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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散文集-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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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所有党员。但蒋介石要求解剖季山嘉，这不是中国党内的事，让蒋介石自己向莫斯科办交涉。陈延年又对我说：“刚收到上海来电，要你回去，张秋人则从上海来，两三天内准到。〃
我在晚上，对毛泽东说起这些事。毛泽东说：“看来汪精卫要下台了，我这代理宣传部长也不用再代理了。张秋人，你认识他么？〃我回答：认识，也是浙江人。毛泽东点头说：“张秋人本来要到宣传部工作的，现在就派他接你的手编《政治周报》罢。你且等张秋人来了再回上海。〃
在张秋人到的前两天，孔令俊突然来找我，他也是从上海坐船来的。原来令俊上海大学尚未毕业，德沚认为上大中文系毕业没有什么意思，不如给他找个职业，又料道广州一定需要人，可是事先没有告诉我，就叫令俊来了。我那时只好把他也安排在宣传部当个小职员，同时告诉了毛泽东同志。
两天以后，张秋人来了，也住在毛泽东的寓所，和我同室，睡在肖楚女空出的床铺上。我向张秋人交代了有关《政治周报》的存稿等等，算是办好了交代。于是我去定了船票。仍是那条〃醒狮”轮船，定的官舱，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可以开航。在这两三天内，我总算有工夫观赏了一下广州的名胜古迹。我又乘邓演达的小汽艇同邓到黄起军校看望了恽代英，又乘原艇和邓演达同回广州。
此时早知道包围汪精卫住宅的兵已经撤回，汪精卫却称病不出。我在上船的前夕，去看望汪精卫。在楼下一进大门，就有个男子拦住我，用广东话说了一大串。我不耐烦与他纠缠，就拿出名片来，他接了名片一看，就上楼去了。一会儿，就下来请我上楼。我上楼后，看见陈璧君正在指挥两个女仆整理物件，转脸对我说，汪先生住在里边一间。汪精卫看见我很高兴。当我说要回上海时，他苦笑一下说：“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舍此而去。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意，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
醒狮轮开航那天上午，我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说：“上海《民国日报》早为右派所把持，这里的国民党中央在上海没有喉舌，你到上海后赶紧设法办个党报，有了眉目就来信给我罢！〃我答应努力去办。却又问他：还管宣传部的事么？毛泽东说：“他们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挽留我再管几天，再说，我也得把我代理部长以后经手的事情，作个书面报告，作个交待。〃
我已经上了船，中央党部的书记长共产党员刘芬匆匆找上船来，把一个纸包交给我，轻声说：这是文件，带回上海交给党中央。
轮船开航的时候，我站在甲板上，遥望江天，心中感慨万端。
也是航行了六天到上海。船靠码头后，我下船坐上人力车，急奔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我进了大门，就有个陌生的男子拦住我，问我是谁，有什么事，我拿出名片给他。他上楼去了一会儿，下来请我上楼。我进了那个会议室，但见满屋烟雾（吸烟的人多，又不开窗），听得彭述之的声音在说：“都是季山嘉把蒋迫成……〃彭述之看见进来的是我，也就截住话头。我知道此地不是久留之处，取出刘芬托带的文件交给陈独秀，我便了楼回家去了。
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如何实现毛泽东嘱咐的在上海办一个国民党中执委领导下的党报。我把此事对陈独秀说了，陈独秀说《中华新报》正想停刊，不妨去了解一下。我找到《中华新报》的人，知道印报机器及其他设备出盘价钱是三千六百元。我看了机器，很小，每日印报三千至四千份。但想到广州的国民政府财政困难，目下只能顶盘《中华新报》的小小设备，在上海先办起来再谋扩展。我用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名函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三千六百元可以顶盘《中华新报》的机器及其他设备，但开办费估计需要三千八百元，开办后每月经常经费估计为四千六百元。至于总经理，拟定为张廷灏，总主笔拟请柳亚子担任，我为其副手，并推荐侯绍裘、杨贤江、顾谷宜为编辑委员。
这封公函去后，不久就收到毛泽东签发的宣传部复信。这时我才知道毛泽东虽然忙于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筹备工作，仍代国民党支撑宣传部的局面。复信加一个张静江为正经理，张廷灏为副经理，把我所拟总主笔名称改为正主笔，余俱照准。但谓开办费（连顶盘《中华新报》机器等费用在内）七千四百元，可由宣传部陆续支付，每月经费照原定四千元樽节开支。
我接到这封复信的时候，正因法租界工部局对我们申请立案的呈文迟迟不批复，因此，跟《中华新报》并不说死，况且钱也还没汇来。一两天后，法租界当局的批示下来了：不准。因此，拟名为《国民日报》的上海党报，就此告吹。我据此函告中宣部（此时顾孟余已为中宣部长），谓编辑部正主笔柳亚子，副刊主编孙伏园曾为此事开过几次会，计划此报和副刊的内容，并拟写了报纸和副刊的发刊词，似应略有报酬。
