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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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动爆发了，孙犁首当其冲，度过了十年磨难。他几度轻生欲死，但终于熬了过来。　
暴风雨过去了。文学艺术的春天来临了。在春光的沐浴下，搁笔了二十年的孙犁，终于重新握笔，写作了大量的散文，以散文家的面貌出现于文坛。他先后出版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等散文集。如果说，青年孙犁的散文曾散发出特有的荷花般清纯而蓬勃的气息，那么晚年孙犁的散文，在经历十年腥风血雨之后，在经历人世沧桑之后，呈现出一种萧萧落木的苍郁清疏。这些散文的篇幅更短小，笔调更简洁，但在平静疏淡的文字背后，是一颗饱受磨难更为澄彻的心灵，是痛定思痛的深沉思考，是大难不死之后的执著与彻悟。同样从一人一事落笔，同样从小中见大，但孙犁后期的散文显然境界更为高远，思索更富哲理。这种转变，唯岁月与苦难，孤独与思索才能够给予。　
在“文革”中，孙犁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被关进牛棚，成了牛鬼蛇神，受到无情的批判。他的共同战斗过的朋友，不少在“文革”中被折磨而死。对这场民族的劫难，孙犁思索着，他感到他有许多话要说。孙犁带着浩劫后个人的痛苦经验，在散文中倾吐自己的感情，创造爱和美的世界。　
回忆是孙犁晚年散文创作的重要母题。他沉浸在回忆的世界里，回忆他的童年，回忆童年生活的伙伴，回忆他的亲人，回忆在漫长人生中给他以或甜蜜或苦涩记忆的人或事。一组《乡里旧闻》，是一组水渍斑驳的乡村风俗人物画，是一曲来自记忆深处的童年的歌谣。隔着岁月的迷雾，这些回忆的色彩朦胧而疏淡，又因为有岁月的积淀，对这种回忆的描写才那么既简洁又传神，而且意味隽永。在《度春荒》一文中，在写了家乡父老挖野菜度春荒的艰难情景之后，作者写下了这些流动跳跃、充满生趣的句子：　

“在春天，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是为饥饿驱使，也为新的生机驱使，他们漫天漫野地跑着，寻视着，欢笑并打闹，追赶和竞争。　
“春风吹来，大地苏醒，河水解冻，万物孽生，土地是松软的，把孩子们的脚埋进去，他们仍然快乐地跑着，并不感到跋涉。　
“清晨，还有露水，还有霜雪，小手冻得通红，但不久，太阳出来，就感到暖和，男孩子们都脱去了上衣。”（《乡里旧闻·度春荒》）　

如果说，《乡里旧闻》中，作者向我们描绘了一系列在苦难中挣扎煎熬的人们：气宇轩昂生性高傲而又不得不靠卖房来为自己出殡的凤池叔，孤苦伶仃、专以埋葬早夭的孩子为生的干巴，企图以色相博取一丝幸福而红颜早夭的小杏，早年投身革命但终于坎坷潦倒的老刁……那么在《芸斋梦余》中，更多的则是作者对那坎坷岁月的回忆与思考。仿佛这位经历过战争硝烟洗礼、经历过人生大悲大喜的老人，以一种返朴归真的深沉心境，把目光重新投向身边那些平凡的事物，那些记忆深处偏僻的角落，凝神思索，并从中发现某种朴实而永恒的意蕴。他写花、写果、写河、写自己曾有过的书的梦与画的梦，写钢笔的故事、牲口的故事、报纸的故事，写晚秋的白蜡树、故居的老屋，也写自己的病期经历、亡妻无比珍爱的一块包袱皮。他曾这样描写我们身旁一株普普通通的白菜花心：　

“……一过清明节，有些菜头就会膨胀起来，俗话叫做菜怀胎。慢慢把菜帮剥掉，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部铲平，放在水盆里，安置在书案上，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　
“菜花，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净。它没有香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色彩单调，因此也就没有斑驳。平常得很，就是这种黄色。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再也见不到这种黄色了。”（《菜花》，《孙犁文集》续编一）　

这毋宁是写他的意趣，他沉静明澈的心境。　
然而感情却在岁月的积淀后更为深沉而浓郁，对事业，对朋友，对自己所爱的人：　

“……虽然我们结婚很早，但正像古人常说的：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而相对愁叹之时多耳。我们的青春，在战争年代中抛掷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变故，直至最后她的死亡……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可能是地下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尺泽集·亡人逸事》）　

此情此景，令我们想起苏轼那首催人泪下的《江城子》，同样的情愫，同样撼人心魄。　
孙犁特别怀念和他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他连续写了《回忆沙可夫同志》、《清明随笔——忆邵子南同志》、《伙伴的回忆》等一系列文章，回忆、悼念了远千里、侯金镜、郭小川、田间、马达、赵树理、丁玲、康濯、万国儒、何其芳、茅盾等，这些怀人之作，写得情真意切，令人不能忘怀：　

“现在，不知他魂飞何处，或在丛莽，或在云天，或徘徊冥途，或审视谛听，不会很快就随风流散，无处招唤吧。历史和事实都会证明：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晚华集·远的怀念》）　

