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金针度与人-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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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尚任：《桃花扇》

孔尚任（一六四八～一七一八），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子。他年轻时候，在石门山中读书，博学多才，精通音律。清朝康熙皇帝“南巡北归”时，到曲阜祭孔，三十六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负责讲解《论语》等书和文庙车服礼器，得到国子监博士头衔。后来他出差在外，结识了冒辟疆等“遗民”，使他对明末清初的遗文逸史感慨颇多，就以之为主题，完成了《桃花扇》。

《桃花扇》共人有四十出，是中国有史以来，结构最好的历史剧。全剧以明朝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事为经，以明朝亡国的大小事件为纬，举凡政治腐败、军事黑暗、党派争斗、贵族糜烂，种种情节，都波澜纸上，要人从“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告诉人一个政权，一旦“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不私，焉得不亡？”

《桃花扇》的写作，达十年以上，一六九九年问世，次年孔尚任就丢官了。

施耐庵：《水浒传》

施耐庵（约一二九六～约一三七○），他的身世已不可考，只知道是元朝赐进士出身，在浙江杭州做过官，因为和上司不合，就弃官回家，专门著书了。

《水浒传》相沿是施耐庵作的，事实上，它是以宋江三十六人的真人真事为基础，长时间累积起来的。早在南宋时候，就有了《花和尚》、《武行者》、《青面碧》等话本。到了宋末元初，施耐庵把这些扩大的材料，做了总整理（又说罗贯中也整理过），最后成为一大名著。

《水浒传》写一百零八个侠盗，他们大都是官逼民反出身，也有路见不平出身，这些人性格突出、作风明快，给人印象深刻、令人同情，是一百零八个罗宾汉的中国版。

《水浒传》是最好的抗议文学，它的基调是被压迫的人要反抗不合理的统治，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最后由英雄好汉替天行道。它显然是一部阳刚的正义之作。

《水浒传》是从个人的或小股的反抗开始，然后合流成山头聚义。结构不凡，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

罗贯中：《三国演义》

罗本（约一三三○～约一四○○），字贯中，以字行，号湖海山人，山东东平人。他是明朝第一小说家，写过五种小说。传说他是施耐庵的学生，所以《水浒传》的完成，他也有份。

《三国演义》在承前方面，它汇合了中国民间的三国故事，加以集大成。中国民间流传三国故事，远自唐朝就有纪录，李商隐诗中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话，直到元朝，《斩吕布》、《哭周瑜》等杂剧，一直层出不穷。这些故事，经这部奇书草船借箭，终于一统了所有流传，成为定本。在启后方面，《三国演义》的文学性，造成改变历史的离奇效果。《三国演义》有许多许多与事实不合的地方，例如诸葛亮并没烧新野、借东风或演空城计；关羽并没诛文丑、杀蔡阳、过五关斩六将；刘备并没一开始就重用孔明；孔明并没三气周瑜；庞统并没献连环计、也没死于落凤坡；曹操并没追关羽；张飞并没战马超；黄盖并没用苦肉计；黄忠并没死于征吴；陆逊并没因八阵图受困。

《三国演义》虽与历史不全符合，但在思想上、信仰上、教育上、文字上，却在中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光一位关老爷，就把一切通吃，这书的作用，由此大开。

吴承恩：《西游记》

吴承恩（一五○○～一五八二），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江苏淮安人。为人“性敏而多慧，……复善谐谑。”做过明朝小官，“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

《西游记》相沿是吴承恩做的，事实上，它是以玄奘取经的真人真事为基础，长时间累积起来的。早在南宋时候，就有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朝时候，就有了《西游记平话》、《唐三藏西天取经》等作品，吴承恩把这些材料作为底本，在他生命的晚年，完成了这部中国第一神怪小说。

《西游记》以四个鬼使神差的人兽为主角，写他们在千劫百难中追求目标，有幽默、有讽刺、有热情、有反抗，它在描写入的伪善与可爱方面，是千古奇书。

《西游记》中的最大特色是写孙悟空的言行，孙悟空最后被封为“斗战胜佛”，他的言行，的确代表了积极人生的一面。他机灵而机警、好动而好斗、心地善良、出口幽默，为了理想，他被下狱、被念紧箍咒、被战友误会成“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但他最后还是忠心而识大体，帮助了别人，完成了自己。他真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拟人化的猴子！

余邵鱼：《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是明朝余邵鱼原作、冯梦龙改订的一部八十万字巨著，包括了中国早期的重要史实与典故，我们习惯上用的什么“管鲍之交”、什么“弦高犒师”、什么“退避三舍”、什么“食指大动”、什么“大义灭亲”、什么“奇货可居”、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等等，都可在这部一百零八回的名著里，找到来龙和去脉。