不久中宣部来信，谓应给柳亚子一百元，孙伏园六十元，也给我八十元，此项费用可由宣传部之上海交通局支付。平时我正代理交通局长，原局长是恽代英。
在我回到上海后不久，四月三日和四日召开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代表大会。四月三日的会到八十一人，杨贤江为主度，我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我举出此次大会的特点有七。一、广东革命空气之强烈，使不革命者受其影响而转向革命；二、此次派往广州出席的代表都是国民党改组以后各省努力革命的同志，带来了改组后两年奋斗的经验；三、此次大会宣言对世界各国民族运动之观察及分析，异常明确，并确认中国国民革命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四、大会对于革命之敌人，即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买办阶级、土豪等，认识极为清楚；五、联合各阶级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但认为联合战线中之主力军应为工农阶级，故发展工运、农运实为当前最重要之任务；六、严申纪律，使参预西山会议之党员皆受纪律制裁，此已见大会决议案；七、注意各地的党务发展，并对环龙路四十四号之伪代表大会加以观察和批判。
接着我又收到编辑国民运动丛书的通知，这也是毛泽东未曾交卸代理宣传部长时计划的。通知中任命我为驻沪编纂干事。这部丛书是为对外宣传、对内教育训练及介绍国际政治经济状况用的。丛书是小册子，计划每册至多一万二三千字，至少八千字。列为丛书第一辑的，有《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论》，汪精卫著，已有；《中国近百年史略》，此书应注意外交之失败及民族思想之发展；《十九世纪欧洲之政治问题》；《产业革命》；《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封建社会》；《妇女解放运动小史》（或据德国共产党人培培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编译）；《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革命》（此为美国文学家杰克·伦敦所著之短起小说）；《俄罗斯社会革命小史》；《法国大革命之意义》；《世界之农民运动》（一）（总名虽为世界，实在分国别，每册一国）；《二七运动始末记》。
第二辑书目为：《中国国民党之使命》；《世界大战后之初十年》；《社会主义与宗教》；《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自中古自由市民到产业革命》（世界史略之二）；《土耳其国民革命》；《苏维埃制度》；《苏联之外交》（编或译）；《世界之农民运动》（二）；《鲁尔占领后与道威斯计划》；《黑种人之革命运动》；《五卅惨案之前后》。
第三辑丛书之书名如下：《孙文主义》；《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译）；《劳动运动之开始至俄罗斯社会革命》（世界史略之三）；《华盛顿会议后之国际形势》；《革命的文学》；《欧洲保安公约之分析》；《资本的集中与中产阶级的消灭》；《世界之农民运动》（三）；《苏联的教育》；《红军》；《犹太民族解放运动》；《摩洛哥战争》。
第四辑书目为：《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洛加诺会议》；《巴黎公社》；《五一劳动节》；《马克思论东方民族革命》；《苏联的艺术》；《世界之农民运动》（四），《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叙利亚战争》；《将来之国际大战》；《一九一九年匈牙利社会革命失败史》；《反动势力下之巴尔干》。
第五辑书目如下：《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沙基惨案与省港罢工》；《三八妇女节》；《资本主义下之战争与和平》；《法西斯蒂》；《墨西哥革命》；《波斯问题》；《莫索尔油矿》；《英美在国际之利益冲突》；《大战后之世界妇女运动》；《殖民地最近的革命运动》；《裁减军备会议》。
以上各书都为待编或译。
我所以不厌其详地全部抄引了毛泽东当时计划拟定的书目，因为它对当时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有重大教育意义。这套丛书究竟出了几种，现在记不清了。
最后，补叙我怎样离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当我回沪的第二天，郑振铎就来找我，吞吞吐吐说：“当地驻军派人到编译所问过几次，我们回答说，从前在这里工作，现在到广东去了。”我问当地驻军怎么知道编译所有我这个人？郑振铎回答：“香港报纸上说你是赤化分子，过去做过什么事，说得很详细。当地驻军是看了香港报纸才知道你在编译所工作。〃我说：“本来我也不想在编译所工作了，现在我就辞职。〃
第二天，郑振铎又来找我，带来一张九百元的支票，说是退职金。又给我一张商务印书馆的股票，票面百元，说这是公司报答你替公司做了许多事，还说票面百元的商务股票，市场上有人肯出二百元买，还买不到呢。郑振铎这话是真的。我早知道商务印书馆的现有资产，超过注册的股本两三倍。
这张股票，不久我卖给一个本家，只要二百元。这个本家高兴得很，说是照顾他；如果拿到市场上，至少可卖二百五十元。
