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文选-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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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下有铁丝网和护墙壕、围墙与铁丝网、壕沟之间有二百米宽的空地。百十名民夫正在这空地上挖战壕修地堡。空地上两端生着两堆劈柴火，每堆火旁坐着个日本兵，边烤火边监视民夫。还有一胖一瘦两个穿黑棉袍、戴白袖章的中国监工，手里提着木棒，连打带招呼催促民夫干活。片山先看见了智广，喊了他一声，就指指吊桥处，他自己也走到吊桥附近去对哨兵说了句什么。智广到桥头便没受阻拦，随片山到火堆边坐下，就掏出三盒烟来——他临时又觉得把五盒都给他太可惜了，只掏出三盒。片山拿到三盒也挺满意，高兴地朝坐在另一堆火旁的那个日本兵挥手：“过来，加藤君。”

加藤比片山行动迟缓，瘦瘦的，戴个近视镜，背还稍许有点驼。他端着步枪，身上除子弹袋外还背了一个方形皮包，包上缀着红十字。他走过来，片山就举起一盒烟给他说：“抽一盒吧，我知道你好些天没去出诊，没有人给你烟了。”

“你这烟哪儿来的。”

“这个小朋友送来的。唔，这是加藤君。”

智广站起来向加藤鞠了一躬说：“我叫智广，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唔，你会说日语？”加藤眼镜后边的眼睛睁得大些说，“你不是这里人吧？”

“我在天津上学，在学校学的日语，我们学校有日本老师。”

“是吗？日本老师严厉吧？”

片山说：“我上中学时加藤君是我的老师，教生理。”

智广说：“那我得称您先生才对。”

加藤问：“你会唱日本歌吗？”

智广说：“会几个，鸽子，春天来了，月亮月亮。”

“唱一个唱一个。”

智广清清嗓子就唱了起来：

出来了，出来了，月亮啊。

圆啊，圆啊，那么的圆哪，

像盘子一样圆的月亮啊……

加藤先是击掌，又随着小声唱，最后擦起眼泪来了。

“加藤，”片山严厉地叫道，“别忘了你是军人！”

“是，上等兵先生！”加藤立正答道，“请原谅，我好久没听到孩子们唱歌了，我一直在孩子们的歌声中生活啊！”

“算了，你坐下休息吧！”

三个人就默默地坐在那儿烤火。智广偷偷看了一下，片山尽管年轻，领子上已是三个豆，加藤才一个。

“片山君，”加藤说道，“我听队长先生说，他想收个中国孩子当仆役呢。”

“是吗？”

“他说要从小孩中培养未来中日提携的干部。收两个可靠的孩子，住到我们这儿来，帮我们干零活，我们管他饭，教他日语……”

正说得引起智广注意，吊桥那边忽然骚动。先是有人叫骂，随后看到两人撕打。干活的民夫都停了手，伸头朝那方向看。瘦子监工，摇着木棍喊：“干活，干活！谁瞧热闹我剜了他的眼。”智广就看到在吊桥那边，一个伪军把那个胖监工一枪托打倒在地，用脚乱踢。胖监工打了个滚爬起来，就往吊桥里边跑。站岗的日本兵却用枪拦住他，喊道：“混蛋，外边打去，打够了再进来。”胖监工作着揖说：“太君救命，太君救命！”说着血顺着头。脸淌下来，一会工夫右半脸就成了血葫芦。伪军士兵见日本兵不管，从后边追上来朝他背上又是一枪托。胖监工转头又往外跑。伪军紧追紧骂：“我砸死你个私孩子，砸死你个私孩子……”

加藤对片山说：“应该制止他们。”

片山说：“不要管这些臭货，狗咬狗。”

加藤把瘦监工叫过来问道：“他们为什么打架？”

瘦监工说：“他们是同村人。士兵的哥哥死了，监工在村里当维持会员，奸污了他嫂子。那时当兵的还是老百姓，不敢惹他。现在他当了兵，就找他报仇！”

片山说：“胖子跟他嫂子睡觉，关他什么事呢？”

智广告诉他：“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他家族的耻辱。”

片山说：“莫名其妙……”

