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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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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用这两个字吧，其别无深意，正和前两个书名相同。
其中有一篇短文，题名《王凤岗坑杀抗属》，是旧作，冉淮舟同志从图书馆复制来的。我向读者介绍：我过去写过这样的文章。这样的文章，我现在还能写得出来吗？
1981年8月6日下午雨中旧抄新识小引余于青年读书时，即好抄录。或喜爱其文字，或领悟其含义，即以纸条抄写，张之屋壁，为便于朝夕诵习也。日积月累，当亦不少，然皆丧失于战争年代矣。进城以后，因养病多读旧书，环境安静，并有几案，展卷细玩，遇有佳句，多从容录于小本上。不久即遭动乱，失此清闲，并历劫掠，图籍散失。然所作笔记，幸尚存留数册。
近以年老，多作杂文。友朋常有以多过激、失平和相责者。并有猜测，以为所谈某事，系指某人。此虽文坛飞语，里巷流言，然亦促余警惕，知自勉矣。呜呼，文事多乖，杂著尤难。无所感，何以成文？有所感发，能无所指摘乎？然所论列者，乃社会现象，非必指某人某事也。鲁迅所言甚明，而后人长期不察。以为杂文多是进行攻击，意在宣泄。
余非战士，不欲作疆场之文。退而深思，探求安全处世之道。冀能作文自遣，又不触犯他人，引起误会。
忆及此种簿录，尘封日久。如从新诵习，加以按识，既能温故而知新，亦可按图而索骥。触类旁通，所收必广。面对者既为古人，接谈者又为古语，心平气静，颐养安和，或可稍减行文过激之偏失乎！是亦殊难预测也。
1982年6月22日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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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尺泽集》后记
尺泽二字，引自古书，其义甚明，就不再作什么解释了。
尺泽虽小，希望它是清澈的，没有污染的。它是从我的心泉里流出来，希望能通向一些读者的心田里去。
希望在它的周围，能滋生一片浅草，几棵小树。能为经过这里的，善良的飞鸟和走兽，春燕或秋雁，山羊或野鹿，解一时之渴，供一席之荫。
希望它不要再遭到强暴的践踏，风沙的掩盖，烈日的蒸煮。蚊蚋也不要飞舞其上，孑孓其中。
在历史上，它是有过这种不幸的遭遇的。前些年，才又遇到一场春雨，使它复苏。因此，它特别珍惜自己的存在，珍惜自己的余生。
因为是水，是有源泉的水，是清澈的水，凡是经过这里，投影其中的，都可以显现自己的面目。妍者自妍，媸者自媸。
它是没有选择的，一视同仁的。
它的存在，年深日远，它确实有些疲倦了。它不愿再与任何事物，作使自己也使别人无聊的纠缠。
总之，在它的容纳之中，都是小的、浅的、短的和近的。
江海之士，浏览一下，就会失望而去的。
末附三十年代，我习作的两篇文艺论文，分别由两位青年朋友，从旧杂志报章抄录而来。三十年代之初，我读了不少社会科学的书籍，因之热爱上接近这一科学的文艺批评。并且直到现在，还不改旧习，时常写些这方面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为权威者笑。读者看过这两篇短文，也就可以知道，尺泽源流之短浅，由来已久，不足为怪矣！
1982年7月4日下午大热，闻雷声——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序的教训
——《耕堂序跋》代序
多言多败，文章写多了，是非也必多。近有老友，多年未通音问，忽先来二信，联络情谊，然后寄来诗稿，要求作序。我向重感情，尤其是老年战友，凡以此事相求者，无不立即应承。诗稿未能通读，无可多谈者，乃就旧日共同经历朋友交情，说了几句话。对诗作虽无过多表扬，然亦无过多贬抑。稿末照例附言：如不能用，切勿勉强。随即寄回，请他定夺。序文不久又为一期刊拿去，亦曾写信通知。不意此老友在外云游两个月，方才回到家中，见到序文，先拍来一加急电报：万勿发表。随后来一封长信，略谓：如将此序用在书上，或在任何期刊发表，将使他处于“难堪的境地”。我除即刻致信刊物，追回稿件外，仍以老友资格，去信向他作了一些解释和安慰。他接信后，再次发来加急电报：一定把序文撤下，以免影响诗集出版云云，看来如果稿子追不回来，还要有更多的纠缠和麻烦。
这真是当头棒喝，冷水浇头，我的热意全消了。电报在我手里拿了很久，若有所悟，亦有所感：
序文不合意，不用在书上就是了。而且稿件俱在，全是一片好意，其中并无不情不义之词，何至影响诗集出版呢？
当然，我们有过一个传统的观念：一部作品，或题名于奖榜之上，或列目于报告之中，或由专家题字，或得权威写评，都可以身价顿增，龙门得跃。但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没有那样大的法力。说好，出版者未必就赏以青睐；说不好，出版者未必就待以冷遇。况文章诗词，究非商品，即是商品，亦如欧阳修所说，市有定价，不以人言口舌定贵贱。出版社收稿，当以稿件质量为标准，读者买书，当以书籍水平为权衡，岂能单凭别人的话，以定取舍？
