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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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反动当局的检查，鲁迅先生每天都在变化着笔名，但他的文章，我是能认得出来的，总要读到能大致背诵时，才离开报纸。

中学毕业后，我没有找到职业，在北平流浪着，也总是省下钱来买鲁迅的书。买到一本书，好像就有了一切，当天的饭食和夜晚的住处，都有了着落似的。

不久，我在白洋淀附近的同口小学找到一个教员的职位。

在这个小学校里，我当六年级级任，还教五年级国文和一年级的自然。白天没有一点闲暇，等到夜晚，学生散了，同事们也都回家了，我一个人住宿在有着大天井的院子里，室内孤灯一盏，行李萧条，摊在桌子上的，还是鲁迅的书。这里说的鲁迅的书，也包括他编的杂志。那时，我订阅了一份《译文》。

同口的河码头上，有个邮政代办所，我常到那里去汇钱到上海买书。那时上海的生活书店办理读者邮购，非常负责任。我把文章中间的警辟片段，抄写下来，贴在室内墙壁上，教课之余，就站立在这些纸条下面，念熟后再换上新的。

古人说，书的厄运是水、火、兵、虫。其中兵、火两项，因为丧失了补救的可能性，可以说是书的最大灾难了。抗日战争爆发，我参加抗日行列。我在离开家乡之前，把自己艰苦搜求，珍藏多年的书，藏在草屋的夹壁墙里，在敌人一次“扫荡”中被发现，扔了满院子。其中布皮金字、精装的，汉奸们认为可以换钱，都拿走了。剩下一些，家里人因为它招灾惹祸，就都用来烧火和换挂面，等到我回家时，只剩下几本书，其中有一本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此后，我的书，也经过不少沧桑，这本书却一直在手下，我给它包裹了新装，封为“群书之长”。

抗日战争年代，每天行军，轻装前进。除去脖项上的干粮袋，就是挂包里的这几本书最重要了。于是，在禾场上，河滩上，草堆上，岩石上，我都展开了鲁迅的书。一听到继续前进的口令，才敏捷地收起来。这样，也就引动我想写点文章，向鲁迅先生学习。这样，我就在鲁迅精神的鼓舞之下，写了一些短小的散文，它们是：有所见于山头，遂构思于涧底；

笔录于行军休息之时，成稿于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而淙淙，主题拟高岩而挺立。

我的战友，大多是青年学生，而且大多是因为爱好文学，尤其是爱好鲁迅的书，走上革命的征途的。在这个征途上，要经常和饥饿、寒冷、酷热、疾病斗争，有些人是牺牲在拒马河、桑干河或滹沱河的两岸了。他们书包里的书，也带着弹孔。

我们的书，都是交换着看，放在一起看。大家对书是无比珍重，无比爱惜。我现在想，不知道爱惜书籍的人，恐怕是很难从事文学创作吧。没有见过不爱惜器具的工匠，和不爱惜武器的战士。不好的书，没人爱惜它，也是理所当然的。

艺术的生命力，是个复杂的问题，不好解答。鲁迅先生的书，可以断定是永久的了。它的影响是如此之广大，持续时间已经是如此之长久。“五四”以前以后都是无与伦比的。

梁启超不能比，章太炎也不能比。

中国的散文作家，我喜欢韩非、司马迁、柳宗元和欧阳修。欧阳修在写作上是非常严肃的。他处处为读者着想，为后人着想，直到晚年，还不断修改他的文稿，他最善于变化文章的句法，力求使它新颖和有力量。

鲁迅先生的散文，究竟好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够追踪学习的，有哪些方面？构成艺术的永久生命，有哪些条件？

艺术创造上的真、善、美，如果这样解释：这三个字要求，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抱着对广大人民的善良愿望，抒发真实的感情，反映工农兵真实的情况；在语言艺术上严肃认真，达到优美的境界；作家的思想，代表新生的进步的力量和思潮，又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按照这些要求认真做去，那么，我们的作品虽然不能传世，也可以使当时当地的读者，得到有益的参考。

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油印了鲁迅先生的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给初学写作者参考。这篇散文，是先生晚期的血泪之作。在极端残酷的战争年代，每读一遍，都是要感动得流眼泪的。具体地说，像这样的文章，就包含了以上的三字要素。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的矛盾和斗争，鲁迅先生的散文，就永远是人民手中制敌必胜的锋利武器。

这就叫不朽的著作。

与此相反，最没有生命力的文章，莫过于封建帝王时期的八股试卷了。考试一完，这些试卷就被废纸店捆载而去，忙着去作纸的还魂。就是那敲开了门的“砖头”，也避免不了作为废品处理的命运。

因为这些文章，说的都是假话。是替圣人立言，说的都是空话；是在格子里填文章，没有丝毫作者自己的真实情感。

如果在一篇短小的散文里，没有一点点真实的东西：生活里有的东西，你不写；生活里没有的东西，你硬编；甚至为了个人私利，造谣惑众，它的寿命就必然短促地限在当天的报纸上。

