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散文集-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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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第三种人〃要求〃文艺自由〃而展开论战的时候，鲁迅剥下了〃第三种人〃的伪装，指出〃第三种人〃实在是〃第一种人〃，他们不向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禁止革命文学、迫害进步作家等等罪恶表示抗议，却装出了受委屈的嘴脸，颠倒黑白，反而向被压迫的进步文学集团（当时的左联）要求给以〃文艺自由〃，这是十足的含血喷人的勾当，其企图是要欺骗缺少经验的青年，其作用比〃新月派〃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叫嚣更为阴险。

在这个时期，鲁迅的许多杂文对于〃国粹主义〃和〃全盘欧化论〃的荒谬，都继续加以批判，比前期的议论更为精辟。在前期，他还是以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待这两个问题，现在呢，他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了；他的这些杂文不但在当时有巨大的教育作用，在今天也还有现实的意义。

从〃杂文〃中，可以窥见鲁迅的学问的渊博。如果把他引用过的中外古今的书籍编一个目录，将是很长。但是他和那些专靠引用别人言论来掩饰自己思想疲乏的〃文引家〃是完全不同的。他之所以征引，有时是为了说明一个论点，但更多的是为了驳斥那些〃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貌似渊博的衘学家的错误，或者为了揭露那些自封的〃国学家〃的荒谬。在和新、旧顽固派（他们都挂起保护民族文化的招牌，反对各种革新运动）作斗争的时候，鲁迅常用的战术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就是引用中国古代学者的话，来证明那些新、旧顽固派自诩为独特的议论实在是早已有之而且是早已为古代学者所驳斥过的。

为了反对青年们埋头故纸堆中，逃避现实，鲁迅在《阿Q正传》的第一章中就以令人喷饭的妙笔嘲笑了那些自称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学者〃。在许多〃杂文〃中，他尖锐地穷追不舍地抨击那些以各种面目欺骗青年的国粹主义者，他指出了这班人所叫卖的〃国粹〃其实是糟粕。为了诱导青年努力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和文艺知识，为了使得青年们〃睁眼看世界〃，特别是反对那时候反动派的复古运动，他干脆地告诉青年：读线装书没有益处！

正因为鲁迅必须和挂着国粹招牌来麻醉、欺骗青年的新、旧顽固派、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所以他不能不采用〃矫枉必须过正〃的战术。他那时的文章，揭露糟粕（这正是自封的国学家以及别有用心的国粹主义者所崇奉为精华的）者多，而阐明优秀传统的比较少。胡风反革命派曾经钻空子，诬称鲁迅对于民族传统文化是抱否定态度的，从而散播他们自己的对于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的谬论。但这些谬论是经不起事实的驳斥的。鲁迅对于中国历代的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的评价，见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对于民族的雕刻、绘画、音乐，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评价都是十分公允的，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夸。凡是中国民族文化中的精英，鲁迅无不宝爱。唯有那阻碍中国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封建主义的糟粕，他这才深恶而痛绝之，不断地给以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他在1918年就说过这样的话：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

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它有无保存我们

的力量，不管它是否国粹。

这几句话，我以为很可以概括鲁迅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也符合于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原则。

鲁迅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和他提倡学习其它民族文化的优点的态度，是一致的。鲁迅主张必须向世界各民族先进的科学和优美的文艺学习，但也屡次批评那些不问好歹，只要是欧美大国的东西就瞎眼吹捧的那些崇拜洋偶像的作法。他毫不留情地嘲笑那些捧着一个外国学者作为偶像到处去吓唬青年的所谓〃学者〃，因为这班人的浅薄虽然还可以原谅，而他们的贻误青年则是不可宽恕的。

