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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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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光利一有一篇小说，题名《拿破伦与疥癣》，他写拿破伦所以征服欧洲，是他的疥癣，时常发痒的结果。中国的曾国藩也患有此症，时时对人搔爬，鳞屑飞落，拍马者誉为龙变。难道他的敉平太平天国，也是癣的作用？小说家可以异想天开，编造故事，有时以为越新奇，越能耸人听闻，其实是自促自己作品的寿命。海外奇谈，不能代替文学。
中华民族，这块伟大的土壤，是很肥沃的，对于外来的东西，也是热烈多情的，这一点，从南北朝翻译佛经起，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如果把文学艺术，比作花卉，只有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并对这块土壤的现实有所补益的，才能在它身上繁殖成活。
绍棠不尚新奇突异，力求按生活实状，自然描述，是其风格之长。然于现实主义的师法继承，似应再为专笃。
绍棠幼年，人称卓异，读书甚多，加上童年练就的写作基本功，他的语言功力很深，词汇非常丰富，下笔汪洋恣肆。
但在语言运行上，有泛滥之处。词句排比过长，有失于含蓄。
有所长必有所短也。读书似亦甚杂，吸收未加精选。即如卿卿我我的文风，有时也在他的文章中，约略可见。
对于作品，历史有它自己的优选法。历史总是选择那些忠实于它，并对它起过积极影响的作品。历史最正直公平，不需要虚词，更厌弃伪词。任何企图掩盖历史真相，欺世盗名的人和作品，他的本来面目，迟早要被历史揭示出来。读书，博览之外，还要有选择，评文要有高标准。
以上不算评论，原来是想再写封信，告诉绍棠的。现在编入读书记，也要先抄录一份，就正于绍棠，恐不符合实际之处甚多。年岁相差，时代先后，老的见解，总常常是保守落后的。
1980年8月7日立秋节——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八 书林秋草 读作品记（二）
刘心武同志十月二十日来信：“今年《十月》第三期的小中篇《如意》，是我用力较多的一篇；另《新港》九月号上有我一篇《写在不谢的花瓣上》，也力图在写爱情上体现出我个人的观念，似与当前很多这方面的小说所表达的观念相悖，显得‘保守’……请浏览一下。”
我手下刊物已为别人拿去，从《新港》资料室借来，二十九日晚开始阅读，当晚读完《如意》，次日读《花瓣》毕。
关于两篇小说的成功之处：
《如意》第一、二、三节，第八、九节。人物为石大爷（石义海）。
《花瓣》“十二年前的那个傍晚，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以下文字。
关于小说的不成功之处：
《如意》中写“文化大革命”的部分。谁都知道，刘心武同志是以写“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成名的。他写《班主任》时，“四人帮”虽已揪出，但“文化大革命”仍当作正面的东西被歌颂。他首先在文艺创作上说出：这不是绣花布，这上面有苍蝇粪，有蛆虫，有更可怕的东西，在它的掩盖下面，……这是有功的，是一种创造。他的作品，是圣之时者，是应运而生的。
在我国历史上，作家也如同帝王将相，常常是应运而生的。当然也常常应运而死。远的不论，姑以近代为例：“五四”时代，左联时期，东北沦亡和抗日时期，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期，“文化大革命”被歌颂和被诅咒时期。每个时期，都产生它的一批作家和作品。“文化大革命”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十年，实际上没有作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作家。
《班主任》所写的是“雄鸡一唱”，但毕竟是在政治上打倒了“四人帮”以后，才能出现。而更早已经有街谈巷议，有反抗斗争。我们不能要求作家，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写出这样的作品。政治总是走在前面的，“天下白”才有“雄鸡唱”。但如果老是写“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些游街、批斗、牛棚，这就又陷入了俗套。因为这些究竟还是表面的东西，是大家都司空见惯的，是“四人帮”罪恶的类型性的表现。如果写，今天则须进一步，深挖一下：这场动乱究竟是在什么思想和心理状态下，在什么经济、政治情况下发动起来的？为什么它居然能造成举国若狂的局面？它利用了我们民族、人民群众的哪些弱点？它在每个人的历史、生活、心理状态上的不同反映，又是如何？但是，写出这些，就是在当前也有困难，这需要政治上进一步的澄清，人民进一步的觉悟，需要时间的推移。
所以说，如果没有新意，可以去发掘别的地方，寻找新的矿藏。
我觉得作者能着眼这个自古以来就是藏龙卧虎、人杰地灵的北京城，并发掘出石义海这样一个带有典型性的人物，是很好的一个转变。作家不能老注视一个地方，他的眼睛应该是深沉的，也应该是飞动的。石义海写得很好，我很喜爱这个人物。