大体说来，从事文艺工作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多活些日子，多有几个读者。经过认真努力，是会得到好的结果的。但是，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这包括主客观两方面的复杂的条件。

写作，首先是为了当前的现实，是为人民服务。只有对现实有用的，才能对将来有用。不能设想，对当前说来，是一种虚妄的东西，而在将来，会被人们认为是信史。只有深刻反映了现实的作品，后代人才会对它加以注意。

编《古文辞类纂》的那个姚鼐说过，在唐朝，谁不愿意做韩愈那样的文章，但终归还是只有一个韩愈。能做到李翱和独孤及，也就不错了。姚鼐的目标，大概定得高了一些。

但是对我们来说，目标是要远大的，努力是要多方面的。

在我们的时代，由于阻碍限制文艺发展的许多客观条件逐步排除，攀登艺术高峰的可能和人数，一定是要超迈前古的。

学习鲁迅的散文，当然不能只读鲁迅一家的书。鲁迅生前给我们介绍中国古代散文，翻译外国散文，都是为了叫我们取精用宏，多方借鉴。现在还有青年认为：鲁迅只叫我们读外国作品，不叫我们读中国古书，这是片面理解鲁迅的话。

我们翻翻鲁迅日记，直到晚年，他一直在购买中国古书和研究中国古代文献。有的青年说，中国古文已经成了古玩，在扫除之列，这也是不对的。中国古代文献，并没有成为古玩，而是越来越为广大人民所掌握，日益发挥古为今用的现实作用。各个阶级都在利用它，我们无产阶级当然不能把它放弃。

只有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当然，首先应该正确全面地理解现实，才能正确全面地理解历史。鲁迅的散文，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古代散文，是不能不很好研究的，这当然并不是反对读外国的古典散文。总之，古今中外，无不浏览，经史子集，在所涉猎，这样营养才能丰富，抵抗力才能增强。

学写散文，也不能专学散文一体，对于韵文，也要研究。

散文既然也叫杂文，参考的文章体式，就不厌其杂，越多越好。鲁迅的散文，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1977年10月25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六　耕堂文论　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

问：目前，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当前散文创作不甚景气，与小说、报告文学、诗歌等文学式样相比，是比较薄弱的。请您谈谈当前散文创作的状况。您认为存在什么问题，原因何在？

答：这种状况，我是估计不清楚的。一种文学体式，它在当前是否繁荣，繁荣到什么程度，这只有掌握全面材料的，文艺界的领导同志，或评论家，或将来的评选委员会，能作出权威性的估计。对任何形势的估计，都是困难的，我是一个普通读者，又因为精力所限，读作品很少。但就我读到的散文来看，我真正喜爱的，确实不是那么太多罢了。当然，我不喜欢的，也不见得就是不好，只是说，产生一篇好的散文，正像产生一部好的小说一样，不是那么容易就是了。

从历史上看，先秦时的散文作家，真可能是有一百家，不然为什么说百家争鸣，以后又说罢黜百家呢？但流传到现在，就只剩下几家了。唐宋散文作家，在当时也不只以百数，而传至后来，只说八家。八家之文，家传户诵者，每人也不过数篇。“五四”运动，散文应运而生，作者如林，期刊充斥，但到现在，我们课本上，还老是那几位作家的那几篇范文，其他作者，逐渐被人遗忘。

文学艺术的形势，任何时候，都可以有人作估计：形势大好或不大好，繁荣或不大繁荣。即使客观正确，这也只是就一时而言。作品的真正价值，是只有时间才能考验得出，任何武断的大话，都不是那么牢靠可信的。

我们应该从历史上，找出散文创作成败得失的一些规律，那对我们衡量当前的散文，可能是比较有用的。

从我们熟读的一些古代或近代的散文看，凡是长时期被人称诵的名篇，都是感情真实，文字朴实之作。比如说欧阳修的《陇冈阡表》，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

我们常说，文章要感人肺腑，出自肺腑之言，才能感动别人的肺腑。言不由衷，读者自然会认为你是欺骗。读者和作者一样，都具备人的良知良能，不会是阿斗。你有几分真诚，读者就感受到几分真诚，丝毫作不得假。

如果有时间，读一些旧报纸，旧期刊是有好处的。在三中全会以前，报刊上的文章，包括散文在内，虚假的东西太多了，现在找来一看，常常使人啼笑皆非。这种散文，即使没有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也是当日无读者，何况流传？

但是，这种文风，曾经猖獗了若干年，要说是完全根绝了它的影响，也不是事实。

欧阳修在写他这篇文章时，叙述的只是家庭琐事，夫妇、母子之常景常情。诸葛亮当时虽然是丞相，他这一篇文章，并没有多少空洞的官腔。李密当时的处境，尤其困难，如果他不说真情实话，能够瞒得过司马氏的耳目？

