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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1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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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工致，可谓华实兼资。”
余粗读其文，而观其图，除蚕桑之事，颇为生疏；农耕器用，均与儿时所见所用者无异。中国农业之发展，长期近于停滞，原因甚多，农民生活之不得改善，乃其主要者。
三《农桑辑要》
元司农司撰，末有道光二十年知合肥县事丹徒陆献跋。系据乾隆时武英殿聚珍本重刊，四册，有布套，价三元。
《四库提要》云：“盖有元一代，以是书为经国要务也。”
又说：“详而不芜，简而有要，于农家之中，最为善本。当时著为功令，亦非漫然矣。”
书分七卷。卷一，典训，耕垦。卷二，播种。卷三，栽桑。卷四，养蚕。卷五，瓜菜。卷六，竹木。卷七，孳畜。
前有至元癸酉翰林学士王磐序：
读孟子书，见其论说王道，丁宁反覆，皆不出乎夫耕妇蚕，五鸡二彘，无失其时，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饿不寒，数十字而已。大哉农桑之业，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国者富强之本。王者所以兴教化，厚风俗，敦孝悌，崇礼让，致太平，跻斯民于仁寿，未有不权舆于此者矣。
而陆献跋则谓：
《孟子》言蚕桑详矣，何以《论语》无一言及此？不知富之者，富之以农桑也；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者，足之以农桑也。制田里，教树畜，盖包括其中矣。
耕堂曰：中国历代重农，以为富国强民之本，并以农桑为兴教化、敦风俗之基础。然以农桑致富，则甚不易。余在农村，见到所谓地主富农者，实非由耕作所致，多系祖先或仕或商而得。未见只靠耕作，贫农可上升为中农，中农可上升为富农。而地主之逐渐没落者则常有。农业辛劳，技术落后，依靠天时，除去消耗，所得有限，甚难添治土地，扩大生产。故乡谚云：“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古人亦云：稼穑艰难，积累以致之。然积累甚不易。稍有识见之地主富农，多经营商业、作坊，或令子弟读书，另谋发财致富之路。后者虽符合耕读传家之道，然能致富者少。弄不好反倒赔本，是对农业资产的一种削减。因宦途难登，作官多非读书之人也。然商业兴，得利者众，则土地日见分散，乃自然之趋势。
凡农书，大都贬低货殖、贸易。《齐民要术·序》称：
“舍本逐末，贤哲所非。日富岁贫，饥寒之渐，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然今之传本，卷七有货殖一篇，首引范蠡之言：
“计然云：旱则资车，水则资舟，物之理也。白圭曰：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故曰，吾治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述货殖通变之道及执业之术。又引《汉书》：
“谚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皆与序相矛盾，而又皆为社会现实，不得不承认者矣。
历代牧民之官，皆传刻农书，无见传刻商贾之书者，而其税征所得，从商贾来者，随社会发展，逐日增多。重农之说，遂成一句空话，名存实亡矣。
总之，像司马迁所描写的：“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与千户侯等”的地主，在汉朝可以有，我在农村，是很少见到了。
四《蚕桑萃编》
卫杰著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据清浙江书局刊本排印，一册。
卫杰是光绪年间，李鸿章当直隶总督时，管理蚕桑局的人。他在保定西关，买了一些适宜植桑的土地，又在他老家四川请了一些工人来，传授值桑、养蚕、织绸等事，先做试验，然后向各州县推广。当时好像很有一些成绩。他编写了这本书，李鸿章、王文韶、徐树铭，先后给他写了序文。
我在保定读书时，河北大学的农场，有很多桑树，长得很好，恐怕就是当时的桑地旧址。另外，幼年时，家乡子文一带，有大片桑园，恐怕也是当时推广蚕桑的遗迹。
关于北方能否种桑养蚕，历来好像有一些争论。李鸿章等人坚信古书记载，及顾亭林“西北高寒，最宜桑枣”之说，认为可以。前面说到的那位陆献，也是这样主张。实践证明，北方种棉则可，蚕桑希望不大。后来连桑树，也很少见到了。
不过，他这本书，编写得很详尽，图谱绘制的也很工致。
所表现的工艺，比康熙年间的耕织图进步多了。
我从南京古籍书店，购得康熙御制《耕织全图》一册，价三元五角。据《四库全书提要》介绍，此图系石印本，但我分辨不出是原版，还是后来的翻版。每页正面为图，背面为康熙御制诗。白绵纸印，并有衬页。图内还附有别的诗。宋楼璹撰有《耕织图诗》，不知是否在内。图也不知道是否根据宋时古本。
