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普鲁斯特哭泣-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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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饭吃到一半，一位清秀、小巧的女孩瘸着腿从门外进来，一声不响地坐在阿坚旁边，像只小鸟。
　　　　她姓赵，阿坚的女朋友，小学老师，不久前在一次跳舞中扭伤了脚踝，现在家养伤。
　　　　晚上，阿坚、小赵和我在房间里打扑克。我输得最惨。玩到十点钟，小赵说她该回去了。阿坚一边洗牌，一边兴致勃勃地说，再玩一会儿吧。小赵不高兴了，说，你怎么从来都不会替别人想一想呢。
　　　　
　　　　1997年12月10日
　　　　上午由县委报道组的同志带路，驱车在岛上转了一圈。岛上的风景很好，但是没有一个游客。这是冬天啊。我们站在海滩上，海风吹着脸，有如刀割。我们还参观了位于菜园镇中心的海洋生物博物馆。
　　　　中午回到县政府招待所吃饭。孙大姐对我说：
　　　　“我跟祝八方通了个电话。他在家里休息，因为渔汛已经过去，捕不到鱼……”
　　　　“他不想出海？”我失望极了。
　　　　“要出海也可以，他带你到近海捕鱼，你出一百元的油钱。”
　　　　下午，我和阿坚搭上了一趟去金平的船。这是一艘木船，船舱是露天的，又大又深，两侧的船舷有两米高。我们站在船舱里，只能看见头顶的天空和桅杆。
　　　　木船在海上突突地行驶了十分钟，靠了岸。我和阿坚下了船，沿着码头走。弧形的码头建在山坡下，又狭又长，像一弯新月。码头的左侧就是嵊泗中心渔港，荡漾着细碎的波浪，此刻泊满了来此避风的各地渔轮，有好几千艘，密密麻麻的桅杆把对岸的菜园镇都遮住了。正值退潮，靠近码头，二十多艘渔船陷在淤泥里。码头上堆满了捕蟹用的渔网和竹竿，山坡下建着一排简陋的房子，水泥台阶上，坐着许多头发蓬乱的渔民，衣服穿得很少，露着黑黝黝的脖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走过。我们沿着码头步行了两百多米，然后向右拐进一条小巷。
　　　　小巷狭窄而潮湿，有着低缓的坡度。两侧的房子都很低矮，修筑在山坡上，大概正逢乡人大选举，房子的墙上贴满了醒目的红色标语。两个拖着鼻涕的小女孩扛着一篮垃圾走下来，与我们擦肩而过。路边有一家“温州发廊”，响着从收录机里传出的流行歌曲。
　　　　小巷拐了个弯，然后是几级台阶。我们拾级而上。路的左侧有一间小屋，里面摆着大米、白菜、黄瓜和冰冻的梅鱼。摊主们都双手交叉插在袖子里，站在道路另一侧的空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注视着过路的行人。金平广播电视站就在他们身后那座破旧的建筑物里。
　　　　广播电视站钱站长在办公室里等候我们。他是一位黝黑的中年男子，眼睛凹陷，颧骨外突，他的身上一定具备共产党基层干部所应该具备的一切。办公室小而暗，装修得像某户人家的客厅，地砖又滑又洁净，墙纸是新糊的，角落里摆着打开的电视机，办公桌是那种漆得很亮的八方餐桌。办公室里边是钱站长的卧室。再里边是卫生间，散发着淡淡的抽水马桶的气味。
　　　　“你们一定要找祝八方？”钱站长说。
　　　　“他家四兄弟都是渔民，”阿坚说。
　　　　“可是有先进的渔民，也有后进的渔民啊。”钱站长说。他以为我们是来宣传先进的。
　　　　“不要紧的。”我笑着说。
　　　　钱站长领着我们，从广播电视站里出来。我们踩着石级，翻上一座光秃秃的小山岗。祝八方家的房子就在前面不远处的那道山坡上。我们沿着一条羊肠小道走，不久就来到那座房子前。房门敞开着。
