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精选-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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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把那本当时不知怎么进来的Essential　English一至四册学完了。英语老师孙珏先生以异样的热情坚守伦敦音，每次都要嘲笑美国口音。但正是在他的嘲笑中，我们也大体知道了美国口音是怎么回事。

今年母校校庆，我就是带着这些断断续续的回忆重新踏进离开三十多年的校门的。没有想到，正是这些回忆中的事情，在“文革”中给老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老师们所受的污辱，我即便是用文字复述一遍都觉得不舒服，可以笑谈的只有一件：我们的数学老师曹惠生先生以不关心政治而著称，在我们读书那会儿他已经非常讲究衣着和发型，连拿粉笔的手势都像音乐家拿指挥棒一样漂亮，惹得当时刚刚懂点事的女同学们老是红着脸傻傻地看着他发怔。“文革”一来，他就没有一点是处了，一连批了几年，最后终于又要他上讲台，他决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把数学课教下去。于是在第一堂函数课里他把当时最流行的概念引了进来：“我们上海有一小撮阶级敌人，江苏也有一小撮，浙江也有一小撮，安徽也有一小撮，加在一起，是为四小撮阶级敌人……”他以为这样讲课总算是关心政治的了，没想到一下课就遭批判：“上级从来只说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你却闹出了四小撮，分明在为阶级敌人张目！”　

这次我一进校门口就遇到了曹老师，才问候两句便想证实上面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曹老师正色道：“传错了。我当时不是说四小撮而是说五小撮，特别加了一个山东，因为前来听课的工人宣传队师傅是山东人，我怕他受冷落，临时加的。没想到他批我批得最凶。”

曹老师已经成了一个老人，但我居然一眼就能认出来，我想根本原因是当年天天盯着看，学生们的眼睛和心灵都还非常纯净，清清楚楚地打上了烙印，再漫漶也不会失去底本。当然这是对主课老师而言的，而许多非主课老师却实在有点认不得了。这些非主课老师大多也早已退休，今天特地赶来，静静地站在路旁，站在楼梯拐角处，企盼往日的学生能认出他们。我的目光与他们一碰撞，立即感受到他们的企盼，便快步赶上去，一边呼喊着“老师”，一边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回忆起他们的姓氏。如电击火溅，有时居然真的在半秒钟里回忆起来，大声呼出，于是立即就能感到老人温热的手在自己的手掌心里微微颤动。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让老人失望。这时我想，做一个学生，什么错误都能犯，却万不能在毕业多年后面对一位年迈的老师时叫不出他的姓氏。

有一位老教师在操场角上注视我好一会儿了，赶紧迎上去，“李……”我正想亲热地叫他一声“李老师”，却又立即收口，因为猛然想起那不是他的姓氏而是他的绰号：李卜克内西。学生们都会调皮地给老师起一些绰号，大多是从老师的讲课内容中引发出来的，最要不得的是暗暗把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生物学老师叫做“草履虫”，真是大不敬。眼前这位老师是教世界历史的，讲到李卜克内西时发音特别顺溜悦耳，于是就有了这个绰号，他究竟姓什么，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那时我们这些才十几岁的学生就听到传言，说这位老师原是旧社会的一个著名法官，《六法全书》的编者之一，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这样一个大人物怎么落到中学教历史来了？我常常在课堂上好奇地注视着他的目光。他的目光，平静而忧郁，缥缈而苍凉。当时我已经对哲学发生兴趣，有很多问题弄不懂，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他才能帮助我。至今记得那天拦祝蝴请教哲学问题时他那多重的惊讶，大大的眼睛看了我好半天，便一把将我拉到树丛边，快速地向我推荐了一本外国哲学书，而且告诉我在哪个图书馆可以借到。今天我重提这件往事，他竟然全部记得，而且说，他每次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时总想转告我，那本哲学书有几处错误。“我不姓李，叫杜羡孔，老了，今年已经八十二岁。”

