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文选-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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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未尝不是生命挣扎的一种表现形式，亦门强调”欢乐“与”惨痛“并存就含有
这样的意思。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却越变越单纯；纯化为单一的、因而不免苍白的”
欢乐“。待到”史无前例“的那场”革命“降临时，又有了再一次的”狂欢节“的
演出，但这一次欢乐的激情唤起的是人的恶性，信仰的崇高实现为施虐的疯狂，这
正是”革命“的信从者们所料想不及的。——不过这都是后话。

在１９４８年，人们所面临的是如何接受革命风暴的洗礼。特别是我们正在回
顾的４、５、６月校园学潮，对长期孤守在书斋里的教授（知识分子）无疑形成了
巨大的冲击。大多数教授、讲师（助教更不用说）此时自身也存在着生存的危机，
更深切感受着民族生存的危机。正是这双重危机感，以及保护学生的职业道德，使
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就站在学生这一边。在“四月风暴”里，教师们以罢教声援罢
课，并与学生一起保卫校园。“反美扶日”运动中，教授们更是站在前列。６月４
日司徒雷登发表威胁学生的谈话，8　月9　日上海各校教授及文化界人士就联名发表
公开信予以驳斥。　　６月　　１９日吴晗、朱自清等北平88位教授又发表声明，盛赞
学生的行动是“保持中国学生的尊严的声誉，中国的国格”，并严正宣布，拒绝接
受美国救济粮，一致退还配购证。最能显示知识分子和学生大团结的，是6　月26日
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公断会”。所谓“公断会”是因为上海市长吴国桢公开指
责学生“假爱国之名，图卖国之实”，并向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提出质询；交大学
生自治会遂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公断。前清翰林陈叔通在会上首先发方方，断定：
“反美扶日是举国上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百是而无一非。”著名教授、交
大老校长马寅初和张同伯在痛斥吴国桢之后，高呼：“要坐牢，我们和交大的学生
一起去！”交大无老唐文治、张元济因年事已高，未能亲临，也在报上发表公开信
指出：对学生只能“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未闻与青年学生进行神经战而善治
天下者”。据说这些著名知识分子的表态使蒋介石都大为震惊。

但爱国学生运动却使坚守自由主义信念的教授（知识分子）陷入困境，并促成
了他们的内部分化。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所持的是在合法秩序下的渐进变革立
场，它必须在‘社会正义的主持者’与‘合法秩序的维护者’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
而现在，学生运动提出“反饥饿，反迫害”，其正义性是无可怀疑的；但其对现存
秩序与社会稳定的破坏也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对与中国共产党持相同态度，根本不
承认国民党政权及其法律的合法性的激进知识分子，学生运动的这两个方面是统一
的，他们可以毫无犹豫地站在学生一边。但在承认现有秩序的合法性的前提下要求
进行不断改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因此而面临着两难选择。支持学生运动，就必
须在一定程度上放弃“维护秩序、理性、渐进”的自由主义原则；坚持维护现有秩
序，就必然站在学生运动的对立面。最后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选择了前者，并
因此而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迫害；选择后者的少数自由主义教授很快就被大多数青
年学生（与知识分子）所抛弃。胡适与朱光潜即是其中的代表。作为北京大学的校
长，在学生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一开始，胡适即对学生代表申明：“一，学生不是有
特殊身份的；二，学校不是有治外法权的地方；三，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学应自行负
责”，他因此不同意“非法逮捕”的说法囫。在“四月风暴”中，胡适为代表的校
方，一面竭力劝阻军警进入学校，一面又要求军警所追捕的学生领袖自行投案，以
自负其责。他显然要扮演“合法秩序的维护者”的角色，他也同时失去了多数学生
与教师。朱光潜在学潮初始时也写了一篇文章，大谈群众的“掩护怯懦而滋养怯懦”，
“在群众庇护之下，个别分子极容易暴露人类野蛮根性中的狠毒凶残”，“如今群
众只借怨恨做联结线，大家沉醉在怨恨里发泄怨恨而礼赞怨恨。这怨恨终于要烧毁
社会，也终于要烧毁怨恨者自身”，他因此而“祷祝卷在潮流中的人们趁早醒觉”。
这显然更有用自由主义的观点来引导学生的意图，自然要遭到反驳。于是，《大众
文艺丛刊》第二辑发表了荃麟的《朱光潜的怯懦与凶残》，文章首先揭露了国民党
政府动用大批武装军警血腥镇压徒手工人、学生，“这正是反动派在没落的恐惧中
所表现出最大的怯懦与凶残”；而朱光潜“不仅企图以墨迹来掩盖这些血的罪行，
而且反过来想把‘怯懦’与‘凶残’这类字样，加在群众的头上”。文章也为群众
运动作了辩护，指出：“现在的群众运动，是有组织的人民斗争”，“革命不是斯
文的揖让，而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斗争”，从“伟大群众运动所培养出来的，
正是法兰西的近代文明和中国民族的新文化”。两种对立的革命观、群众观在斗争
激烈的１９４８年自然是不能相容的；朱光潜终于为革命者与正在投身于学潮中的
大多数学生所拒绝。