《东周列国志》使所有秦朝以前的古人古事都一一亮相：褒姒的笑、管仲的智、齐桓的信、曹沫的无赖、晏蛾儿的愚忠。介子推的清高、晏子的识大体、伍子肯的鞭尸、苏秦的合纵、蔺相如的完壁归赵，……都包罗无遗。他们的存亡觉梦，都可以胜数；看了这些存亡觉梦，我们可以上会古人，然后引古证今，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

《东周列国志》虽然因为太迁就历史性，以致文学性不高，但它把头绪纷乱的历史做了清晰的处理，可读性极高。此书在基本观念上有许多可称道的，比如它反对愚忠，认为为昏君而死“不得为忠臣之大节”，就是它的高明处。

吴敬梓：《儒林外史》

吴敬梓（一七○一～一七五四），字敏轩，也字文木，安徽全椒人。他生于书香世家，“科第累世弗绝”，自己也是秀才。到他成年后，他“性耽挥霍”，“闲逸自恣”，能花钱也能助人，把已经中衰的家产，全给折腾光了。他的行为，竟使“乡里传为子弟戒”！

三十三岁后，他搬到南京，在冬天时候，无酒无食，也没御寒的衣服，他就绕着城堞走几十里，夜夜如是，谓之“暖足”。四十岁后，他把一生所见的世态与万象，写成了《儒林外史》。五十四岁时候，客死扬州。他生前喜欢杜牧“人生只合扬州死”的诗句，他真的以身成谶，这样死了。

《儒林外史》是以知识分子为基线的伟大小说，它用悲悯的笔法写社会黑暗，骂而不温、讽而不虐、悲伤中有趣味、轻快里有哀愁，是千古奇书。

《儒林外史》写考试制度的流弊，写它的害人；又写旧礼教的罪恶，写它的杀人；它又写侠客、写盐商、写家奴、写妓女，一一用活的语言平铺直叙，都真切自然。虽然这书的结构，并不高明。

曹霑：《红楼梦》

曹霑（约一七一九～一七六三），字雪芹，也字芹圃，号梦阮。他是满洲旗人，属正白旗汉军。三代祖孙四人，做了五十八年的江宁（南京）织造官，这官管皇家采买的职务，是很肥的。康熙皇帝下江南，有五次都住他家。后来祖父因亏空被追赔，家道中落，到了曹霑成年以后，已经是“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步了。那时曹霑住在北京西郊，已经是贫民阶级了。

曹霑一生亲历人世的兴亡衰谢，抚今追昔，“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残梦忆繁华”，写了长篇小说《红楼梦》。这书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作品，写了八十回，并没写完，他就死了。后来高鹗续作四十回，就成了今天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

《红楼梦》写豪门望族的浮沉与兴衰、写旧社会下个人的矛盾挣扎、写叛逆性格的悲剧、写礼教功名的无聊，都生动细致，无与伦比，是中国第一血泪之作。

《红楼梦》攻击道学与八股，说：“还提什么念书？我最讨厌这些道学话。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它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这种攻击，真是情见乎辞了！

刘鹗：《老残游记》

刘鹗（一八五七～一九○九），字铁云，江苏丹徒人。少年时候“放旷不守绳墨，而不废读书”，在医卜星算方面，成绩都不错。他卖烟草。开书店、做医生，经历很多，不是书呆子。

一八八八年，他三十二岁时候，黄河在河南决堤。他跑去见河督吴大澄，志愿投效，并提出计划。吴大澄很赏识，请他去做，他就亲自在污泥里督工，“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很得工人的爱戴。后来他写了《治河七说》、《黄河变迁图考》、《勾股天元草》、《弧角三术》等实用的书；又写了《铁云藏龟》、《铁云藏印》、《铁云藏陶》、《铁云泥封》等学艺的书。

刘鹗的进步与救世思想，使他做了两件好事：一件是请开山西的矿，一件是贱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这两件好事，却因为环境的黑暗伪善，使他一方面背了“汉奸”之名，一方面得了充军之罪，－他被流放到新疆，五十三岁那年中风，死在风中的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编者）。

《老残游记》是刘鹗戳破黑暗与伪善的伟大小说，是他四十八岁到五十一岁的作品。

史地类

左丘明：《左传》

《春秋》三传中，《左传》着重在史实方面，它是一部编年史，最早因为被指为未得孔于《春秋》的真传，地位不如《公羊传》和《谷梁传》。但在历史价值上，《左传》记录了春秋时代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活动，以及天道、鬼神、灾异、卜筮各方面的情况，倒很能使我们知道古人是什么样子。

晋朝范宁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艳”是文笔好，“富”是内容好，“巫”却是鬼神祸福之事，所占比例大多。

