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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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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被露骨的、带有刺激性的描写过。桂凤则写得有节制、有拘束，没有肯放手去写，并急转直下，在小说结尾，成为对过去了的时代，唱挽歌的人物。
七
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绿化树》，这一期《小说选刊》只登了一半，我用两天时间读完了。作者的经历、学识，文学的修养，对事业的严肃性，都是当前不可多得的。
他的小说，受欧美、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影响较重，时有普希金、果戈理、高尔基的创作精神，流露其间。开头一段，车夫所唱民歌，与大自然的协调，结合主人公的感叹，三方面交相激扬，其神韵，达到了使人惊心动魄，回肠荡气的效果。
马缨花这一人物写得很好，从中更可看到普希金、梅里美、高尔基人物创造的神髓。描写她的形象那一节，用笔自是不凡。
作者说这部小说，所得启示，与《资本论》有关，然从所读章节，实在还没有看出这一点。等看完以后再说罢。
八
为人、处世、写文章，都有拘谨和开放两途。有人写小说，总是显得局面小，意境、人物、故事，都好像有一个小围墙，突展不开，这就是一个缺点。有的人展开了，有时又漫无边际，使人物、故事不得集中，主题不得突出，这也是一个缺点。生活基础大，积累雄厚，写作时就能够触类旁通，头头是道。到处能够触景生情，因情见色，随意点化，无不成趣。如果生活的积累，还不到这种程度，文笔方面，虽有开放之长，也会产生流弊。量体裁衣，扬长避短，就不如先写些短小的作品。等到生活进一步丰富了，再写较长的作品，发挥自己的所长，自然就能相得益彰。
去年读了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有这样一点意思。
本想见面时和她谈谈，供她参考，但一直没有机会，就先记在这里，备遗忘吧！
1984年4月14日写讫——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八 书林秋草 我喜爱的一篇散文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晚七时，读一九八四年第六期《随笔》头条散文《配眼镜遭遇记》，赵大年作。
这是一篇用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散文，我一口气读完，兴致很高，时时为其文字抒发之妙，哑然失笑。很久没有读到这样令人兴高采烈的文字了。
所记也很平常，不过是配眼镜的事。但写得真实可信，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亲自体会。正因为我用三元钱购买的，戴了十几年的老花眼镜，近来也有些不合适，想换一副。只是长期不好进商场，也不好到医院，以上二者，都视为畏途。一看到这个题目，有动于衷，就想看看，事出偶然，竟意外地得到一次读书的快乐。
我和作者，素不相识，前几年在《花城》上读过他写旗人妇女的一篇小说，曾打听过作者的情况，但未得要领。今天读了这篇散文，好像对作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感情。不过，说好说坏，完全出自客观，其间并无私情。
目前，散文虽然多起来，但引人入胜之作，并不多见。我以为不少散文，缺乏现实主义精神。本来，散文不同小说，现实意义，理所当然的应该大些、多些，其实不然。有些作品虽然是记事写景，但因为作者的立意不妥，就使所记之事，所写之景，失去了本色本性。这里说的立意不妥，包括浮夸不实，自我卖弄，要求功利，哗众取宠等等。一篇文章之中，有其一点，足以使所写所记，失魂落魄，只剩皮毛。况有的文章，以上四点，全都有份乎？
有人提倡，指摘当前创作缺点，最好举出实例，我还没有那等天真勇气，只能按照老习惯，笼统言之，信不信由你好了。如果再说得具体一点，那就可以举出：比如有了“权”的人，他的散文，就容易流露一点“威”；有的人考场得意以后，他的散文，就容易带一点“躁”。这两种气，不管如何表现，对作文都不利。
所谓用现实主义的精神写散文，就是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写文章。实事，就是现实；求是，就是现实主义。生活自是生活，现实自是现实，粉饰不得，歪曲不得。但并不是说，作者对生活和现实，不能有所评价。个人的企图，个人的打算，自然不能强加给生活，不能强加给现实。但是可以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忠实描述，表达作者的纯朴的心意和愿望。这样的散文，能使人信服，使人爱好，当然还要有文采。赵大年的这篇散文，就是如此。
1985年2月1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八 书林秋草 谈《腊月·正月》
——致苏予同志
苏予同志：
收到惠寄的今年第四期的《十月》，我开卷就读了贾平凹同志的小说《腊月·正月》。
过去，我读过他几篇小说，印象是故事总有些离奇，好像在追求什么技巧，有编织雕琢的痕迹。读起来，我的兴趣不是那么高涨的。但因为熟识了又觉得读他的小说少，是个遗憾。
这一篇，读起来很有兴味，我可以说是手不释卷认真地读过了。
我感到：他在尝试了一些西洋“技巧”和现代“手法”之后，转移到了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上来。这位作家，一踏上这条从现实生活着眼，从现实生活取材的道路，他的才华就如鱼得水似的，表现了极其泼剌的声势，极其闪耀的光芒。
