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文选-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大石头要砸死我的那个战士吗？护送的同志告诉我：他非常勇敢，为炸开城墙，在
敌人３挺机枪封锁下，他连送两包炸药，把城墙炸开一丈多宽的口子，攻城部队就
从这突破口冲进城去，消灭了残敌。他肠子都打出来了，路上一声都不哼。

“我端着一碗荷包蛋，俯身轻声说；‘同志，吃点吧！’他睁开眼看着我，似
乎认识，又似乎不认识，用轻微的气声说；‘我为孙大哥报了仇了……’”

这里所说的宣传队（或称文工团）几乎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独有
的。毛泽东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即已指出，“要战胜敌人，
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贺龙将军在本年的一次讲
话中也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强调“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不可能打胜仗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人民解放军建制中设立“宣传队”（“文工团”），正是
毛泽东的“文武两个战线”、枪杆子与笔杆子相结合的理想的一种体现（实现）。
这些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的中、小知识分子，在以文盲与半文盲的农民战士为
主体的军队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在１９４８
年的一次报告中，曾将文工团的任务规定为三条，即“成为部队政治工作的得力助
手”，“担负唤起群众的工作”，“通过文艺工作活动达到教育部队、教育群众的
目的”。具体地说，文工团（宣传队）除了要用各种文艺形式在战前、战时与战后
对部队进行思想、时事、政策、文化教育与现场鼓动，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外，还要
进行战前动员、火线喊话、管理俘虏等政治工作，以及筹集粮草、设立兵站、看护
伤病员等战勤工作，参预农村土改、城市军管接收、社会调查宣传等群众工作。总
之，这是一支文艺队伍，又是掌握在党手里的机动力量，“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
这里有一些统计数字：１９４８年１月华东野战军从东线到西线的千里行军中，政
治部文工团在半个多月（每天行军５、６０里）时间内，即组织晚会１４次，观众
１．６５万人次；教群众唱歌２１次，有１６００余人学会了两首短歌；写墙头标
语６８９条幅；写墙头诗２１０首；画墙头画５７幅。在１７天数字可能是枯燥的。
经过战火以及以后的历次劫难，幸存下来的当时的一些现场记录，或许会给今天的
关心者以更深刻的印象。这是一篇题为《战境里的文化活动——锦西阻击战中的一
个实例》的报道，作者方洪：“战士们都喜欢这种‘顺口溜’。他们说：”看顺口
溜过瘾，有意思，又有用处‘。因之，每当这些’顺口溜‘送到阵地时，战士们抢
着阅读。有一次，一个文化教员给排里念传单时，恰好送饭的来了，而且又是’会
餐‘，但战士们要求念完了再吃饭。在’会餐‘时，大家学着传单上的话说：“吃
猪肉，别忘咱任务，更要打垮放增援’。有好些战士把传单装在口袋里保存起来，
还有些同志把它贴在工事里，一有时间就去看。班长张兴元还背熟了好几张传单。
解放来的战士贾国才说：”我在蒋军里就没听过这种报，解放军真能教育，真有作
用‘。“



这是偶尔保留下来的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八纵六十八团二连指战员写给文工
团领导的一封表扬信；沈（亚成）、丁（峤）团长，李（永淮）教导员：兹将你团
马旋、黄石文同志的工作情况报告如下：马旋、黄石文同志自来连队帮助工作，是
积极的，很能干的。特别是马旋同志来得最早，刚来时正是开展火线评功，她亲自
到班里去了解情况，参加班务会，给同志们评功、庆功，制五角星式庆功牌，给同
志们挂上，到各班拿着提琴去拉，去唱。在飞机轰炸、敌人炮火下是一样工作，在
大雪天中不顾泥水冷，雪大，仍下到各班去，在最前沿阵地上工作，对敌人喊话。
并有典型地培养党报通讯员，如吴阿时是孙元良突围时她解放来的，她又培养他成
了好的党报通讯员。她编写歌子、写稿最多……。她一天一会儿也不休息，耐心教
战士们唱歌，工作大胆能干，吃苦耐劳好，对全班每个同志都一样看待，全连意见
给她立二等功。

黄石文同志积极参加班务会，能根据每次开会情形编出快板小调唱给大家听，
出墙报，画漫画，并帮助文干有典型培养。一排的战斗范例是他的鼓动士气得来的。
他俩人事迹一样，工作都在一块干。同意立三等功。

以上二人事迹只是简单的，大体上的事迹。详细的没有写到。全连同意立功，
是大家通过的。一定要给他二人立功，这个阶段他们二人表现得太好了。

六十四团二连李希贤、潘子贵、王泽玉及全体同志。

在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编印的油印刊物《立功增刊》第４期里，有一篇
题为《女宣传队员在连队——生活缩影一二》的小通讯，作者是二纵宣传队队员钱
树榕：“‘集合教歌喽！’值星班长喊着。一会功夫百多个人整齐地排好队伍，小
王跑到队伍前面，认真地：”今天咱们学……‘。于是踮起脚尖，身子一挫一顿，
胳膊飞快地舞动着。教将起来。战士们望着这几乎比自己矮半截的她，自然流出笑
来，嘴张得大大的，一个音不漏地学进去了。女声高高地飞扬在上面，低沉浑厚的
男声跟在后边。

