的高低。但这上头，掮客们颇能耍花样。往往你看定了是某车，抄下号码，而临时则该车没有了，或者说是今天不开了，那时候，你对掮客发脾气也不中用，他会劝诱你去坐另一部车，今天仍能动身，或者，你就等待那不可知的明天，客人们往往不愿等待，便只好迁就。

掮客们作成一桩买卖，向客人取佣金十分之一或不到十分之一，这在车票以外，也是临时讲定的。车票呢，掮客不过手，所以客人们即使有损失也不过舒服与时间而已。至于掮客向司机取多少佣金，那就要看司机先生的高兴了。

1943年2月。重庆。

〔附记〕这是我在一九四二——四四年间所写的关于东江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抢救一、二千（有人说二、三千）沦陷于香港的文化人的第一篇杂记。在这以前，即在四二年，我写过两个短篇，也是属于同一题材。后来（大约是一九四五年或更后些），我又把香港战时及战后我离开香港以前约十来日的经历写成《生活之一页》（一九四七年三月上海新群出版社有单行本），而在一九四八年夏秋之交（那时我在香港）方才有时间把在东江游击队保护之下如何逃出沦陷区到达惠阳的一段过程比较详细地写了出来，发表时也题为《生活之一页》（这一部分，后来稍有修改，用《脱险杂记》的题目收入一九五二年四月开明书店出版的《茅盾选集》，〃新文学选集〃第二辑）。《脱险杂记》所记，有极小部分和此篇的第一、二段可以参看。此篇第三段以下，记录了从惠阳到老隆的见闻，而从香港脱险到当时的后方桂林，这一整段的行程中，此篇所记，实属于最后一阶段，故虽写作时间最早，现在却不能不把它编在《脱险杂记》的后边。特此说明。

1958年11月14日。茅盾记于北京

卷五　往事自叙　童年

父亲的抱负

外祖父逝世后，母亲回家，我亦跟着回家了。两年后，曾祖父去世，老三房分家。又一年，我五岁，母亲以为我该上学了，想叫我进我们家的家塾。但是父亲不同意。他有些新的教材要我学习，但猜想起来，祖父是不肯教这些新东西的。他就干脆不让我进家塾，而要母亲在我们卧室里教我。这些新的教材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识》，以及《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后两者是父亲要母亲从《正蒙必读》里亲手抄下来的。母亲问父亲：为什么不教历史？父亲说，没有浅近文言的历史读本。他要母亲试编一本。于是母亲就按她初嫁时父亲要她读的《史鉴节要》，用浅近文言，从三皇五帝开始，编一节，教一节。

为什么父亲自己不教我，而要母亲教我呢？因为一则此时祖母当家，母亲吃现成饭，有空闲；二则，——也是主要的，是父亲忙于他自己的事，也可以说是他的做学问的计划。

父亲结婚那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的那一年。清朝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投降派，在这一战争中丧师辱国割地求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对于富有爱国心的士大夫，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变法图强的呼声，震动全国。乌镇也波及到了。我的父亲变成了维新派。亲戚中如卢鉴泉，朋友中如沈听蕉（鸣谦），都与父亲思想接近。父亲虽然从小学八股，中了秀才，但他心底里讨厌八股。他喜欢的是数学。恰好家里有一部上海图书集成公司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那是曾祖父在汉口经商走运时买下来的）。父亲从这部大类书中找到学数学的书。由浅入深自学起来。他还自制了一付算筹（用竹片），十分精致（母亲一直保存着直到她逝世）。但当时，曾祖父尚在，父亲只能偷偷学习，而且结婚以前，父亲没有钱，不能购买那时候已在上海出版的一些新书。

当时（曾祖父尚在梧州），老三房各房的用度，都由曾祖父供给，家中称为公帐开支；这公帐包括了老三房各房的一切费用，外加零用钱，每房每月五元。祖父一房，大小八口（祖父、祖母、包括父亲在内的六个儿子女儿），每月零用也就只这五元（祖父是没有职业的，也没有收入），统归祖母掌握，如果父亲向祖母要钱习书，祖母就会说：家里有那么多书，还要买？

但在结婚以后，父亲知道母亲有填箱银元八百元，他就觉得他的一些计划可以实现了。这些计划，除了买书，还有同母亲到上海、杭州见见世面，到苏州游玩等等（父亲那时也没有到过上海、苏州），甚至还想到日本留学。当时母亲笑道：“你没有当过家，以为八百块钱是个大数目，可以做这，做那。我当过家，成百上千的钱常常在我手上进出，我料想这八百元大概只够你买书罢了。”