序者，引也。评论作品，多说好话，固是一路；然此亦甚难，如胡乱吹捧，虽讨好于作者，对广大读者实为欺骗。我所作序，多避实就虚，或谈些感想，或忆些旧事，于作品内容缺少介绍，对作者，读者，虽亦助兴导游之一途，然究非序之正体。正体之序，应提举纲要，论列篇章。鼓吹之于序文，自不可少，然当实事求是，求序者不应把作序者视为乐佣。
我为人愚执，好直感实言，虽吃过好多苦头，十年动乱中，且因此几至于死，然终不知悔。老朋友如于我衰迈之年，寄希望于我的谀媚虚假之词，那就很谈不上是相互了解了当然，这是就我这一方面说。再一转念，老朋友晚年出一本诗集问世，我确也应该多说一些捧场的话。如觉得无话可说，也可以婉言谢绝。我答应了，而没有从多方面考虑，把序写好，致失求者之望，又伤自己之心，可算是一次经验教训吧。在该序文的最后，我曾写道：
我苟延残喘，其亡也晚。故旧友朋，不弃衰朽，常常以序引之命责成。缅怀往日战斗情谊，我也常常自不量力，率意直陈。好在我说错了，老朋友是可以谅解的。
因为他们也知道我的秉性，不易改变，是要带到土里去的了。
今天看来，我这些话说的有些太自信了，是主观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回想过去写了那么多序，别人也可能有意见，不过海量宽些，隐忍未发罢了。
因此，现在声明一下：从今而后，不再为别人作序。别人也不要再以此事相求。愿远近友好，诗人作家，一体垂鉴。
1982年6月16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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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孙犁散文选》序
这本集子，是谢大光同志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委托，编选而成。我看过了目录。以为：作为选家，大光是很有眼光的，他对编辑方法的见解，也很新颖，详见他所写的后记。
自从我决定不再为别人的书写序以来，为自己的书写序的兴趣，也大大淡薄了。各地委托别人代选的（有的广告上说是我自选，不确）出版的我的别集，我都没有写序。这次，大光和出版社，一定要我写一点，屡辞不获。实在没有新意，就说几句闲话吧。
我一向认为，作文和作人的道理，是一样的：
一、要质胜于文。质就是内容和思想。譬如木材，如本质佳，油漆固可助其光泽；如质本不佳，则油漆无助于其坚实，即华丽，亦粉饰耳。
二、要有真情，要写真象。
三、文字、文章要自然。
三者之反面，则为虚伪矫饰。
以作人为譬：有的人，在那非常不光彩的年代里，他所贴的大字报，所写的大批判，所负责的刊物，所写的小说，目前仍在书店仓库里堆放着，废品站里收购着，造纸厂里还魂着，总之是还没有处理完毕，他已经忘记得干干净净了。坐而论道：大言不惭，神气十足，俨然君子。当然，以上种种，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忘记了也不影响国计民生。但对写作来说，却并不这样简单。因为，这不仅是一种文风，也是一种心术，如不痛下决心改正，要他写出有真情真象的作品，我以为十分困难。
另外，传说有一农民，在本土无以为生，乃远走他乡，在庙会集市上，操术士业以湖口。一日，他正在大庭广众之下，作态说法，忽见人群中，有他的一个本村老乡，他丢下摊子，就大惭逃走了。平心而论，这种人如果改行，从事写作，倒还是可以写点散文之类的东西的。因为，他虽一时失去真象，内心仍在保留着真情。
1982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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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远道集》后记
远道二字，引自一句古诗，取其字面冲淡，别无深意。
人到晚年，前途短促，而所思忆，常常是邈远玄虚的往事。自己走过的，是一条无止无休，山山水水，乍寒乍暖，风雨无常的路。这条路非常绵长，非常曲折，但印象又已经非常模糊，回忆起来，近似进入一种梦境。
目前，我所住的庭院，越来越乱杂，砖头瓦块越来越多，道路越来越不平，我很少到院里去散步了。
今年夏天，热得奇怪。每天晚上，我不开灯，一个人坐在窗前，喝一杯凉开水，摇一把大蒲扇。用一条破毛巾擦汗。
我住的是间老朽的房，窗门地板都很破败了，小动物昆虫很多。今年耗子又特别嚣张，所作声响，有似黄鼠狼，也可能真的是黄鼠狼。破纱窗上有几只壁虎，每天晚上，准时出现在固定的地方，捕捉蚊蝇，并常常有小壁虎，掉在我的床铺上。有各式各样的蟋蟀在四处鸣叫，我不必再去花一角钱买叫蝈蝈了。
过去，我在秋季的山村，听过蟋蟀的合奏。那真是满山遍野，它们的繁响，能把村庄抬起，能把宇宙充塞。
夜深了，月光从窗口射进来，也有些凉意了，我钻到蚊帐里去。
记忆里的那条路，还在眼前伸展，渺渺茫茫，直到我真的进入梦境，才忘记了它的始终。
我的记忆中断
窗外明月高悬
壁虎仍在捕捉
蟋蟀仍在唱歌
一天，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来拿这部书稿，他说：
“今年这一本，比去年那一本，还要厚一些。又没有附录旧作，证明精力是不衰的。”
我说：