我还有一本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印的《裨农撮要》，薄薄一册，亦系种桑养蚕之书。陈开沚著。此人系清末寒士，后以桑蚕获利，自述其经验者。清末，有识者注重实业开发，有关著述，颇亦不少。
五《农政全书》
明徐光启著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精装本上下二册。
《农政全书》，共六十卷，是徐光启汇录历代有关农事之言，及明人著作，参以己见，又经陈子龙等人整理编定的。就其内容来说，称为全书，实不为过。
前有张国维等四人的序。张序最佳，他以天人之学，论说农民、农事：
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国贫之患，谁实受之？故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语亦有之：农之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非举八政四术之要，以安集而招徕之，则民腹尝馁，民情尝迫，而尚可谕以仁义，慑以刑威乎？且人所以恶雀鼠者，谓其有攘窃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谓其怀盗贼之心。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恶下，下不得不欺上，各有所切也。
张国维的官职是：钦差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处地方。
当时的明王朝已处在总崩溃前夕，暗无天日，百孔千疮。
民不聊生，农村骚动，揭竿而起的形势，已经形成。张国维看得很清楚，也知道农民的苦难，农民的心理，农民的要求，农民的力量。大厦将倾，局面已经不可收拾。他还想刊刻这部书，“预为训之戒之，图之策之”，以为亡羊补牢之计。不知此时再讲“农政”，为时已晚。
徐光启著书时，原意亦在此。他尝说：“所辑农书，若已不能行其言，当俟之知者。”非只文学，任何著作，都有时代的烙印。此书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大讲荒政，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不幸的是，当他的书刊刻出来不久，明王朝就结束了。
张国维在序中还说：
今如病尪之人，日行百里，巾箱囊箧，喘汗临深。而犹鞭叱，不令稍止。噫！亦危矣。
和张国维一同刻这部书的松江知府方岳贡，在序中说：
嗟乎！治乱无象，农之获安于农与否，是即其象。彼罹虏罹寇者，以死亡转徙失先畴而不获安。幸而免此，又以剿饷练饷，急罹虏罹寇者之患，而岌岌乎不获安。爱养元元者，其务所以安之哉！
这都是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好像是在替农民说话。在官书的序言中，还是少见的。但这只是官话，他们实际做的，却正与之背道而驰。是没有人相信的，于实际无补的。
历代农书，所记农事，多是农民经验的记录；所介绍的农具，都是已有农具的图形。这都是著书人从农民那里学来的，农民不要看。古代典训，农民看不懂。所以官刻农书，只是一种形式，就像每年立春之时，皇帝在先农坛的活动一样。
徐光启的农书，除去辑录古代典籍之切实可行者，着重输入新的农业观点，新的种植方法，新的粮食品种，以及与农业有关的水利知识，手工业技术。他出身农家，知识丰富，又得西洋技巧之传授，眼界宽，思想开放。因此，他的农学著述，与李时珍的医学著述，同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耕堂曰：四库子部农家类，著录无多，其重要者，余皆置备。《授时通考》，已送刘君，前已记述，其他数种，仍在架上。
蚕桑之书，实隶农书之内。此外尚有畜牧书《司牧安骥集》，而所有农书，亦皆包括畜牧。《司牧安骥集》，传为唐人所作，乃兽医古籍，并有相马内容，上绘图，下歌诀，易识易记。集汉唐马政经验，虽备军旅，亦关农作。
另有花卉之书，如明王象晋《群芳谱》，清官修《广群芳谱》，陈淏子《花镜》，及近人所著《花经》。《花经》为精装本，已送李君，而李君不爱书，不读杂书，视书籍为日常用品，等闲之物，想已不知去向矣。《齐民要术》以为，花卉无补实用，摈而不录。其实所有花谱，其中大部仍为农作之物，农书重食用，《花谱》重观赏。正如李时珍之《本草纲目》，米谷枣栗，皆有条目，不过着重谈其药用耳。《本草纲目》，余有商务排印本，阅读甚便，其中亦多农业知识。
余读书不重古本，然重校对。《群芳谱》为明末刊清修本，《广群芳谱》则为殿板之石印者。四库提要极力推崇御定之书，以贬低王氏原作，大不公平，王书自有其特色，非官书所能代替。
古代农书，多有占验祝祷，其中自有迷信，然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实际经验，且证明古代农民朴实，每作一事，皆认真虔诚，整洁以处。有些祝祭文字，写得还很有水平，如《齐民要术》所载祝粬文，视六朝骈体，并不稍逊，且有寄托。
文人不得志，不能为经世之作；何处何时，不可写寄牢骚？读之慨然。