《花瓣》中写“文化大革命”的那一段，因为是通篇作品的主脉，是前面所抒发的感情的归结，与前面透露出来的一些轻浮的笔意作对比，它就更加成为凝重的、真实的了。
关于作者的文字及其表现能力：
我以为刘心武的文字表现能力，是强有力的。《班主任》初发表时，他的文字有些僵硬，有些新闻通讯的习惯用语。从现在这两篇作品，可以看出，作者在文字语言上，极力试探、突破，作了各种尝试和努力，获得很大的成功。他的文字的功力是很深的，语言具备敏感性，读书也多，这一切都会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鲁迅说：“油滑是创作之大敌。”语言如果只求其流利通畅，玲珑剔透，不深加凝炼，则易流于油滑一途。外表好像才气洋溢，无所不包，实际是语言的浪费，对创作的损伤。
《花瓣》一作，实有此苗头，不可长也。特别是写鄢迪那一段，给人以陈旧之感，这种写法，在十九世纪一些文人笔下，也并不是出色的。
文人生活，可以自嘲，但也要有节制，不能流于浮浅。鲁迅、契诃夫都曾自嘲，也写到过爱慕者，但多从社会角度出之，是严肃的讽刺。而《花瓣》所写，则若虚若实，如扬似弃，得意与失意并出，纠缠与摆脱不分，这就淹没了作品的主题，降低了作品的格调。
作家个人的生活，如不能透视出时代、社会的特点，则以少写为好。
关于作家的观念与拥有的生活内容：
任何文学作品，大的小的，成功的或失败的，都在表达作者的观念。但生活是基础，生活积累越富，理解越深的，则生活可以完全包容概念。作品表面的概念越少，其内在观念的感染力越大；反之则成为“概念化”的作品，失败的作品，使读者掩卷废读。观念，是“体验观察”生活而后得的“概念”，不能先有主观的概念，而后去拣选生活，组织生活，构成作品。
《如意》写石大爷所以成功，是作者对这一人物，长期相处，观察细腻，从感情上喜爱、同情、崇敬所致。写“文化大革命”的那几节，所以有些失败，是因为作者就地取材，未加深思所致。这几节如果不写这么多，这么枝节，只留下能陪衬表现石大爷的部分，则此中篇，将更完整、集中，亦将更为有力。
关于卖关子及结尾提出问题：
小说无成法，但要求紧密无间。卖关子之说，见于通俗演唱，然亦只是故作惊人，笼络听众，以利下场的生意经。到下场演出时，则完全否定了那个关子，听众也不以为怪。伟大作品，都没有关子一说，完全以生活及艺术征服读者。《红楼梦》、《战争与和平》，都没有关子，只有章法。
《如意》有关子，开头的电话，中间的石大爷欲拿出来又止住等等，实可不必。
另外，小说的故事，至末了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主题含义亦甚明了，而作者在最后忽然又提出：“人们呵，听到我这哭声，愿你们能够理解！你们应当理解！”的尾声。
我读到这里，以为作者在小说里交代了什么玄妙的、一时不能看出、不能理解的哲学问题。反复思考，辗转反侧，以致失眠。后来才觉悟，作品并没有暗示着什么别的问题，不过还是那个不幸的爱情或爱情的不幸问题，或者说是有情人终于成不了眷属的老问题。
为什么又要这样画蛇添足呢？文学作品，凡是作家已经理解的东西，读者也一定能够理解。作家理解多少，读者也就理解多少。凡是作家还没有理解的东西，在作品中就形成朦胧、晦暗，从而读者也就无法理解了。
关于爱情的准则：
爱情原无准则，家庭以伦理，社会以道德、法律维护之。
防范易变为桎梏，文学又颂歌本性之爱。曹雪芹对于爱情参悟透了，他写了木石之盟、金玉良缘以下的，诸如焙茗和万儿、秦钟和智能的爱情。爱情式样，有数十种，皆为悲剧。后人所写，不过随时代、风习的变化，交换背景，而实质无出其右者。爱情与社会风尚、伦理观念、人物个性，结合起来写，才有意义。在爱情问题上，创造出一种新的观念，我以为是很困难的。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起点，不要轻易抛弃自己基本的东西。刘心武同志的起点，应该说是《班主任》。在前进的道路上，在追求、探索的同时，应该时时回顾自己的起点，并设法充实它。如此开拓自己的前路，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以上，已是枝节之谈。感于刘心武同志的诚挚来信，谨抒个人的浅薄见解，以就正于他。所谈，自信也是出于真诚的，因此也就很坦率，有很多需要商讨之处。
1980年11月1日晨——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八 书林秋草 读作品记（三）
刘绍棠、林斤澜、刘心武三位作家，来天津讲学。十二月二日下午，枉顾寒斋，谈了一个下午，非常愉快。
绍棠是熟人，心武虽初次见面，前些日子已有书信往还，并读过他一些近作。林斤澜同志过去没有接谈过，他的作品，读得也少，因此，这次相聚，我特别注意他对文学的见解。
谈话间，斤澜同志提出了创作规律这个问题。我说，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但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应该从一些作家的文章中去寻找答案。比如托尔斯泰、契诃夫、鲁迅的日记、书信、序文。至于一些理论家的文章，对于读者分析作品，用处大些，对于作家来说，则常常不易使人满意。斤澜同志说，创作规律，是否就是“真情实感”四个字。我说是这样。这四个字很重要，但还包括不了规律的问题。规律这个问题很难答复，乍一问，我也回答不清楚，不能装腔作势，就说我懂了。后来谈到语言问题。心武同志说，人物的对话，似乎有章可循。叙述的语言，则比较难办。我说，语言问题，是创作的一个中心问题，因为作为文学，语言是它的基本要素。