　　　　祝八方在别人家里搓麻将，听见我们的叫喊，就像一头豹子似的冲过来。他年纪很轻，身材不高，但是显得精干；头发留得很短，黑黝黝的脸上长着一颗痣，这使他看起来有些凶狠，但他的眼睛很友好，闪烁着孩子气。
　　　　他给我们每人倒了杯水，然后坐在对面，绞着手。
　　　　“天气不好，出不了海。你先住下来，等风浪小了，我再带你出去。”八方对我说。他有些腼腆，像姑娘家。
　　　　八方已经在家里休息了一个多月。每天晚上睡得早，早晨起得也早。吃过早饭，他就去码头闲逛，打扑克，在屋檐下晒太阳，与本地的或外地的渔民聊天，一直到中午才回家。妻子烧好饭等他。
　　　　八方十六岁的时候，母亲过世了。初中一毕业，他就跟父亲出海捕鱼。风很大，掀起了一层层无穷无尽的海浪。船驶在汹涌的波涛里，在他看来几乎要沉了。他“醉”得厉害，像鱼一样直挺挺地躺在船甲板上，一边吐着泡沫，一边睁着眼看父亲。他从此不想出海，在家里待了大半年后在一家水产公司里谋了个收购冰鲜的差使。父亲瞧着不舒服，每天给他脸色看。
　　　　“你没出息。”父亲说。
　　　　八方有三个哥哥，老大可方在一家个体冷冻厂里工作，老二多方在舟山水产联合公司当经理，老三伟方和他合伙捕鱼，是他们这艘四十马力木帆船的老大。八方是老四，和父亲祝阿亮住在一起。父亲今年六十六岁，驾着一艘小帆船，在金平与菜园之间来回摆渡，赚点小钱买老酒。八方今年二十八岁，结婚时二十四岁，妻子原是乡文化站的办事员，后来文化站倒了，她回了家。
　　　　“今年你能赚多少？”我问他。
　　　　“不知道。八、九月份捕了两千斤海蜇，还没卖出去——去年海蜇每斤能卖十二元，今年跌到了六元。”
　　　　“那你就不卖了吗？”
　　　　“我用盐和明矾把它腌着，等价格好起来。”
　　　　“要是好不起来呢？”
　　　　“那就没办法啦。”
　　　　他带我们参观了他家的房子。中间是饭厅，铺着地砖，正中摆着一张小方桌，上面有几口碗，盛着鱼干和吃剩的蔬菜。右侧的房间是他父亲的卧室，床脚堆满了几百只空酒瓶。左侧的房间是仓库，门口放着二十只一米高的白色圆桶。他揭开盖子，让我们看桶里腌制的海蜇。仓库里还堆着许多渔网，像小山一样高。渔网有四五种，每种都用来捕不同的鱼。墙上有个壁龛，敬着一尊笑容可掬的海神。二楼是他和妻子的卧室，铺着塑料地毯。阳台上晒着鱼干和渔网，站在这里可以眺望整个渔港。
　　　　夜幕降临了，对岸的菜园镇亮起了灯火。海上的渔船连成了一片，像一个庞大的村镇渐渐隐进夜色里。我和阿坚起身告辞。
　　　　“现在就走？”八方有点意外，他以为我要住下来。
　　　　“不行啊，朋友在菜园等我们。”阿坚说。
　　　　“那就吃了晚饭再走吗。”
　　　　八方把我们送到码头。码头上黑乎乎的。去菜园的班船已经没有了。八方说：“我送你们过去。”
　　　　八方朝海上招了招手，一艘木帆船朝我们靠过来，船上有位老汉。八方说：“他是我老爸。”
　　　　我们跳上小船。老汉跳上岸，八方发动了马达。小船突突地响起来。
　　　　八方的渔船就停泊在附近。我提议到他的船上去看看。八方把小船靠过去。我们爬上那艘旧木船。船不大，有个像匣子一样小的船舱，里面黑洞洞的，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几只陶瓷碗，一张摊着的席子。这是八方出海捕鱼时睡觉、吃饭的地方。舱门很小，要匍匐着才能爬进去，人在里面也只能猫着腰或者躺着。
　　　　八方往海里撒了一泡小便。我们跳回到小船。月亮钻出云层，把那一身的寒光抖落在海面上。小帆船迎着海风向对岸驶去。八方站在船尾，舵把夹在两腿之间。他逆着海风朝我大声说：
　　　　“夏天你再过来，我带你捕鱼去！”
　　　　“我一定来，我会选个风平浪静的日子。”我说。
　　　　夜色中，八方的目光有点迷离。
　　　　“金平岛上连舞厅都没有，要跳舞必须去菜园。老婆也不许我去。在金平，我很寂寞。”
　　　　“我很寂寞”，这句话文绉绉的，现在却出自祝八方之口，它非常清晰地传进了我的耳朵。我被海风呛了一口，开始费力地咳嗽，眼泪都出来了。我看见海风把八方的短发吹得像栗刺一样竖起来。