中国儒家重农思想，乃封建帝王长期重农政治之反映，从而形成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意识。然政治重实际效益，儒家又不得不通变，重视贸易。过去的商业，实际是从农业基础上，生出的一个派枝，并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意识，仍以农业文化意识为指针，并受其制约，不断发生矛盾。
中国士大夫，向以农村为根据地，得意时则心在庙堂之上，仕宦所得，购置土地，兼开店铺。失意时则有田园之想，退居林下，以伺再起。习以为常，不以为非。但在言论上，则是重农轻商的。陈子龙在《农政全书》的凡例中说：“方今之患，在于日求金钱而不勤五谷。”又说：“不耕之民，易与为非，难与为善。”另有人叹息，商贾之兴，将形成“野与市争民，金与粟争贵”的局面。
我购买这些书，原也不是打算研究这门学问，不过是因为来自农村，习于农事，对于农书，易生感情而已。过去也没有认真读过，晚年无聊，乃重新翻阅一次，略记所得如上。
此外，尚购有商务一九五七年印，清吴其濬著《植物名实图考》，和该馆一九五九年印，同一作者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两书为植物学著作，皆关系农业。
1987年8月7日写讫——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
初进城时，我住在这个大院后面一排小房里，原是旧房主杂佣所居。旁边是打字室，女打字员昼夜不停地工作，不得安静。我在附近小摊上，买了几本旧书，其中有一部叶昌炽著的《语石》，商务国学基本丛书版，共两册。
我对这种学问，原来毫无所知，却一字一句地读下去，兴趣很浓。现在想来：一是专家著作，确实有根柢。而作者一生，酷爱此道，文字于客观叙述之中，颇带主观情趣，所以引人入胜。二是我当时处境，已近于身心交瘁，有些病态。远离尘世，既不可能，把心沉到渺不可寻的残碑断碣之中，如同徜徉在荒山野寺，求得一时的解脱与安静。此好古者之通病欤？
叶昌炽是清末的一名翰林，放过一任学政，后为别人校书印书。不久，我又买了他著的《藏书纪事诗》和《缘督庐日记摘钞》，都认真地读了。
我有一部用小木匣装着的《金石索》，是石印本，共二十册，金索石索各半。我最初不大喜欢这部书，原因是鲁迅先生的书帐上，没有它。那时我死死认为：鲁迅既然不买《金石索》，而买了《金石苑》，一定是因为它的价值不高。这是很可笑的。后来知道，鲁迅提到过这部书，对它又有些好感，一一给它们包装了书皮。“文革”结束，我曾提着它送给一位老朋友，请他看着解闷。这是我以己度人，老朋友也许无闷可解，过了不久，就叫小孩，又给我提回来，说是“看完了”。我只好收起。那时，害怕“四旧”的观念，尚未消除，人们是不愿收受这种礼物的。
也好，目前，它顶着一个花瓶，屹立在四匣三希堂法帖之上。三个彩绿隶体字，熠熠生辉，成为我书房的壮观一景。
还有人叫我站在它的旁边，照过相。可以说，它又赶上好时光、好运气了，当然，这种好景，也不一定会很长。
大型的书，我买了一部《金石粹编》。这是一部权威性著作，很有名。鲁迅书帐有之，是原刻本。我买的是扫叶山房石印本，附有《续编》《补编》，四函共三十二册。正编系据原刻缩小，字体不大清楚，通读不便，只能像用工具书，偶尔查阅。续编以下是写印，字比较清楚，读了一遍。
有一部小书，叫《石墨镌华》，是知不足斋丛书的零种。
书小而名大，常常有人称引。读起来很有兴趣，文字的确好。
同样有兴趣的，是一本叫《金石三例》的书，商务万有文库本，也通读过了。因为对这种学问，实在没有根基，见过的实物又少，虽然用心读过，内容也记不清楚。
原刻的书，有一部《金石文编》，书很新，字大悦目，所收碑版文字，据说校写精确，鲁迅先生也买了一部。我没有很好地读，因为内容和孙星衍校印的《古文苑》差不多，后者我曾经读过了。
读这些书，最好配备一些碑版，我购置了一些珂罗版复制品，聊胜于无而已。知识终于也没有得到长进，所收碑名从略。
钱币也属于金石之学。这方面的书，我买过《古泉拓本》，《古泉杂记》，《古泉丛话》，《续泉说》等，都是刻本线装，印刷精致。还有一本丁福保编的《古钱学纲要》，附有历代古钱图样，并标明当时市价，可知其是否珍异。
我虽然置备了这些关于古钱的书，但我并没有一枚古钱。
进城后，我曾在附近夜市，花三角钱，买了一枚大钱，“文革”中遣失了，也忘了是什么名号，我只是从书中，看收藏家的趣味和癖好。
大概是前年，一青年友人，用一本旧杂志，卷着四十枚古钱，寄给我，叫我消遣。都是出土宋钱，斑绿可爱。为了欣赏，我不只打开《历代纪元编》认清钱的年代，还打开《古钱学纲要》，一一辨认了它们的行情，都是属于五分、一角之例，并非稀有。但我心里还是不些不安，小大属于文物的东西，我没有欲望去占有。我对古董没有兴趣，它们的复制品、模仿品，或是照片，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只是想从中得到一点常识，并没有条件和精力，去进行认真的研究。
我决定把这几十枚古钱，交还给那位青年友人。并说明：我已经欣赏过了。我的时光有限，自己的长物，还要处理，别人的东西，交还本人。你们来日方长，去放着玩吧。
我还买了一些印谱，其中有陈簋斋所藏《玉印》，《手拓古印》；丁、黄、赵名家印谱，《陈师曾印谱，《汉铜印丛》等，大都先后送给了画家和给我刻过印章的人。
关于铜镜的书，则有《簋斋藏镜》，以及各地近年出土的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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