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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子美文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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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龅幕粕汉鳌�
我没有初夜，但梦里去过海，超过了身体极限的海，沉到了无法呼吸的深处，听不到地面的声音，看不见云朵，找不出回到地面的理由，失去了知觉。醒来时，浮荡在水面，珊瑚已经潜入我的身体，而我不能要它。”
丹尼说我在骗他，想了想又说不懂我在说什么。
“不，我去过真实的海，还记得吗？那次我们在三亚潜水，背着很重的氧气瓶，在40米以下见到了色彩斑斓的鱼，软滑的礁石，还有珊瑚，我的耳膜刺痛，但很快乐，我想脱掉面罩，直沉海底，但你和教练都紧紧抓住我的手。我再也回不到海了。所以要找一个容器。但你不是，你只是氧气瓶。”
“睡吧，别胡言乱语了。”
我侧过身，泪水流到嘴角，很咸，海水一般。我含着海水睡去，无梦。
丹尼不喜欢这种梦呓，他的简单生活就是去酒吧，或宴请宾朋，有个听话的女人可以在无聊的时候陪他说话，夜深时搂她入眠。
当我了解华西街44号602房的生活由爵士乐和过家家构成后，开始向外部空间扩展。
推开门，首先是垃圾篓子，住满一个月后，还没人来收垃圾费，房东说很便宜，十几块钱。
傍晚七点，铃声从天而降，收垃圾的人来了。这时候可以见到邻居的身影，601房倒垃圾的是四十光景的男人，矮小，黝黑，整天绷着脸。刚搬来时，他指着楼道里一张墨绿色的大方桌：
“听说这张桌子是你们扔的，挡路了。”
“不是我们扔的，为什么要扔掉它。”
“赶快搬回去，要不找人扔出去。”
“我们不能搬别人的桌子。”
“是你们的就是你们的，不想要了就说是别人的，乱扔东西……”
我把门关上，相互再不搭话。
次日，“砰砰”地门被敲得山响。打开一看，是个头发稀疏的老人。
“阿勇呢，你老公呢？”
“我没有老公叫阿勇的。”
“啊，他什么时候来跟我摸两圈呀。”
“我不认识他。”
“啊，他把房子弄成这样了，打麻将的桌子也没了。”
“……”
“走啦，走啦，阿勇搬走了。”
他的老伴拎着一袋西兰花，用肘尖碰了碰他。老人一边上七楼一边回头望着我：
“你和阿勇有空上来坐坐，啊？”
这是一个错乱的空间，不知什么时候我扔了桌子，是名叫阿勇的老婆，更有意思的是我要神经兮兮地向垃圾工人追回新买的台布和咖啡杯，垃圾分类把它们分到了食物类。
从垃圾堆回来，刚到楼下，一个宽屏幕女孩走进视线。短发，但背后留了及腰的一缕，信步，左手掐着根烟，右手托着卷毛狗的屁股，她有160斤吧，年龄不足二十，胖脸庸懒得很，不傻气，很厌世。瞥了我一眼，向旁边的小卖部走去，中指与拇指掐住滤嘴，皱着眉头猛吸一口，像极某些男人的姿势。她打一个哈欠，狗也打了一个，弯下腰，狗便爬了下来。
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有些梦游症状。
容器 五
木屐的踢踏声被清亮的高跟鞋声代替，橘色的高跟鞋价钱是595元，当我穿墨绿色裤子时，有人会委婉地说：
“你喜欢强烈的对比色？”
穿上棕红色的裤子时，有人又会讨好地说：
“很有质感，名贵。”
这鞋也越来越有我的爱好，跟不同的裤子谈恋爱，始终保持它的被注意力。
