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1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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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晁氏之所谓“自警”，就很难做到了。人之好名，是一种自然生态。尝见出土的古墓壁画或砖石上，刻有匠人名字。难道他当时不知道，他的作品要永埋地下，曾经想到，有朝一日，会被发掘，重见天日吗？这是创作冲动的满足。劳者歌其事，在自己的劳作成果上，缀上自己的名字，是一种原始现象。儿童说是这样，可以说是生而知之。

在论述传记的写法时，晁氏的见解，也很好。在传记类《韩魏公家传》条内，他说：

右皇朝韩忠彦撰，录其父琦平生行事。近世著史者，喜采小说，以为异闻逸事。如李繁录泌，崔胤记其父慎由事，悉凿空妄言。前世谓此等，无异庄周鲋鱼之辞，贾生服鸟之对者也。而唐书皆取之，以乱正史。由是近世多有家传、语录之类，行于世。陈莹中所以发愤而著书，谓魏公名德，在人耳目如此。岂假门生子侄之间，区区自列乎！持史笔其慎焉。

这一段话里的，“庄周鲋鱼之辞，贾生服鸟之对”两句，颇可玩味。这是说，人物传记，不同于故事，更不同于寓言。

古人撰写人物传记，不满足于只用那些干枯的官方资料，愿意添进一些生动活泼的记述，乃参考一些野史、家乘，这是无可厚非的。司马迁的人物传记，那样生龙活现，读起来比文学作品还有兴味，就是因为他不只依据官方文献，还寻访了很多地方资料，口碑传说。后来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都采用了许多私人的著述，增加了传记的生动性。

但运用这些材料，需要特有的观察、判断、取舍的能力。

历史作品，有时可以当作文学，但文学作品，却不能当作历史。历史注重的是真实，任何夸张、传闻不经之言，对它都会是损害。历史、事实，天然地连结在一起，把历史写得真实可靠，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做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

历史，是天地间最复杂的现象。它比自然现象，难以观察，难以掌握得多。它的综错复杂，回曲反复，若隐若现，似有实无，常常在执笔为史者面前，成为难以捉摸，难以窥测的幻境。

撰述历史，时代近了，则有诸多干扰，包括政治的，人事的，名誉的，利害的。时代远了，人事的干扰，虽然减少，则又有了传闻失实，情节失落，虚者实，而实者虚，文献不足证，碑传不可信的种种困难。如果是写人物传记，以上情况就更明显，就更严重。

只根据实录、谱牒、碑碣去写历史，这是传统的做法，也是保守的做法。但开放的写法，即广采传闻野史的写法，也带来了另一种毛病，即晁氏指出的“故事化”或“寓言化”。

特别是人物传记，用开放的写法，固然材料会多一些，事件会生动一些。但材料如果是从亲属得来，其中就有感情问题；如从友朋得来，其中就有爱憎问题。况人之一生，变幻无常，虽取决于本身，亦受制于社会。是非难以遽定，曲直各有其说。盖棺论定，只能得其大概，历史评价，又恐时有反复。要把一个人物的传记写好，确不是容易的事情。

传记一体，与其繁而不实，不如质而有据。历史作品要避免文艺化。现在，有很多老同志，在那里写回忆录。有些人多年不执笔，写起来有时文采差一些，常常希望有人给润色润色，或是请别人代写。遇到能分别历史和文艺的人手还好，遇到把文学历史合而为一的人，就很麻烦。他总嫌原有的材料不生动，不感人，于是添油加醋，或添枝加叶，或节外生枝，或无中生有，这样就成了既非历史，也非文学的东西。而有的出版社编辑，也鼓励作者这样去做。遇到文中有男女授受的地方，就叫他发展一下，成为一个恋爱的情节。遇有盗窃丢失的地方，就建议演义成一个侦探案件。遇有路途相遇，打抱不平的地方，自然就要来一场“功夫”了。

现在有一种“传记小说”的说法，这真是不只在实践上，而且要在理论上，把历史和文学混为一谈了。这种写法和主张，正如有人主张报告文学，允许想象和虚构一样，已经常常引起读者，甚至当事人或其家属的不满。因为凡是稍知廉耻，稍有识见的人，谁也不愿意在自己身上，添加一些没踪没影的事迹的。

当然，野心家是例外的。从历史上，特别是“四人帮”时期，我们可以看到，野心家分为两种。一种是受别人吹捧，坐在轿子里的；一种是抬轿子，吹捧别人的。他为什么鼓吹得那么起劲，调门提得那样高，像发高烧，满口昏话？这是有利可图，可以得到好处的。弄好了，他可以从抬轿子，变成坐轿子，又有一帮人起哄似的吹捧他了。

