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能有多少爱-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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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去看一位病危的老将军。

“我没病，也不会病死；如果我死了，是累死的。”老人家在病床上沙哑着嗓子说，“病死，多惨？我打了一辈子的胜仗，为什么要在最后输给病。所以我是累死的，我只是累，累就要休息，那不是被勒令从人生退休，那是我自己主动请辞啊！”

话说完，没多久，他就死了。

丧礼上，没人哭，大家都说他活得太累了，自己走的。

我很欣赏这老将军的哲学。有一天，我走，我也是因为累了，宁愿高高兴兴地回到我温暖的天家。

我相信，在天家里待一阵，我又会心动，行动——

参加另一个人生的旅程。

小时候给我爸爸做奴才，结婚之后给丈夫做奴才，生孩子之后给孩子当奴才，现在又给孙子做奴才。我是一辈子当奴才的命啊！　

第六章　当爱的旅程将尽　第二节　每个怨里都该有感恩

有位朋友，十二年前把三岁的女儿交给奶奶，带着太太一起来美国打拼。两口子先是一西一东，一个做管家，一个当泥水匠，半年才见一面。

三年后，太太由洛杉矶飞到纽约，在餐馆打工，丈夫则升级成了工头。

日子愈过愈好了。太太又怀孕，在美国生了个丫头。

丫头来得真是时候，美国的经济繁荣，到处盖新房，我那朋友的收入大增，使太太能辞了工，全心带孩子。

“每次带这个孩子，就想起家乡那个，觉得真对不起她。”朋友的太太总这么说。

又隔四年，他们都拿到绿卡，把家乡的孩子也接了来。

那女儿已经有娘一般高了，却十分腼腆，十分怯懦，到哪儿去，都要拉着妈妈的手。

大概觉得亏欠，两口子从女儿下飞机那天，就买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似乎想一下子补足女儿十年的损失。

女儿上了学，请了家教，由半句英文不会，到拿班上的第一名。亭亭玉立，愈长愈美，却变得愈来愈叛逆。总跟妹妹吵架，总扯着嗓子对爹娘吼：

“我现在才知道，妹妹从小就过多么好的日子，可是你们把我丢给奶奶，我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有。你们害我受苦受了十三年，我恨你们，我也恨妹妹！”

一个住在南部的老同学，每隔一阵就要来台北，去看个复健科的医生。原因是，她的肩膀痛，僵硬得连手都抬不起来。

“台北这个医生比较神。”每次我笑她老远赶来，她都解释，“我每次让他复健三天，就能回去再撑上一个月。”

有一天，她又来台北，我请她吃饭。

“其实也不是台北的医生神。”她突然改口了，“是因为我那孙子太烦人。我只有离开他，一个人清静几天，病才能好点。”深深叹口气。“真倒霉啊！小时候给我爸爸做奴才，结婚之后给丈夫做奴才，生孩子之后给孩子当奴才，现在又给孙子做奴才。我是一辈子当奴才的命啊！”

说完，她掏皮包，掏了半天，掏出一沓孙子的照片，一张一张指给我看：“瞧！这小子多漂亮，他聪明极了！”

“看得出来，你多疼他。”我说。

“当然，”她指指胸口，“疼到心里去了。”

前几年，母亲的一位老朋友来纽约，两位老太太躲在房里，关起门，嚼舌根。

两个人耳朵都背，以为在讲悄悄话，其实外面听得一清二楚。

“我家那个老混蛋，居然说他下辈子还要娶我。去他的！我下辈子做猪，也不嫁给他，我啊！受够了。”来访的老太太喊。

可是一到晚上，她就念：“老头子该起床了，不晓得在干什么，不知道他会不会用微波炉……”

去年，老先生死了。这老太太来电话，居然没说一句好话，全是骂：

“早死早好！活着也没做好事。苦日子全是我陪他过的，这两年总算有点钱，他又老得不能动。我啊！从今自由了，好好享几天福。”

