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散文集-第5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在京都时，因为有了杨氏夫妇（杨能日语，但不甚流利）和高氏兄弟，也出去游览。我们到岚山观赏樱花，也到近郊去看红叶。春季观赏樱花，秋季看红叶，是日本人民娱乐的节日。

但是打破了我那时的幽居清静生活的，是报纸上登载的全家自杀的新闻。自杀的事，几乎每天报上都有。最多是“情杀〃：恋爱的年青的一对儿为了家庭的顽固，双双把衣袂边接在一处，投水而死。这是对于顽固家庭的反抗。

但这次报上大登特登的全家自杀，却叫人听了十分难过，惋惜、同情、悲哀，种种情绪，绞在一处，使人心情久久难于平静。

事情发生在东京。某甲患着肺结核病，已到晚期，他的二十八岁的妻子又是个十分歇斯底里的女人。他们有七岁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因为觉得肺结核病没有治好的希望了，丈夫和妻便商量自杀，妻也同意。三月十七日这天，丈夫绞杀了妻和儿女，可是他自己却出门去浪游。经过了整整的四十天，他忽然从某处打电话给他的在外交部工作的哥哥，说是已经杀了妻子和儿女。那个哥哥大概不相信真有其事（因为他的弟弟并不缺钱，况且本来有职业），置之不理。直到七月二十九日，哥哥到他弟弟家里，才发现了四具腐烂的死尸。在女孩子的尸身旁，排列着许多〃人形〃，很正式地按照女孩们玩的〃人形〃祭的规矩。这是自杀的父亲对于他的女儿的最后一点慈爱之意。据说在五月二十日那天，这位肺病的父亲还在他的银行存款里支取了一千五百元，因而推想他的终于自杀至早在五月二十日以后。

这位自杀的人也许认为，一个人既然不能很好地工作，不能有意义地生活，还不如死去。他可能由于这种思想而选择了自杀的道路。但，自杀究竟是消极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使我更加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连两个孩子也都绞死了呢？可能因为他俩觉得自己死后，两个孩子也活不下去，倒不如一起死了干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两个孩子的命运确实会是悲惨的。

有一件小事，使我印象极深。那是出门遇雨，到任何一家小杂货店求借一把雨伞时，总是承蒙店主人慨然允诺。大都是用很蹩脚的日语说明要借一把雨伞，明天奉还不误。这件小事，说明日本人民对中国人的友好和信任，而且态度谦恭，跟我当时在上海所见到的日本浪人，完全不同。

这些五十多年的往事，使我今天回忆时，感到犹如昨日，感到我在日本作亡命客的一年多时间，曾无身居异国之感，深感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这意义是重大的。

现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到了个新阶段了，祝愿我们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附注〕因为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我的记忆可能有错误。希望对于五十年前的日本风土人情很了解的日本朋友和中国朋友不吝赐教。

1979年5月10日于北京

卷七　关于鲁迅　写于悲痛中

十九日下午三时接到我妻由上海拍给我的急电，报告鲁迅先生逝世，促我速回上海，真如晴天一霹雳！我不能相信！双十节下午，我到上海大戏院去看苏联名片《杜勃洛斯基》，恰好遇着鲁迅先生和他夫人和孩子，我们坐在一处，谈了好多话。双十节离十九不过八天，我怎么能够相信会出了这样大的乱子！