“反美扶日”运动的兴起，使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过择。

１９４８年初．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曾进行这一场论争。首先是胡适在　　１月　　
２１日写给时为武汉大学校长的周经生先生的一封信里，提出了“国际形势里的两
个问题”；一是针对周氏在此之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们万史要重；员吗？》）所表
示的忧虑，强调英、美等“西方民主国家”“并没有武装德国人或日本人的嫌疑”
．因而并不构成对中国民族生存、发展的威胁；二是明确提出战后的苏联“已变成
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苏联近年对中国的行为实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忧虑”。
胡适的意见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郭沫若等都写了反驳文章。争论的焦点与实质是：
美、苏两大国究竟谁构成对中国独立、生存与发展的威肋？这首先是一人牵动民族
感情的敏感问题．同时又纠缠着意识开）态选择与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在知识分
子中引起分歧是自然的。胡适及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反苏”的主要
理由是．苏联通过雅尔达秘密协定与后来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取得
了中东南满两路的共管权，大连、旅顺的租借权，并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的独
立，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这件事在１９４６年就引发过全国范围的反苏大游行，傅
斯年、储安平等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发表声明表示抗仪。此时胡适重提这件
事，也仍然能激发人们的民族感情，就连郭沫若在反驳胡适时，也并不否认“很多
比较开明的朋友都为此事不平，心里实在鲠下了一件难过的东西”。后来在６０年
代毛泽东反对苏联干涉中国内政、并因为意识形态的分岐而提出反对苏联修正主义，
比较容易地就得到了分子的支持，这应该是一个“远因”。但在1948，大多数中国
老百姓及知识分子更为强烈地感受到的却是美国的威协。据重庆《民主报》统计，
从１９４５年８月到1916年7　月一年间，中国人民被美军吉普车轧死的就有一千多
人，妇女被强奸的竟达三百多人。1946年12月两个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一
案更是激起了全国学生的公愤。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日本轻工
业品向中国的倾销，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极大忧虑和警惕：他们对二次大战被侵
略的历史仍然记忆犹新。美国政府始终坚持“支持蒋介石的政府打内战”的对华政
策，这也就在实际上把自己置于和大多数中国人民相对立的地位。1948年6　月，美
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大北平之行之后，给国务卿的一个报告中，承认中国大学生与
知识分子中的反美情绪“比我原先所想象的强烈得多”，中国共产党人“无法制造
目前普遍盛行的情绪”，它根植于人们“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的不满”。报告还
承认苏联的思想“影响之深出我　　们料想之外”，不满现实的青年“不怕共产主义”。
在得出了“现时的国民党领导已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党扩展的有效
工具了”的结论以后，司徒雷登把希望转向“中国人民的本性”，据说“中国人是
个人主义者”，“他们对美国有一种本能的善意和信任，而对俄国则有一种本能的
恐惧和憎恶”。说整个“中国人”如何如何，自然是一种一相情愿的夸大；但如何
仅限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司徒雷登说的确是事实。中国的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面
对日益高涨的反对美国的民族主义热潮，本来就已经十分被动，现在美国当局把希
望转向他们，其处境就更加尴尬。许多自由主义教授因此而转向反美，坚持亲美立
场的也都陷入孤立。

但一些自由主义教授仍想作最后的挣扎，他们成立了“中国社会经济研突会”，
并于１９４８年５月创办了《新路》周刊，宣称要在“一个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
墨的社会里”，表明“一个公民”对国家、社会重要问远的看法。他们提出了３１
条“初步主张”，其中心仍是强调“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主张通过民主选
举解决国内政局危机，“政权的转移，应视选举结果而定”。在《发刊词》中，他
们强调：“我们自己不敢说是看到了真正的全面．因而并不摆出包办真理的面孔”，
希望进行高水平的讨论，“以理论在对理论，以事实反驳事实，以科学方法攻击盲
从偏见”。他们显然是在自觉地提倡一种理性的，宽容、多元的自由主义的话语方
式，以与时尚的二元对立模式相对抗。为此特地开辟了一个“辩论”专栏：“把一
个问题的正反两面，一齐都排列出来，让读者可以根据两方面的意见，下他自己的
结论。这是与宣传处于对工的工作，因为宣传是只替一方面说话的。”刊物先后
“辩论”的题目有：“苏　　联是否民主？”（　1卷３期）、“用和平方法能否实现
社会主义？”（1　卷６期）、“社会主义经济是否需要计划？”（1　卷１６期）等，
题目本身与辩论的无结论都反映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到来之前的种种矛盾与犹豫。但在那个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决断的时代．这样
的迟疑不决也是不容许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与《新路》一问世，就受到了
左、右两方面的夹击。据有关报道，在中共领导下的香港《华声报》于　　３月１５、
１６连续两日开辟“‘社会经济研究会’批判”专栏，又于４月３日召开座谈会，
予以“正面打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追击中间路线”的运动。其中最为激烈的
仍是郭沫若，他断言：“今天所谓‘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反苏反共‘，既要’
反苏反共‘就一定’亲美拥国‘。“而国民党政府则因为《新路》发表文章同情学
生运动，批评”币制改革“，对其横加”言论反动，低毁政府，同情匪军，袒护匪
谍“等罪名，予以”警告“，以至最后勒令停刊。当局的态度也十分鲜明：”今日
之事．必须敌我分明。凡是属共匪或倾向共匪之人，无论他有什么官职何身份，应
当站在共匪的阵营那边去。“在黑白分明的极端话语占绝对优势的１９４８年　　，
自由主义者的怀疑、模糊、相对的灰色话语似乎己无容身之地。