现在要讲国民党上海交通局的事。这本是恽代英管的，恽代英留广州，就由我代理。这交通局可以说是国民党中宣部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办事人全是共产党员。交通局的职权是翻印《政治周报》和国民党中宣部所发的各种宣传大纲和其他文件，转寄北方及长江一带各省的国民党部。因为孙传芳（号称五省联帅）派人驻上海邮政总局，专扣广州寄出的任何书报，所以上述《政治周报》以及其他文件只能由往来于广州与上海或香港与上海的各轮船的海员工会的会员秘密带到上海，转交上海交通局。交通局有人专办此事。交通局有职员四、五人，都是办杂事的，没有专管会计的人，恽代英是自兼会计。但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上海交通局的业务繁忙了，我还兼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主任委员（也是代恽代英的），所以没法自兼会计。我向中共上海特别市委说明情况并要求派人。不久，派来了姓郑（男）姓梁（女）一对夫妇，都是知识分子，也是党员。这两人担任会计和记录。女的任会计，男的任开会的记录和收发、登记《政治周报》和国民党中宣部的文件。却不料原有的交通局工作人员对新来的两个知识分子，不能和衷共济，时常闹纠纷，还私下里说，这两人是我的私人。结果，我只好请中共上海特别市委出面说清楚，解决了这纠纷。
我代管交通局（正式名称是上海交通局代主任），至五月底，该局事务由中宣部改为秘书处管理，结果经费迟迟不发，每月经费多少也未规定。我乃函广州请辞去代主任，并谓照现在这种情况，交通局只好结束。结果，广州来函任命我为主任，并规定经费每月一千元，由中央特别费项下支拨。大概到八月上旬，我又函请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批准交通局设置视察员一人，按时视察北方各省及上起四川下至江苏沿江各省的党务及工、农运动情形，提出书面报告，并由交通局转秘书处以备参考。但视察员之车马费应如何规定，或实报实销，应请核示。此函发出后竟如石沉大海，十来天之后，我函请〃因病〃辞职，并请侯绍裘代理。八月下旬，广州来函挽留，并批准视察员一人之车马费应实报实销。这样我仍留交通局直到本年年底。我曾经物色到一位姓王的视察员（共产党员）出去视察了两次。
这年的秋季，我白天开会忙，晚上则阅希腊、北欧神话及中国古典诗词。德沚笑我白天和晚上是两个人。她那时社会活动很多，在社会活动中，她结交不少女朋友。这些女朋友有我本就认识的，也有由于德沚介绍而认识的，她们常来我家中玩。由于这些〃新女性〃的思想意识，声音笑貌，各有特点，也可以说她们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我和她们处久了，就发生了描写她们的意思。那时，因团中央负责人之一梅电龙追求一位密司唐，到了发疯的程度；一次，他问密司唐：究竟爱不爱他。回答是：又爱又不爱。这在密司唐，大概是开玩笑而已。但是，梅却认真对待，从密司唐那里出来坐上人力车，老是研究这〃又爱又不爱〃是什么意思，乃至下车时竟把随身带的团中央的一些文件留在车上。梅下车后步行了一段路，才想起那包文件来，可是已经晚了。我听到这个事件后，觉得情节曲折，竟是极好的小说材料。我想写小说的愿望因此更加强烈。有一次，开完一个小会，正逢大雨，我带有伞，而在会上遇见的极熟悉的一位女同志却没有伞。于是我送她回家，两人共持一伞，此时，各种形象，特别是女性的形象在我的想象中纷纷出现，忽来忽往，或隐或显，好像是电影的断片。这时，听不到雨打伞的声音，忘记了还有个同伴，写作的冲动，异常强烈，如果可能，我会在这大雨之下，撑一把伞，就动笔的。
一九二六年冬，国内形势大变，北伐军胜利地克复武汉，浙江省宣布独立，号称五省联帅的孙传芳只能是〃四省联帅〃了。革命高潮在迅猛地发展，我也投入这洪流，什么写小说等等，只好暂时搁起来了
卷五 往事自叙 创作生涯的开始
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我从牯岭回到上海。德沚因为小产正住在医院里，她告诉我，南京政府的通缉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前些日子有熟人问起，她就对他们说：“雁冰去日本了。”“现在你回来了，〃她说，“怎么办呢？”我想了一想说，“你仍旧说我去日本了。我暂时不出大门，也不见人。〃我们的家在东横浜路景云里，是华界，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许多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员，他们都认识我。即使我偶一露面，也难保不传到蒋介石手下人的耳朵里。而那时，我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茫，我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这种习惯，其实在我那一辈人中间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处，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讲了；但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象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移，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清楚了，然而，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季，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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