说着说着，突然停住了，听见窸窸窣窣，隔半天，撂下一句：“我冤死了！”就挂了电话。

到台北的朋友家做客。

他这些年很发，一百五十坪的大房子，两个用人，三条狗，却只有一个女儿。

那天，他的岳母也在，一边喂小孙女吃饭，一边念经似的说：

“你真好命，婆婆真羡慕你。你爸爸妈妈有知识，这么小，就知道控制你的胆固醇，不吃蛋黄，婆婆苦命！以前有蛋吃就不错了，老吃大肥肉，到现在胆固醇都降不下来，婆婆哪天死了，才冤呢！都怪你的公公，让我年轻的时候吃那么多苦。”

这话让一旁的公公听见了，不高兴地说：

“我什么地方让你吃苦了？是你掌勺，我胆固醇更高。我要是早死，才是被你害死的。”

这时女主人过来，拉着脸，也不知是开玩笑，还是当真：

“我才羡慕我女儿呢！有这么有钱的爸爸妈妈，让她含着银汤匙出生，又只生她一个，哪儿像我，生下来苦，还有一大堆弟弟妹妹……”

很奇怪，这些年来，四周的朋友愈过愈好，愈来愈发，却总听他们怨。

老的怨，中的怨，小的也怨。

使我想起以前，有一次我气喘，医生叫我买了几瓶非常名贵的药。

可是才用两次，我气喘就好了。

“要是早知道，何必买这么多瓶。”我对医生说。

“老天爷要是早知道你会怨，何必要你这么快好。”医生回答。

也想起一个大家常说的笑话——

孩子哭，说他的糖被人抢走了。

“不哭不哭。”大人再给他一块。

孩子笑了，但跟着又大哭起来：

“要是没被抢走，现在就有两块了。”

我们不都是孩子吗？在“大得”的时候，怨“小失”。在升官的时候，怨事多。

在该谢谢老天的时候，却觉得以前的不如意，是整个世界都在亏欠我们。女孩子常给川端送花，送着送着，人比花娇，让川端已经沉寂的灵魂又被勾起了生机，竟然不能一天不见那二十几岁的小女生……　

第六章　当爱的旅程将尽　第三节　谁能禁止我的爱

经过公园，看见那张熟悉的铁椅子，有好多感慨。

以前我就住在公园对面，从窗户望出去，总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椅子上跟邻居聊天。

问邻居他为什么那么闲，邻居说：“他病了，在家养病，太太上班，一个人寂寞，所以总出来找人聊天。”

果然见他愈来愈消瘦，连走路都变得吃力的样子，说话的声音也小了。但他还是出来，还是一坐就坐上几个钟头。

又隔一阵子，看到个女人扶着他，慢慢把他搀过马路，慢慢借给他一个肩膀，让他扶着坐下，坐在旁边摸着他的手，看着他的脸，还偶尔把他的帽子摘下来，摸摸他化疗之后光秃秃的头。

然后就许久不见他们了。据说死前他坚持回家，在家里“走的”。

又经过一年多，再见到那妇人，已经开车了，据说是儿女建议她学，既出入方便，又可以散散心。

大概每次学车完毕，由教练送回家，常看见她坐在公园的那张椅子上，跟汽车教练说话。

这之后，她就没再出现了，据说跟子女大吵一架，卖了房子，搬去了别的地方。

子女骂得很难听，邻居也说得很难听，说她跟比她小一大截的汽车教练谈了恋爱，居然连孩子都不认了。

只是，也听说她对孩子吼：“我照顾了你们老子几十年，又没日没夜一两年，我大半辈子白过了，剩下这点日子，我要做我爱做的事，我死了，也不冤。”

到北京去，问朋友：“那位老教授还好吗？”

“不像以前那么好，一下子老多了。”

