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金针度与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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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龄，而持论弥加恣肆。至祖欧阳修、赵汝梅之说，以《周易》十翼为伪书，则尤横矣。其论学也，谓周、张、程、朱皆出于禅，亦本同时颜元之论。

至谓程、朱之学不息，孔孟之道不著，则益悍矣。……（杂家类存目六《庸言录》）

这是很不公道的。姚际恒就在这种“别黑白而定一尊”的局面下，给挤出局了。直到清末张之洞出来，把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视为“简便易看，为读诸子之门径”，他才死后走运，被人肯定起来了。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

陈梦雷（？～一七四一），字省斋，福建福州人。他是清朝进士，“读书五十载”“涉猎万余卷”，这种渊博，被皇家王爷看中，叫他编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这书是根据中国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的典籍编成的，花了四年半（一七○一～一七○六），共有一万卷、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六部，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册，一亿四千四百万字，分装五百七十六函。

陈梦雷可说是苦命的人，他在三藩之乱时，正赶上回家探视，被靖甫王耿精忠胁迫造反，不干就杀他爸爸，他没办法，只好合作；不料造反失败，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卖——不肯证明他的清白；又被误会成“行贼伪命”的陈昉，所以罪上加罪，被发配到东北做奴隶。过了十六年后，赶上康熙皇帝东巡，把他召回来，叫他陪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诚亲王读书，在优游的岁月里，他“目营手检，无间晨夕”，终于编出了这部体大思精的名著。

康熙皇帝死后，苦命的陈梦雷又开始苦命了。他的靠山皇三子失势，继位的是皇四子——雍正皇帝，自然对哥哥的亲信们大加整肃，陈梦雷首当其冲，又被“发遣边外”，这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死在乾隆六年，活了八十多岁。

永瑢等：《四库全书》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馆，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编书抄书阵容。他动用四千三百零三人，花了八年的时间，编出第一部九亿八千万字的《四库全书》（文渊阁）．后来又编了同样的六部。（四库全书》是包含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九千零一十八卷、三万六千三百册的丛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

为了编四库全书，数不清的人付出了血汗的代价，文字狱接二连三，文字麻烦也此起彼落，甚至总纂官之一陆锡熊，为了到东北校书，冻死在关外；总校官陆费墀，为了“书有伪谬”，被下吏夺职，还要死后抄家，赔装订费。——给皇上办事，事岂好办哉？

《四库全书》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但因为只有七部，流传不广。所以只见其大，不得其用。中国知识分子用的，还是其他的丛书。张之洞《书目答问》说：“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丛书的重要，由此可见。从版本上看，《四库全书》并非佳构；但从卷佚上看，它却是天下第一。

刘勰：《文心雕龙》

刘勰（？～四七三），字彦和，山东莒县人，是梁朝人。他“家贫不婚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晚年并舍身出家，改名慧地……他这部《文心雕龙》，引论古今丈体及其作法，又和唐朝刘知几的《史通》、清朝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并称中国文史批评三大名著。

《文心雕龙》凡五十篇，可以分为三部分：前五篇，瞩于通论；次二十一篇，属于文体论；未二十四篇，属于修辞学。这部书全出以骈俪文，但用不善说理的骈俪文写出这种作品，真非易事。

《文心雕龙》写成以后，大家并没重视。刘勰乃去找《四声谱》的作者沈约，请沈约推荐，可是无法见到。乃等在沈约家门口，装作卖书的，引起沈约的注意。最后终蒙加以揄扬，才变成名著。

《文心雕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精密的批评的书，它“体大《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已亡佚外，尚存四十九篇。计关于研究法者共三十四篇，编纂法者共十三篇，此外尚有自叙一篇，为全书旨趣所在。而虑周”，全书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反对不切实用的浮靡文风；一个是主张实用的“摛文必在纬军国”的落实文风。刘勰把全部的书都当成文学书来看，所以本书的立论，也就极为广泛了。一般人把它看成文学的书，是不对的。

刘知几：《史通》

刘知几（六六一～七二一），本名刘子玄。五十岁时，因为玄字要避唐玄宗的讳，所以以字行，江苏铜山人。他小时候就聪明过人，十二岁就读完《左传》，十七岁的时候就把历史书读光了。他在自述中回忆道：

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者，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

以这样一个聪明绝顶、心境孤独的人，终于在他五十岁的时候，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史学方法的巨著——《史通》。