然而电文上明明写着〃周已故〃，这〃周〃不是〃大先生〃还有哪个？不是他还有哪一个〃周〃能使我启发急电来促我速归？

然而我却因为痔疮发作，卧在床上动不得。我恨极了这一次忙里偷闲的旅行！我发了个回电。仍旧希望第二天早上能够勉强就道，夜里我躺在床上，回忆着双十节和鲁迅先生在上海大戏院里的谈话，又回忆着十月二日（或三日）我和G君到鲁迅先生家里给他拍照那一个下午的谈话，又痛苦地猜想这次的〃晴天霹雳〃的来由。凭那两次最后的晤面，我不能相信鲁迅先生会突然于十九日逝世，虽然和G君去访他那一次回来时，君在车中对我说：“今天看见鲁迅的面色和G精神比我意想中好些，可是他若不赶紧转地疗养，总是危险。〃我又记起史沫特莱女士在八月初离上海去避暑时，也对我说：“他此时虽然好的多了，可是靠不住，一定要转地疗养！他自己总说不要紧，可是患肺病的人自己常常是乐观的呵！〃八月中旬，鲁迅先生拣定了转地疗养的地点是日本镰仓。可是后来又不果行。夏天却已过去了。九月中我晤见他，他说暑天已过，索性再过几时，或者到香港去换换空气。谁知道十月中旬忽然这晴天霹雳！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若能把转地疗养这问题很早布置的安贴，则鲁迅先生不至于因有事实上的一些困难而迁延了这三个月的功夫，我们太不负责，我们这罪不能宽饶！我们太不中用了！

十九日一夜，在这样悲痛回忆中过去。二十日清晨，我跳起来决定乘早班船再转火车，可是痔痛如割，刚走得一步便蹲下了！我太不中用！我没有法子瞻仰最后一次的遗容了！

“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世界文化界也只有几个鲁迅，鲁迅是太可宝贵了！〃——这是G君在十月二日和我去访鲁迅先生后回来时的话。但是，但是我们太不宝贵鲁迅了，我们没有用尽方法去和鲁迅的病魔斗争，我们只让他独自和病魔挣扎，我们甚至还添了他病中精神上的不快！中国人的我们，愧对那几位宝爱鲁迅先生的外国朋友！

卷七　关于鲁迅　为了纪念鲁迅的六十生辰

第一次见鲁迅先生，是1927年10月，那时我由武汉回上海，而鲁迅亦适由广州来。他租的屋，正和我同在一个弄堂。那时我行动不自由，他和老三到我寓中坐了一回，我却没有到他寓里去，因为知道他那边客多。似乎以后就没有再会面，直到1930年春。

这以后，我长住上海，不再走动，所以和他见面的时候也多了。不过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私生活，亦不多。现在追忆起来，觉得有些事虽然未经人道及，但是大都牵涉到过去十年间文坛上的〃故事〃，此刻暂时不提起也好。此外，好象大家都已听说过，我如果再来写，亦殊嫌蛇足。无已，从他治病这方面说一件事吧。

今年是鲁迅先生的六十冥寿，如果我们是在替他做生日，该多么好！他五十岁生日那天，上海文艺界同人曾在一个荷兰餐馆里为他祝寿。记得那天到会的外宾只有二三人。那时谁也不会想到（或感觉到）鲁迅先生活不过六十岁！

不但那时，在1935年如果有人说鲁迅不久于人世，那一定会被目为〃黑老鸦〃。鲁迅自己从未说他身体不好，人家看他也很好；他精神抖擞地战斗着。但在1935年11月，有人“发见”了鲁迅身体实在不好。

记得是〃十月革命〃节的前一天或后一天，上海苏联领事馆招待少数文化人到领事馆去看电影。中国人去的只有五、六个，其中有鲁迅和他的夫人、公子。那晚上看了《夏伯阳》（大概是），鲁迅精神很好，喝了一两杯〃伏特加〃。史沫特莱喝得很多，几乎有点醉了；但在电影映完，大家在那下临黄起江的月台上休息时，史沫特莱严肃地对鲁迅说：“我觉得你的身体很不好，你应该好好休养一下，到国外去休养。”“我自己并不觉得什么不对，〃鲁迅笑着说，〃你从哪里看出来我非好好休养不行呢？”

“我直觉到。我说不上你有什么病；可是我起直觉，知道你的身体很不行！〃

鲁迅以为她醉了，打算撇开这个话题，然而史沫特莱很坚持，似乎马上要决定：何时开始治病，到何处去……等等，她立刻要得一个确定。她并且再三说：“你到了外国，一样做文章，而且对于国际的影响更大！〃