忽然收工的钟声响了。因为两个监工都不在身旁，民夫们呼啦一声，找起工具就往吊桥上跑。日本哨兵赶紧持枪拦住，瘦监工马上离开火堆，大声喊：“别乱挤，排队，排队！”人们已经乱了，谁也不听他的喊声。哨兵急了。端起刺刀就向人群刺去。前边有人惨叫着倒下了，后边还往前涌，片山大吼一声，抡起枪就朝民夫们没头没脸地打了下去。监工也抡起棍子帮助打，人们开始惊叫着散开了。

“跪下，跪下！”片山喊道，“通通跪下，谁不跪我枪毙谁。”监工听不懂他喊什么，正想问明白。片山一把抓住监工，朝他腿弯踢了一脚，用手按了一下，把监工按得跪下来。片山喊道：“通通的，通通这样。”

人们先是迟疑，随后就三三两两跪了下去，片山抡起步枪，用枪托朝跪着的人腿部猛打着，口喊：“跪下，跪下。”一大片人，黑压压的，慢慢全跪下了。

剩智广一个中国人站在那儿，不由得又愤怒、又羞辱地涨红了脸，眼睛含了泪，把头扭过去。

“孩子，”加藤拍了他的肩一下说，“走吧，你走吧，我送你出去。”

智广不知怎么出的吊桥，走出一段路，他就捂着脸大哭起来了。

宋明通见智广去了好久未回，很不放心，正站在门口等他。见他泪流满面，气急败坏地跑回来，吃了一惊。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受欺侮了？”

“我们的群众，我们的老乡……”

“屋里说，屋里说。”

宋明通扶着智广进了屋，智广一五一十哭诉了一遍，宋明通伸手忙去关门。智广说：“别关，你这乡公所里不也都是中国人吗，大伙都听听，鬼子欺侮我们到了什么份上。”

“不用听，他们见的比你多！”宋明通还是关上了门。

智广说：“看着同胞受洋鬼的欺侮不害臊不痛心，这还叫中国人吗？”

宋明通说：“光痛心害臊赶不走鬼子，躲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也赶不走鬼子。”

“我受不了这个！我回去参加战斗部队。”

宋明通说：“要抗日不光得豁得出牺牲流血，也得豁得出受委屈受冤枉，你比我受的教育多，响鼓不用重锤，上级派你来执行任务是信得过你。”

宋明通掏出烟袋抽烟，不再说话。他觉得对于智广说这些也够了，果然，过了一会智广擦干了眼泪，就讪讪地问：

“邓明三啥时候领我去小围子？”

宋明通说：“现在就去。”

七

小围子接面积说并不比洋楼小，土筑的墙坚固性也决不在砖墙之下。四角四个方形碉堡，周围也是一丈多深的护墙壕。一样的岗楼一样的吊桥，外边看是个整体，到里边才知道东西院之间还有一道墙，用一个个角门通连，东院住的是“剿共班”。

“剿共班”是货真价实的土匪队伍“受了招安”的。至今保留绿林本色。有穿长袍的，有穿短打的；有的穿件斜开气的大缎子棉袍，头戴战斗帽；有的蹬一双长简马靴，却包个羊肚手巾；还有的穿件西装，头顶红疙瘩瓜皮帽。装备也五花八门：二把盒子，土压五，胡北条，单打一，凡短枪上必定挂一块红绿绸子，长枪上插一支五颜六色的枪口冒。子弹带有斜披的，有横围的，手榴弹有插在腰间的，有背在腚后的。

里院住的宪兵工作队，穿的也是便衣，却干净整齐。一色的蓝布棉裤棉袄，一色的毡帽头，一色的胶皮棉靴头。枪虽不是一个牌号，可子弹带的背法，手榴弹的带法，都是一样的规格。围子外吊桥边有“剿共班”的人站岗，宪兵工作队的岗设在院内角门上。那里放着个石碾，站岗的坐在石碾子上，嘴里哼着改了词的军歌：