不过，它的声音总和环境不协调。去见习的公司上班，十五分钟行程，它要过三次马路，路过二个报摊、三间五金店，长长的一排专营防盗门的小店。那些不绣钢门并不好看，生意也淡，不多不少地挤在墙面粗糙，灯光黯淡的店里，它们在待命，待价而沽，生来如此，贫贱地活着，从小店到平民之家，兢兢业业或者敷衍了事地活着。谁也不相信它们最终不会生锈。自作自受地活着。
它在水磨石地面走时，声音又过于刺耳。它只提醒一件事：迟到三十分钟。
它要绕过一面墙，墙上挂着些精美的广告作品，其中几幅是旧情人汉森的。
它要踱进茶水间，一块木板插满员工的订饭卡，抽出我的名字，在A、B、C栏勾上一个，便是午餐了。偶尔也会写上“叉”或者“香”，那是叉烧饭或香骨饭。完了，扔进竹篮里。
大会议室是方的，每天总有两三个创意会在这里开，如果闷着十分钟，老总就要生气，最厉害的一次把主持项目的AE气跑了。
老总是个四十岁仍旧个性活跃的人，在白板写划遇上水笔不顺，往肩后任性一抛，阴沉着脸转过身来，见我们表情复杂地看着他，又若无其事把笔从角落里捡起，刷刷继续涂写。设计师用报纸裹一只活逮的老鼠逗大家乐，他禁不住伸手摸摸老鼠的脑袋，漾着富有亲和力的笑容：
“不要处理得太残忍，啊。”
他仍旧是个有魅力的男人，有魅力而不再有爱情的男人。有次，我们去“三顶绿帽子”踩盘，他穿得休闲，坐在窗台上望珠江东去，忽然沉思，高鼻梁勾勒的侧面很迷人。他的广告观念有些落伍了，但要保持权威。我时常担心在这群年轻人里，他会寂寞。偶尔也跟我说话，强调人的核心价值。
正如许多会议那样，观察别人的小动作比倾听发言有乐趣。副总有只眼皮不时掉下来，无聊了就拿着风油精嗅来嗅去，烟抽得厉害；创作总监，喜欢拎一只像发廊里喷水瓶的大水壶来，却不怎么喝水，说着话忽然躺到大窗台上去，一具卧佛；徐小姐喝牛奶的勺子硕大，塑料透明，据说是吃麦当劳的赠品，漂亮妩媚，却总是饥饿着，有时急着插话，忘记拿下衔在嘴里的勺子，忽然客户的电话来了，她穿着丝袜跑出去。
只有一个人从不参加会议——我们的行政主管：四肢娇小，腹部平坦，理着娃娃头，却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能干，电脑、复印机、打印机坏了，都找她；她富有创意。
创意会上有太多让我分散注意力的人，轮到我发言，总是忘了该说什么。只有很少时候，在空调老出毛病的小会议室里，跟冲冲单独进行创意。他和我说话有个开场白：
“先看看你能到什么程度。”
这次先向我给出几道题，考察想像能力。
“13的一半是什么？”
“星期2。5。”
“为什么？”
“13在西方是个不吉利的数字，耶稣受难日，那天也恰是星期五。”
“还有呢？”
“电梯。”
“为什么？”
“要上13楼，上到一半，停在电梯里了。”
“你的想像力太贫乏了，只把13当成数字。”
其实我说到电梯，又开了一个小差，想起了橙子的《巴黎最后的探戈》，里面写到他与陌生女人在电梯停电的几分钟，用巴黎探戈的方式做了一次爱。我曾问橙子那是怎样一种方式，他不说，让我自己去看《巴黎最后的探戈》这部电影，我说那是部旧电影，看不着，他便让我去问看过的人，问了许多人，都不肯说。
“好，继续。有个楼盘，它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大，大门、大窗、大阳台、大厅、大卧室，比普通的要大上一半。”
“特大码的衣服，XXXL，画面上出现三张擦皮鞋人坐的X型小板凳，加上一张独脚瘦高的木椅，推出一张超大超长的豪华沙发，四个休闲的老板坐在上面。”
“四个人坐一张沙发，怎么也称不上舒适。画面也太复杂。再想。”
“比普通长一半以上的豪华轿车，有五个车窗，上面分别映现门、窗、阳台、厅、卧室。”
“再长的轿车，窗也大不到哪里去。算了，楼盘还有个特点，就是绿色设计概念，你现在想想这个怎么表现。”
“把窗、阳台画在一棵绿葱葱大树的树干上。”
“差不多是个鸟巢。”
冲冲有些不耐烦，他觉得我没用。我也就自认为是了。