尊重并热爱世界各民族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并且发展文化交流，互相学习，这是中国人民的良好的传统。鲁迅在许多文章中，都曾引证中国历史事实，指出中国人民自汉朝开始就和邻近各民族发展了文化交流，并在本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不少的外来的因素，以为借鉴，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他指出：勇于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的精英，常常发生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王朝，如汉唐盛世，而浇薄季世的失了自信力的统治阶级则往往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不敢接触外来的新鲜事物。他在《拿来主义》这篇短文中，大声号召，凡是有益于我的东西，无论中外古今，都应该学习，都应该吸收使成为自己的血肉。在这样的信念上，他曾以大部分的精力，介绍和翻译外国的文艺和学术。他介绍的范围很广，尤其热心于介绍那时还是被压迫的东欧各民族的文学。在那个时期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工作中，鲁迅的贡献是卓越的，而它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鲁迅自己的作品也证明了他是能够十分完善地实践他的理论的。他的小说和论文，都有独特的风格。这风格，正是在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外国的优秀文学的精华，通过他个人的气质而形成的。对鲁迅以前的中国文学作品而言，鲁迅的作品是从前未有的完全新的东西，但同时又完全是民族的，比那些在形式上自诩是民族风格的东西是更为民族些的。

近几年来，研究鲁迅的工作，颇有成就。然而也有缺点。其中最应当引起我们警惕的，是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这种研究方法往往不从鲁迅著作本身去具体地分析，不注意这些著作产生的背景材料（社会的和个人的），而主观地这样设想：某年某月发生某事，对于鲁迅思想不能没有某些影响罢？然后在鲁迅著作中去找证据。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对于某一问题抱着怎样的见解，因而，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也不可能抱着另外的见解；于是也在鲁迅著作中找证据。对于鲁迅作品的解释，也曾有过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最突出的例子是认为《药》的结尾处的〃乌鸦〃必有所象征，因而发生了种种奇怪的猜测。企图在鲁迅的片言只语中找寻〃微言大义〃，在某些人中，也成为一种癖好。这一些倾向，都有害于鲁迅研究工作的正确开展，也有害于正确地学习鲁迅。

为了更好地向鲁迅学习，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研究工作。在研究鲁迅著作时，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应当同样重视，而且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得研究工作更加活跃，更加深入。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鲁迅的精神，更大力地开展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学习，为人类的文化繁荣作出更多的贡献！

卷七　关于鲁迅　关于阿Q这个典型的一点看法

——给一位论文作者的信

我个人对于您的论点，有一部分器具同感（但我以为如果把阿Q叫做落后农民的典型，还不如叫做普通农民、一般农民的典型）；但是，您把精神胜利法作为这个典型的主要特征，我则以为不然。不可否认，鲁迅在描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时，其讽刺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而且他是〃联系那时的实际〃，可以说是指着那时士大夫（所谓正人君子）的鼻子指斥的。然而，从阿Q这个典型看来，精神胜利法只是起一端—…农民落后性；而在阿Q身上还有相反的东西，即要求革命的愿望，即在浑噩的外衣之下的乐观主义精神（不少人只看到他的浑噩的外衣，而忽略了他的乐观主义的内核），以及他的勤劳、气质等等。如果只有精神胜利法这一特征，那么，阿Q就不是农民的典型而是那些所谓正人君子的典型了。

同时，我们也必须记得：阿Q作为农民典型，是有他的特定的时代性的，——他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民典型。阿Q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来到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及其愚民政策对农民还有极大的影响，表现在阿Q身上的，就是它的精神胜利法等等。不能离开了时代背景谈典型性，对阿Q的典型性，亦应作如是观。

1959年11月13日

卷七　关于鲁迅　在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今天，我们隆重纪念鲁迅诞生八十周年。八十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在中国，却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中国人民的三大敌人，曾经象三座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人民的头上，现在，这三座大山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被中国人民胜利地推倒了！鲁迅，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和伟大作家，唤醒中国人民反抗、推倒这三座大山的先驱者之一，他的毕生精力都是贡献给这个伟大而崇高的事业的。在他的八十诞辰的时候，我们能够在永远扫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的祖国，在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建设着社会主义的时期，来举行纪念，是应该引以为自豪的，而且，也可告慰鲁迅于地下。

一八八一年上距鸦片战争四十年，上距太平天国的失败仅十五年。这时期，由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胜利，对外屈伏而对内凶横的清皇朝的政权，获得暂时的稳定，自诩为“中兴〃。这以后的十年间，一度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所震慑的清朝统治集团把〃兴办洋务〃视为自己的续命汤，陆续举办了一些兵工厂、水师学堂，派遣留学生学习海军和航海，开办一些电报局，筑了几条短程铁路，也开办了若干民用厂矿。这样就展开了中国历史上官僚资本主义的第一页。这十年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也陆续在加紧和扩大。尤其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以教会为据点，以传教士为先遣队，从沿江沿海地区深入到内地，办报，办学校，办出版社，对广大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对于帝国主义的日益加紧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清朝统治集团不但未加抵抗，反而开门揖盗，助纣为虐。