现在有人在怀疑这条道路，他们的理由是：既然生活要现代化，文学艺术必然也随之需要现代化。他们把生活上的现代化变革，与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等同起来，把日用消费同艺术创造等同起来，实际上是贬低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职责，同时也贬低了人民对文学艺术的要求和趣味。
现实主义，主要是从现实生活取得创作素材，而在取得素材的同时，作家也就获得了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段。这种创作，自然会体现当前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体现政治的实施和力量。过去，我们常常把政治和艺术分成两个标准来衡量一部作品，其结果只能导致作品的概念化，导致作家的虚伪粉饰，于政治于艺术，都是不利的。
我们提倡现实主义，最大一个好处，是能使我们的作家，着眼于生活，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观察、思考、表现自己周围的人和事，避免闭门造车，胡编乱造。
凡是对现实生活，有充分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的作家，他就不必过分着意于创作的技巧和故事的编造。生活本身会给他提供适当的情节，故事的进程，他就不必去追求什么奇奇怪怪的形式。试想：如果艺术形式，不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而是从外国小说中学来的，它岂不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而不能为读者所理解？提倡现实主义，提倡生活积累，还可以避免抄袭、套用、生吞活剥等等弊端。
现在抄袭之风甚盛，这不能只责怪作家，理论上的混乱，是非不清，也是重要原因。青年人不知文学事业之艰难，有时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深浅利害。写出一些东西，大家鼓掌叫好，约稿的盈庭满座，并有的诱以高利，以及种种生活待遇上的方便。青年人并非入定圆寂之徒，不能没有一丝尘念，可是他又没有那么多生活本钱，想多生产一些，腹内已经空空，于是，找出几本外国流行小说翻翻，看看能否引起一些灵感。当初可能也是为了借鉴，后来发展为把外国小说的情节，洋为中用或古为今用，稍加变通，自成篇章，再加一些当前需要的改革、创业、开拓等等形象、故事或人物对话的标签，成为自己的创作。编者不察，发表于头条地位；论者不察，以为时代又出天才；委员不察，遂使得奖或名列前茅，赫登红榜。不被揭发则已，一被指破，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当然，无论是编辑、委员，谁也不可能无书不读，读过又永久不忘。而抄袭者又不去抄红楼水浒，家喻户晓之作。一时失察，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评论家写文章，则要仔细一些，遇有怀疑之处，应该找书来查一查。不应文过饰非极力把这些现象掩盖起来，或引经据典，称之为影响，称之为套用，并有人把鲁迅的主要小说创作，都在外国名家作品中找到了样板。好像“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学作家，披荆斩棘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在外国人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我们竟没有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这真是骇人听闻的新理论！
其实在文学事业上，影响、套用和抄袭完全是两回事，有鲜明的界限。正像偷窃与赠与、捡拾与白拿有鲜明界限一样。
三岁小孩都能分辨清楚，岂容故意混淆？这样做对青年人的创作会有什么益处呢？
理论上的混乱，会导致文学现象的混乱，近年所见，不只一端。
又如庸俗、低级的色情小说、武侠小说，在旧社会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连大报也上不去。现在却成为热门，不只进入大报、大刊物，而且进入大出版社，争相标榜，以谋多利，降低读者水平，影响青年心志，较之多赚几个钱，究竟是何轻何重呢？
当然，现在的色情与武侠，都有新的装扮，以符合时代的样式。但与旧作品相比，实在没有什么社会意义社会效果上的大区分。古时有小说诲淫诲盗之说，并非只是道学家的坐井观天之见，弄不好，小说确也能发生这种坏作用。
贾平凹的这篇小说，没有色情的成分，也没有武侠的成分。从现实生活取材，写的是家常事，平凡的农民。却也能引人入胜，趣味横生，发人深思，有时代和社会的深刻意义。
这证明，新的文学还是应该与新的现实生活相结合。至于能否写得好，写得成功，就要看作家深入生活的程度，以及对现实主义的掌握如何。
有人预见，当前生活里的专业承包，会导致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新的趋向。有些作家有先见之明，已经把内容转移到侦探、武侠、色情刺激上去了，形式也随之转化。这种理论，颇可怀疑。为艺术的艺术，自然也可以导致金钱，然而金钱的欲望不能转化为艺术。人民的生活，无论如何现代化，还是需要现实主义的艺术，也不会丧失判断力，把庸俗的作品和严肃的作品混同起来，甚至颠倒过去。
