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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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地看到，你从我这里跳过去了。”

我有时还想到一些往事。我想，一九五七年春天，他们几位，怎么没有能进到我的病房呢？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一束花，我不是会很高兴吗？一生寂寞，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别人送给我的一束花。

现在可以得到了。这就是经过他们的努力，不断出现在我面前的，视野广阔，富有活力，独具风格，如花似锦的作品。

1980年1月27日上午，收见维熙来信，下午2时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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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吴泰昌《艺文轶话》序

我和泰昌同志，认识的时间，不算太长；接触的也不是太多。在一些文字工作的交往中，我发现他是一位很干练的编辑，很合格的编辑。他在工作上，非常谦虚。当今之世，不合格的编辑并不少，有的人甚至不辨之无，而这些人，架子却很大，很不谦虚。

今年春天，泰昌同志对我进行了一次采访，就是登在本年六、七月份《文艺报》上的那次谈话。我是很不善谈的，特别不习惯于录音。泰昌同志带来一台录音机，放在我们对面坐的方桌上。我对他说：

“不要录音。你记录吧，要不然，你们两位记。”

当时在坐的还有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位同志。

泰昌同志不说话微笑着，把录音机往后拉了拉。等我一开讲，他就慢慢往前推一推。这样反复几次，我也就习惯了，他也终于完成了任务。当然，他能够完成任务，还因为在同我接触中，他表现出来的真诚和虚心的工作态度。

编辑必须有学问，有阅历，有见解，有独到之处。观我国文化史，有许多例子证明，编辑工作和学术之间，有一条互通之路。有许多作家学者，在撰述之暇，从事书刊编纂；也有因编辑工作之年积月累，终于成为学者或作家。凡是严肃从事一种工作的人，他的收获总不会是单一的，而是多种的。

泰昌同志在繁重的编辑工作之外，还不断写些文章，其中有不少部分是带有学术性和研究性的文章。我是很喜欢读这类文章的。我觉得，我们很多年，太缺乏治学的空气了。

治学之道，当然不外学识与方法。然学与识实系两种功夫。不博学当然无识力，而无识力，则常常能废博学之功。识力与博学，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认真求实的精神，是提高识力的重要因素。

现在，国内的学术空气，渐渐浓厚。但是脱离实际，空大之风，似尚未完全刹住。有些大块文章，人们看到，它摆开的架子那么大，里面有那么多经典，有那么多议论，便称之为学院派。贬抑之中，有尊畏之意。其实学院派的文章，总得有些新的研究成果，如果并没有什么新的成果，而只是引经据典，人云亦云，读者就不如去自翻经典。或作者虽系一人，而论点时常随形势变化，那么，缺乏自信的文章，于他人能有何益呢？所以说，这种文章，是连学院派也够不上的。

这就涉及到治学方法的问题。现在，各个学术领域，都标榜用的是唯物辩证的方法。但如果牵强附会，或只是一种皮毛，甚至皮毛之内，反其道而行之，其收效就可想而知了。

学术不能用政治或立场观点来代替。学术研究的是客观存在。学术是朴素的，过去叫做朴学。

用新的方法，不得其要领，只是赶时髦，求得通过，对于学术，实际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学术，是要积蓄材料，记述史实，一砖一瓦，成为著作。是靠作者的真才实学，真知灼见，并不单纯是方法问题。过去我国的学术，用的都是旧方法，而其成果赫然自在。正像刀耕火种，我们的祖先也能生产食粮一样。

泰昌同志的文章，短小精悍，文字流畅，考订详明，耐人寻味。读者用很少时间，能得到很大收益。写文章，不尚高远，选择一些小题目。这种办法很可取。小题目认真去做，做到能以自信，并能取信于人，取信于后世，取信于科学，题目再小，也是有价值的。

当他的《艺文轶话》就要付印的时候，泰昌愿意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我把平日的一点感想写出，与泰昌同志共勉。

1980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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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柳溪短篇小说选集序

一九四六年春天，我到了河间。《冀中导报》给我登了像一张麻将牌那么大的一条“消息”，这则消息，使我几乎得福，旋而得祸。

区党委听说来了一个作家（那时还很少这样称呼），就想叫我去担任“重要职务”。这在别人看来，显达的通途，已经展现在我的面前。可是一问熟悉我的人，都说：“他干不了。”

因此就没有做了官，一直潦倒至于今日。至于那祸，因为这则有人认为是“骇人听闻”的消息，它的副作用也相当大，第二年土地改革，就给我引来了本可避免或从轻的批判。虚名能招实祸，这是我第一次的体验。

没有担任“重要职务”，区党委还是很关心我，叫我主编了《平原杂志》，确实是“主编”，因为并没有一个同事。编辑部就设在冀中导报社的捎门洞里，靠西墙放一扇门板，是我的床铺兼坐位，床前放了一张小破桌。