然而，〃兴办洋务〃既不能增加清皇朝对外抵抗的力量，也不能改进中国人民的穷困落后状态；以官僚集团为主体所兴办的〃洋务〃反而便利了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帝国主义的加紧和扩大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当然也进一步激起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反帝斗争。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捻军以及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武装起义，都给予清皇朝以沉重的打击，而反帝国主义、反清、反封建的人民运动——教案、农民起义，也此落彼起，连年不断，遍及全国各省。就这样，清朝统治集团所自吹自擂的〃中兴大业〃，转眼间已成一场春梦。

这些历史背景，对于童年时代的鲁迅，不能不给予深远的影响。

此后，正当鲁迅的少年、青年时期，历史大事件接连而来：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一九○○年义和团的反帝武装斗争。这几桩历史大事件都促使更多的爱国志士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的运动，青年的鲁迅也参加了这个伟大的救中国的事业。但是，那时候的鲁迅，已经看到文化革命、思想教育的极大重要性，因而他那时候的活动主要在于开展一个新的文化、文艺的运动；他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并鼓吹了爱国的反封建的浪漫主义的欧洲大诗人和他们的思想，在《域外小说集》中又介绍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无容讳言，鲁迅在当时也象同时代的许多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驱者一样，把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欧洲式的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然而，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的演变，换言之，辛亥革命的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使鲁迅认识到〃此路〃不通，因而他曾经十分苦闷。

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不少的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从此看到了救中国的康庄大道，鲁迅是其中的一人。然而，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而且也必须经过艰辛的战斗的考验。一九一九年以后十年间鲁迅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即是明显的证明。研究这一时期的鲁迅思想发展的过程，对于我们会有深刻的思想教育作用。但是，由于时间的限制，这个报告不可能谈到鲁迅的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从进化论走向阶级论的思想发展过程（附带说一说，今年十月恰又逢到鲁迅逝世二十五周年，五年前，在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大会上，我曾经作了题为《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报告，今天我对于鲁迅思想发展的见解还跟那时一样，因而也觉得没有再炒冷饭之必要。）在这里，我只打算谈一谈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创作活动和提高修养具有实际意义的三个问题。这就是：一、鲁迅作譬如何服务于整个革命事业！二、鲁迅作品的民族形式与个人风格。三、鲁迅的〃博〃与〃专〃。

鲁迅的文学活动开始于本世纪初期（约在一九○三年前后），而他的革命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却要更早一些；他的《自题小像》诗（作于一九○一年）就表示了把生命献给祖国的决心。但是，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他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却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式开始的。在〃五四〃前夕，他写了有名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一九一八年），这是中国革命文学的第一燕，也是鲁迅的革命文学的第一朵花。后来他在《呐喊》自序（一九二二年）中说：“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情。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一九三二年）中，曾经这样写道：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鲁迅毫不隐蔽他的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和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目的性，在这篇《自序》中，他又写道：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在这里所说的〃遵命文学〃，就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学，也就是反映了人民斗争和时代精神的文学。文学是革命斗争的武器之一，鲁迅最善于灵活地运用这个武器从多方面来为革命的政治服务。和《狂人日记》同时，鲁迅开始了杂文的写作。他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个文艺武器。从当时发表在《新青年》的随感录，直到他停止呼吸的前夕，他从各个角度，运用各种题材，或冷嘲热骂，或大声疾呼，或巧妙比喻，深刻地揭露了那时候的以各式各样嘴脸出现的封建妖孽和洋场恶少（买办意识）。这些杂文，以生动的极富于形象性的笔墨，表达了鞭辟入里而又耐人咀嚼的思想内容，给当时的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给当时的追求真理的广大青年以莫大的鼓舞和启发。

在一九二五年，鲁迅曾经庄严地热情地宣布：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涂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