在批判《新路》时，再一次涉及萧乾，他被指为《新路》的主编，自应负主要
责任。萧乾１９４６年３月怀着投身于战后中国的文化建设的热忱，从伦敦赶回中
国，做着２０后（１９６６年）的中风将成为“财富均等”、“以人民利益为至上”
的“盛世”的“玫瑰好梦”，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不了解中国的“国
情”，只一味鼓吹自己民主、宽容的理想，却陷入了中国复杂的政治、思想、文化，
以至人事的网络之中。在一阵惶惑之后，他想起了还在欧洲采访时听到的关于苏联
肃反的事，以及战后匈牙利红衣大主教敏岑蒂被迫害事件，捷克外交部长玛萨里克
自杀事件，隐隐感到自己的命运与这些受害者有某些相似之外；他于是决定以《拟
丁·玛萨里克遗书》的形式对郭沫若等左派大人物对自己的攻击作出回答。他借着
已成为亡灵的玛萨里克之口．谈到自己关于“从美国新政以后．人类生活的社会主
义化已成为定局”的信念．中国以及世界“可以来一场不流血的革命”的“痴想”，
谈到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一个政治哲学的碰壁，一个和平理想的破碎”，不得不承
认“和衷共济走不通”的事实。但他依然要坚持自己的哪怕是不合时宜的理想，而
“委托时间来仲裁”。他这样写道：“现在整个民族是在拭目抉择中。对于左右我
愿同时进一句逆耳忠言。纵使发泄了一时的私怨．恐怖性的谣言攻势，即便成功了，
还是得不偿失的。因为那顶多造成的是狰狞可怕，作用是让人存了戒心。为了对自
己忠实，为了争一点人的骨气，被攻击的人也不会了抹头就跑的。你们代表的不是
科学精神吗？你们不是站在正义那面吗？还有比那个更有力更服人的武器吗？今日
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则，从长远说，还值得保存。
“——尽管如此．萧乾前述”财富均等“、”以人民利益为至上“的”盛世“理想，
仍然决定了他在一定的条件下，与左翼合作的另一种可能性。

可以说经过４、５、６三个月较量，学生运动在校园内外，都得到了绝大多数
人的同情与支持。学生与教授（包括相当部分的自由主义教授）达到了一种共识：
面对国民党政府对全体人民变本加厉的经济剥夺与政治压迫，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国
家对民族独立自由的威胁，必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重建一个人民民主的
新政权新国家，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首先“要争取全中国人民的集体自由，
然后个人的自由才有保障”。当国民党政府于１９４８年８月在北平、南京、上海
等地各校进行大搜捕时，几乎整个学校——不只是进步的或中间派的教授，甚至连
冯友兰这样的曾经与国民党有过种种关系的教授，以至学校当局，都以各种方式来
掩护学生。　　８月１８、１９日两日，国民党“特刑庭”连续给清华大学发来两份
“拘提名单”，要求学校把所列学生交给他们审判。梅贻琦校长让人把学校回复
“特刑庭”的公函制成大字布告向全校公布。——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妙文，特抄
录如下：“昨接贵庭卅七年八月十八日发庭审第二十六号公函，以奉行政院令签发、
拘提本校学生ＸＸＸ等六人，检附名单一份，嘱将该生等交案以凭讯办等由，附名
单一纸，准此。经查，ＸＸＸ一名，本校并无此人，ＸＸＸ一名，已于上学期退学
离校，ＸＸＸ……三名，均于上月毕业离校，至ＸＸＸ一名，因暑假期内末在校中，
相应函复查照。复查昨日（十九日）由贵庭送交本校传票十三张，计被传学生ＸＸ
Ｘ等二十六名，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