老人们的情况，最应该多问又最不便多问。没见到几位当年最熟悉的老师，暗自忐忑，却只敢在热烈的场面中留半个心眼悄悄搜寻。多搜寻到一个，多一分惊喜。我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已于去年逝世，今天有一位中年女子特地赶到校庆会场来找我，她是穆尼老师的女儿。她说，穆尼老师临终前几次留话，要把他的藏书全部移赠给我。我和同学们一听都吓了一跳，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近似图书馆的庞大收藏。穆尼老师终生贫寒，全是为了购置这些书；他的家庭几十年来一直局促在难于转身的狭隘空间里，全是为了堆放这些书。他藏书，不是为了著书立说，只是为了备课，备好一节节的中学语文课；而当他无法再用这些书籍备课的时候，也就毫不犹豫地决定把它们全都交给某个他认为成绩较好的学生。我当然不可能真去接受这份无价的馈赠，何况我现在连自己的藏书也已经完全无法对付，但面对穆尼老师的女儿我还是不能不心情沉重：毕业那么多年，我去拜访老师也就一二次罢了，而老师的遗言却突然使这架人情的天平严重失衡。天地间最大的人情失衡，第一产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第二产生于老师与学生之间。子女和学生痛切地发现这种失衡时，大多已无法弥补。

蓦然一愕，我站住了：迎面走来教化学的姜青老师，我化学成绩不好，三十年后还保留着对她的畏惧。姜老师清瘦典雅，依然戴着那副眼镜，笑得那么高贵。“有一件事我要向你道歉。”她说，“几年前，你还在做院长，我在一家饮食店里遇到你们学院的一帮学生，他们大声喧哗，不按次序，把先来的顾客挤在一边，而在他们的喧哗中又老是夹带着你的名字。我忍不住了，走过去要他们遵守秩序，并且告诉他们，做你们院长的学生不必如此炫耀，我是你们院长的老师，有资格教育你们——你看，我在一个不适当的地方冒用了你的名字。”　

我连忙问，结果如何，姜老师说：“这帮孩子不错，我原以为他们会把我说成骗子骂我一顿，没有，他们立即安静了，乖乖地排到了我们后面。”我安慰地笑了，想象着姜老师柔声柔气间的威仪，三十年前在化学课上就领受过的。

但是姜老师，你又何曾冒名，何必道歉！你不知道，自从学生我不小心出了一点小名，竟然有好几个从未给我上过一节课的人热衷充任我的师长，编造我的行迹，而且越说越离奇。我的名字，那个过去在课堂上老被你批评或表扬的名字，如今却长久浮动在各色盗版书的封面上，映现在那些我从未“指导”和“顾问”过的影视作品前，甚至还怪诞地成为筹款集资的旗号。为此，我十分理解今天已经五十出头的女同学们遇见当年老师时为什么会突然孩子般抽泣起来。你是我确证无疑的老师，看着我长大，我的名字只有在你口中叫出来才是最真实的。由你在公共场合宣布我是你的学生，是我的荣幸。　

我也要感谢我的那些顽皮的学生，他们居然立即安静了，没有让
我的老师难堪，因此也为我争了脸。我太知道他们，高个儿高嗓门，大大咧咧，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但基本上还是识大体、通情理的，只须轻轻一声断喝，便能领悟学生的本分。谢谢你们，我的学生。

67、关于谣言

好几位读我专栏的朋友问，下一篇写什么，我说关于语言，他们都眼光奇特，然后滔滔不绝。由此我产生警惕：人们受谣言的伤害太严重了，一篇文章如果着力分析谣言的诸般罪恶，也只不过在愤恨中加添愤恨，恐惧中加添恐惧罢了，怒火熊熊，阴气森森，何苦来着？按照我往常写作的习惯，还总会引述一些中国历史上的例证，但一部中国历史，受谣言播弄的影响过于沉重，厚厚的《二十四史》且不去翻它，光看前些年北方的出版家们编集的《古史龟鉴系列》，《谄谀》、《赃贿》、《谗诬》、《诓诈》各一大册，其中除《赃贿》外，别的三册都与谣言紧密相关，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直到现代，有些著名政治悲剧的产生，都与“谎报军情”有关，而“谎报军情”也就是造谣。显而易见，即便试图略作揭露和控诉，这篇文章就永远也写不完。　