从此只安排些不需想像力的事给我做。比如他们需要为一个楼盘提出S生活主张，让我去查英文字典，抠出所有以S开头的与生活概念有关的单词，我在图书室，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拿笔和薄，老学究一般的一页页地抠。
再后来，他们让我去顺德送货，坐地铁去体育西取支票。我在体育西迷了路。可我喜欢去顺德，六个车座的车，只有我和司机两人。司机不需要闲聊，我静静端着本小说读，或者长时间发呆，往往在这时，会想起旧情人汉森来。
他觉得自己特有才华，什么事都能干好。事实好像也是那样。离开大半年了，他的名字还时常挂在那些员工口上，他的作品也一直挂在墙上。新来的员工仿佛对他也很熟悉，哪怕就是冲冲，一次问他有否一举成名的广告人，他肯定地说是汉森，语气里带着钦佩。
坐在车上时，我会想像汉森怎么过洛溪大桥，有没有塞车，是否跟我一样碰见过载满食品猪或者不锈钢管的车，是否也留意奥林匹克花园、碧桂园。我想像他在顺德做项目时通宵达旦疯狂加班的日子。我还能想起他家贴在墙上的作品，跟我在公司见到的一模一样。他不会像冲冲那样不耐烦，他把创意草图给我看，让我一起想像，还夸过我聪明。我们一起抽烟、喝酒，分吃半条罐头鱼，偶尔也分享一张床。我还能想起他说我是一只白雀。我还能想起他为我擦拭二十岁生日那天流下的眼泪，他说我把一年的眼泪都流光了，我却在那年流了最多眼泪。我还能想起，和他一起坐14路夜班车，他拉着我在陌生的街道狂跑，抱着我在滴雨的屋檐下唱歌。我还能想起，和他一起在地下通道，坐在弹吉他卖唱的流浪歌手旁边哼哼，伤害了歌手的自尊。我还能想起很多，在他离开广州的最后几天，还带着哭腔问他能记住些什么。可，我居然记不清他的脸了。
后来，我重新记起他的模样。我在公司的旧文挡里找到他的名字，进入他的网恋记录，在他们的对话中找到了熟悉的描述：
“我一直是，累了，又没有人安慰。有时想哭，但哭不出来。我初入行时有过连续六十个钟头干活，接着去客户那儿拿提案的记录，客户说：‘你该休息了。’我就哭了。”
……
“我，坚强、倔强，爱幻想，满脑子歪主意。口花花，心专一。多数女孩认为我英俊，是黑马王子。男人味十足，但不爱修边幅，我认为不值得。”
就是这样，他重新清晰了。
网恋记录的时间显示他们从18：50聊到次晨两点以后。看完漫长的对话，已是傍晚七点。正是中秋节，公司冷冷清清。我毫无表情地离开。感到冷。在附近一家咖啡厅吃一份黑椒牛扒。然后打上一辆出租车，来到每个周日下午看电影的Take Five，要了一份血腥玛丽，坐在靠窗第二个位置。坐了很久，眼泪都流不出来。我掏出日记本，写我在酒吧看到窗外一个光着上身走来走去，不像失忆，也不像找寻什么的男人；写血腥玛丽不好喝，像番茄沙律拌了威士忌。
容器 六
居住在同一座城市时，我总努力忘掉一个人；等他到了另一座城市，再把记忆碎片重新拼贴。因为离开是终止，就像有时“好”是一个结束语。
这种拼贴是场体面的葬礼。我穿上最庄重肃穆的黑衣，领口别一朵小白菊，哀悼、恸哭、诉说衷肠，像大多数人那样，不再对死去的人抱怨什么，而是在葬礼上温情脉脉把一切包装。
参加完葬礼的人们，照常吃饭、喝酒、读报、通奸、欺诈。总可以有一个时间、地点、事件，继续生活。
我坐在Take Five那么久，包括写完日记，喝完血腥玛丽之后，眼泪始终流不出来。决定中断悲伤方面的想像，开始联想电影。比如《重庆森林》里阿武一失恋，就会去跑步，让体内的水分蒸掉，这样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仿佛很有道理：跑步这么私人的事情。
不管怎样，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今天也是。坐在了Take Five，就该忘记葬礼，而想与它无关的事，比如电影、容器、爵士、威士忌。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做合适的事。