我为兵，太糟心，

抽抽老海振精神，

烟卷洋人莫离身。

更须要时时谨慎十二分，

莫叫队长闯进门，

抽老海，要小心……

沿着中间这道墙，盖了六间平房，这时太阳还没全落，平房里已亮起了灯光，传出了话声。邓明三领智广进了南边第二间。再往南，靠围子墙又有人站岗，那里一连有四个地窖，地窖口盖着木条钉成的栅栏盖子。几个“剿共班”的兵正从那地窖里拉出个满脸满身血污，衣眼破碎不堪的犯人来。

屋子里边又是一番景象。当中方桌上，四个角放了四个大碗，碗里是满登登花生油。每个碗上有两支大拇指粗的棉花灯芯，火头足有二寸高。四个人正围着桌子打麻将。一个穿着警察制服，一个穿长袍满脸麻子，还有一个穿着滩羊皮袄留着八字胡，第四个就是三姑娘。里边墙角，有个瘦长脸，穿一件半旧蓝布长衫。他面前有个茶几，茶几上点了支蜡烛。他双手托着个香烟盒里的锡纸，在蜡烛上烤，嘴里叼着个用香烟盒卷成的纸筒，对准锡纸吸那上边烤出的一股白烟。这烟有股腥臭味，加上八支灯捻的烟，打牌人喷出的纸烟，屋里的气味焦臭难闻，而且什么也看不清。

三姑娘见邓明三进来，就站起身说：“您快来吧，我可当不起替身，我输了好几块了。”

八字胡说：“输多少都记在区长帐上，又不要你掏腰包，怕啥哩？”

邓明三也不推让，就在老三的椅子上坐下去。

这时一个“剿共班”的兵进来，问麻子说：“票人都带出来了，怎么审法？”

麻子一边洗牌一边说：“审黄庄那个，其余几个吊在一边看着。先灌凉水，不招出插枪的地方来就拿刀划开胸脯，用子弹拨他的助条，这个票撕了算。随后问那几个，愿意交出来还是愿意交枪款？不吐口就换个上刑，可别再撕了。都撕了找谁要钱去？”

当兵的答应着走了。八字胡说：“过年了，班长也不歇？”“剿共”班长说：“原是想弄几条枪，筹点款过个痛快年的，这十个牛子不开窍，逼得老子过年还开荤。”

这边打着牌，外边就开了锅。有骂人声，有逼问声，。有沉重的打击声，有乱踏的脚步声，有哀苦的求饶声，有凄厉的惨叫声。智广听了不由得浑身发冷，头发直竖。邓明三手哆嗦，八字胡出错牌，麻子一个劲抽烟，只有“剿共”班长，面不改色，谈笑风生中连连开胡。

三姑娘坐立不安地走动一会，说道：“区长，里院金队长叫我的条子。伺候饭局。不早了，我跟您请假。”

邓明三说：“你，你去吧。噢，天黑了，打着我的手电棒。”

三姑娘说：－“不用了，他们要是留我住局，我怎么送来还您哪？”

智广问：“上哪儿？”

三姑娘说：“宪兵工作队。”

八字胡问道：“宪兵工作队今晚请谁吃饭？还叫老三的条子？”

茶几旁抽老海的那人还在“行药儿”，捭着眼，晃着头说：

“跟班长一样，赶着谈生意。这边用硬的，那边用软的。这边要的是钱，那边争的是官。”

“剿共”班长问：“还是那个八路干部？”

抽老海的说：“皇军许了愿，只要这人张了嘴，金队长就提升当总队长去。”

智广一听，灵机一动，推推邓明三说：“我送三姑娘去吧，顺手就把电棒带回来。”

邓明三神不守舍地说：“好，行。”

“剿共”班长似乎这时才看见智广，问道：“这是谁？”

三姑娘说：“这是区长的侄少爷！”

八字胡说：“怪不得这么能体会区长的心思，抢着送他小婶子。”

人们一阵哄笑。智广打着电筒陪三姑娘出了门。

原来“剿共班”刑讯犯人就在院子里进行。靠南围墙东边，用两棵树横架了一根杉槁，一溜吊着四五个脱掉上衣、后背已打得皮开肉绽的人。树上挂了三四盏风灯，在吊着的犯人面前围了一群兵了在看热闹，从人缝里可以瞧见横绑在板凳上一个扒光身子的人，脑袋悬在凳头朝后昂着，发出沉闷的、牛吼似的呻吟。智广扫了一眼，赶紧扭头快走。三姑娘在后边紧跟着，颤抖着说：“这群畜生，他们就不是人养的吗！不得好死的！”