元、明两朝人，不认真读书，没有像样的读书记。到了清朝，重考证，这类的书就多起来，除很多已成为专门学术著作，如《读书杂志》、《十七史商榷》等书外，标以读书记名目的就不少。《何义门读书记》，寒舍不存；《东塾读书记》，存而未详读之。我最感兴趣的是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黄是藏书家，以藏有百种宋版书而著名。他所藏书，也远远不限于宋本。他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好像接触的不是书，而是红颜少女。一见钟情，朝暮思之，百般抚爱，如醉如痴。偶一失去，心伤魂断，沉迷忘返，毕其一生。给人一种变态的感觉。这种感情，前代不能有，后代也不能有，只有他那样的时代，他那样的生活，既不能飞黄腾达，又不甘默默无闻，才会有这样的心境，和这样的举动。

他的藏书记，被后人一再辑印。我有三集，前二集是上海医学书局影印，后一集是木版蓝色印本。同样是藏书家，陆心源的《仪顾堂题跋》，读起来就干燥无味。

其次是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他的读书记，散见在他的日记中，由云龙辑录出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白文没有标点，也未详细分类。有一年，我在北京国子监买了一部，纸张很好，共四册。后经中华书局整理、分类、标点，重新出版。

他读书仔细认真，读的书也广泛，非只限于经史，杂书很多。但对像《红楼梦》这样的书，还是有些不好意思，总是说病了闷了才拿出来看看。并说，这部书是托名贾宝玉的那个人，自己写了家世，其他社会风物，则是别人代为完成。

这真是奇怪的说法，可备红学家参考。

和他的读书记类似的，有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舍间所藏，为万有文库本，此人读书也多也杂，也很认真，我通读一遍。此外，有《鲁岩所学集》，也是读书记，较通俗易读，我有的是木刻本。我另有叶德辉的《郋园读书志》、邓之诚的《桑园读书志》等。

1984年10月15日晨改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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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慷慨悲歌

司马迁写荆轲列传，在开始，轻描。荆轲的性格，就像一个影子，突然出现在读者面前，渐渐显真。直到：“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形象才具现。以后，“荆轲怒，叱太子曰：‘……请辞决矣！’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征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以后，“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荆轲奉樊于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柙，以次进。

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

‘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悕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椹之。……”以后，“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就使荆轲慷慨悲歌，跃然纸上，经百世不能消敛了。

有人说，像这样好的英雄事迹的描写，会成为后人行动的号召和模范，文章使后来的英雄们更果敢机智，胜任愉快地去进行了他们的事业。这是不假的。英雄读过前代英雄的故事，新的行动证明古人的血泪的代价的高贵。

而在荆轲的时代，像荆轲这样的人还是很少的。英雄带有群众的性质，只有我们这个时代。像是一种志向，和必要完成这种志向，死不反顾，从容不迫，却是壮烈的千古一致的内容。

荆轲一个人带着一尺多长的匕首，深入秦廷，后来一些评论家，在武器上着眼，以为荆轲筹备几年的工夫所以失败，而秦王仓促间所以幸存的原因，是匕首的效果不如剑的缘故，都是事外的看法。荆轲很看重他的责任和使命，为了把事情进行得好，甚至说服一个同志自刎了首级。而在这以前还有一个老吏为了证明自己保守这件事的秘密，鼓励荆轲有志这个行动也是自刎了的。因为责任过于重大，荆轲所以采取了上面的动作。

当然这个动作引起了失败。而这一失败以致使燕亡国，但这个失败只能引起对荆轲的怀念，里面不会有所责备了。而司马迁正是在这种心情下面写成这个传记，使荆轲的勇敢、沉着、机智在文章上飘动招手，不断找寻继承者。而在那个时候，个人的冒险的刺杀，对燕国解除秦国的压迫确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办法。

然而失败了，读者有深深的遗憾和怒愤。这才是英雄的传记。事业留下缺陷，后来的人填补上了。能激起这种填补的热情，就是司马迁文章的效用！

司马迁和荆轲不同时，事件也不过从史书采取。但他把被历史简单化了的荆轲的面貌，补充起来，使他再生。这个再生法，就是司马迁用自己的感情把他喂养起来的。荆轲辞别燕太子和朋友，易水一条河而已，英雄的慷慨悲歌，才使易水永远呜咽怒愤。被压迫的景仰争解放的勇士，和饥饿的人爱好饮食一样，而迫切的程度高于饮食。荆轲入秦这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故事。荆轲也不过是战国的刺客里面的一个，但能遇到司马迁就永远传流了。