“电影的发明实在是基于一个天大的错误，你自以为可以记录一个人影像，并通过重新制作，然后一劳永逸地将它进行投射。换句话讲，就是相信一段胶片比一块石头或者记忆更能够金刚不坏。这个奇怪的信念意味着，从格里菲斯到布烈松，整个电影史都在犯一个错误：那就是试图使电影比音乐更能表达概念，比小说更能描绘图景，比绘画更能展现情感。一言蔽之：是电影就不可能不犯错。”
这是法国“新浪潮”著名导演戈达尔在影片《女人就是女人》中的旁白。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从容器对它的译文中得知。容器喜欢音乐、电影与喝酒，没有稳定的工作，从不写作，只翻译。
电影接近我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
刚开始，我把电影当声像小说阅读。因为，我可能更喜欢小说。只不过，介绍电影的人比介绍小说的人要多。看电影是群体行为，是流感，富有传染性，感冒的感觉无人不知，还可以商量服用白加黑或康泰克；读小说则更像肝炎，它传染，但速度很慢，许多人带抗体，不可交流。
我并不喜欢影院，尤其通宵影院。学校附近有几个小影院，任何时候都有股臊臭味，夏天蚊子多，看陈冲导演的《天浴》，我被叮了整整三十三个包。再加上有人在影院猥琐地偷情；看《泰坦尼克号》那样的大片，周围的人都捏着包纸巾，我却哭不出来。对影院的印象简直糟透了。
真正看电影是从Blues Republic开始的。从法国片《碧海云天》、《理发师的男人》、《奠边府战役》、《情人》、《爱丽莎》，到日本片《燕尾蝶》、《东京日和》、《写乐的感官世界》、《梦旅人》、《盗信情缘》，以至香港导演杜其风系列。每周一、三放新片，二、四重放。
从不喜欢做大多数人，在品味高雅的酒吧里看收藏多年的经典电影的优越感，已像一枚钻戒戴在我的中指。它一旦死亡，我会像寡妇那样郁郁而终。
并且开始鄙视好莱坞商业大片，尤其最新卖座的那些。许多出租影碟的小店，外面挂一张黄的或蓝的卡纸，对《不可能的任务》、《透明人》、《纽约的秋天》、《U…571》进行排列，跟港台流行歌曲排行榜一样；还有许多“走鬼”，抱着一纸箱影碟兜售，抽出其中一张可能就是《美国丽人》，它诱人的花瓣肚脐封套也出现在所有报纸娱乐版。铺天盖地的盗版，无穷无尽的庸俗。
当然这些经典电影在当年也是万人空巷的庸俗。惟一不同的是，没有盗版。弥久愈珍。
布鲁斯最后一支曲子自然消失，投影在屏幕上拉开，缓慢成为真实的图像。
那一次看的是岩井俊二的《梦旅人》，我要了罐苏打水，点燃一支据说在80年代象征前卫的摩尔烟，刚从西藏回来的女孩千菩就坐在我的身旁。
“这是疗养院还是戒毒所？”
“疯人院。”
第一个镜头是一个女孩从轿车出来，死活不愿进一所围墙长长的白色大院。
“镜头感很好。”
当屏幕上出现女孩往身上倒墨水时，千菩赞叹一声。女孩叫可可，兴奋地往身上一直倒，一直倒，她要把自己变成乌鸦一般。
“每天在墙垛上行走是什么感觉？”
“不属于墙内外的世界。”
“朴素的黑白色彩。”
“精神病人诉说的真实。”
成片成片的白布晾在大院里，穿白衣的病人在白布间穿行，争执他们的梦境。穿黑裙子，黑皮靴，打着黑伞的可可每天和两个穿白衣的朋友爬上围墙，在长长的墙垛上行走，捡到许多宝贝，见到撒腿就跑的孩子和传播音信得救的神父。一直走，一直走。其中一个捡到肢解的手，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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