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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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通病在于不明了返老还童绝不能用老药，使中国现代化也绝不能借助古法。如同你治一种病，绝不能西药中药全吃，专心吃西药足够了，中西合壁反倒糟。现代化的国家和现代化的步骤早摆在那里，我们直接去学就行了，何必麻烦祖宗呢？日本没有孔子，可是何碍于他们的维新？韩国很少国粹，可是何碍于他们的新政？我们当年的藩属部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如果祖宗能救我们，早就把我们救了，不会闹到今天这种惨相了。美国是固有文化固有圣人最少的民族，可是人家是名副其实的强国，而咱们呢？至多可说是历史悠久的古国，四维八德十三经二十丑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

这不能全怪我们不争气，我们该怪祖宗留给我们大多的“东方文明”：那是一个重担子，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延误了我们现代化的速度。如果我们想轻身妙手的走向现代化，我们不得不在这个重担子下面挂个问号。

可是，事实上，十多年来，守旧的大雾似乎更浓了，圣贤也有学会了、中医也有学院了、内功也变成“科学”了、张天师也领公费了、轩辕也变成宗教了，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有哪个知识分子敢挺身出来说几句“罪言”，用他的笔杆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清一清乌烟瘴气的局面；我们只看到那些卫道的英雄们，肃穆趋跄，纷纷跑到孔庙去看秃头小男孩的八俏舞，却不会待在家里，给《孔盂学报》写篇“什么叫做‘君子而时中’？”我们“圣之时者”的祖宗若真能复活一次，看到他的“会员”们抱着他的大腿穷啃——食古不化的穷啃，他真要气得去美国了！

第二个原因是“浅尝即止的毛病”。我们同胞有一种绝症，就是“浅尝即止”。任何好东西，到咱们嘴里，舌尖一舔，还没吃，就说不好吃了！吃了就要坏肚子了！至少是不合我们胃口的！没有什么营养的！

泛祖宗主义是对旧的依靠；浅尝即止的毛病是对新的怀疑。

四十年前，大家都高叫科学救国，可是科学还没进门，梁启超就领头大喊“科学破产”了；三十年前，大家都叫民主宪政，可是国会刚开，大家又大喊“议会政治破产”了。

事实上，真的“科学”还在门口；真的“民主宪政”还在门外头。

可是却有人说，洋把戏咱们吃过了，没有什么好吃的！

钱穆就是这些味觉有问题的代言人，他大声喊道：

中国这五十年来，开始学德民后来学英法美，后来又学德义，今天又要学苏俄。西方的，我们都学过了，但也都碰壁了……今天以后，或许可以“迷途知返”了。所有学人家的路都走完了，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吧！

（《中国历史精神》页十四）

真难得！这五十年来的烂账竟这样容易就被钱穆算清了！老实说吧，五十年来，我们压根儿就没长期的、彻底的、有计划的、不三心二意的“学”过任何玩意儿！我们只是敷衍、只是浅尝、只是见异思迁，只是以为“学遍”了、“都学完了”，再走就“碰壁”了。其实“壁”在哪儿、在哪边、是什么模样，我们还没看到影儿呢！

可是，当代的“史学家”却告诉我们过去都是“迷途”，劝我们“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我也是弄历史的人，我只知道我们的老祖宗一直在“认识”自己，在认我们是一个“四夷来朝”的华夏民族，识我们是一个“奄有四海”的中土之邦。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光荣的纪录，直到道光皇帝在连呼“不可”的叹气声中批准南京条约为止，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对自己认识的错误，但是认识有什么用？认识了两千年，能镇住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不来太岁头上动土么？

如果我们真有点认识的能力，我们首先就该认识我们根本就未曾一心一意的现代化（wholeheartedmodernization）的，我们只想投机取巧，我们从来没有学到别人的“精神文明”，诸如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民主政治的fairplay，富裕经济（economyofabundance）的观念与眼界，动力主义（dynamism），乃至见人就叫声“嗨”（hi）的爽朗与真诚。我们所学到的、所肯学的，只不过是点极可怜的层面。在现代化的水准前，我们只是一个幼稚园的小学生，至多能说开始学，绝不能说“学遍”了！

一个英国探险家在某次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蛮人竟是一个英国大学里出身的，他大为惊奇，他间这个蛮人道：“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这个蛮人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Ius'umforknow。）

这虽然是个笑话，却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试看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坐着一九六一年的汽车却装着一六九一年幕日脑袋？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印刷机制造着冥纸锡箔？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塑料工厂出品麻将牌？有多少人用电气冰箱装祭孔祭祖时的冷猪肉？有多少人用着麦克风弘扬圣教佛法……孔夫子的后人穿着新式西装，抽着名贵烟草，坐在先师奉把官府里写毛笔字；张天师的后人也同样在天师府中服气炼形，或走到广播电台，用科学方法来导引胎息！