上次见他，是在个艺术家的集会上，老教授一头白发，但是两眼闪着一种森森的寒光，好像能把人看穿。

他的声音也亮，而且沉沉稳稳，不疾不徐，一开口便容不得别人插话，说的话又都能编成语录，每一句都是箴言。

据说老教授在“文革”吃了不少苦，但撑过来了。说是“教授”，他其实没什么学历，只是继承了家学，而有不少门生；在艺坛，老教授对谁竖了大拇指，那人的身价就能大涨。

“为什么不好了呢？”我问朋友，“上次看他还挺硬朗啊！”

朋友笑笑：“他爱上了个女学生，很漂亮的一个年轻女演员。把他那点棺材本都捧给女学生了。”摇摇头：“女学生对他说得很明白，根本不爱他。”

“他怎么说？”我问。

“他说没关系，但是请求女学生别离开他。”长长叹了口气，“前些时，老先生追去了广州，打长途电话给我，一句话都没能说，就大声哭了，哭着哭着，又把电话挂了。”

想起川端康成，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师，据说晚年又爱上了一个花匠的女儿。

女孩子常给川端送花，送着送着，人比花娇，让川端已经沉寂的灵魂又被勾起了生机，竟然不能一天不见那二十几岁的小女生。

他求那小女生的父亲，常让她来。甚至听说他为那小女生买了房子。

但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小女生还是走了。

川端口含着煤气管自杀，死前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他的老友今东光说：“唯有毫无理由的自杀，才是真正的自杀。”

只是那“毫无理由”，会不会是“说不出的理由”？

跟川端比起来，还是歌德厉害。

一八二三年，七十三岁高龄的老诗人，居然爱上了十七岁的少女乌丽克，而且想娶她做妻子。

人到老年，就像落日西垂，常有了旭日的感觉。少年维特的烦恼，那歌德二十岁的情怀，竟然到他的晚年，又重新兴起。

只是跟川端康成一样，老诗人的金钱、名声与热情，都没能打动乌丽克，乌丽克拒绝了。

歌德陷入失恋的痛苦，但是他没自杀，反而写成了抒情诗的伟大作品——《马伦巴悲歌》。

想起另一位中国大学者陈寅恪。

看《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老才子，老学者，中国了不得的大儒，眼前浮起一个不受威迫、不受利诱、风骨嶙峋的老人。

老人在他六十三岁那年，居然写了一本洋洋洒洒的《论再生缘》。《再生缘》原来是清代女子陈端生写的“弹词小说”，本来被人认为是极通俗的东西，以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竟然能细细地逐字推敲，岂不令人惊讶？

更费解的，是陈寅恪那时已经失明，整本《再生缘》都是由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助教黄萱为他诵读。

是《再生缘》里年轻人的情爱再勾起老学者心底的浪漫情怀，还是经过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使那字里行间更增添一种特别的光彩？

《再生缘》是“春天”，黄萱的声音是“风”，老学者岿然独坐，是一株将枯的“古木”。

是不是那“春风”，吹得古木再抽出了绿芽？

怪不得传记的作者陆键东说：“陈寅恪为陈端生‘发潜德之幽光’，也未尝不是借此作某种自身的写照。”

也怪不得陈寅恪的老朋友章士钊看了《再生缘》之后，意味深长地写了一首诗给陈寅恪。

“……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人，到了那个年岁，有了那样的成就，还跟大人物谈什么短长？

什么大人物，比得上一个幽幽女子，坐在身边，听这老学者述说“人生的惘然”。

看卫星传来的台湾电视节目《劲歌金曲五十年》。全是早做了祖父祖母的老歌星，演唱三四十年前的老歌。

台下坐的，也全是祖父祖母辈的听众，跟着旋律一起拍手、一起摇摆，摇摆去那昔日的“流金岁月”。

主持人请一位老先生点歌，老先生想了想，笑道：“我要听《　谁能禁止我的爱　》。”

全场都笑了，连电视机前的我们一家也笑了。不知谁笑骂：“这么老了，还听这首歌？”