“不然哪，不然。我确实有一些不大好的感觉了。写作起来，提笔忘字，总是守着一本小字典。写到疲倦时，则两眼昏花，激动时则手摇心颤。今年的文字，过错也多。有的是因为感情用事，有的是因为考虑不周，得罪了不少人。还有，过去文章，都是看两遍，现在则必须看三遍，还是出现差错。
原稿上删去的地方很多，证明烦絮话、废话增加了。明年是否还能有一本书，实在难以预期。”
那位编辑安慰我说：
“不会的，绝不会的。”
当然，以往走过的道路，不管有多么远，成败如何，那只是一个人的行程，并且已经是陈迹。未来的人生道路，那才是无止境的，充满希望的。
1983年9月5日上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陋巷集》后记
以上，是我一九八四年三月至一九八六年五月，所写文章的汇集。两年的时间，仅得这样一本小书，较之前些年，确实是步履蹒跚了。
其内容，仍与前几册相同。过去的事，居十之五；眼前的事，居十之五。关于未来和明天的，几乎没有。这证明，在我的身上，浪漫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淡了。
当然，这并不是我对将来和明天，失去了信念和希望。相反，这种信念和希望，像我前几年写过的一首诗里提到的，将牢固地伴随我的终生。
我只是觉得，我老了，应该说些切实的话，有内容的话，通俗易懂的话。在选题时，要言之有物；在行文时，要直话直说，或者简短截说。
我看到当代作家的一些文字或言论。有些人总想把话说得与众不同；把话说得充满哲理，以便别人看出：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说出的，只有天才的作家，才会说出这样的语言。
我不知道别的读者怎样，每逢我看到拐弯抹角，装模作样的语言时，总感到很不舒服。这像江湖卖药的广告。明明是狐臭药水，却起了个刁钻的名儿：贵妃腋下香露。不只出售者想入非非，而且将使购用者进入魔道。
古今中外，凡是真正的哲人，凡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们的语言，都是质朴的，简短的。道理都是日常的，浅近的。
陋巷二字，虽不雅训，却出自圣人经典，也就是那些质朴简短的文字之中。我七岁时，入乡村小学，学校门口虽然悬挂着两面虎头牌，却原是一家农舍，处在一条陋巷之底。
我在这里读书识字，受到教育。并从此有了念书人的经历，有了自己的一生。
及至老年，我相信，过去的事迹，由此而产生的回忆，自责或自负，欢乐与悲哀，是最真实的，最可靠的，最不自欺也不会欺人的。
仍然是陋巷里发出的弦歌。
1986年6月25日下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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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无为集》后记
从二十岁起，开始与文字打交道，中间曾有几次停顿。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停顿时间最长的一次，但也不是完全搁笔。运动初期，我以惜墨如金的笔意，每天对付二百字的检查，在措词取舍上，动了很多脑筋，运动后期，于一九七○年起，我与远在江西乡下的一位女性通信，持续一年又半，共计十万余字。算是一次很有效的练笔机会。使我在“四人帮”垮台之后，重理旧业，得心应手，略无生涩。
此外，就是“解放”之后，以包裹旧书为消遣。先后写在书皮上的文字，也有五万。
呜呼，人既非英杰，又非奇才，别无扬眉吐气之路，写一点失败的情书，弄一点无聊的题跋，稍微舒散一下心气，也还是可以的。从业务上说，也算是曲不离口，弦不离手吧？
以后，出版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现在这一本，题名《无为集》。
这些，都是小书，每本十万字以上。其内容，包括几个大题目：耕堂散文，芸斋小说，芸斋琐谈，乡里旧闻，耕堂读书记，芸斋短简。也都是单薄小文，零碎文章。
从文风和内容上看，与我过去写的东西，都有所区别。这是无足奇怪的，我现在写不出以前那样的小说，正如以前写不出现在的文章一样。此关天意，非涉人事。
我的一生，是最没有远见和计划的。浑浑噩噩，听天由命而生存。自幼胸无大志，读书写作，不过为了谋求衣食。后来竟怀笔从戎，奔走争战之地；本来乡土观念很重，却一别数十载，且年老不归；生长农家，与牛马羊犬、高粱麦豆为伴侣，现在却身处大都市，日接繁嚣，无处躲避；本厌官场应酬，目前却不得不天天与那些闲散官儿，文艺官儿，过路官儿，交接揖让，听其言词，观其举止。本来以文艺为人生进步而作，现在翻开一本小说，打开一本杂志，就是女人衣服脱了又脱，乳房揣了又揣，身子贴了又贴，浪话讲了又讲。
如果这个还能叫作文艺，那么倚门卖俏、站街拉客之流，岂非都成了作者？
人在青年，是不会想到晚年的，所见的是客观存在，谁也不能否认和掩饰。
有些感受，不能不反映到我近年的作品和议论之中。我极力协调这些感受，使它不致流于偏激。有人说，某人整天坐在家里骂人，太无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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