这些“中学为体”的臭腐，“西学力用”的神奇，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哪一点不代表我们在皮毛的西化——匪夷所思的西化！哪一点不代表我们神经与胃口的衰败？哪一点不代表我们是一群浅尝即止的病人？

我们最大的悲哀在大家根本不知真的洋货是什么，我们总以为舌尖舐到的那点是洋货；眼睛瞟到的那点是洋货；与圣经贤传吻合的那点是洋货；二毛子学人贩卖的那点是洋货。

流风所及，真正的洋货还没进口就被我们“止”住了，所以一旦有人真正谈点西学的时候，一些“善为气矜”的土包子就看不过去了，就要“向政府质询”了，就高叫这是“东方人的耻辱”

了！

第三个原因是“和经济背景脱节”。传统派不知道我们东方这一套思想完全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农业社会是靠天吃饭，修己以顺天。资源是有限的，基本的资源是几亩地，一代一代的土生土长，谁也没有扩展的可能，机会的扩充（abroadeningofopportunity）是做不到的，每个人生存的条件是祖传的农作。一块土地，爷爷交给老子，老子交给小子，小子恭恭敬敬涕泅横流的收下来，年轻一代生存的机会是年老一代传下来的，所以不能不敬老，所以老年人在我们社会最神气；可以“养于国”、可以“杖于乡”、可以拿棒子乱敲人的膝盖。因为土地资源就是那么多，你年轻人想吃饭，就得听话。

农业社会的经济往往是一种“匾乏经济”（economyofscarcity）。在匾乏经济下，东西就是那么多，你多要了我就没有了，所以要“知足”、要“克己”、要“乐天知命”、要“允执厥中”、不要“以有涯随无涯，要乖乖的，要“知礼”。

礼教是叫我们要安分，重名分，各守岗位，不要“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要讲“仁”，“人而不仁，如礼何！”

但是，如果你不在这种模子底下烙守“非礼勿言”．如果你想打破传统秩序，如果你敢藐视老年人的独占系统，你就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家伙了！用上面这种观点来解释中国思想、解释儒家学说，则易如庖丁解牛、则一针见血。

好景不长的是，正在我们“日入而息”的时候，另一种经济形态出现了，那就是洋鬼子的富裕经济。按说这两种经济碰了头，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贫而无谄”，人家“富而好施”。可是这样下去，我们就永远是个落后国家。

不想做落后国家的唯一办法是改变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跨进工业社会。

但是工业社会是动的、扩展的、进取的、不知足的、不靠祖宗的、不依赖白胡子老头的。在工业社会里面，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

我们要跨进工业社会，要光明磊落的跨进，不是“犹抱琵琶”的跨进。旧琵琶除了能遮丑，别无用处。

我们要奏工业社会的迎春曲，不能依赖农业社会的旧琵巴。

可是一一些老先生却不这样想，他们死爱面子，总是不肯“琵琶别抱”，他们忸忸怩怩的，欲说还休，于是钱穆又出场了，钱穆唱道：

中国文化一向建基植根在农业上，因此只有在农业社会里，才可有办法……不是农业社会，我们的文化力量就难运使，则我们所理想的世界主义，便永难达到。

唱到这里，实在唱得极佳，可是再唱下去，就走板了：

中国应该走进一步，走上工业之路。除了农业外，还要加强工业，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应可再进一步达到它原先理想的境界……要兴工业，便要新科学……只要科学加进来，一切自会变，但问题在如何不推翻固有的传统而能变。（以上皆《国史新论》页一三七）

这又是两全其美派的好梦了！钱穆苦口婆心，其目的无非是“变”而又变得“不推翻固有传统”，想“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精神所丧或戕伐了”。可惜的是，他根本没有想通这两种东西是互不相容的。