　　　　海面上闪烁着点点渔火。小帆船开过一长溜福建渔船旁边。八方指着其中一艘钢质渔轮，说：“那里有一位我的福建朋友，在码头上认识的，很要好。”
　　　　他把双手拢成喇叭形，朝着那艘船大声喊：“阿利！阿利！阿利！”
　　　　他的声音像海鸥一样飞出去，在海面上久久地盘旋着。一个油光光的脑袋从那艘福建渔船的舱房里伸出来，向八方点头示意。
　　　　夜晚的菜园镇已在眼前。
　　　　
　　　　1997年12月11日
　　　　在这样的季节里，乘渔船出海似乎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虽然还有点不甘心，我想还是回去算了：最好今天就回定海，然后回杭州。但是早晨阿坚对我说：
　　　　“八方捕了二十桶海蜇，一桶都没卖出去。听他说，整个金平乡都这样。”
　　　　“倒霉的丰收年。”我说。
　　　　“我们再去一次金平，看看能否在报上帮他们呼吁一下。”阿坚说。
　　　　上午九点钟，我们背着照相机，在码头搭上了那艘往来于菜园与金平的班船。上了岸，我们就去找钱站长。钱站长把我们带到码头边的一家食品厂里。那里有一个宽敞的加工车间（车间里看不见一个人），巨大的石槽里腌满海蜇，用尼龙薄膜遮盖着。这个厂去年就已积压下两百多吨海蜇，今年的海蜇他们还没有收购过。
　　　　“前些年，我们赚了八十多万元利润，现在已经亏光啦。生意做不成，我们都在睡觉。”食品厂的经理说。
　　　　出了食品厂，我们沿码头往西走，走进另一家海味品厂里。这家厂有自己的专用码头，码头的空地上积着薄薄的一层盐。厂长办公室里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锦旗。厂长摊着两手说：
　　　　“渔民家中积压了八千多担海蜇——他们真傻，为什么不便宜点卖掉呢？卖掉才有钱啊。”
　　　　金平岛委实是个弹丸之地，面积只有两平方公里，以岙为单位分四个渔业村：黄泥坎村、金鸡村、小平头村、大鱼骨头岙村。阿坚问黄泥坎村那位又矮又壮的村长：
　　　　“金平乡谁家的海蜇最多？”
　　　　“大鱼骨头岙村的阿铁，有两百多桶。”村长说。
　　　　“我们去他家拍张照片。”阿坚说。
　　　　“要翻一座山呢。”钱站长面有难色。
　　　　“要花多少时间？”阿坚问。
　　　　“要一个钟头吧。”钱站长说。
　　　　“十五分钟就够了。”村长说。
　　　　“还是去一下吧。”阿坚看看我，又看看钱站长。
　　　　“那就吃了中饭再走。已经十一点了。”钱站长说。
　　　　我们在码头边的一家小餐馆里吃中饭。从餐厅门口望出去，可以看见阳光和雾笼罩下的渔港。海上的风浪小了，黄色的海面上漂浮着灰色的垃圾。
　　　　“以前，这里的海水非常干净，颜色是蓝的，后来修建了防浪堤，淤泥沉积，人们倾倒在海边的垃圾也排不出去。”钱站长说。
　　　　小岛的山并不高。山坡上只长茅草，不长树木，也看不到任何动物。只有一条用石块砌成的山路从黄泥坎通往山那边的大鱼骨头岙。我们吃力地爬上山岗。一位老汉迎面走来，和钱站长打招呼。一会儿又走来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又高又黑，怀里抱着小孩。钱站长叫道：
　　　　“阿铁，正要找你呢。”
　　　　“我们去菜园。”阿铁说。
　　　　钱站长指了指我和阿坚，说：“这是省里、市里来的记者，来调查海蜇积压情况，准备在报纸上呼吁呼吁。你跟我们回去吧。”
　　　　女人大概是阿铁的老婆，听了钱站长的话，她叫了起来：
　　　　“阿铁，这很好啊，你快回去，我在码头等你！”
　　　　“能行吗？”阿铁说。
　　　　“他们是记者，肯定行！”女人说着，从阿铁怀里抢过孩子。
　　　　我和阿坚能帮他们把海蜇卖出去吗？我为自己被当作一根救命稻草而感到非常难过。
　　　　
　　　　回菜园之前，我和阿坚去八方家。他又搓麻将去了。听见我们的叫唤，他从山坡上冲下来。我让他在房子前面站好，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