‘看不见你喽！’‘看不着你咋比划！’后面的战士们叫。

‘向后转！向前三步走！’象小司令员，她发出口令，一面跑到那边的小土堆
上，让大家看到她。

‘喝碗水，润润嗓子。’休息时战士们端水给她。‘不易，嗓子都教哑了’，
‘坐一会，歇歇’，他们又把她按到小凳上。“

读了这些已经泛黄的历史材料，大概谁都会同意当时人们对“部队文艺工作”
所作的如下总结：这是“为兵服务”的文艺，或者借用今天的熟语，中国人民解放
军文工团（宣传队）通过“文艺为战争服务”的实践，把毛泽东的“文艺为政治服
务”（按毛泽东的观点，战争正是最大的政治）的思想推向了极致，使其得到了完
整的实现。这至少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文艺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真正成
为党的工作的一个部门。这不仅是指思想、路线的领导，更有着组织上的具体保证：
部队文工团不仅直属各级党委政治部的领导，而且自身建立党支部，并有政治指导
员（或称政治教导员，政治协理员）。二、每个文工团员（宣传队员）都无例外的
首先是党的政治工作者，实际工作者，然后才是文艺工作者，是名副其实的“文艺
战士”。三、完全自觉地贯彻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即“为‘兵’
（武装的工、农）服务”，具体化为“写兵、演兵和给兵演”。在内容上则是“和
部队的当前任务和基本任务相结合”，围绕部队（及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创作与演
出。四、努力“吃透两头”，实现党（和领导机关）的政策、意图与战士的思想、
生活实际的结合③。五、逐渐建立起适应部队政治需要的创作模式与艺术形式及风
格。具体的说，即是短小精悍的，歌、舞、剧结合的，广场演出的，具有趣味性
（战士喜闻乐见）与现场煽动性的：这也是一种政治的、群众的、行动的、狂欢的
“广场艺术”。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实行“兵写兵，兵演兵”，“把文艺工作
变为群众运动”。七、归根到底是要实现文工团员自身的“革命化（政治化）”，
一方面要克服残存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真正地从思想感情上和兵扭在一起，
首先在对于战争的感性认识上和战士们一致起来，爱兵之所爱，恨兵之所恨，乐兵
之所乐，忧兵之所忧”；另一方面则要把党的思想真正化为自己的血肉，提高组织、
纪律性，象战士一样绝对服从党的集中、统一的意志，自觉地做党的工具。所追求
的正是文学艺术与文艺工作者的“政治化（党化）”——按毛泽东的说法，“‘化
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这也就是部队文艺工作所提供的文艺新范式。

据周恩来在１９４９年７月　　６日召开的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
治报告中说，当时“在人民解放军四大野战军加上直属兵团，加上五大军区，参加
文艺工作的，包括宣传队、歌咏队在内，有２．５万人到３万人的数目。解放区的
地方文艺工作者的数目，估计也在２万以上。两项合计有６万人左右”，“前国民
党统治区的新文艺工作者的数目比较难算，大概总有１万人以上”。照此计算，解
放军部队文艺工作者即占全国新文艺工作者（不包括当时所说的“旧艺人”）７万
人中　　４０％以上；再加上很多部队文艺工作者后来都成了各文艺部门的领导人，
其影响力自然是不可低估的。更重要的是，建国后，毛泽东一直试图把战争年代建
立起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变成国家模式，把全国变成解放军式的“大学校”，
这样，前述部队文艺新范式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新中国文艺的发展，就几乎是不可避
免的了。——其实，在１９４８年批判萧军时，就已经有人提出，上溯到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红军时代的部队与苏区文艺才是“新文学运动的源头”，在抗日战争以后，
包括部队文艺在内的根据地文艺更是成为“中国文艺运动的主力”与“正统”。那
么，部队文艺范式的普遍化也就似乎成了“必然”。