孙犁就这样以他充满真情与道义力量的文字，为一位在文学史上本无赫赫之名的诗人，为自己的朋友远千里，树起了一座碑。　
在晚年，孙犁还写了不少读书笔记、序跋、书评、杂感等。其中，《耕堂读书记》记录了作者近年来读书，尤其是读中国古书的心得和思考，旁征博引，贯古通今，颇多发人深省之处。但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孙犁全部创作中独具特色的，在读者心中堪称一“绝”的《书衣文录》。　
孙犁爱书。他的爱书，可以说到了成“癖”成“痴”的地步。青年时代，他用饿着肚皮省下来的几块铜板去买自己喜爱的鲁迅的书；战争年代，他的图书毁于战火，解放后，他又把稿费大都用在了买书上。青年时，书籍是引导他前进的一种力量，十年浩劫中，读书对于他，似乎有了新的意义。他曾写道：“能安身心，其唯书乎！”他的书，数目多而范围广，尤其偏重中国古代文化，经史子集，农桑花卉，皆有涉及。　
“文革”中，这些图书或抄或封、离乱失散，有些又失而复得。　
在那些漫漫长夜，这位饱经忧患的老人，孤独地坐在灯下，用自己四处搜集的废纸，慢慢地将旧书一一包装修补，并在书皮上，写下自己的所感所思，这，就是《书衣文录》的由来。　
《书衣文录》是题识、杂录、随感，也可以说是作者的日记，是作者在辍笔的二十年间，抒发自己对书本、对人生、对友情与爱种种感慨的仅有文字。在这些绝未曾想到要公开发表的文字里，作者倾诉心迹，有时仅寥寥数语，也披肝沥胆，真情毕现：　
“昨夜梦见有人登报，关心我和我的工作，感动痛哭，乃醒，眼泪立干。”（《书衣文录·西域之佛教》）　
“余即于前夜哭骂出声，昨夜又梦辞职迁居等事。而慷慨助我者，则为千里，千里平头，扬扬如常日。此盖近日感寡助之痛，而使故人出现于梦境也……”（《书衣文录·清稗类钞》）　
“……余幸存于九死，徘徊于晚途，一灯之下，对此残编，只觉身游大雾四塞之野，魂飞惊涛骇浪之中。”（《书衣文录·竹人录》）　
“……十余年人事沧桑，往事亦多不堪回首。而余尚在人间，并于灯下读书作字，忆及生者逝者，心如木石，不知其所感矣。”（《书衣文录·翁藏宋拓九成宫》）　
“今日总理逝世。斯人云亡，邦国殄瘁。　
帮我做饭的，为一农村妇女，闻周逝世，抽咽失声。曰：　
他是好人。人心如明镜清泉，虽尘积风扰，不可掩也。”　
（《书衣文录·湘军记》）　
一部《书衣文录》，记录了一颗高尚、善良而又敏感的心灵，在那特殊年代里留下的特殊轨迹。它必将在孙犁的散文创作中，占据独特的地位。　
孙犁认为，散文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适于抒写自己一生的思想和情感的积淀。他视散文创作为“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常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虚的时刻进行创作。我的很多作品，是在春节、假日、深夜写出来的。”正像孙犁自己所说的，“在创作中，我倾吐了心中的郁结，倾注了真诚的感情，说出了真心的话”。　

孙犁是真诚的。他说：“过去的事迹，由此而产生的回忆，自责或自负，欢乐或悲哀，是最真实的，最可靠的，最不自欺也不会欺人的”（《陋巷集·后记》）。“我不愿用虚假的感情，去欺骗读者。”（《秀露集·戏的梦》）　
孙犁是正直的。他说：“……在历史上，这些作者的遭遇，为什么都如此不幸呢？……思考了很长时间，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决定的。……他们是为正义斗争，是为人生斗争。文学是最忌讳说诳话的。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文学是要有理想的……”（《文字生涯》）　
孙犁是有洁癖的，他从不直接去描写人间的丑恶。他说：　
“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们。”（《文学和生活的路》）　
孙犁写给我们的散文，是闪耀着真善美光辉的艺术之花。　
正如他在谈到安徒生的《丑小鸭》时所说：“它写的是一只小鸭，但几乎包括了宇宙间的真理，充满人生的七情六欲，多弦外之音，能旁敲侧击。尽了艺术家的能事，成为不朽的杰作。何以至此呢？不外真诚善意，明识远见，良知良能，天籁之音！……这是艺术唯一无二的灵魂。”（《秀露集·致铁凝信》）可以说，他的许多散文，无愧于这一评价。　