但它并非单纯是一种资料，它与生活、认识，密切相关。对于语言，应该兼收并蓄，可以多读文学以外的杂书，比如历史、地理、各类学科的书。我叙述了我养病那些年，读了不少东华录、明清档案、宦海指南、人幕须知、朱批谕旨这类的书。清朝官书的语言很厉害，有刀笔风味。比如朝廷申饬下属，常用“是何居心，不可细问”这句话，这一句话，就常常能使一些达官贵人，濒于自杀的绝境。不能只读外国小说，语言还是以民族语言为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我说，语言的运用，应该自然。艺术创作，一拿架子，即装腔作势，就失败了一半。但能做到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的白话文，虽有不少典范，也在不断进步，我们只要逐步阅览“五四”以来的作品，就会看出这一点。
有些作品能流传，有些不能流传，这里面就有个规律问题。比如萧红的作品，她写的也并不是那么多，也没有表现多少重大的题材，也没有创造出多少引人注目的高大形象，可是她的作品，一直被人们爱好，国内外都有人在研究，这是一个什么规律？
我以为创作规律，归纳起来，可以包含如下内容：
一、作者的人生观。（或称世界观、宇宙观。对文学来说，我以为人生观较恰切。）过去，不管作品里的鸡毛蒜皮，评论家都要联系到世界观。这二年，世界观这个词儿，忽然从评论文章中不见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人生观是作品的灵魂；人生观的不同，形成了文学作品不同的思想境界。最明显的如曹雪芹、托尔斯泰。作者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生得出的结论，表现在作品之中，这是如何重要的东西，怎么能避而不谈？
二、生活的积累。
三、文字的表现能力。
谈话中间，我说，现在的吹捧作风，很是严重。我对绍棠、心武说，如果有人给你们抬轿子，我希望你们能坐得稳一些。我说，我幼年在农村度过，官坐的轿我没有见过，娶媳妇的轿，我见得不少。这是一种民间表演艺术，和吹鼓手一样。在野外，还没有什么，他们走得很自然。一进村庄，当群众围观的时候，他们的劲头就来了。这些抬轿子的人，虽然也是农民，是一种业余活动，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仓促上阵的，他们训练有素。进街之前，他们先放下轿子休息一下，然后随着吹鼓手的“动乐”，他们精神抖擞起来。前呼后应，一唱一和，举足有度，踢踏中节。如果抬的是新娘坐的花轿，那步子走得就更花俏，脸上的表情，也就更来劲儿。
也不能忘记那些职业的吹鼓手，他们也是在通过夹道围观的人群时，大显身手。吹喇叭的坐在车厢上，一俯一仰，脸红脖涨，吹出的热气，变成水，从喇叭口不断流出来，如果是冬天，就结为冰柱。他们的调子越来越高，花腔也越来越多，一直吹到新人入了洞房。如果是丧事，则一直吹到死者入了坟墓。
庸俗的吹捧，只能助长作家的轻浮，产生哗众取宠的作品。它不能动摇严肃作家的冷静的创作态度。
这次会见，三位作家都送给我书，斤澜同志送的是他的小说选集。当天晚上，我即开始阅读，是从后面往前看。已经读过的，计有：《记录》、《拳头》、《阳台》、《一字师》、《开锅饼》，共五篇。
我首先注意了他的师承。在斤澜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主要是师法鲁迅，此外还有契诃夫、老舍。在继承鲁迅的笔法上，他好像还上溯到了俄国的安特列夫、迦尔洵，以及日本的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这些作家，都是鲁迅青年时代爱好的，并受过他们的一些影响。这些作家都属于现实主义，但他们的现实主义，带有冷静、孤僻，甚至阴沉的色彩。
我们知道，鲁迅很快就脱离了这些作家，扬弃了那些不健康的东西，转而从果戈理、契诃夫、显克微支那里吸取了富有内在热力、充满希望的前进气质，使自己的作品，进入承前启后，博大精深的一途。
斤澜的小说，有些冷僻，像《阳台》一篇，甚至使人有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感觉。斤澜反映现实生活，有时像不是用笔，而是用解剖刀。在给人以深刻感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冷酷无情的压抑感。
很明显，斤澜在追求那种白描手法。白描手法，是要求去掉雕饰、造作，并非纯客观的机械的描画。如果白描不能充分表露生活之流的神韵，那还能称得起是高境界的艺术吗？
斤澜的白描，冷隽有余，神韵不足。
在谈话时，斤澜曾提出创作时，是倾向客观呢，还是倾向主观？当时我贸然回答，两者是统一的。看过他一些作品，我了解到斤澜是要求倾向客观的。他有意排除作品中的作家主观倾向。他愿意如实地、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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