那么，只好把书盖住，闭眼梳理自己的感觉。　

设定几个叙述台阶，力求平静。　

从焦灼到平静

我把谣言当作一个课题来研究是从六七年以前开始的，起因是为了自己。　

那时我突然受到了很多谣言的包围，却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像谣言也有一个契约，可以一二十年风平浪静，也可以一两个月烽烟四起。　

终于有一天，几位早已毕业的学生找上门来。我一开口就说：“多年不见，老师我已经青头紫脸。”他们苦笑了一下，便与我讨论起这些谣言的根源。他们认为，来势这么集中，一定有一个发射中心，这基本上与一个特殊的原因有关，容易理解；比较难理解的是为什么有许多对我并无恶意的人也喜欢这些谣言，而天南地北那么多与我毫无恩怨的报刊又乐于刊登这些未加核实的谣言。　

我只问他们一个问题：这样的谣言，别人听了会相信吗？他们思考了一会儿说，完全相信的人不多，完全不信的人也不多。　

这使我有点委屈。“我历来的行为大家都知道的啊，怎么可能……”　

“没用，”他们说，“谣言不讲逻辑，反差越大越有传播力。”　

“反正我们单位的人可以证明我是怎么一个人。”　

“不，”他们的声音近似残忍，“单位里的人也不拒绝听这些谣言。甚至你的那些朋友，也神秘兮兮地把那些报刊塞来塞去。”　

我木然。过后一个时期，经常有朋友打电话来安慰，他们都说那些文章态度偏激、无限上纲，却没有人怀疑那是谣言。报刊间也开始有文章在同情我了，那当然更是在态度而不可能在事实上说话。　

只有我一人有辟谣资格，但如果发表文章，最多只是争得人们的将信将疑。打官司，一个官司一拖几年，那么多谣言，够打大半辈子的了。

我很快决定完全不理，后来干脆不读一切报刊，不听报警电话，图一个耳根清静，但脑子里一直有一种有关谣言的思辨挥之不去，逼迫我对它作出研究。形貌卑琐的它，究竟有什么法道，弄得我们焦灼不安、毫无办法？　

于是，我开始了对谣言的研究。　

没想到，越研究，越变得神定气闲。　

所谓研究，首先是一种凌空鸟瞰。这一鸟瞰不要紧，目光一下落到了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中国先秦诸子那里，原来两千多年前这些麻袍飘飘的智者已经在为谣言大费脑筋了。一代代下来，谣言研究渐次被纳人人性论领域、心理学领域、历史学领域，一旦纳入，这些领域都因挖掘到了人人都能体验的精神暗窖而顿显丰盈。　

研究的目光必须扫及世俗情绪之外的领域。世俗情绪总是憎恶谣言的，研究者说，且慢，先看看大范围里的谣言。即便把谣言贬缩为谎言，在谎言中再缩小到故意的说谎，也不全是邪恶的。　

细想起来确实如此。艺术虚构也是一种故意的谎言，一位古代欧洲学者甚至说，戏剧就是把谎说圆了的艺术，观众乐于受骗。一位近代学者补充道，那是一种不具有现实伤害性的谎言，但也有人反驳，完全没有现实伤害性何来社会批判力？　