这里，还要对前文已经提出的“兵写兵”的群众运动多说几句：它是４０年代
末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兴起的“工、农、兵群众创作”热潮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兵写兵”本是部队文艺工作的一个传统，但真正达到高潮，则是在１９４
８——１９４９年的三大战役的历史大决战中，与同时期开展的“军队内部的民主
运动”显然有内在的联系：“自己的事自己写”本身即是一个自我教育运动。这一
时期最盛行的是“枪杆诗运动”，战士们纷纷把他们的战斗决心、立功计划写成快
板，贴在枪炮上，既是自醒，也激励了士气。如华中解放军某部的战士在他们的八
二迫击炮上写道：“八二炮／你的年龄真不小／可是你的威信不很高／这次反攻到
／不能再落后。”全班从此日夜研究，终于想出种种办法，提高了它的效力。战士
沈洪海在他的步枪上贴着：“我的七九枪擦得亮堂堂／这次去反攻拼命打老蒋。”
以后，他就天天擦枪练武。某次战斗中出击令刚下，他就跃出阵地，高喊：“我的
七九亮堂堂”，一股劲冲向前去。在这样的群众创作运动中，涌现出不少连队中的
“快板专家（快板大王）”，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毕革飞这样的部队快板诗人，并
出版有《快板诗选》。这里抄录一首曾在部队广为流传的《“运输队长”蒋介石》
——“‘运输队长’本姓蒋／工作积极该表扬／运输的能力大增强／给咱们送来大
批大批美国枪／亮呀亮堂堂。

“‘运输队’的规矩好／枪炮人马一齐缴／一次就送十来万／步兵、骑兵、工
兵都呀都送到／捷报当收条。却感到”有点不得劲——第一他们要求歌颂自己／对
古人古事兴趣不高，第二那些旧场旧调看起来虽是老一套，学起来还颇费功夫，被
那些陈规一束缚，玩者有点不痛快“，于是就要”大胆改造“。赵树理是从农民的
要求这边说的，另一方面，革命政党与新政权也需要通过民间演出的形式把新的意
识形态灌输到农民中去。因此，要改造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的传统旧戏，首先就要”
克服单纯娱乐观点“，使其成为”即时生效的宣教武器“。此外还有内容的改造。
据说旧戏多有”封建毒素“，农村小调”大都是些哼哼唧唧的情歌“，需要在”旧
瓶“里注入”新酒“，围绕党在农村的”中心工作“，宣传党的思想与方针、政策，
有的剧团提出了这样的。号：”报上提啥提的紧了咱就写啥“，其创作方式也是”
干部先决定主题，再集体收集材料，讨论构思，个人最后执笔“。人们还这样总结
经验：”凡是群众集体创作的东西，偏向就少，知识分子个人编的东西，偏向就多
“。此外，还有这样的经验：农村剧团”在组织领导上不闹独立性，服从村政领导
“，这其实是最重要的：整个农村群众文艺活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的。也正是有
了党和政权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引导，这一时期的农村群众文艺运动才达到
了农民自发的传统娱乐活动所难以想象的空前的规模：仅太岳地区２２个县的统计，
临时性的秧歌队有２２００多个，农村剧团有７００多个，农村剧团的演员有１２
４００余人。左权县的五里堠是一个仅有１４６户人家，６０９口人的小村庄，春
节期间排演了一个以”翻身乐“为题的大型广场秧歌剧，参加演出的有１２２户，
占全村户数的８４％；演员２７３人，占全村人数的４５％。其中有１２个老汉老
婆，２０８个男女青壮年，５３个儿童，还有全家合演，公媳、兄媳、夫妻、父子、
师生合演的。人们形容说；”这是一个狂欢的大海。而每个演员差不多都穿着、或
拿着各种各样的斗争果实，更丰富了狂欢的色彩。使人看了情不自禁、心神跳荡，
感到应该即刻跳到这个海里痛痛快快地说一下，才舒服。以致村里好些不好娱乐的
人，如白林章、刘科喜，当秧歌队在城里演出时，他们原来在局外当观众，忽然也
蹦进去扭、打起来“。——这又是一个”革命的狂欢节“：农民从”革命“中获得
一种”解放“感，要在这传统的民间的节日中让自己被压抑的情感得到一次淋漓尽
致的发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民间话语“与”革命话语“的结合，或者
说，是”革命话语“对”民间话语“的一次成功渗透（改造）。

这一时期农村剧团演出的剧本大都没有流传下来（这或许与排演时只有“提纲”
而无“本”有关）；今天比较容易找到的是当时的“歌谣”：5　、60年代都陆续有
些选本，如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东方红》（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社编，新
华书店出版），荒草、景芙编，上海杂志公司１９５１年出版的《人民战争诗歌选》
（上，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１９６１年出版的《解放战争时期歌谣》等
等。这些歌谣有的署名（他们或是战士，或是农民、工人，或是文工团员，也有个
别专业诗人），有的没有署名，但也大多经过加工，只能说是“拟民谣”，仍然是
革命意识形态对民间诗歌形式的一种利用改造。这与建国后历次运动中的歌谣，如
大跃进时期的《红旗歌谣》基本属于同一类型。它的作用除了显示“民心”、制造
革命舆论外，主要是通过老百姓易于接受的民谣体的诗歌的“朗读”来对仍处于文
盲、半文盲状态的工、农、兵群众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是“革命文化（文学）”
的一种普及，算不上真正的“民间文艺”。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对群众创作的诗歌，或者说，用民间诗歌的形式，表达革
命思想、情怀的诗歌，表现出巨大的热情与期待，一厢情愿地宣称，“在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