我没回头，没说话，却想起公园的椅子、北京的老教授、川端、歌德和陈寅恪。

谁能说人老了，就不再能爱。

只要那爱是真诚的，是炽烈的，它与年轻人的爱有什么分别？

谁能禁止我的爱？我跟着电视里的歌声一起摇摆……每次离乡都是伤害，每个离愁都能心碎，只是每个“异乡人”也都可以成为“原乡人”，仿佛告别上一段恋情，找到另一个“安心”的地方。　

第六章　当爱的旅程将尽　第四节　故乡是爱人的怀抱

到加拿大东部滨海地区旅行，进入一个早年法国移民的村庄。

低矮破旧的木造农舍里，有炉，有灶，有桌，有床，葡萄架上正结实累累，只是早已人去房空。

接着进入一所教堂。有个打扮成英国军官的人，昂头挺胸地走进来，打开一卷文件开始朗读，使围在四周的观光客都回到了一七五五年。

两百四十多年前的某日，英国驻军就是召集所有当地的法国移民到这小教堂里，宣读一纸命令。

“所有的法国人听着，为了你们好，也为了我们好，三天后带着你们的细软到这里集合，我们将用船载你们去该去的地方。”

教堂的墙上挂了许多油画，画中一群群戚容的人们，正在英军的押送下走向海岸。

海面已经有些船扬帆远去。

画中有个妇人在人群里伸着手哭喊，解说员指着：“因为英国兵听不懂法语，常把同一家人送上不同船，那画中的妈妈正喊着她的孩子，许多亲人就这样被拆散了。”

“后来有没有再团聚呢？”我问。

“大概很难吧！因为英国人把他们送去了不同的地方，有些船横过大西洋，去了欧洲；有些船去了美国，还有些一直朝南驶，去了中南美洲。那个时代，交通多不便利。”

“而且他们被送去了讲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地方。”有位游客叹口气，“语言都不通。”

“是啊！他们的后代就成了美国人、墨西哥人或阿根廷人。”另一个游客说。

教堂中间有个白色大理石雕的圣母像，几个中年的女人，在石像的脚边放了一束绑着蓝色缎带的红玫瑰。

缎带上写着：

“给所有曾在这儿居住的人，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我们带着你们的血液和姓氏。”下面署名“你们来自路易丝安那的孩子们”。

“你们还会讲法语吗？”我问其中一位。

她摇摇头：“早就不会了。”

看他们一群人离开，我心想：“他们要回哪里？法国、美国，还是留在加拿大？”又哑然失笑：“当然还是回路易丝安那。”

到广西师大演讲，回程飞机上，旁边坐了一位来自台湾的老先生。

空中小姐问老先生要什么，我大声转告他，他想了一下说：“就茶吧！”

我把茶递给老先生，他没接，将前面的小桌子打开，示意我放在上面。却盯着看，不喝。

直到空中小姐开始收杯子，他才端起茶杯，只是才拿起，就洒了一裤子。“手抖，没法喝。”他颤抖着手把茶放下。

“我替您拿着杯子吧！”我说，帮他把杯子举到嘴边，看他喝下。

“到桂林玩？”我问老先生。

“不！回老家。”

“老家有谁在？”

“老婆在。”

“没再嫁人？”

“没有！”

“回去了多久？”

“两个月。”

“何不留下来算了！”

老先生没答话，斜着眼看了看我，摇摇头：“台湾也有家，家里在等着。”

我笑笑：“可是那边，等了五十年哪！”

他又斜着看看我，似乎自言自语地说：“可是，台湾也住了五十年哪。”

高雄的一个妇产科诊所的护士，因为台风天为婴儿洗澡时停电，挂错脚牌，而闹了个大新闻。

发现领错婴儿的一家，要把孩子换回来，偏偏另一家不承认，于是告上法庭。

只是经过医院做DNA比对，证明确实抱错之后，另一边还是死不认错，说怎么看，那都是自己的孩子。

于是我眼前浮起一个画面，一对夫妻抱着怀里的娃娃，愈看愈可爱，愈看愈心疼，愈看愈觉得熟悉。看了一个多月，把假的看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