贾平凹在这篇小说里，与现实生活的精采的描绘相适应，还运用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述和对话的方法，流畅自然，充满活泼生动的内在力量。
贾平凹是勤奋的好学的，他博览群书，多方面探索，找出这样的一条路，我看到以后，高兴非常。因此写信给你，不知你以为如何？
祝编安！
孙犁
9月12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八 书林秋草 读作品记（一）
《蒲柳人家》中篇刘绍棠作载《十月》一九八○年第三期
绍棠敦于旧谊，每有新作，总是热情告我，希望看看。而我衰病，近年看新作品甚少。他奋发努力，写得又那么多，几年来，长、中、短篇，齐头并举，层出不穷。我只看过几个短篇，也没有提出具体意见。前不久，他签字寄来载有此作的《十月》一册，并附信。我感到实在应该认真读读他的新作了。用两个整天，读完。我视力弱，正值阴雨，室内光线不足，我多半站在窗下，逐亮光读之。
读毕，本想写篇短文。当时因事务多，只把联想到的意见，提纲告他。后又因发生严重晕眩，遂稽迟至于今日。心实愧之。
绍棠幼年成名，才气横溢，后遭波折，益增其华。近年来重登文坛，几个长篇，连载于各地期刊，成绩斐然。今读此作，喜欢赞叹之余，觉得有下面几个问题，可以同他商榷。
这些问题，有的与绍棠之作有关，有的无关，是提出和他讨论。
绍棠对其故乡，京东通县一带，风土人物，均甚熟悉，亦富感情。这是他创作的深厚基础。然今天读到的多系他童年印象，人物、环境比较单纯，对于人物的各种命运，人生的难言奥秘，似尚未用心深入地思考与发掘。人物必与社会风貌关联，才能写出真正时代色彩。绍棠的作品，时代色彩，并不凝重。人物刻划，重在内心，从内心反映当代社会道德伦理，最为重要。然做到此点，不似风花雪月描写之易于成功。
在作品中，人物必须与社会结构、社会风尚结合起来写。不如此，所谓时代色彩，则成为涂饰标签，社会、时代、人物，不能实际融为一体。
此中篇，几个主要人物，都写得有声有色，然结构稍松，总体无力，其原因在此。这是高要求，我对于此点，也只是高山仰止，不得其途而进也。
爱情故事，为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所共有，名著亦然。于是有人把爱情定为文学永久主题之一。其实似是而非。就文学史观之，传世之作，固有爱情；而专写爱情者，即所谓言情小说，产量最多，而能传世者甚为稀少。作品之优劣，读者之爱弃，自不在此。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只是从生理上说。文学作品固然不能忽视生理现象，然所看重者为心理、伦理现象。伟大作品之爱情，多从时代、社会、道德、伦理着眼，定为悲剧或喜剧的终极。小说之红楼，戏剧之西厢，无不如此。其他，如《牡丹亭》形之于梦中，《聊斋志异》幻之于狐鬼，虽别开生面，其立意亦同。伟大作品，实无为写爱情而写爱情者。
至于“三角”之作，或小人拨乱其间，虽改朝换代，变化名色，皆为公式，不足谈也。
绍棠写爱情，时有新意，然亦有蹈故辙处。不以自己的偏爱写文章，不迁就世俗的喜好写文章，而以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写文章。这是我年近七十，才得出的结论。
艺术既发源于劳动，即与人类生活现象密切相关。中间虽亦有宗教、政治影响，究以反映人生现实为主。现实主义贯穿中外文学艺术历史，这既是规律，也是事实。
在这一主流之外，尚有旁支流派。写作手法，并不求同，而贵有新的创造。但如脱离现实根本，违反规律，则虽标新于一时，未能有传久者。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现实主义为其基本传统，当时师承者，除民族遗产外，主要为十九世纪东、北欧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这些作家，除去作品深刻的现实内容外，皆富有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步要求。
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时时遇到的危机，人的生活，在新情况下遇到的困惑，常常迫使文学艺术，脱离常轨，产生新的派别。此种派别，时时表现为对现实的怀疑、忧虑、不满，内心的反抗。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上，形成种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
这些新的文学流派，在过去，也常常引进到中国来，也常常有人仿效之，宣传之。但常常不能为广大群众接受，并经不起时间考验，迅速灭亡。近几十年，各种新的主义、流派，差不多都曾在中国传播过，但能在此土生根丰茂者甚稀。
文学艺术，自有其民族传统，维妙维肖的写实手法，最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此外，中国的资本主义，并未得到长足的发展，更谈不上成熟与崩溃。社会上的竞奇斗异的趣味，远不同于欧美。此后，从国外引进一些新的文学流派，自亦难免，有的群众也许爱好一时，然从艺术来说，只能说是多了一种普及的样式，并非是对艺术的提高。
三十年代，有所谓新感觉派，日本作家横光利一颇有名。
中国穆时英初仿效之，后抄袭之，遂即名誉扫地，而此流派亦随之销声敛迹，不再有人称道。
横光利一有一篇小说，题名《拿破伦与疥癣》，他写拿破伦所以征服欧洲，是他的疥癣，时常发痒的结果。中国的曾国藩也患有此症，时时对人搔爬，鳞屑飞落，拍马者誉为龙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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