而即使是传奇，司马迁也不过当作人间事来写，即使是英雄的行径，也有无数波折和困难。司马迁的感情，直到文章结束还没结束，文章的结束只是作者感情的高潮点，积累的感情就永远像一个瀑布，灌注到各个时代。用高渐离击筑，刺秦王结束了这个英雄的事业，几乎成为一种集体的复仇斗争！这个前仆后继的共同的复仇的要求，形成文章的伟大风格。使那碎了的筑的声音永远颤抖，使那条易水永远呜咽。

194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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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李杜论略》读后

——给罗宗强的信

宗强同志：

温超藩同志转来你的信和惠赠的书：《李杜论略》，都收见了，非常感谢！

大著用比较的方法，从六个方面进行探讨，旁征博引，用力甚勤，读起来是很有兴味的。并使人看出，比较研究，其目的是为了阐明文学创作的规律，并非定其优劣。但叫我提意见，就使我感到困难了。我对古典文学，因幼年未能专修，后来是零碎补习，所以知道得很少。感于你高雅的嘱望，也随便谈谈吧。

我以为，如果谈比较研究的方法，中国实古已有之，古已尚之，但并不完备，其方法也不太科学。自汉以后，有班马异同之论，唐以后有李杜优劣之说。专著零篇，不胜其读。

在文学艺术领域，异同之论可取，优劣之说不可取。因为，文学艺术要求异，并不要求同。异者愈众，则风格不同者愈多，证明文学艺术发达繁荣，如同者众，文学艺术单调划一，则不发达不繁荣之征候也。十年动乱期间，文学艺术可谓大同而无异矣，能说是发达繁荣吗？所以我们的文学史，只需要一个杜甫，一个李白，而不需要很多同样的李、杜。几百年、几千年，也只有一个就是了，这就是求异。在同一时代，如李杜所处，产生不同风格的两个大诗人，这是时代的光荣，如果产生四个或十个，那就是时代更大的光荣。种花养鱼，吃饭穿衣，都希望多有一些新的品种，新的花样。何况作为人类精神食粮的文学艺术？

但有人，一定要在两人之间，定出个优劣来，这是封建观念在作祟。我们中国长期科举取士，名次观念很重，时至今日尚有余毒，不可不察。金榜题名，龙门登进，不得不名判甲乙，但文学评论与研究，断断不能用这种近似儿戏的办法。这对文学艺术的繁荣，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至于为了投当前政治之机，对古人信口雌黄，虽出自权威者的皇皇巨著，摈之不读可也。

以上，是我随便谈一点读了大著之后引起的感想，并非说你是主张优劣论的。不是，你是反对优劣论的。在六点比较方面，我以为作家之不同，生活经历，起主导作用。应列为首题。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很难分，你分成三章论述，恐怕要时有互相出入的困难吧。如分为两章，则容易统制。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之难分，亦如上述，如划分得再为严格一些，我想既会避免重复论述，也可避免引用资料过多，过于琐碎的毛病。中国的诗话太多，历代被列为著述。其中大多数烦琐偏执，实不能被看做文学评论。引用之时，最好有所选择。这些意见，只是供你参考，并希望得到你的教正。

祝好

孙犁

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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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谈柳宗元

在旧社会，朋友是五伦之一。这方面的道义，古人看得很重。因为人在社会上工作、生活，就有一个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在决定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的成败利钝方面，较之家庭，尤为重要。所以，古往今来，有很多文章、戏曲，记述朋友之道，以教育后人，影响社会。

讲朋友故事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有相当大的数量。有些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也是很难学习的。这些故事，常常赋予人物以重大的矛盾冲突，其结局多带有悲剧的性质。有的表面看来，矛盾冲突并不那样严重，只是志同道合，报答知己，比如挂剑摔琴之类。

古代的友道，现在看来，似乎没有阶级性，现在新的概念是同志或战友。

中国古文中有一种文体，叫“诔”。在历代文集中，它占有相当的位置。字典上说，诔就是：哀死而述其行之辞。就是现在的悼念文章，都是生者怀念他的死去的同志的。此体而外，古文中还有悼诗、挽歌、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等。可见，中国文学用之于死人者，在过去实在是分量太大了。

纪念死者，主要是为了教育生者。如果不是这样，过去这些文章，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唐代韩愈写的《柳宗元墓志铭》，是作家悼念作家的文章。

他真实而生动地记述和描写了当时文人相交的一些情况，文章写得很是精辟。在这篇文章里，我初次见到了“落井下石”一词和挤之落井的“挤”字。

“四人帮”把柳宗元拉入法家，我不懂历史，莫名其妙。

大概是这些政治暴发户，看上了柳宗元的躁进这一特点吧。但无论如何，柳宗元也不会喜欢他们这种乱拜祖先的做法的。

我很喜欢柳宗元的文章。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