中国有“史”书很早，可是有“史学”却是后来的事。第一部开山的“史学”专书就是这本《史通》。全书共五十二篇，除《史通》因为大胆批评到有关圣人的传说不可信等主题，一直被封杀，直到宋朝以后，才慢慢抬头。名著之不幸，有如此者！

章学诚：《章氏遗书》

章学诚（一七三八～一八○一），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他生在清朝乾嘉考据的盛世，但却超出考据国外，提倡新的史学和方法。

中国古代有史官、有史书，但却没有什么史学和方法。最早的史学方法，姑且可说是孔丘的“约其文词，去其繁重，以制义法”。在这些原则下，出来了《左传》跟《史记》。孔丘以后，唐朝的刘知几（《史通）作者）、宋朝的司马光（《通鉴考异》作者）、李心传（《旧闻证误》作者）、清朝的章学诚（《文史通义》作者）、崔述（《考信录）作者）等出来，相继给史学方法加深了枝叶，其中最有成绩的，就是章学诚。

《文史通义》出版在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分内篇五卷，外篇三卷。内容包括易教、书教、诗教、经解、言公、史德、方志等。全书的重点是“六经皆史”说，并指出单纯的编纂和考证不算史学，史学得有个人见解才成。章学诚认为六经不过是些古史史料，并不是“载道之书”，这种见解，根本推翻了“守六经以言道”的传统的错误观点，给九十年后的国故整理与疑古风气，提供了理论基础。

章学诚主张“学为实事，而非为空言”。所以他的见解，“颇乖时人好恶”，直到他死后，才更被人重视。

俞樾：《春在堂全书》

俞樾（一八二一～一九○六），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他是清朝道光年间的进士，咸丰年间因为“命题割裂”，被革职为民；又因为“故里无家”，就在江苏苏州住下，后来到各他讲学三十年。他“生平专意著述”，每一年下来，都“有写定之书，刊行于世”。中国像他这样勤勉而每年有成绩出来的作者，实在少见。他活了八十六岁。

俞抛的名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古书疑义举例》出得最晚，写得也最炉火纯青。这书共七卷，把古书疑义分类写成八十八条，用前无古人的科学方法，使人们知道如何认识古书。刘师培说这书“发古今未有之奇”，可谓定评。这书后来引得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姚维锐等的仿作补作，影响极为深远。

俞樾的高足有章炳麟、陈汉章。章炳麟后来搞革命，故意写信向他“谢本师”，免得他被牵累。俞樾说：“炳麟，吾徒也。吾爱炳麟深，此炳麟之所以报恩欤？”陈汉章后来是北京大学教授。俞樾的学生很多，《清史稿》说“日本文士有来执业门下者”，可见他的拉风情况。

章炳麟：《章氏丛书》

章炳麟：（一八六八～一九三六），字枚叔，曾改名章绛，字太炎，以顾炎武又名顾绛也，浙江余杭人。他是俞樾学生，国学造诣奇高，后倡革命，以“苏报”案坐牢三年，同案的“小弟”

邹容庾死。出狱后，东渡日本，主编《民报》，有功革命极大。民国成立后，又被袁世凯软禁，绝食几死，并谓“吾死以后，中国文化亦亡矣！”一九二二年，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一九二五年，创刊《华国》杂志。一九三四年，迁居苏州锦帆路，与李根源、金松岑等组织国学会讲学。一九三五年另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发行《制言》月刊，提倡读经救国，一时从者甚众：

章炳麟的有名学生很多，如黄侃（季刚）、朱希祖（逖先）、钱夏（季中、玄同）、周树人（豫才、鲁迅）、周作人、沈兼士、汪东等。影响所及，至为深远。他实在是学界的大龙头。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

恰好有一个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章炳鳞的地位的确如此。中国国学与古文，在被时代三振前，在败部的萧条里，章炳麟做了最精彩的个人演出，他死以后，真有许多东西随他“亦亡矣”！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是神童，十三岁就考取秀才，十六岁就中了举人。十九岁起拜比他大十六岁的康有为做老师，学于广州万木草堂三年，对中学西学，有进步性的看法。二十二岁到北京，热心文化、政治活动。二十三岁联合各省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论时局、请变法。二十四岁在上海办《时务报）。二十五岁到湖南讲学于时务学堂，做蔡锷等老师。二十六岁戊戌政变失败，逃往日本，几年之间，前后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等，把古文体裁解放，文字生动感人，笔杆影响之大，无人可及。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国，北京万人空巷式的欢迎他。他创办《庸言杂志》，参加进步党，做过总长。一九一五年冒大险反对袁世凯称帝，参加护国战役。一九一七年又参加再造共和之役，虽与他老师康有为敌对，在所不惜。一九一八年后，专心在思想学术上归根，在导向工作方面，成绩极高。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东南大学讲学。一九二九年误于庸医，死在北京。