军事上的谎言世所公认，“兵不厌诈”。　

在其他职业中，例如医生和教师有时也要对病人和学生说一些仁慈或美丽的谎言。　

即便在政治上，柏拉图说某些统治者为了使公民更关切城邦的命运，也会传播一些杜撰的概念，无可厚非。至于民众间的政治谣传，国际上很多学者指出，至少有一部分，是对权威性的一种异议方式，是对不透明的一种透明欲求。有时，谣传比公告更真实。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结果，终于有人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我从不说谎言”本身就是一个大谎言。日本当代心理学家相场均先生甚至说，谣言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游戏，一种心理传递和话语传递的游戏；如果人类社会中完全没有谎言和谣言，世间将会因为病态的合理主义而毫无生趣。　

不管是否同意这一论断，“病态的合理主义”确实是我们这些文人的一大毛病。处处合理，何谓生活？没有芜淖，何谓大地？没有谣言，何谓真实？　

但是，明白了这些，并不是可以放纵谣言。只有了解了谣言的整体形态，我们才能划定一个包围圈步步进逼。包围什么？包围那些祸及人性人道、危及人类尊严的谣言。　

只有认清人类在精神领域的坑坑洼洼，我们才能细心地四处探测。探测什么？探测那些足以让善良的人们伤残或遭灭顶之灾的精神陷阱。　

因此，真正的人文研究似乎不露喜怒之色，其最终结果仍与人间道义有关。连那位认为世间没有谣言便毫无生趣的相场均先生最后也指出，谣言的主要结果是使许多人做了坏事，它久而久之会与犯罪结合在一起。我们无法消灭世间犯罪，却总要发现犯罪、控制犯罪、审判犯罪、惩处犯罪。　

那么，下面所说的谣言，就是进入我们包围圈的那一种了，不妨简称之为日常生活中的恶性谣。　

造谣的人们

谣言的生命可分作造谣和传谣两段。我们先说造谣。　

即使恶性谣言的制造，在最初也可分为恶意明显和恶意不明显两种。这两种造谣方式哪一种更让人头痛？乍一看是前者，实际上是后者。　

前者当然是可恨的，由恶意产生恶果，而且又把恶意藏匿在造谣中，能不可恨吗？但这种造谣毕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可寻，起点和终点比较明确，冤有头债有主，要打官司也可找到被告。因此，这是一种可惩处的造谣，一种可能激起公愤的造谣。　

相比之下，后者就麻烦得多了。由于恶意不明显，起点就模糊；居然产生恶果，因果关系就混乱了。这中间也不排斥误会的可能，但由误会而发展成恶性谣言，一定包含着非误会的因素。当恶果产生以后常能听到一叠声的解释，“误会，误会，真是误会”，这当然是遁词，结果谁都遁掉了，细查起来确实也没有一个人该负直接责任。于是我们看到：一群凡人，甚至一个好人，在不经意间酿就了恶，这种恶，人人都有可能参与，人人都有可能被害，既不知如何惩处，更不知如何防范，这样的造谣机制，实在可怖。　

因此，更值得探究的是这一种。　

在这种造谣机制的起点上，常常有以下几种人物。　

一，怒气冲冲的造谣者。　

这种人物脸色很正，声调很高，初一看是一个血气方刚、义正词严的社会批判家，不管是别人还是他自己，都万万没有想到能与造谣连在一起，更何况他们对谣言的批判也同样猛烈，但事实上，他们恰恰是造谣者。而且由于他们总是挟带着自以为正确的强硬社会观念，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中大声宣讲，因此在造谣活动中发挥着特殊功能。　

先看一段实例。　

改革开放初期，我曾在一个大型座谈会上听到一家企业的前任领导在大声地批判现任领导班子的劣迹：“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国营企业，但有人当官不到半年就天天与身份不明的美国人泡在一起，搞私下交易。领导班子五个人，竟有三个人的孩子在考美国人的托福，请问，他们到底要托谁的福？”　

发言者的社会观念和个人恩怨我们暂且搁置不论，至少据我事后了解，他所说的“天天与