据我看来，钱穆对他这些恋恋不舍的话头自己也不深信的，因为他明明知道“文化之完整性”，把农业社会的味精硬往工业社会的大菜里炒，其不能可口也，明矣！所以钱穆说：

如同砌七巧板，板片并不多，但一片移动，片片都得移，否则搭不成样子。（《中国文化史导论》页五）

既然这样，我就要奉劝钱先生，不要再想把农业社会的板片朝工业社会上搭了，“搭不成样子”的！

可是很多老年人硬是这样子，明明搭不成，却偏想搭。他们以媒婆的心肠，做救世的事业，例如他们总爱说：“在孝的一方面，的确是今不如古了！”我也同意他们的看法。可是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我们正从农业社会往下脱，脱出了家族本位、脱出了五世同堂，钻进了工业社会、钻进了小家庭。在这种经济形态下，谁也不能为了“防老”就一窝一窝的“养儿”，谁也没工夫守那“寝苫枕块”的三年之丧，“今不如古”是必然的。但是，这又有什么法子？这种“日下”的世风绝不是提倡固有孝道就挡得住的。如果我们要走向工业化，这是一颗必须要吞的苦药九，当然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可是除了拿哭丧棒装孝子外，我们今天究竟能找到多少二十四孝中的人物？

第四个原因是“不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不肯彻底接受西洋现代文化的人，他们派生出来的理由五花八门，不过都不太时髦。最时髦的一种理由是——中国“国情”不同，中国有“空间时间的特殊性”（十教授语），其实这种“特殊性”的论调，早在民国十六年就被常乃德发挥尽致了。他说。

一切文化是含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今日中国之新文化，在地域上是“中国”，在时间上是“今日”。因为是在中国，所以绝非西洋，绝不能完全承受西洋文化；因为是在今日，所以绝非旧时代，绝不能完全承受旧中国的文化。在今日的中国，我们的问题不是怎样采取而是怎样创造，我们依据时代和地域的背景而创造中国的新文化。

（《中国民族与中国新文化之创造》，《东方杂志》二十四卷二十四号）

既然决定创造新文化，于是聪明人的高见又来了，他们想出一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可叫做“王二娘法。”王二娘去衡阳街办货，充分发挥了自由采买的精神，好东西就买，坏东西就不买；回到家里，收拾房间，好东西就保留，坏东西就往外一丢。王二娘的精神正是十教授等人的精神：

存其所当有，去其所当去。

取长舍短，择善而从。

总之，在取舍方面，要有一个“标准”。谈到“标准”，张君励的劲儿就来了，他捻着胡子，兴高采烈的提议道：

应将西洋文化在物质上精神上应采取者，一一列举出来；中国文化上应保存者，亦一一列举出来。（《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东方杂志》十九卷三号）

这种开清单的法子看来实在诱人！可惜他们只会做裁缝，不曾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他们的通病在对文化本是“完全的整体（integralwhole）”上面没有真正的理解，他们总想择肥而噬、总想任意剪裁、总想只要好的不要坏的、总想“接受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而不“动摇他们基本的价值系统（基本观念）”

（这是徐道邻《转变中的文化观念》一文中参考三种洋书而求到的结论）。

不客气的说，他们对西洋文化，统统打着一个“买椟还珠”

的算盘，他们不知道这种好梦是根本做不成的。在文化移植上，要椟就得要珠，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椟中没珠也不成其为椟，要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因为全世界的“时间空间”有“特殊性”了，在南宋时，我们老大帝国可以行“铜不下海”的禁令，可以跟洋鬼子老死不相往来；到了清初，闭关政策就吃力多了；到了现在，除了死心塌地的买椟买珠外，别无他法了，人家长进的民族是不允许我们“还君明珠双泪垂”的！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个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这一套农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点”，即使想在人老珠黄时有所改正，也绝不会用你这一套发了霉的东西。可是有些死命追她的人却不要脸，他们硬说这美人当前就要改正“缺点”，而改正之道，则非东方文明不为功，他们说：

“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这是民国五年伦父的“初版”。（《东方杂志》十三卷十号）

“中国自古相传之精神传统……均为现代西方所迫切需要。”一一这是民国五十年顾诩群的“再版”。（香港《人生》二六八期）

这些妄自尊大的厚颜、不明事理的拼合、荒乎其唐的搭配、冒冒失失的输将，“正足以”证明他们实在“迫切需要”一点凉水来浇浇。

我的“凉水”很简单，我只劝他们少做“舍身救美”的大梦，少献“野人之芹”丢人，还是回过头来了解一下文化移植的本质一一Civiiizationissyphilization。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

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为了怕噎着，难道就不吃饭吗？我们的“大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大目标”是安慰我们补偿我们最好的代价。在这个百年大计中如果真有“损失”，也是值得一干的。

今天最可恶的，莫过于保守者背后的“历史主义”（historism），他们不相信西方玩意是批发的，但却相信有些“人”

有资格来选购，所谓“统治文化”云者，此之谓也！但白说吧，亿万中国人中，谁也没有资格来订这个取舍“标准”，任何聪明才智之士都不配“制礼作乐”来“规范”这个聪明才智的民族，死去的黄帝周公固然不配，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