事实上，当时曾祖父尚在，除了到杭州乡试，是不许父亲到别处去〃见世面〃的，何况到日本！曾祖父自己三十岁到过上海，后来走南闯北，是最喜欢新环境，新事业的，不料他管教儿孙却另是一套。

父亲暂时只能满足于买书，求新知识。他根据上海的《申报》广告，买了一些声、光、化、电的书，也买了一些介绍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新书，还买了介绍欧洲西医西药的书。

曾祖父告老回家之第二年，四月间，光绪帝下诏定国是，决定变法维新。几个月内，接二连三下了好些上谕，例如试土改八股文为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省会之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之书院为中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皆兼习中西学术。命各省督抚劝导绅民发展农政、工艺，优奖创制新法者。煌煌政令，如火如荼，人心大为振奋，可是各省督抚迟疑观望，阳奉阴违。突然，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再出亲政，将光绪幽拘于瀛台，杀谭嗣同等六人，通缉康有为、梁起超。百日维新，至此遂告结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政变。

我的父亲空高兴了一场。当维新变法正当高潮时，我的父亲计划到杭州进新立的高等学堂，然后再考取到日本留学的官费，如果考不上，就到北京进京师大学堂。而今都落空了。

庚子（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秋，曾祖父病逝。这些事接着而来，父亲的出游志愿，自然要搁起来了，而况母亲第二次怀孕，次年生下我的弟弟。

戊戌政变后的第四年，即壬寅（一九○二年）秋，举行乡试，废八股，考策论。父亲本来不想应试，但是亲友们都劝他去。卢鉴泉自己要去，也劝父亲去。于是结伴到杭州应考的，有五、六人。沈听蕉素来不想应乡试，但想趁热闹到杭州玩一次，也同去了。

父亲下了头场，就得了疟疾，他买了金鸡纳霜（即奎宁），服下后疟止，勉强下了二场。没有考第三场，自然〃中式〃无望。但这次到杭州，未入场前，逛了书坊，买了不少书，其中有买给母亲的一些旧小说（《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和上海新出的文言译的西洋名著。父亲还拍丁一张六寸的半身照相。这张照片一直挂在卧室内靠近大床的墙上，直到父亲逝世。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出门，一年后他病倒了。

壬寅乡试是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也是清朝举行的倒数最后第二次的乡试（最后一次即癸卯科），卢鉴泉于壬寅中式第九名。同镇另一个中式的是严槐林

卷五　往事自叙　长寿夫妇的悲剧

壬寅是虎年。这虎年对于像绵羊似的长寿及其新媳妇确是不利的。

潘家从上年冬就托媒人传言：女儿大了（十八岁），不能再耽搁了，长寿的三年之丧也满起了，明年（壬寅）元月某日是大吉大利的好日子，潘家定于该日嫁女，陈家也该在前几天撤灵，并说潘家嫁妆早就准备起全。外祖母叫母亲去，问她怎么打算。母亲说：“长寿弟才满十六岁，身子清瘦，现在结婚，早了一点，但此事迟早总得办，潘家也是难缠的，只好照他们定的日子办罢。〃

于是母亲就到娘家，只带了还吃奶的小儿子去。外祖父撤灵，长寿结婚，都是母亲一手包办。

新娘子相貌端正，身材苗条，言谈举止温柔文雅，看上去身体比长寿丰腴。过了三朝，母亲要回家了，她请外祖母，大姨，同到新房去。新房里收拾得干净整齐。母亲把事先同外祖母商量好的话，对弟妇说：“妈妈年纪大了，喜欢安静。家务事，以后要你们管了。妈妈要我代她对你们把家务交代一下。〃

于是母亲拿出一本帐簿，逐项告诉长寿和新娘子：本镇市房多少间，该收房租多少，每年该拨款若干以备修理市房；桑地多少亩，出叶约计多少，管理桑地该花多少人工（临时工）；现金多少，分存哪几家钱庄，长年利息多少。母亲又取出几个存摺并印鉴，说：“都在这里了，你们收起来罢。〃

长寿怔了，还没开口；新娘子却笑着说：“姊姊教我们学管家，我们就学吧。可是这些存摺和印鉴还是放在婆婆那里妥当些。〃

母亲想了想，望着新娘子笑道：“也好。暂且放在妈妈那里。〃

新娘子又问市房收租、桑地壅土剪枝等等向来归谁管，母亲一一交待清楚，原来都是陆大叔（芮姑娘的丈夫）管理的。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