不久，传说新从北京来了一位女学生，很洋气。又不久，传说区党委觉得我一个人办刊物太烦劳，要把这位女学生分配到这里来。这并非讹传，一天上午，女学生姗姗而来，坐在了我的门板上，这就是柳溪同志。

我和她作了简短的谈话。送走她以后，我想：从在山里时，我就是一个人编刊物，已经成了习惯。添一个人，反倒多一个人的麻烦。又是个女的，诸多不方便。我随即这样回复了上级。

我那些年，并不像现在深居简出，蛰伏一处。时常出去云游，芒鞋破钵，云踪无定，一出去就是十天半月。回来编刊物、写稿子的时间，也不过是半月。

有一年的初冬，我正在饶阳、博野之间的田野里云游，忽见一个农村少妇，两手把一个肥胖的婴儿托在胸前，在荒野小道上，大踏步迎面而来，走在跟前，我才认出是柳溪。她已经结婚生子，并且完全农民化了。

我同她站在大道上，寒暄几句，又各奔东西。

那一天的明丽的阳光，带有霜雪的田野，沉睡的婴儿和风吹日晒的母亲，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不记得柳溪在老区的写作情况，进城以后，她很快就成为有名的作家了。

在老区，也没有“女作家”这个称号，就是荷枪的女战士，也并不享受什么特殊的荣誉和待遇。在大都会，则是另一回事。女作家一旦成名，便有很多身外之物包围她。柳溪好像并没有这种经历，未享捧场之乐，已遭坠渊之苦，她的命运可以说是很坎坷了。

去年我才知道她是纪昀的后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柳溪幼时，恐怕她的家庭，已经没落了。然而，正像荣华是没落之基一样，没落是奋起之基，柳溪幼年的学习，以及后来的写作，都是很刻苦的。我相信遗传学，她的文字，她的为人，据我看来，都有她远祖的遗风。她为人开朗，好言笑。文思敏捷，其才足以副之；刻划深到，其学足以成之。时有嘲讽，发人深省；亦富娓娓，听者不倦。她的作品，在她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稿时，我已经拜读不少，常常为她那种女同志不易有的豪放，击节叫好。

柳溪同志经历了漫长的艰难之途，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现在重登文坛，才力不衰，新作甚富，她的文学事业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我在衰老之年，忆些青春旧事，作为她的小说集的发端吧！

1980年11月5日下午3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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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曼晴诗选序

在五十年代之初，即我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进入城市之时，我曾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介绍曼晴同志的诗。我说他的诗热情、朴素、自然。这篇文章以后一直存在于我那本《文学短论》之中，没有听到过不同的意见，我也没有作过修改。就是说，对于他的诗，我今天的看法，仍然如此。

但是，我们现在都老了，我不见曼晴，已有二十年。新近收到在《河北日报》工作的赵成章同志的信，他说：“已经替你问候过曼晴同志了，他满头白发，忙着编《滹沱河畔》，叫人有望而生怜之感！”

这完全在我意料之中。曼晴就是这么一种干劲，一种精神，在三十年代之初，他已经是中国新诗歌运动的积极分子。

抗日期间，他是晋察冀边区著名的《诗建设》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者。他对于诗，简直可以说生死与共的，诗就是他的第二生命。我可以放肆地说，只要一息尚存，他就不能不写诗，不关心诗！前些日子，我见到他寄来的两本诗专号（《邢台文艺》和《滹沱河畔》），我翻着想着：不是曼晴，不会编出这样的刊物。

当然，他所主持的《滹沱河畔》，并不是什么显赫的文学期刊，只是一个地区的文艺刊物，而且从今年起才得公开发行。他担任的职务，也只是一个地区的文联负责人。他的名字，也很少在高级的诗歌刊物上见到。他写得并不少，《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倒经常发表他的诗，这个周刊也只是一个地方刊物。

因此，有很多读者，对于这样一位老诗人，一位曾经在中国新诗歌运动中，出过大汗大力的人，一位孜孜不倦，壮心不已的文艺战士，恐怕有些陌生了吧。我们的诗坛，有时也是喜欢看花红热闹的，有时也是看广告招牌的。但是，我敢断言，我们经历的时代，不会忘记他，中国新诗歌的历史，不会忘记他的。

几年来，我常常想：曼晴为什么还不出一本诗选？难道他写的比别人少吗？写的不如别人好吗？有人告诉我说，诗的行市不太好。文学艺术一旦和生财之道联系起来，我真的也觉得没有办法好想了。而曼晴也真的写不出那种“突破”式的或“探索”式的，能使评论家刮日相待的冒尖作品。

今天收到了曼晴的信，说他的诗选可以出版了。这就好了，我为他高兴。他又要我写一篇序，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没等他把稿子寄来，就下笔了。

曼晴和我，可以说是老战友了吧。我是一直这样想，并且这样看待他，怀念他的。前些日子，为了给他助兴，我寄给他一首不像样的诗，他马上回信，大加赞赏。我想，他是真诚的。因为，在晋察冀边区，当他读过我的第一首诗的时候，就是这样热情、真诚地鼓励我的。虽然我们处在万事多变的年代，他的这种诗人的天真之心，是不会改变的。