编者　

　1994年7月　北京　


卷一　乡里旧闻　　乡里旧闻（一）

——梦中每迷还乡路，

愈知晚途念桑梓。

——书衣文录

度春荒

我的家乡，邻近一条大河，树木很少，经常旱涝不收。在我幼年时，每年春季，粮食很缺，普通人家都要吃野菜树叶。

春天，最早出土的，是一种名叫老鸹锦的野菜，孩子们带着一把小刀，提着小篮，成群结队到野外去，寻觅剜取像铜钱大小的这种野菜的幼苗。

这种野菜，回家用开水一泼，搀上糠面蒸食，很有韧性。

与此同时出土的是苣苣菜，就是那种有很白嫩的根，带一点苦味的野菜。但是这种菜，不能当粮食吃。

以后，田野里的生机多了，野菜的品种，也就多了。有黄须菜，有扫帚苗，都可以吃。春天的麦苗，也可以救急，这是要到人家地里去偷来。

到树叶发芽，孩子们就脱光了脚，在手心吐些唾沫，上到树上去。榆叶和榆钱，是最好的菜。柳芽也很好。在大荒之年，我吃过杨花。就是大叶杨春天抽出的那种穗子一样的花。这种东西，是不得已而吃之，并且很费事，要用水浸好几遍，再上锅蒸，味道是很难闻的。

在春天，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是为饥饿驱使，也为新的生机驱使，他们漫天漫野地跑着，寻视着，欢笑并打闹，追赶和竞争。

春风吹来，大地苏醒，河水解冻，万物孳生，土地是松软的，把孩子们的脚埋进去，他们仍然欢乐地跑着，并不感到跋涉。

清晨，还有露水，还有霜雪，小手冻得通红，但不久，太阳出来，就感到很暖和，男孩子们都脱去了上衣。

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只有童年。

我的童年，虽然也常有兵荒马乱，究竟还没有遇见大灾荒，像我后来从历史书上知道的那样。这一带地方，在历史上，特别是新旧五代史上记载，人民的遭遇是异常悲惨的。因为战争，因为异族的侵略，因为灾荒，一连很多年，在书本上写着：人相食；析骨而焚；易子而食。

战争是大灾荒、大瘟疫的根源。饥饿可以使人疯狂，可以使人死亡，可以使人恢复兽性。曾国藩的日记里，有一页记的是太平天国战争时，安徽一带的人肉价目表。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比噩梦还可怕的年月！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战养战，三光政策，是很野蛮很残酷的。但是因为共产党记取历史经验，重视农业生产，村里虽然有那么多青年人出去抗日，每年粮食的收成，还是能得到保证。党在这一时期，在农村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地主富农，占有大部分土地，虽然对这种政策，心里有些不满，他们还是积极经营的。抗日期间，我曾住在一家地主家里，他家的大儿子对我说：“你们在前方努力抗日，我们在后方努力碾米。”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们成功地避免了“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的可怕遭遇，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79年12月

村长

这个村庄本来很小，交通也不方便，离保定一百二十里，离县城十八里。它有一个村长，是一家富农。我不记得这村长是民选的，还是委派的。但他家的正房里，悬挂着本县县长一个奖状，说他对维持地方治安有成绩，用镜框装饰着。平日也看不见他有什么职务，他照样管理农事家务，赶集卖粮食。村里小学他是校董，县里督学来了，中午在他家吃饭。他手下另有一个“地方”，这个职务倒很明显，每逢征收钱粮，由他在街上敲锣呼喊。

这个村长个子很小，脸也很黑，还有些麻子。他的穿著，比较讲究，在冬天，他有一件羊皮袄，在街上走路的时候，他的右手总是提起皮袄右面的开襟地方，步子也迈得细碎些，这样，他以为势派。

他原来和“地方”的老婆姘靠着。“地方”出外很多年，回到家后，村长就给他一面铜锣，派他当了“地方”。

在村子的最东头，有一家人卖油炸馃子，有好几代历史了。这种行业，好像并不成全人，每天天不亮，就站在油锅旁。男人们都得了痨病，很早就死去了。但女人就没事，因此，这一家有好几个寡妇。村长又爱上了其中一个高个子的寡妇，就不大到“地方”家去了。

可是，这个寡妇，在村里还有别的相好，因为村长有钱有势，其他人就不能再登上她家的门边。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国民党政权南逃。这年秋季，地方大乱。一到夜晚，远近枪声如度岁。有绑票的，有自卫的。

一天晚上，村长又到东头寡妇家去，夜深了才出来，寡妇不放心，叫她的儿子送村长回家。走到东街土地庙那里，从庙里出来几个人，用撅枪把村长打死在地，把寡妇的儿子也打死了。寡妇就这一个儿子，还是她丈夫的遗腹子。把他打死，显然是怕他走漏风声。

村长头部中了数弹，但他并没有死，因为撅枪和土造的子弹，都没有准头和力量。第二天早上苏醒了过来。儿子把他送到县城医治枪伤，并指名告了村里和他家有宿怨的几个农民。当时的政权是维持会，土豪劣绅管事，当即把几个农民抓到县里，并带了镣。八路军到了，才释放出来。

村长回到村里，五官破坏，面目全非。深居简出，常常把一柄大铡刀放在门边，以防不测。一九三九年，日本人占据县城，地方又大乱。一个夜晚，村长终于被绑架到村南坟地，割去生殖器，大卸八块。村长之死，从政治上说，是打击封建恶霸势力。这是村庄开展阶级斗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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