　　　　八方对我说：“你等一下，我去装点海蜇。”他转身跑回屋里，我大声叫他，他不理睬。
　　　　我和阿坚自顾下山，走到码头时，回头看见八方拎着一只蛇皮袋从山上俯冲下来。我挡住他的去路。
　　　　“一点小意思，”八方气喘吁吁地说，“我送你上船。”
　　　　“你的心意我领了，东西拿回去。”我说。
　　　　他犟着脖子往前冲，差点把我撞翻在地。他脸上梗起的无数根青筋像张开的鱼网。
　　　　“你瞧不起我。”
　　　　阿坚远远地走在前面，回头向我示意不要再推却了。
　　　　明天一早要回定海，所以晚上早早上床。刚准备关灯，电话铃响了。阿坚拎起听筒。
　　　　“有个朋友叫我们出去玩。”阿坚说。
　　　　“玩什么呢？”我说，“你一个人去吧，我呆在房间里。”
　　　　“一起去吧，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散文写得不错。”
　　　　我们穿衣出门。时间只有九点多钟，但是海岛的小镇已经悄无声息了。街道上看不见一个行人，两侧的店铺紧闭着，偶尔亮着几盏霓虹灯。灯光清冷而飘忽不定，在海风的吹拂下仿佛变成了一团团稀薄的气体。
　　　　阿坚指着前面不远处的十字街口，说：“他们在那里等我们。”
　　　　一辆黄包车驶过来，阿坚示意车夫停下，对他说：
　　　　“把我们载到前面的岗亭，给你两块钱。”
　　　　“两块钱？”车夫一脸的不屑，踩起踏板就走，很快就消失在十字街口的拐弯处。
　　　　两个朋友果然已等在那里。大家握手，寒暄。醉醺醺的那位叫阿彬，大脑瓜，厚壮无比。他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把我们带进一条小巷，然后推开一扇小门。我们乖乖地跟着他走，仿佛他拎在手中的一串鱼。
　　　　这是一家舞厅，已经爆满。房子里烟雾缭绕，充满了吼叫和血红的灯光。阿彬遗憾地伏在服务台上，面对服务台里的小姐，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小姐则朝他摊摊两手：你们已经来晚啦。
　　　　我非常惊讶，这里居然也有这么热闹、隐秘的夜生活。大陆是这样，想不到海岛也是这样。它们躲藏在黑暗里、墙壁里，躲藏在浪荡的笑和哭里，然后痛痛快快地发霉。
　　　　阿彬带我们来到另一家卡拉OK厅。这里人不大多。阿彬要了几杯红茶，然后拉着阿坚到外头去了。我无精打采地坐着，很快就昏昏睡去，醒来时发现四周都坐满了摇头晃脑的人。
　　　　见我神情沮丧，阿彬有些尴尬，匆匆去服务台结账。
　　　　从卡拉OK厅里出来，我们沿着空旷寂寥的大街走。我以为可以回旅馆了，不料阿彬冷不防闪进了路过的一家茶楼。我对阿坚说：“我们回去吧。”
　　　　阿坚看看我，又看看阿彬。阿彬说：“进来吧，这里安静些。”
　　　　茶楼里一团漆黑，隔了好久，我的眼睛才开始适应这里的黑暗。茶楼里有很多房间，每个房间里的灯都像萤火虫一样微弱。萤火虫的下面不断地传出令人疑惑的笑声。我们面对面坐着，看不见对方的脸。黑暗中我们的声音是那样的不真实。喝了几口茶，阿彬问我：“你觉得嵊泗这个地方怎么样？”
　　　　这是一个难以如实作出回答的问题。“在这里生活还不错。”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还不错？你一定看走了眼。”阿彬说，显然，他对我的判断力感到失望。
　　　　他再也不和我说话了。
　　　　十一点，我和阿坚回到住处。阿坚说：
　　　　“明天，小赵和我们一起去定海——她妈妈带她去看脚伤，顺便去看望一下婶婶。”
　　　　
　　　　1997年12月12日
　　　　六点半，我和阿坚乘出租车赶往泗礁码头。距离上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