文章能取信于当世，方能取信于后代。这三篇文章，所以能流传百代，就是因为感情的真挚和文字的朴素无华。

所谓感情真实，就是如实地写出作者当时的身份、处境、思想、心情，以及与外界事物的关系。写出这些，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一触及文字，很多人就做不到。这就无怪自古以来，名篇范作如凤毛麟角了。

文字是很敏感的东西，其涉及个人利害，他人利害，远远超过语言。作者执笔，不只考虑当前，而且考虑今后，不只考虑自己，而且考虑周围，困惑重重，叫他写出真实情感是很难的。

只有忘掉这些顾虑的人，才能写出真诚的散文。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因为是私人信件，并非公开流布的文字，所以他才说了那么多真心话，才成为千古绝唱。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也说了些真心话，透露了出去，就招来了大祸害。有鉴于此，致使文人执笔，左顾右盼，自然也有其不得已的地方。现在，有论者居然责怪：在“四人帮”肆虐期间，作家们为什么没有站起来，大声疾呼？这种要求，未免不近人情。在当时，一个作家，能够沉默，不去帮凶，就算可以了。论者当时如何表现，不得而知，至少他是没有去反抗的。不然，他早就成为张志新了。

但就散文的规律而言，真诚与朴实，正如水土之于花木，是个根本，不能改变。如果不只从数量上看，主要从质量上看，当前散文创作的不足之处，恐怕还是在作者的创作用心上，有或多或少的华而不实之处吧！

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作者。在一个不算短的时期中，在各个现实领域，虚假浮夸，不大遇到批评和制裁，而真实地反映情况，即说真话，却常常遭到难以想象的打击。这不能不反映到文学创作上。现在虽力加纠正，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清除这种遗留的影响，有时比在现实生活中清除，还要慢一些，复杂一些。而散文创作，以其更直接的现实性，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更比其他艺术领域显著。

有些散文，其不足之处，可以归纳为：

一、对所记事物，缺乏真实深刻感受，有时反故弄玄虚。

二、情感迎合风尚，夸张虚伪。

三、所用词藻，外表华丽，实多相互抄袭，已成陈词滥调。

四、因以上种种，造成当前散文篇幅都很长，欲求古代之一千字上下的散文，几不可得。

问：请您结合自己和当前的散文创作现状，谈谈有关散文艺术问题。比如散文的叙事与抒情，题材、构思、意境、语言等等。

答：散文是我们祖国主要的文学遗产，古代作家的主要著作，也是散文。这就提供了很多很好的学习范本。我们在学校语文课堂上，也以学习散文为主。初学作文，题目如《我的家庭》、《春日郊游》等，也是写的散文。另外，散文的大部分，都是应用文，一生之中，练习的机会是很多的。我们本来应该把散文一体，运用得很好，这一文体本来应该很繁荣。但从历史考察，并不是每一个时代，散文都是很好很繁荣的。

先秦、两汉、唐宋的散文，大家都承认是有很多佳作的。

降至元明，则并非如此。元朝不论，明季写散文的人并不少，但即使是代表作家的作品，今天看起来，无论在风格文字上，内容意境上，都是肤浅的，卑弱的，琐碎的。明之末季，有一谚语谓：刻一部稿，娶一房小，念一句佛，叫一声天如。天如即张溥，是权威评论家。可见当时出版物也是不少的，但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确如上述。可取之处，远不及唐宋，又不用说两汉先秦了。

文章，特别是散文，是和时代的风云、习尚有关的。如果只谈艺术，我们就应该从唐宋以前的散文，多吸收一些营养。从司马迁、嵇康、柳宗元、欧阳修那里，多学习一些东西。其中主要的经验，是所见者大，而取材者微。微并非微不足道，而是具体而微的事物。

古代散文，意境深远，但皆言之有物。柳宗元的散文，写驴，写鼠，写麋，写蝜蝦，取材很细小，而意义很深刻。韩愈《进学解》，则对自己作深刻的剖析，发挥自己的见解，这也是很有勇气的。

散文短小，当然也有所谓布局谋篇，但我以为，作者如确有深刻感触，不言不快，直抒胸臆即可，是不用过多的构思设想的。现在一些文章评论家，谈论构思太多，也太机械。

实际创作的过程，往往并非如此。散文之作，一触即发。真情实感，是构思不来的。

散文中的议论，也是自然事物演变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并非散文作者主观的前提。而苏子瞻常先有警句，冠于篇首，但与所叙事物，仍为血肉，并非徒具大言，以惊流俗。

抒情亦如此。无情而强抒，与无病呻吟等。感情低下，不如不抒。面对大好河山，内心营营苟苟，故作堂皇之言是对河山的不敬。

状景抒情，成为散文的意境。意境有高下，正如作者修养有高下，胸襟有广狭，志趣有崇卑，不可勉强。当然，人可以通过修养，提高其志趣。总之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散文意境之有区分，也在于此。范仲淹先忧后乐之名言，并非一时乘兴，创作出来，乃是久萦于心的素志，触景生情而出。

散文的语言很重要，一篇短文，语言文字不讲求，是成不了家传户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