那晚上没有结论。但在回去的汽车中，史沫特莱又请鲁迅考虑她的建议，鲁迅也答应了。过了一天，史沫特莱找我专谈这问题。总结她的意见：她认为鲁迅如不及时出国休养，则能否再活多少年，很成问题，但如果出国休养，则一二十年的寿命有把握！她不能从医理上说鲁迅有什么病，但她凭直觉深信他的体质太不行。她提议到高加索去休养，她要我切切实实和鲁迅谈这问题，劝他同意。

鲁迅后来也同意了——虽然他说起史沫特莱的〃直觉〃时，总幽默地笑着。并且也谈到，在休养时间他有机会完成《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了。但在不再反对之中，鲁迅也表示了如果是当真出国，问题却还多得很，恐怕终于是不出去的好。

到那年年底，史沫特莱说是接洽已妥，具体地来谈怎样走，何时走的时候，鲁迅早已决定还是暂时不出去。有过几次的争论，但鲁迅之意不能回。1936年1月，为这问题，争论了好几次，凡知此事者，都劝过鲁迅；可是鲁迅的意见是：自己不觉得一定有致命之病，倘说是衰弱，则一二年的休养也未必有效，因为是年龄关系；再者即使在国外吃胖了，回来后一定立即要瘦，而且也许比没有出去时更瘦些；而且一出了国便做哑巴（指他自己未谙俄语），也太气闷。

据我猜想，那时文坛上的纠纷，恐怕也是鲁迅不愿出国的一个原因；那时期有人在传播他要出国的消息，鲁迅听了很不高兴，曾经幽默地说：他们料我要走，我岂不走，使他们多些不舒服。

出国问题争论的最后结果是：过了夏天再说。因为即使要出国，也得有准备，而他经手的事倘要结束一下，也不是一二个月可以完成的。

不幸那年2月尾，鲁迅先生就卧病，这病迁延到了秋季，终于不救。

1940年10月

卷七　关于鲁迅　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

一九三五年十月革命节的下一天，A·史沫特莱通知我，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在当天晚上有一个小型鸡尾酒会，请我参加，并说当天晚上八点钟她开车来接我同去。晚上七点半，我到公共租界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附近一家咖啡馆里等候她。这家咖啡馆是一些洋人和〃高等华人〃常去的地方，也是我和史沫特莱经常约会见面的地方。大约将近八点钟，史沫特莱来了，说车子就在外面。我同她出去，看见汽车停在马路对面，是辆黑牌车（那时候上海私人用的汽车是黑牌）。史沫特莱自己开车。我们一直开进了外白渡桥旁边的苏联总领事馆。

参加鸡尾酒会的约二十多人，国际友人中我只认识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论坛》的编辑，是一对夫妇。中国人中有鲁迅，许广平，郑振铎，好象也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

大家随便吃一些东西，随便交谈。史沫特莱悄悄对我说，她和一些朋友都很关心鲁迅的健康，觉得他脸上缺乏血色，又听说常有低烧，容易疲劳。他们都希望鲁迅能够转地疗养。苏联早就想请鲁迅去游历并疗养，请他全家都去。怎样走？由何人伴送？苏联方面会很妥当地给安排的。

史沫特莱又说，这件事她已同鲁迅谈过，但鲁迅犹豫不决，因此希望我帮助促成鲁迅的决心。

隔了两三天，我到鲁迅家去，同他谈起这件事。我的话刚说了一半，鲁迅就笑道：“我料到史沫特莱一定要拉你帮助作说客的。但是我考虑的结果，仍下不了决心。〃

我就问：“为什么呢？”

鲁迅说：“一旦到了苏联，我就成了聋子和瞎子了。”

我说：“苏联会配备一个翻译专门招呼你的。”

鲁迅又说：“我所谓聋子和瞎子还不是指的生活方面，是指的我对于国内的事情会不很了解了。”