《左传》在东汉未年，愈来愈走红了，它压倒了《公羊传》和《谷梁传》，变成了重要的史书。但它因涉嫌未得孔子《春秋》的真传，一直被部分人士否定。到了清末本性的处所。西汉董仲舒认为心是气的主宰。西晋傅玄提出：，康有为甚至认为它是汉朝刘歆假造的。《左传》的作者，历来传说是左丘明，左丘明是“鲁君子”，又说是孔子的学生。

《左传》的特色是把几个国家平均叙述，而不以一个为中心。虽是编年体，但对事件本末的照应，首尾兼顾，它的可读性，比起“断烂朝报”的《春秋》来，就高得大多了！

公羊高：《公羊传》

古代朝廷的大事，多在春天秋天举行，举行的经过，记下来，就叫《春秋》，所以《春秋》是实录，也是历史。这种《春秋》，只流传下来一部，就是《鲁春秋》。于是《春秋》变成专名，说《春秋》，就是指《鲁春秋》。

传说《春秋》是孔子写的，是不对的，《春秋》实际是鲁国史官的作品。这书包括了公元前八世纪到五世纪内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历史虽用鲁国纪元，记的却是各国的事。它的用意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写史实，一个是写教训。因为原文大简略，所以便有解释原文的书出现，其中《左传》着重在史实方面，《公羊传》和《谷梁传》着重在书法方面。书法就是发挥，‘笔则笔，削则削”的褒贬力量，笔是写出来，削是不写出来，写和不写都有大道理，这种大道理，就是春秋大义。

“公羊”、“谷梁”是家派的名字，后来变为《公羊传》、《谷梁传》。《公羊传》在发挥《春秋》的褒贬，从而找出“微言大义”

（微言是意义精微的话，大义是堂堂正正的道理）和“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这种发挥，未免失之穿凿附会，但研究中国人的大道理，却很有用。公羊久成绝学，到了清朝，才复活于世。

《公羊传》旧题是公羊高写的，又说是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等写的。

佚名：《春秋事语》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因为那时纸还没发明，只写在帛上，故叫帛书）。帛书中有一段帛长七十四厘米、宽二十三厘米的文字，上有九十六行的写本，内有十六章，没有书名。专家根据内容，定名为《春秋事语》。另有专家怀疑这书是《汉书》（艺文志）提到的《锋氏微》，也有认为是《公孙固》。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可以证明汉朝初年《公孙固》这部书还很流行，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是汉朝第三个皇帝（文帝）时代的墓，出土的帛书中，对汉高祖刘邦的名字且不避讳，可见这些帛书抄写的年代必然早于汉朝，它们的文献价值，是空前的。

由于《春秋事语》是用来陪葬的，它必然是当时的一部名著。

《春秋事语》中记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没记到的事（如子贡见太宰嚭），有的记载较详（如鲁文公卒事），后面的议论也不相同（如闵子骞的评论），它是一部新《左传》，自无疑义。

佚名：《国语》

《国语》主要是记载春秋时代的国别史，因为以国为别、以记言为主，所以叫“国语”。

关于《国语》和《左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两书都是左丘明做的，左丘明给《春秋）做传，成了《左传》，剩下的材料，成了《国语》，所以《国语》也叫《春秋外传》。王充《论衡》说：“《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词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词以实之。”另一种说法是：《春秋》的传只有《公羊传》和《谷梁传》，根本就没有《左传》这部书，有的只是《国语》。司马迁《史记》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就是指此。西汉未年刘歆为了抵制“公羊”，乃把《国语》割裂，成为《左氏传》和《国语》两部书，《左氏传》就变成《左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主此说最力）。

但是，实际的结论似乎是：《国语》和《左传》不是同一个作者。《国语》在内容上，和《左传》不同、重复或矛盾的地方不少，有的与《春秋》也无关。语法结构上，也有不同之处。说他门语出一人，是不太妥的。

刘向：《战国策》

《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策士、说客提供策略的结集，记录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和西周、东周、宋、卫、中山等十二国的史事，以国为单位，共收三十三篇，前后包括了两百四十五年的历史。这就是说，它包括的，不止一般所谓战国时代一百八十一年的历史（战国起算方法，照《史记》是公元前四七五，照《资治通鉴》是公元前四○三，有七十多年的误差。从宽来算，战国早期也是春秋晚期）。

《战国策》的作者非一人，作成也非一时一地，汉朝刘向校勘宫中藏书，将皇室保存的各种文书加以订正，命名为《战国策》。后来刘向的本子也残缺了，宋朝曾巩曾加以增补，而成为今日的祖本。

一九七三年冬天，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上了相当《战国策》的帛书二十六篇，这一发现，给这部书平添了许多身价与兴趣，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帛书中能跟今本《战国策》对得上的，有十一篇，约占二十六篇中的五分之二；它们埋藏在地下两千一百五十年，再重见天日，在发潜寻幽上面，可有极大的帮助（大陆的部分学者怀疑帛书不是《站国策》而是《苏子》，看是不能成立的）。

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