1981年1月19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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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金梅《文海求珠集》序

目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有些文艺评论所以写不好，是因为作者没有创作实践云云。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刘勰并不是一位作家，也没有创作实践，但是他写出了一部《文心雕龙》。古往今来无数著名作家，却谁也未能写出一部这样的书，与之抗衡。钟嵘的《诗品》也是如此。

当然，我也常劝初学写作的同志：如果愿意读一些文艺理论，最好是读那些大作家的文章。这只是说，作为文艺理论，有实践经验的作家，他们的文章，比较起一般理论家的文章，更容易符合艺术的实际和规律。这是就一般而言。有些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其全面性、规律性、科学性，远非把精力专注于创作的作家可比。作家的理论，常常是零碎的、一时的，而又常常带着个人的偏颇爱好。

作家的艺术观，是一个整体。它主要不是表现在理论方面，而是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凡是大作家，都是无所保留地把他的艺术见解，或明或暗地表现在作品里面。曹雪芹、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无不如此。在每个人的小说中，几乎是和盘托出了他们的文艺理论。

评论家的职责在于：从作品中，无所孑遗地钩索这些艺术见解，然后归纳为理论，归结为规律。这要研究很多作家，探讨很多作品，在每一个时期，发现其共同的东西，在历史长河的激荡中，记录其不同的拍节。要广读深思，要与作家的文心相通相印。

在研究作家和作品时，理论家要虚怀若谷，不存成见。要视作家如友朋，同气相求，体会其甘苦，同情其遭际，知人论世。既要看到历史背景，也要看到作家的特异的性质，特殊的创造。

“广读深思”，这四个字最重要，是刘勰成功的奥秘所在。

如果允许我谈一些过去和现在，我们的文艺理论的不足之处，我以为最主要的是：评论家的治学态度，有些浮浅，而神态高傲，对作家取居高临下之势；条文记得不少，而摸不到艺术规律；文章所引证，常常是那么几个人云亦云现成的例子，证明读书，并不是那么用功；一个劲地追赶“形势”，获得“正确”，疲于奔命，前前后后的文章，都能使人感到那种气喘嘘嘘的紧迫样儿。而前后矛盾，一生不能自圆其说者，也并不乏人。

这是失败了的文艺理论。对文艺理论有所误解，做起来就必有偏差。一切理论都有具体对象。系统地全面地研究了它的对象。才能正确无误地去指导它的对象。文艺理论的对象，是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要阅读大量的作品，研究大量的作家。要研究成功之作，也要研究失败之作；要研究成熟的作品，也要研究初学的作品。要研究作家依存的时代、环境，要研究作家的工作、生活，研究他们的心理、病理。掌握大量材料，然后面壁加以深思，谨慎地提出论点。要取精用宏，要才识兼备。要代作家作品立言，而不单单是代圣人立言。所为文章，所发言词，谦虚信实，若有不足，若有不胜，使人读起来，有咀嚼回味的余地。要增加学术内容，要减少文章中的烟硝火气，因为那种炮击似的文章，在某一时期，对手无寸铁的作家、作品，虽然具备很强的杀伤力，但过了那一特殊时刻，它本身也会烟消火灭，一点存在的价值也没有了。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所谓“大批判”这种文章体制，其流毒的深远，是非常令人担心的。正像被“四人帮”败坏了的社会风尚、伦理道德一样。这种文体，是文艺评论的一种可悲的退化，是用封建、法西斯的政治手段代替了的文艺批评。这种文体实事求是地讲，并不是姚文元一个人的创造，就其逐步形成来说，可以推得更远一些。当然，这可以说是一种极“左”的文体，但左右难分，方位易变，究其实际，是中世纪黑暗文化统制的再现，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非常可怕的倒行逆施。

这样的文体，其特色是：写起来极为方便，骂起来极为痛快，最能盅惑人心，易收愚民政策之效。在四十年代后期，它已经在我们的文艺评论中，显示端倪。姚文元、戚本禹之流，不过集其大成，发挥到极致罢了。这种文体，因为并不是一种文思、文才的启发与导引，而是一种八股式的程式、工架，所以学起来也是很方便、很现成的。弄到后来，可以无需学问，无需思考，就可以写成洋洋万言的、声势吓人的大文章。因此，有那么一个时期，大批判文章，充斥在报刊、杂志、街头、讲坛之上。

这种文体，学习感染容易，戒除改正则甚困难。如果你在过去，曾经写过几年这样的文章，我敢断言，它就会像恶魔缠身一样，使你长期无法摆脱。虽然你有心像戒除鸦片烟一样，想改弦更张，但一遇到机会，这种文风，就又会在新题目之下暴露出来，就像故事里说的那种厨师一样，偷肉偷惯了，就会不分场合，不分里外，见肉就往怀里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