我说：“这有办法。我们可以把国内的书刊逐日汇齐交给苏联方面，想法用最快的速度寄给你。你仍然可以写文章寄回来在国内发表。〃

鲁迅听我这样说，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摇着头道：“凡事想象是容易的，做起来不会有那么顺利。我猜想即使很快，书刊在路上也总要一两个礼拜，我写了文章寄回来，又要一两个礼拜。杂文都是根据当时情况，匕首一击，事隔一月，岂不成了明日黄花了吗？”

我说：“不会成为明日黄花的。你的文章击中敌人要害，尽管迟一点，还是能够振奋人心，虎虎有生气的。〃鲁迅听我这样说，只是微笑着摇头。

我换了一个话题，又说：“你不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打算把《汉文学史》写完吗？到了苏联，这件事情似乎容易办了。”

我这个话似乎引起了鲁迅的思考。

我又接着说：“你到了苏联，就有机会碰到许多国际上有名的革命家和文化界进步人士，那时你把中国的情况对他们说一说，而且，世界各地的有影响力的日报和平刊也一定要派人向你采访，请你写一点短文章。这样，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我猜想是大得无可比拟的。〃

我这番话又引起了鲁迅的思考，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让我再考虑考虑罢，反正要走也不是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走得成的。〃

这样，我就告别了。回家后我写了封短信给史沫特莱，大意是：大先生（鲁迅在兄弟中排行老大，同志们背后常以“大先生〃称之）的心思有点松动了，过几天我再去试试。

隔了六、七天，我又到鲁迅家去。鲁迅不等我开口，就说：“我再三考虑，还是不去。前些时候，敌人在造谣，说我因为左翼文坛内部的纠纷感到为难，曾到青岛去住了一个多月。而周扬他们竟也就此推波助澜。现在如果到苏联去，那么敌人岂不更要大肆造谣了吗？可能要说我是临阵开小差哩！我是偏偏不让他们这样说的，我要继续在这里战斗下去。〃鲁迅说这些话时有点兴奋，眼睛看着我，眼光是沉着而坚定的。我心里想，他大概是下了最后决心。不过我还是说了一句：“可是你的健康状态是大家关心的。〃

鲁迅回答说：“疲劳总不免是有的，但还不至于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

我觉得我已无能为力。鲁迅的战斗精神那样坚决，使我也不好再多嘴了。

第二天，我写信给史沫特莱：“大先生说，'轻伤不下火线'，十分坚决。看来转地疗养之事只好过些时候再说了。”

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上鲁迅经常发低烧，出国疗养之事也就无法再提了。直到半年后，鲁迅一场大病，朋友们又提起这件事，但那时鲁迅的健康状态已不适宜远渡重洋，只打算到日本镰仓小事休养（见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中给我的信），但最后还是没有去成，而在十月十九日他突然病发，终于不起。

1976年6月5日于北京

卷七　关于鲁迅　我和鲁迅的接触

一〃左联〃的问题

“左联〃活动我也不完全清楚，只知道其中的一些情况。

我是一九三○年四月从日本回上海的。到上海没几天，冯乃超来找我，我并不认识他，只知名字。冯问我知道不知道成立〃左联〃，我说知道的。他就拿出〃左联〃的一份纲领（字不多）问我看过吗？我说知道大概情况，是上海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好得很，很好。他说你愿意加入〃左联〃吗？我说：照纲领的要求，我还没有资格参加。冯说：纲领是奋斗目标，不是每个加入的都具备这条件，你不必客气。这样我就参加〃左联〃了。

过了几天，我去鲁迅那里，和鲁迅说起我参加〃左联〃这事，鲁迅说不晓得。不过鲁迅说，这事我也同意的。

我与冯乃超谈话，知道〃左联〃当时有一个执行机构，大概叫书记处，里面当然也有鲁迅，活动的办法是，大的事情向鲁迅请教，书记处有一个执行书记，管日常行政事务，是由几个人轮流担任的。因为那时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