哲学类

李耳：《老子》

春秋时候（前五七○左右），一位“名耳，字聃，姓李氏”的哲人，被称为老子。

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来的时候，有人向他介绍“老子”，并翻译了几段给他听，他听了大为惊叹，几乎不相信中国古代思想家竟有这样的奇妙言论！

《老子》言论的奇妙，有思想史常识的人，都一致同意。但是《老子》一书，行文大古奥，造句大离奇。其中许多高深的哲理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我们正确地认，都蕴藏在这种古奥与离奇之内，想要对哲理登堂人室，必得先通过这一关不可，这下子就难倒许多人，使许多人望而却步，不得其门而入。

历来想打破这一关的人很多，有的从文字学入手、有的从训诂学入手、有的从校勘学入手、有的从文法学入手、有的从笺注入手、有的从义理入手。……各类解老、喻老、说老之书，历朝各代都有。但真能适合现代人读，且用新方法加以阐述者，倒不多见。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中国大陆出土了帛书《老子》两种，提供了极好的帮助。它们证明了过去的许多校勘学、训诂学，都错了，这倒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孔丘：《论语》

孔丘（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字仲尼，山东曲阜人。他被尊为孔子。

《论语》主要是记录孔丘言行的一部书，也附带记录他的弟子的言行。它的成书，不在一时，也不成于一人。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是“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而来的；赵翼《陔余丛考》说：“语者，圣人之遗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先秦古书中引孔丘的话，引就引了，但不提《论语》。《论语》两字的出现，是以后的事。崔述《洙泗考信录》列举《论语》累积成书的证据，是可信的。

《论语》传到西汉时候，已经有三种本子，就是“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后来前两种失传了，“鲁论语”也残缺了。最早的《论语》本子，已经如此，后代本子的失出失入，当然更不消说了。

《论语》既然不过是孔丘的语录、孔门师徒的谈话录，所以它的形诸文字，就不可只就字面上拘泥，而该想到谈话当时的情况。当然那种情况我们不能深知，记录也容易有错误，所以我们读《论语》、研究《论语》，应该带着闲适的心情去看它的真与伪、它的一致与矛盾，而不该抱着严重的读经态度，去想“道贯”它。

列御寇：《列子》

列御寇，被称为列子，是春秋后期人，比孔子晚七八十年。比庄子早一百年。他住在郑国，郑国宰相子阳曾送他吃的，他不要，后来子阳为人所杀。他好像是跟当道不合作的。

《汉书》艺文志中有《列子》八篇，但是现在传下来的《列子》八卷，却不是《汉书》艺文志着录的，而是魏晋的人伪造的。当然伪造的时候，也会根据一些流传下来的古代材料，所以它的内容，就是一部“大锅炒”。在它里面，有先秦各家的思想、有秦汉时代的名物，甚至还有一点佛书故事，很是驳杂，但它的主调还是老庄思路。它在《杨朱篇》中所表现出来的杨朱思想，甚至比《孟子》中的“为我”、比《吕氏春秋》中的“贵己”、比《淮南子》中的“全生保真”还激烈，已经超出《庄子》盗跖篇之上，所以《列子》在了解中国思想，尤其是魏晋思想上，有它重要的地位。

《列子》被归入道家，道教把它统战成自己的经典。唐朝时候，尊称为《冲虚真经》；宋朝时候，又加尊称为《冲虚至德真经》，其实《列子》只是《列子》，它不该是道教的宣传品。

庄周：《庄子》

庄周（约前三六九～？）被称为庄子。

《庄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说有五十二篇，如今所存，只有三十三篇。中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

《庄子》哲学的特色是它的“出世主义”。这种出世，虽与世俗处，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一派超然物外的状态。

在人生哲学方面，《庄子》中的意见是“达观主义”。对人生一切寿夭、生死、祸福、是非、善恶、得失、贫富，一概达观、一概归到命定。而这种达观的获得，则倚靠超出“形骸乏外”的“出世主义”。这种主义，使人虽在人世，却如同不在人世一样，这样放大眼光，可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效果。所谓·，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未，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这种物我一致的极致，就是《庄子》思想的极致。就文体而言，《庄子》的文字极为优美波谲，是古文中的珍品。

荀况：《荀子》

荀况（约前三一五～约前二三六）被称为荀卿、荀子。

荀况是战国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