智广说：“他们得不到好报应。”

三姑娘说：“小先生，我干这下贱营生，是迫不得已，可我还有良心，也是中国人。早晨区长说的话我听见了。我敬重你。你放心，我决不做伤天害理的事。要有用我的地方尽管说。”

智广说：“多谢你，将来中国老百姓自己当了家，你也就出苦海了。你进去凡事多留心；回头我也许跟你打听点事。”

两人走到角门口，站岗的跟三姑娘调笑了两句，放她进去，拦住了智广说：“队长有话，只请三姑娘一个人，没请的挡驾。”

智广晃晃电筒说：“我把她送到就出来。”

哨兵说：“院里平正，没有亮也崴不了脚。”

三姑娘说：“任少爷就请回去吧，我眼睛好使，啥都看得清楚。”

三姑娘进去后，智广正想回去，哨兵忽然问道：“你是侄少爷，谁家的侄少爷？”

智广说：“区长是我叔。”

“真的？既这么着，他们在屋里打牌必定有好烟好茶，你给咱弄根烟抽咋样？”

智广兜里还有给片山剩下的烟，就掏出一盒说：“一根烟还值当要吗，拿去！”

站岗的接到烟，眉开眼笑，连忙站了起来说：“谢谢啦，到底是大家公子，出手就不凡。不是我没脸没皮，这么冷的天，那边还鸡毛子喊叫的，这两钟头不好熬啊！我有烟，忘带来了，又不能离岗位。”

智广问：“你干这个不少挣钱吧？”

“挣啥钱？混混饭吃，俺这队伍专办案子，不下乡扫荡，没有发洋财的机会。”

“那你图什么要干这个？”

“我在济南给买卖鬼看仓库，拿了他点东西，犯了案了，不干这个别处不敢呆。叫他抓住就没命了。”

“拿了他什么，犯这么大案？”

“不多，十来斤烟土，一箱子洋药。原先想在这混一阵，躲躲灾，弄好了也奔个官当当。”

“也快当官了吧？”

“不行，走错路了。真要当官不能干这个，得干八路去。当了八路再投降，上来就是个小队长，你看金队长今天请的那个人。金队长说了，只要他投诚，据点里的官随他挑。愿当宪兵工作队长，老金让位！”

“他答应了？”

“谈了多少回，这人没张嘴说过一句话。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回劝降，再不张口就开他的红差。”

智广沉吟一下，故意问道：“上回你们这不是死了一个八路的人吗，还出公殡？”

“就是这个，棺材里就有一条他的腿。腿锯下来了，人还活着哪！”

“为条腿还出殡？”

“那是诳八路的。说他死了，八路就不来救了。让他本人也死了这条心。”

“他不会想法跑了？”

“一条腿往哪儿跑？剩下一条腿还烂了个大窟窿。皇军不许请医生给他治，专派皇军的医生给他治。日本医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看看快收口了，他就不来；估计烂得不行了，他又到了。皇军说，你为抗日已经献出一条腿了，也真对得起旧政府了，这条腿是留下来为新政府干事还是也把它锯了，随你挑。他仍然不说话。他找金队长要了点盐、天天自己用盐洗。金队长背着皇军给了他一大罐盐，说是中国人对中国人要讲人道。其实怕他烂死，自己没了立功升官的机会。皇军许了愿，他要说降了那个人，升他作全县的警备大队长……”

院里有人走过来了。他作个手势，住了嘴。

来的人是个四十来岁的中等个儿，披着水獭大衣，里边是春绸皮袍，戴一顶土耳其黑皮帽，问站岗的：“刚才谁在这儿说话？”

站岗的打个立正说：“报告金队长，刚才是‘剿共班’的人跟这小孩说话。”

金队长厌恶地朝动刑的那边看了看，那边人已经散开了，几个兵丁正架着犯人往地牢里送，他又看看智广，问道：“你是哪儿的？在这干什么？”

智广说：“在屋里坐困了，出来透透气，我又没进你的院子，你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